2015年6月，乌干达基巴莱国家公园的努迦森林里，一群黑猩猩在领地交汇处相遇。

西部族群被中央族群赶走了。

这一幕看起来像一次普通摩擦——黑猩猩之间这种事每天都在发生。

但没有人意识到，这是人类有记录以来第二次观察到的黑猩猩“内战”的开端。

1995年，研究人员开始在努迦森林追踪这群黑猩猩。那时它们有大约200只，是已知规模最大的野生黑猩猩群体。

黑猩猩群体一般只有50只左右。这群黑猩猩分为中央和西部两个族群，和平共处，跨族群交配很常见。

三十年的观察数据，被写进了2026年4月9日《科学》杂志的一篇论文里。论文标题是《野生黑猩猩群体分裂后的致命冲突》。

第一作者叫Aaron Sandel，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灵长类动物学家。

01

事情不是突然发生的。

**2014年，大约一个月内，五只成年雄性黑猩猩相继死亡。**Sandel说，其中一些是“重要的联络者”。它们死后，社会网络被破坏了，两个族群之间的纽带开始松动。

**2015年，族群从团结转向了两极分化。**雄性首领更替，两个族群开始相互回避，跨族群交配停止了。西部雄性甚至开始在中央领地巡逻，试图扩大地盘。

**2017年1月，一场呼吸道疫情席卷了努迦森林，25只黑猩猩死亡。**死者中包括了“最后几个连接两个群体的”个体。

**2018年，分裂完成。**两个族群之间不再有任何联系。

然后，杀戮开始了。

2018年到2024年间，西部族群发动了24次攻击，杀死了至少7只成年雄性和17只幼崽。研究者说实际伤亡可能更高，因为很多黑猩猩消失得不明不白。

2021年起，攻击扩大到了对幼崽的系统性杀戮。

奇怪的是，数量占优的中央族群从未杀死任何一只西部黑猩猩。密歇根大学的灵长类动物学家John Mitani说，中央族群的雄性可能觉得自己被西部雌性拒之门外了。

到2026年初，原本处于劣势的西部族群不仅扩大了领地，还占据了森林里果实最丰茂的区域。西部族群的婴儿成活率大幅上升，群体规模反超了对手。

研究者指出，这群黑猩猩之间不存在宗教、语言、政治和种族的分歧。努迦森林食物充沛，不是资源短缺的问题。那到底是什么引发了这场暴力？

答案是：社会纽带的瓦解。

论文的核心发现是：当维系群体的“桥梁个体”消失，当群体大到个体间无法再团结一致，分裂就成了必然。

Mitani说，这群黑猩猩被自身的成功“反噬”了。

哈佛大学的灵长类动物学家Richard Wrangham说，这项研究“太棒了”，既阐明了人类战争的动机，又凸显了人类与黑猩猩的差异。

这话值得停下来想一想。

理念从来不是战争的根源——它是战争的催化剂和正当化工具。

02

《人类简史》的作者赫拉利说，人类之所以能形成大规模合作，是因为我们能“一起想象”——国家、宗教、法律、货币，都存在于集体想象之中。靠着这个能力，人类把合作规模扩大到了黑猩猩无法企及的程度。

但赫拉利也指出，这个能力是一把双刃剑。它能团结两百人，也能团结两亿人；它能带来文明，也能带来奥斯维辛。

十字军东征打了将近两百年。

教皇乌尔班二世在1095年的克莱蒙会议上说，这是“上帝的旨意”，夺回圣地耶路撒冷是每一个基督徒的责任。

但东征的背后，交织着教皇建立统一宗教世界的野心、西欧封建主对东方财富的贪婪、以及拜占庭帝国求援的地缘政治算计。

理念是旗帜，但驱动战争的东西远比旗帜复杂。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各国都将战争美化为保卫国家自由和民族文化的正义之战。但更深层的原因是经济上的竞争、殖民地的争夺、相冲突的殖民体系和势不两立的民族主义愿望。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西斯主义与反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对决似乎最为纯粹。但种族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绝对意志论这套理念体系，本质上是在为领土扩张、资源掠夺和民族清洗提供正当性。

理念把复杂的人简化成了标签。把邻居简化成了“异教徒”，把同胞简化成了“叛徒”，把另一个性别简化成了“敌人”。

而今天，这个简化的过程正在以前所未有的烈度加速。

03

加速器不是算法，算法只是工具。真正的发动机，是人。

美国政治的极化不是从社交媒体开始的。

特朗普正是顺应了“红脖子”选民的支持登上总统宝座。所谓“红脖子”——白人选民、没有大学学历的选民和年长选民——构成了特朗普最稳固的基本盘。2024年大选中，特朗普在全美超过89%的县的支持率都有所上升。

这不是算法制造的，这是数十年来全球化带来的产业转移、文化冲突、经济不平等累积的结果。白人选民感觉自己被抛弃了，他们需要一个代言人。算法只是把这种情绪放大了。

2025年9月10日，保守派活动人士、特朗普的密切盟友查理·柯克在犹他山谷大学演讲时被枪杀。检方称，子弹上刻着“Hey Facist! CATCH!”字样，凶手在短信中写道：“我受够了他的仇恨。有些仇恨是无法通过谈判消除的。”

Kirk生前创立的组织“转折点美国”为特朗普动员了保守派青年选民。这可不是算法催生的对立——这是政治理念的分歧演变成了真实的子弹。

欧洲也一样。

从2015年欢迎难民到2026年收紧移民政策，欧洲经历了剧烈转向。大量难民涌入不仅让接收国背上沉重负担，还在多国造成治安恶化、移民与当地人争抢工作机会。

反移民情绪上升，极右翼政治势力抬头。欧盟移民政策正在向右转，那些曾由右翼强硬派所主张的立场，如今已成了政治主流。

白左与极右之间的搏杀，从议会一直延伸到街头。算法放大了这一切，但根源在经济衰退、身份焦虑、文化冲突、全球化的副作用——这些因素纠结在一起，比任何算法都更复杂、更顽固。

国内也一样。性别对立正在成为最撕裂社会共识的伤口之一。

山西大同订婚强奸案是标志性事件。2025年4月，大同中院二审维持原判，席某因强奸罪获刑三年。2026年2月，该案入选新时代推动法治进程2025年度十大案件。

这起案件在网络上激起了剧烈撕裂——不同阵营以“性别站队”为特征激烈交锋，催化了对立情绪。

从脱口秀演员杨笠调侃男性是“垃圾”后屡遭抵制，到各种以“性别对立”为标签收割流量的剧本和闹剧——女性用户被推送“职场性别歧视”的案例，男性用户被推送“被诬告”“被索取彩礼”的故事，平台算法“越骂越推、越推越骂”，负面情绪能收获巨大流量。

这些事件之所以被制造出来、被疯转、被争论，恰恰说明性别对立的土壤已经足够肥沃。

这种对立不是凭空长出来的。 执行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留下了深刻的人口结构烙印。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男性比女性多3490万人；20至40岁适婚年龄男性比女性多1752万人，性别比108.9。

到2025年，这一差距缩小至约2899万人，但绝对数量依然庞大。几千万“多余”的男性在婚恋市场上处于结构性劣势——这不是任何个体能改变的命运，而是人口政策累积数十年的结果。

当结构性困境被简化为性别之间的相互指责，平台再以算法将每一次冲突放大、标签化、反复投喂，对立就成了自我实现的预言。

努迦森林里没有几千万“多余”的黑猩猩。

但即使没有这种结构性压力，只要“联络者”消失，分裂也会发生。而人类社会中，几千万人的结构性失衡、算法的持续催化、再加上政治和经济的多重张力——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剪断社会纽带的速度远比森林里快得多。

这恰恰是努迦森林里发生的事。

04

2014年那些“联络者”死后，两个族群之间的纽带断了。没有人在中间传递信息、缓和矛盾、维持联系。然后，分裂。

论文的第一作者Sandel说了一句令人不安的话：“这些是曾经牵过手的黑猩猩，现在它们试图杀死对方。”

曾经牵过手——这个词的重量在于：它们不是天生的敌人。它们是在共同的群体里长大、合作、交配、互相梳理毛发的同伴。但当连接两个群体的个体一个个消失，当社会纽带一根根断裂，“我们”和“他们”的边界就重新画了出来。

理念中的“敌方”和具体的人，从来就不是一回事。

那些被我们贴上“敌人”标签的人，在另一个标签下也是别人的父亲、母亲、孩子。

2014年死去的五只黑猩猩之所以重要，不是因为它们有多强大，而是因为它们愿意在两个群体之间走动——它们的存在本身，就是防止分裂的屏障。当最后一个愿意跨过那条线的人消失了，剩下的就只有对立。

乌干达森林里的黑猩猩不需要为它们的行为负责。它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它们只是在生物学的驱动下，沿着社会网络瓦解的方向滑落。

但人类知道。

我们知道那些被我们贴上标签的“敌人”，在另一个标签下是什么样子。我们知道“信息茧房”在长高。我们知道分裂的代价。

问题在于：当维系一个上亿人共同体的“共同想象”本身就在被撕裂——当每个人看到的世界都不一样，当“联络者”在现实世界里越来越少——我们打算怎么办？

努迦森林的教训是：分裂不需要理念分歧，不需要资源短缺，不需要文化差异。只需要把连接人与人之间的纽带一根根剪断。当再也没有人能在两个群体之间走动、说话，杀戮就不远了。

那些曾经牵过手的黑猩猩，现在隔着一条看不见的线互相凝视。它们不知道那条线是怎么画出来的。

而我们正在画一条类似的线。

区别在于——我们看得见那条线，却还在继续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