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尔·盖茨又来拯救全人类了。

这一次，他要把人类从人工智能手里救出来。

9月27日，盖茨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与媒体见面》节目中说，AI“足以推动造成十亿人死亡的事件”。当主持人问AI是否可能终结全人类时，他回答，虽然很难达到百分之百的灭绝，但恶意行为者与最新AI工具结合，可能成为前所未有的强大武器。

然后，熟悉的剧情就来了。

既然风险如此巨大，当然不能让企业自己决定。必须立法。必须让执法机关和政客参与。必须建立强制性的安全措施和监控机制。

一个月前，盖茨还发表了一篇近六千字的长文。他主张建立新的国内和国际AI治理机构，划出一批“人类专属岗位”，对AI token和机器人征税，用税收减缓企业用机器替代人的速度。

末日还没来，管理机构先来了。

十亿人还没死，税单先开出来了。

这套操作，我们实在太熟悉了。

01、“十亿人死亡”是怎么算出来的？

先把事实说清楚。

盖茨并没有断言AI一定会毁灭人类。他的准确意思是，AI可能被恶意行为者用于生物攻击、网络攻击等活动，并推动造成十亿人死亡的事件。

这种风险当然不能说绝对不存在。

AI可以帮助防御者发现软件漏洞，也可以帮助攻击者利用漏洞；可以帮助研究人员开发药物，也可能降低设计危险病原体的知识门槛。任何提高人类行动能力的通用工具，都可能同时被好人和坏人使用。

问题是，“可能造成伤害”与“需要建立全球管制体系”之间，隔着一条巨大的逻辑鸿沟。

十亿人这个数字怎么来的？

概率是多少？

具体通过什么路径发生？

哪些现有法律无法处理？

拟议中的监控又能降低多少风险？

监控造成的权力集中、创新损失和安全风险由谁承担？

在公开采访中，盖茨没有提供可以验证的概率模型，也没有给出一条足以支持“十亿人”这个数量级的完整因果链。他抛出了一个极其惊人的数字，接着便把立法、监控和国际机构摆上桌面。

这不是严谨的风险分析。

这更像一场末日营销。

只要把最坏结果说得足够恐怖，提出问题的人就会被要求闭嘴。你若反对扩权，就会被质问：万一真死了十亿人，你负责吗？

按照这种逻辑，任何权力都可以得到辩护。汽车可能撞死人，所以政府可以决定每个人去哪里；互联网可能传播犯罪知识，所以政府可以查看所有通信；菜刀可能杀人，所以每一把菜刀都应实时联网监控。

只要把“可能”放在前面，把“毁灭人类”放在后面，中间似乎什么都可以塞进去。

02、政府什么都不懂，所以应该管起来

整场采访最荒唐的一幕，是盖茨亲口承认，政府对AI危险边界的专业知识非常少。

可是几句话以后，他的结论居然是：必须让执法机关和政客参与，安全和监控必须成为强制要求。

这是什么逻辑？

因为政府不懂，所以应该让政府决定。

因为政客缺乏知识，所以应该把强制权交给政客。

因为官僚无法跟上技术发展，所以应该让技术发展先停下来等官僚。

一个企业不懂技术，投资失败，亏的是股东的钱。消费者不喜欢它的产品，企业就会失去收入。竞争对手还会抓住它犯错的机会。

监管机构判断错误呢？

它不会破产。

官员不会因为一项有价值的技术被禁止、一个小企业被合规成本压死、几百万消费者失去低价产品而赔偿。他们最安全的做法，永远是多审批一道，多监控一层，多禁止一种可能。

米塞斯反复说明，官僚组织不是依靠利润和亏损接受检验，而是依靠规则和预算运转。缺乏经济核算，官僚就无法知道自己消灭的机会究竟值多少钱。

盖茨看见了AI企业可能犯错，却假定监管者站在错误之外。

这不是风险意识。

这是对权力的迷信。

03、到底是谁需要被监控？

盖茨说，最危险的是恶意行为者使用AI。

这句话本身没有错。

错的是他把“恶意行为者”悄悄换成了“所有开发者和所有用户”，再把对具体犯罪的追责，换成对通用技术的预先监控。

罗斯巴德的原则非常清楚：法律针对的应当是侵害，而不是没有发生的想象。

一个人用AI诈骗，就追究诈骗责任；用AI侵入医院系统，就追究侵入和损害责任；用AI设计并投放生物武器，就是对他人生命和财产的严重侵犯。行为人造成多大损失，就承担多大责任。

但不能因为有人可能犯罪，就先把所有人的计算、交流和研究纳入监控。

更讽刺的是，盖茨自己的长文也承认，AI会让政府更容易实施自动化武力、监控民众和操纵舆论。他已经看见权力机构掌握AI的危险，给出的药方却是让权力机构掌握更多监控权。

请问，谁来监控监控者？

企业滥用数据，消费者可以离开，可以起诉，可以让它丢掉生意。国家建立的统一监控体系一旦被滥用，普通人退出到哪里？

真正可能形成“单点灾难”的，恰恰不是分散竞争的无数开发者，而是拥有强制力、数据库和统一标准的中心化机构。

04、大公司最喜欢“为全人类负责”

盖茨主张，每一个AI都必须具备强制性的安全和监控能力。他还说，这只会给行业增加“一点点成本”，不会明显拖慢发展。

世界首富口中的“一点点成本”，往往就是小企业的全部利润。

大型科技公司可以养几千人的法务、合规和政府关系团队，可以参加标准制定，可以把自己的技术路线写进行业规则。一个刚刚成立的创业团队却可能连评估、备案、审计和持续监控的固定成本都付不起。

监管成本从来不是按企业大小等比例增加。它是固定门槛。门槛越高，越有利于已经跨过门槛的人。

米塞斯研究院最近刊登的一篇文章，把这套机制说得更直白：今天那些主动要求监管AI的头部企业，未必是在要求政府约束自己，更可能是在要求政府替它们约束尚未出现的竞争者。

这并不是什么新故事。

罗斯巴德在研究美国进步主义时代时就指出，企业在市场上组织自愿卡特尔，往往很难成功。只要联盟里的企业想偷偷降价，只要外面的企业可以进入市场，用更低价格和更好产品争夺客户，卡特尔就会瓦解。

市场竞争最让既有巨头难受的地方，就在这里：你今天成功，不代表明天仍然成功；你拥有资本、品牌和技术，也仍然必须每天接受消费者投票。

但是，行政权力可以解决卡特尔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

一旦“安全标准”变成法定标准，“行业认证”变成营业资格，“风险评估”变成昂贵的固定成本，监管机构又有权阻止某个新模型发布，竞争就不再由消费者决定，而由谁能够进入审批大厅决定。

最先成长起来的企业，当初并不需要承担这些成本。等它们积累了资本、数据、算力和政策关系，却要求后来者先完成安全测试、持续审计、合规认证和各种备案，才有资格和它们竞争。

这像什么？

一个已经爬上楼顶的人，转身把梯子抽走，再告诉下面的人：我是为了你们的安全。

那篇文章以十九世纪美国铁路业为例。铁路巨头长期无法依靠自愿协议维持卡特尔，后来转向寻求联邦“监督”。1887年《州际商业法》和州际商业委员会建立后，行政力量才有能力替行业巨头维持它们自己维持不了的秩序。此后，钢铁、糖、石油和肉类加工等行业纷纷学习这种方法：把限制竞争包装成保护公众。

今天的词换成了“AI安全”，制度结构却十分相似。

昂贵测试是谁付得起？大公司。

谁最有能力参与标准制定？大公司。

谁最能承受漫长审批？大公司。

谁会被“不够安全”挡在门外？没有政府关系、没有法务团队、没有雄厚资本的新企业和开源开发者。

很多人把这种现象称为“监管俘获”，仿佛监管原本代表公众，只是后来不幸被企业利用。罗斯巴德式的分析更进一步：不少监管安排从形成之初，就离不开既有企业与权力的共同推动。企业得到准入壁垒，官僚得到预算、职位和决定行业命运的权力，双方各取所需；消费者则得到更少的选择、更慢的创新和更高的价格。

盖茨在自己的文章中承认，他仍与科技行业存在财务联系，也在与微软及其他AI公司合作。这不能证明他的动机一定不良，却足以提醒人们：当一个与行业巨头关系密切的人要求政府提高全行业门槛时，不能只听他的道德宣言，还要看规则将产生什么结果。

盖茨不是这些AI公司的现任CEO，因此不能把其他企业家的主张直接算到他头上。但他提出的治理机构、强制监控、岗位限制和AI税，恰好会形成同一类效果：把本来由企业和消费者承担的判断，交给少数能够参与规则制定的人。

结果并不难预测。

最有钱、最接近政策制定者的企业会成为“安全”的代表。开源团队、小企业和后来者则会成为需要被管理的风险。

罗斯巴德早就揭示过，大企业未必总是喜欢自由市场。真正激烈的市场竞争会不断产生新对手。对既有巨头而言，最舒服的状态不是没有监管，而是拥有一套自己付得起、竞争者付不起的监管。

嘴上说保护全人类，最后保护的往往是自己的市场地位。

05、最可笑的是“人类专属岗位”

盖茨还发明了一个听起来很温暖的概念：“人类专属”。

他的意思是，有些岗位即使机器人能够完成，也应当保留给人类。为了避免企业太快采用AI和机器人，还可以划出岗位保护区。

这个主意如果早两百年出现，今天一定很热闹。

我们可以设立“人类专属马车夫”，禁止汽车抢走马车夫的工作；设立“人类专属抄写员”，禁止打印机替代手写；设立“人类专属计算员”，禁止电子表格提高会计效率；再设立“人类专属软件安装员”，禁止操作系统变得太容易使用。

不知道当年微软用软件替代无数人工流程时，盖茨为什么没有主动划出几个“人类专属区”？

盖茨把企业采用AI、降低成本、降价竞争称为可能形成“恶性循环”。

但企业降低成本，竞争对手被迫跟进，商品价格继续下降，这恰恰是市场经济提高普通人生活水平的基本过程。

消费者不是为了给别人提供岗位而购买商品。劳动也不是越多越好。生产的目的，是用更少的资源满足更多需求。

如果十个人能完成过去一百个人的工作，社会并没有损失九十个人，而是释放了九十个人的时间和劳动。新的工作在哪里，不可能由盖茨或某个部门事先列出。企业家正是在不断变化的价格、成本和需求中发现新的用途。

转型当然会带来痛苦。真正帮助劳动者的办法，是让创业更容易、就业更自由、税费更低、货币购买力更稳定，让资本更快进入新的行业。

把旧岗位封存起来，只会把人锁在低效率结构中。

06、机器人还没上岗，税务员先到了

盖茨的政策建议中，最诚实的一项是征税。

他主张对AI token和机器人征税，用税收减缓企业用机器替代人的速度，并为再培训和福利提供资金。他甚至承认，这种做法在经济效率上并非最优，但认为社会“负担得起一点低效率”。

多么慷慨。

企业承担得起，消费者承担得起，工人承担得起，唯独提出建议的人不需要承担。

AI和机器人是什么？是资本品。它们的作用，是提高劳动生产率，让同样的劳动生产更多商品和服务。

对机器人征税，就是对生产率征税。

对AI token征税，就是对知识处理和计算效率征税。

结果是什么？

企业成本上升，产品价格上升，小企业更难使用先进工具，普通人更晚享受技术进步。国际竞争中没有征税的企业取得优势，被征税地区的岗位反而流失得更快。

然后，倡议者还可以站出来说：你看，市场果然制造了失业，我们需要更多税收和干预。

先打断你的腿，再向你出售拐杖。这就是许多“保护劳动者”政策的真实结构。

07、AI真正需要的是责任，不是救世主

AI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

它是人类行动的工具。

一个工具越强大，使用者承担责任就越重要。但责任和监管不是同一个东西。

责任意味着：谁作出决定，谁承担后果；谁侵犯他人，谁赔偿损失；谁作出承诺，谁履行契约；谁隐瞒风险、实施欺诈，谁接受惩罚。

监管经常意味着：由不承担直接损失的人替所有人决定；企业先花钱证明自己服从流程；消费者为合规成本买单；一旦规则失败，再成立一个更大的机构继续监管。

霍普的制度分析提醒我们，不能只听一个制度宣称保护谁，而要看决策者承担什么成本。企业错误会损失资本，消费者错误会损失自己的钱。官僚错误造成的代价，却由纳税人、企业和消费者共同承担。

真正可靠的AI安全机制，会来自多重竞争：模型企业为了声誉设置安全边界，云服务商为了避免赔偿审查高风险使用，保险机构根据风险调整保费，客户通过合同要求数据保护和审计，安全公司靠发现漏洞赚钱，开源社区公开检查代码和模型。

这些机制都可能犯错。但它们彼此独立，承担成本，也可以被替代。

统一的监管者一旦犯错，所有人只能一起承受。

08、不要被末日数字吓得交出自由

比尔·盖茨当然可以担心AI。

他也有权写文章、做采访、劝说企业采用他认可的安全措施。只要是自愿的，他甚至可以拿自己的钱建立认证机构、资助安全研究、为受影响的劳动者提供培训。

问题在于，他不满足于劝说。

他要立法，要强制监控，要建立新的国内和国际权力机构，要保留特定岗位，还要向AI和机器人征税。

这就不是发表意见了。

这是要求全社会为他的判断买单。

一个靠技术创新成为世界首富的人，现在告诉年轻创业者：你们的创新太快了，需要等一等；告诉企业：你们提高效率太快了，需要交税；告诉消费者：你们不能只看产品是否好用，还要接受我们替你们设计的“人类未来”。

这场面当然值得嘲笑。

AI可能犯错，企业可能作恶，人类也可能利用技术伤害他人。这些都是真的。

但另一个事实更加确定：每一次以末日为名建立的权力，都不会只在末日到来时使用；每一项以保护为名开征的税，也不会只由比尔·盖茨支付。

AI是否会造成十亿人死亡，盖茨没有证明。

可他的方案会制造更多官僚、更多监控、更多税收、更高门槛，这几乎不需要预测。

所以，人类现在最不需要的，就是又一位亿万富翁站在聚光灯下，用一个无法验证的末日数字，替全世界设计制度。

AI还没有毁灭人类。

别让“拯救人类”的人，先把人类的选择权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