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月12日，中国A股市场以单日3.6万亿元人民币的天量成交额刷新历史纪录。

这场看似国内市场的资金狂欢，实则是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深度重构的金融镜像，是一场在大国博弈、货币体系裂变与产业链竞争背景下，全球资本对安全与增长进行重新定义的“大迁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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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内生货币体系的重构与竞争

要理解3.6万亿成交的流动性从何而来，必须首先抛弃货币由央行“外生”注入的传统观念。

货币内生性理论指出：

现代经济中的货币主要由商业银行响应企业和政府的信贷需求而“创造”出来，央行的角色更多是事后调节利率与维护系统稳定。

2026年的全球天量流动性，正是这一逻辑在全球尺度上演变的集中体现。

历史是一面镜子。

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美元与黄金脱钩，标志着全球进入纯信用货币时代。

这本质上是货币价值锚定物的终极转变——从外在的贵金属转向发行国的经济信用与政治实力。

凭借美国无与伦比的综合国力，美元成为了全球最主要的“内生货币”，美联储的货币政策通过贸易与金融网络为世界提供基础流动性。

然而，2026年的格局显示，这套单一主导的体系正在发生根本性裂变。

其核心体现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全球内生货币”创造模式的竞争：

1、中国的数字人民币（e-CNY）路径：更贴近后凯恩斯主义对功能货币的设想。

通过计息机制，持有e-CNY跨境资金不再承担无息机会成本；

借助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mBridge）等项目，它直接嵌入跨国贸易与投资链条，使货币创造与实体经济活动紧密结合。

这类似于古代以实体经济活动为支撑的货币流通体系，信用基于庞大的生产与交易网络。

2023年3月，人民币在中国的跨境支付中的占比已达48%，历史上首次超过美元，超过30个国家在双边贸易中转向人民币结算，这便是新货币网络形成的有力证据。

2、美国的《GENIUS法案》稳定币路径：试图将主流稳定币锚定于美国国债，并禁止其计息。

这本质上是延续并试图加固现有的“金融美元”循环——货币创造高度依赖美国国债的发行与交易，形成一个以美国财政赤字和金融市场为核心的全球流动性循环。

这种模式在全球化黄金期运转良好，但其内在脆弱性正随大国博弈加剧而暴露。

明斯基的“金融不稳定性假说”在此极具解释力：

以金融资产价格膨胀为驱动的内生货币创造，天然具有走向投机狂热并最终崩溃的倾向。

因此，流向A股的巨量资金，其根源在于全球货币创造的源头正在迁移和多元化。

一个以中国实体经济贸易网络为支撑的新货币创造池已然形成。

这部分新创造出的信用货币，正在全球范围内寻找能代表未来生产能力的资产进行配置。

北向资金在2025年市场波动中逆势净流入140亿美元，持仓总市值攀升至2.59万亿元，正是这一趋势的直接体现。

这不是简单的“水”流了进来，而是“造水”的源头本身发生了结构性增长与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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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确定性时代

凯恩斯曾深刻指出，在根本性的“不确定性”（而非可计算的风险）面前，投资决策由“动物精神”驱动。

在此环境下，资本的流动性偏好——即持有现金而非其他资产的意愿——成为关键变量。

2026年的世界充满了地缘冲突、科技脱钩与货币体系变迁，这种根本不确定性被推向极致，直接触发了全球资本流动性偏好的历史性调整。

传统上，美元与美债被视作全球终极的“流动性避风港”，其信用基于对美国偿付能力与政治稳定的信念。

然而，当美国国债总额突破38万亿美元，且频繁将美元支付体系“武器化”时，这一信念动摇了。

最清晰的信号是黄金价格飙升至4500美元/盎司以上的历史高位。

增持黄金并非为了生产性收益，而是法币信用不确定性中寻求的“终极流动性保险”。

全球央行持续购金，中国已连续增持13个月，这标志着公共部门正在集体下调对传统法币（尤其是美元）的流动性偏好。

与此同时，私人资本对“安全资产”的定义发生了质变。

安全不再完全等同于“易于兑换成美元且价格稳定”，而越来越趋向于 “附着于未来关键生产能力且不受单一地缘政治干扰”。

A股，特别是其中的硬科技与高端制造板块，正是在这种新定义下，部分地从“风险资产”范畴进入了“新型安全资产”的视野。

历史类比颇具启发性。

大航海时代后期，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股票曾成为欧洲资本争相持有的“安全资产”，并非因其股息稳定，而是因为它代表了当时全球最赚钱的贸易航线与殖民特许权——即未来的利润生产能力。

今天，外资重仓宁德时代、北方华创，同时减持部分传统消费股，其深层逻辑如出一辙。

在中美科技博弈的“不确定性”下，这些企业所代表的中国在新能源、半导体等领域的全产业链能力，被视为未来全球经济中不可或缺且具备定价权的“生产性权力”。

持有其股权，是对抗全球产业链割裂风险、分享确定性增长的一种新型“流动性”选择。

这种偏好从传统金融资产向生产性权益资产的迁移，是3.6万亿成交额背后的关键心理动因。

它不仅仅是“钱多”，更是“钱的意志”变了：

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最可靠的“现金”或许不再是那张绿色的纸币，而是那些能塑造未来世界的工厂、技术与市场份额的股权凭证。

A股作为“有效需求”的核心承载平台

卡莱茨基、温特劳布的模型强调，利润的实现取决于投资等“有效需求”。

经济的健康关键在于货币资本能否持续、大规模地转化为对实体生产能力的投资，形成“生产-利润-再投资”的良性循环，而非陷入“金融资产自我复利”的投机循环。

当前全球资本在A股的“大迁徙”，正是一场从“金融美元循环”转向“人民币生产循环”的配置革命。

美国《GENIUS法案》试图加固的，正是那个以美国国债为核心抵押品的全球金融循环。

然而，这个循环的持续性依赖于全球对美国财政赤字的融资需求，与全球实体生产能力的分布日益脱节，其脆弱性在2024年硅谷银行事件及后续的地区银行危机中已显露端倪。

反观中国，通过数字人民币嵌入贸易、金砖国家本币合作扩容，直接构建了一个将货币创造与跨国生产、贸易活动更紧密挂钩的平行体系。

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在2026年初总市值已超28万亿元，其贸易链、基建与科技合作升级，为相关资本流动提供了实体网络。

流向A股硬科技板块的巨量资金，其深层意图正是参与并驱动中国主导的“新质生产力”投资循环。

市场数据清晰印证了这一点：AI算力、高端制造、创新药等板块合计占据龙虎榜成交额的70%以上，中科曙光、寒武纪等标的获机构单日净买入常超10亿元。

外资的涌入，在此起到了国家级“风险投资”的作用。

它们买入这些公司的股票，实质上是为其研发与产能扩张提供股权融资，并提前认可其未来创造利润的能力。

这完美验证了投资决定储蓄（利润）。

国际资本通过A股渠道，将自身的购买力（储蓄）转换为对中国关键产业的投资。

这些投资若成功，将创造出巨大的未来利润，并以股息与资本增值的形式实现全球回报。

历史镜鉴再次显现。

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量英国资本涌入美国铁路、钢铁业，推动了美国的崛起，也让英国资本获得了超额回报。

这并非单纯金融投机，而是资本对当时世界最具活力“生产循环”的理性押注。

今天，全球资本对A股“新质生产力”的聚焦，是类似逻辑在数字经济与高端制造时代的重演。

中国齐全的产业链配套、庞大的工程师红利与持续的政策支持，共同构成了一个能承接天量资本并将其高效转化为生产性投资的“制度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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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博弈下的“稳定器”

天量成交的健康与否，取决于两大关键：

资金是否流向提升长期生产潜力的领域，以及是否存在防止系统性崩溃的稳定机制。

首先，资金从房地产等传统部门向硬科技权益市场的“大迁徙”，是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金融映射。

拉瓦耶指出，部门间不平衡会导致增长瓶颈。

过去依赖房地产和基建的增长模式导致了债务堆积与资源错配。

当前政策引导与市场力量共同推动的“脱虚向实”，旨在将信贷创造导向能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战略性部门。

北向资金重点加仓有色金属、电力设备等出口导向板块，正是看中了它们在全球绿色转型与供应链重构中的新角色。

这是一场生产结构在资本引导下的主动重塑。

其次，大国博弈加剧了市场波动，凸显了“最后交易商”的重要性。

在资产价格暴跌、流动性枯竭时，央行必须且有能力入市充当关键资产的“最后购买者”以稳定金融体系。

在中国语境下，维护资本市场稳定、防止因外部冲击（如潜在的“代码级长臂管辖”）引发非理性踩踏，已成为金融安全的核心组成部分。

中国央行维持流动性合理充裕的承诺与能力，为市场提供了隐性的“看跌期权”，极大增强了国内外资本长期驻留的信心。

这种由国家信用背书的稳定性，是A股在全球动荡中吸引力的关键成分。

然而，大国博弈下的资本流动也非坦途，潜在风险不容忽视：

1、金融武器化风险：美国可能针对跨境资金流动实施更精准的“长臂管辖”，对特定渠道或标的进行制裁，引发短期市场扰动。

近期对部分加密货币交易所的制裁已显露此苗头。

2、货币竞争波动：全球货币体系的多极化竞争本身可能加剧汇率和资本流动的短期波动。

3、内部转换效能：关键在于中国能否持续将涌入的货币资本，高效转化为真实的技术突破与产业升级，避免资金空转或催生局部泡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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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资本新秩序的诞生

3.6万亿天量成交绝非单纯的泡沫或投机。

它是一个多层次、动力交织的综合性结果：

1、货币层面：反映了以美元为核心的单一“全球内生货币”创造体系正在裂变，一个基于实体贸易网络、与生产循环更紧密结合的人民币计价货币创造池正在崛起。

2、行为层面：体现了在根本不确定性时代，全球资本的“流动性偏好”发生史诗级逆转，从追逐传统金融避风港转向追逐代表未来生产能力的“新型安全资产”。

3、循环层面：标志着全球资本配置的重心，开始从“金融美元循环”向“人民币生产循环”迁移，A股成为全球“有效需求”注入中国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平台。

4、结构层面：是国内经济结构转型的金融表现，也是大国政策信用充当市场“稳定器”的效能检验。

这场“大迁徙”的深层本质，是全球资本在大国博弈背景下对“安全”与“增长”的重新定义。

人民币资产的信用基础、中国产业链的韧性、以及政策环境的稳定性，共同构成了A股在新格局下的核心吸引力。

3.6万亿的成交盛宴，既是国内居民资产配置从房产转向权益的缩影，更是全球资本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变迁中，用真金白银进行的理性再配置投票。

未来，这一趋势的持续与强化，将取决于一个核心命题：

中国能否持续将涌入的货币资本，高效地转化为引领未来的技术突破与产业升级，从而最终夯实这场历史性“大迁徙”的实体经济根基。

而全球资本，也将在这一进程中，持续寻找并定义下一个时代的价值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