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必须由稳定的治理体制驱动，让市场主动调节能力可持续推动国家经济高水平发展。

中国经济的可持续高水平发展生命力，究竟应基于国企改革，还是优化民企发展环境？作者说，这个问题事关发展与安全能力建设。（法新社）

中国经济必须由稳定的治理体制驱动，让市场主动调节能力可持续推动国家经济高水平发展，有效应对国际发展动态挑战，而非依赖（局限）于诸如每年一度的经济工作会议，对内外发展形势进行评估、预判及制订政策，进行非连续性调整。 中国相比较于近代的积贫积弱，正趋崛起，这是不争的事实，也是不可阻挡的大势。中国除非自身发生重大历史性政治事件或者经济衰退，必将作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力量屹立、绵延。当然，中国必须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各国相取相补、相扶相助，推进人类文明共同进步。 中国改革开放40年取得的发展进步是惊人的，航母、航天、5G、半导体、量子技术、算力、经济总量、论文被引数据、法治能力等，都达到前所未有的最高水平。这一切都来自于政经治理改革开放。在中国及人类发展史上，邓小平必将是一个上承古、近代文明与下启现代及未来文明进程而具有重大历史贡献的人物。他开创的改革开放进程，只要不停滞、不倒退，中国必将越来越文明与富足，必将有效促进全人类文明进步。

中国经济的可持续高水平发展生命力，究竟应基于国企改革，还是优化民企发展环境？这个问题事关发展与安全能力建设。国企及民企改革的关键在于：一、发展活力与能力问题；二、国家经济体系中的权重及两者如何平等参与市场发展问题。 政府作为社会治理和监管者及公共产品提供者，与作为企业股东的身份相混一，企业家与政府官员身份相交杂，既不利于政府职能行使，更不利于国企作为市场主体的功能实现。没有真正的企业家精神，就不会有充分、高效与可持续的市场能力及利润。国家发展能力建设，要求国企民企充分发挥创造创新主动性，要求全部市场主体同轨同规发展。 无论是去年7月出台促进民营经济发展“31条”，还是去年11月由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等八部门联合发文支持民企发展“25条”，均不足以明显提振市场及股市信心。因为，市场对于“政策市”的可持续发展能力缺乏稳定信心。一个经济体的高水平可持续发展，必须建基于确定性的治理体制与法治能力，为市场提供可持续的发展与自我调节能力。 庞大的国企央企，为经济体系改造与初生奠定基础，作出贡献，但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发展历程表明，私企作为主要市场主体，更具有可持续高水平发展能力。推动美国及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主体来自包括中国华为在内的私企。美国政经、科技、教育、军事等领域的强劲能力源于高水平私营经济体系。 美国作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据2022年统计数据，私营经济占国内生产总值（GDP）88.6%，政府及国企共占比11.4%。相比较，根据中国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官网数据，截至2022年，全国民营经济GDP占比48.4%。2023年度全球500强，美国有136家，大多是民企；中国有142家，基本上是央（国）企，大多为电网、石油、天然气、建筑、铁路、银行、保险等高度国资垄断企业。全球500强前20位，美国九家，中国四家。全球500强民企，美国260家，中国35家。显然，美国现仍然保持更多全球性大企业及强大全球经济驱动力。 未来中美之间的核心竞争在高科技领域，而高科技产品及研发与生产主体在私企。这意味着，中美之间的真正决战，在私营经济之间展开，在是否有利于促进私营经济可持续高水平发展的治理体制之间展开。 最近，有两项科技能力刷新了发展前沿。一是人工智能视频生成技术软件Sora（及Gemini 1.5 Pro），二是奥德修斯（Odysseus）月球着陆器成功登月。这两项前沿科技，包括奥德修斯发射火箭“猎鹰9”，均由美国私企研制完成。 从一个国家的发展能力建设而言，将国企与民企设置了明显政经及法律待遇位差，这本身就是一种自我发展限制。中国的国有经济占比已经不能很好地适应国家发展与安全能力建设及全球政经发展趋势挑战，正如马恩学说原本原旨体系已完全不能有效适应现今政治与经济发展进程及能力建设。当然，这不意味着可以否定马说也是人类文明进程中的重大学说思想（流派）之一。 邓小平当年力主改革开放，是因为国家面临发展与安全情势严峻挑战（“不改革就是一条死路”），一者是为了改革与解放包括法律体系在内的政治体制，二者是为了改革包括私营经济发展体制环境在内的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开放40年，离开了民营经济发展成果与贡献，不可能有如今天。中国未来发展与安全能力建设，必将与日俱增地受制于私营经济发展水平。 近年，中国因基于政制及地缘政经利益引发的与国际社会之间的矛盾明显上升。中国的发展与安全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风险，主要表现在：一、可持续公开确定公权力更迭规则及秩序尚未建立；二、国企份额过重及尚未建立国企民企同规同轨发展的市场体系。这二条已经给国家可持续发展与安全带来重大不确定性治理风险及能力局限。 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曾针对上帝与人类的关系写过这样一段话：“没有这个世界（的存在），上帝就不是上帝……上帝之所以成为上帝，只有在他认识自己的时候……是他所知的人类观念中的上帝。”那么，我们可否这样说，中国之所以为中国，一方面是自我文明缔造，另一方面是人类全球认识中的中国！中国应充分认识自身，做更好更真实的中国，做一个真正富有全球正确文明贡献与影响力的大国。常言道：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有比较才能有鉴别。 中国发展的强弱及兴衰，无不可从政制中找到答案。严格地讲，中国政治仍未全面清除封建政治沿袭因素，而处于由封建政制向现代治理形态转型过程中。在这阶段，改革进步与迟滞倒退的力量不免相互纠缠，充满拉扯和斗争。 中国漫长的封建政治史，一直以皇权的至高无上为专制政制中心，期间也交错有权臣与门阀政治。后两者情形下，皇帝沦为傀儡，国家实际决策与执行权由权臣或者门阀大族掌控。皇权的至高无上，意味着君主可与民同乐，但不可与民同等、同座！行有距，坐上下；君主南面，臣民向北。 正因如此，国家人事往往取决于君主一人的识人用人取向，进而制约着国家强弱与兴衰。魏晋史研究者南朝先生在《门阀》一书中，针对封建君主与国家人事关系写道：不能充分用人的君主，有二个明显弱点，一是好自逞能，二是没有用人之力，归根结底都是一种不自信、无能的表现。 中国的巨大不确定性政治风险隐患在于：现政体及政制下，既没有了血统继承制，又未确立公开透明可预见的竞选机制，无法预判下一任领导人会是谁及其政治理念（方向）会怎样？ 与欧美近现代政治文明进程相比较，中国政治仍存在巨大封闭与自抑，导致国家治理与发展存在自限。近代欧洲政治文明的主要功能在于开放，国家政体向全体国民开放，没有家族、血统及政党、政见局限。政治开放，是国家可持续高水平发展和安全能力的重要来源。 中国经济必须由稳定的治理体制驱动，让市场主动调节能力可持续推动国家经济高水平发展，有效应对国际发展动态挑战，而非依赖（局限）于诸如每年一度的经济工作会议，对内外发展形势进行评估、预判及制订政策，进行非连续性调整。这也是可持续有效提升市场及外资信心的根本。 （作者是中国发展与安全研究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