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元：中美关系解困基础是政治互信

在彼此都不可能退让之下，中美避免直接军事冲突的路径只剩下一条：达成建设性的高度国家政治互信。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左）与美国总统拜登11月14日在印尼峇厘岛举行两人上任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路透社）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1月14日在印尼峇厘岛与美国总统拜登会晤时开门见山地说：当前的中美关系局面，不符合两国根本利益，也不符合国际社会期待。中国无意挑战与取代美国。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基础中的基础，是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 中国显然在处理中美关系上比过去更加自信与从容。但中美关系能否最终解困及中国能否在中美关系中行使有效主动权，关键取决于两点：一、能否达成彼此间的政治（国家发展方向）互信；二、能否在台湾问题上达成政治谅解。这两点，前者是前提，没有前者就不会有后者。如果这两点能同时成就，中美关系将发生根本性改变，美国的印太战略体系（结构）也将发生改变。 台湾问题事关中国核心利益（国家统一与民族复兴），但美国也认为台湾关乎其核心战略利益。中国不承诺放弃武力，在作武力解决的军事准备，美国也在作与中国在台海发生军事冲突的准备。美国众议院12月8日通过《国防授权法》，内容就包括为台湾制定防务现代化计划及在2023年至2027年每年援台军费20亿美元。在彼此都不可能退让之下，中美避免直接军事冲突的路径只剩下一条：达成建设性的高度国家政治（发展方向）互信。

这也正是中国在处理台湾及中美关系上整体面临的切实艰困所在。 美国与世界须要更多地从作为一个文明形态的视角认识中国，中国也须要继续深化作为现代国家治理的自我革命进程。中国作为一种文明发展形态，2500多年来，整体上的知识更新及社会治理变革进程十分迟缓。在近4000多年社会治理发展中，主要关注于对人本身的理解及人与天道（自然界）间关系的认识和顺应，在对于社会和国家的治理及世界起源与运行法则的探究上，显得比较滞后。 当欧洲人发现南太平洋地区的澳洲、新西兰及美洲并开发美洲大陆时，当欧洲人历经文艺复兴后完整创立解剖学、药物学、生物学、逻辑学、解析几何等一系列基础学科并完成工业革命时，许多中国人仍然泥泞在儒释道等十分局限的旧知识范畴上打圈圈，未能开始认识到民主政治、市场经济、法治社会这些国家治理重器的有效功能，徘徊于对非以科学与规则为理性依据的所谓贤明圣君个人政治期待上。 在构建社会主义发展学说这件事上，马克思实际上是把一锅未煮熟的“夹生饭”端上了桌，许多信奉了这套学说的人（国家），吃了都不免拉肚子。中国在1949年建立新国家以后长期找不到“社会主义建设”有效方向，甚至于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样荒唐的社会理念，搞起文化大革命这样祸国殃民的长时间社会动乱。 邓小平洞察到马克思这锅夹生饭的根本缺失（不搞市场经济，死路一条），果断引入市场商品经济，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理念。在这理论框架下，民主、自由、平等、法治等人本理念尽数纳入，并渐而成为主流发展理念，加速中国社会发展。实际上，中国社会由此启动了探索与欧美社会协同发展的进程。 历经300多年自由资本主义发展进程，无序的生产与分配体系已然不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以完善的法治社会与民主政治决策机制为核心内置的市场经济秩序及福利社会。在这样的时代条件下，再强调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这样明显缺乏现实意义却挑动国家对立的发展形态分类，完全是自我僵化或作茧自缚，成为导致全球分裂的一个重大不良因素。马恩社会发展学说明显缺乏符合人类社会规律的科学依据。邓小平之所以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概念，是为了避免人们对“中国特色资本主义”或“中国特色市场经济”概念的不适应。 人类社会迄今取得的整体文明水准，无论在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国家，无不得益于全球化，得益于市场、法治与民主政治的力量。全球化是人类高品质发展的前提与基础，也是必由之道。若非以规则与科学为前提，所谓的多元及特色政治，在全球化进程中，都将沉没于星辰大海。中美冲突表面上看，是基于意识形态及发展利益，实际上也主要是基于全球化驱动。 中美之间不应抱持相互对抗的国家关系处理模式，这给两国及全球共同利益造成了无谓的伤害。人类当下，急切需要包括中美在内的全球正义力量对邪恶发展势力的打击和遏制，不然如普京、金正恩等人会想当然地胡作非为。在他们内心，除了对于狭隘个人私利的“殚精竭虑”，没有人民福祉，更没有全人类的秩序与共同利益。 中美冲突的根本在于能否最终建立起彼此间的政治（国家发展）互信。美国应当更多展现其综合发展先进性，发挥对人类整体可持续发展的使命感与责任。中美应当立足于全球秩序及未来发展的深远视野，切实秉持彼此尊重而相互融合发展的政治理念，共同成为全球可持续发展的中流砥柱。唯其如此，才能将反全球化势力斩除或者有效矫正，将彼此命运攸关的人类社会导向健康。 根据人类历史与市场发展规律，中国这样一个14亿人口的国家，随着市场与法治环境完善而释放的社会生产力、资本与劳动力，必然要走向全球谋发展。中国的发展不可能不依赖全球市场。在经济高度依赖全球化的今天，任何自我封闭或被封闭，都必然严重损害一个国家的发展品质。是否有利于国家自我发展能力的可持续提升，是对一个国家的一切内外政策制订及决策者优劣的唯一试金石。 中国作为人口及地理资源大国，应当以更加务实的作为更深入参与印太及全球事务，包括积极影响朝核问题，不断改革与完善国家体制与人文领域，建立起全球最优制造业、农业、动植物产品、科技、教育及服务等生产与供应体系，成为全球产品质量最优且价格最低廉的国家。中国应致力于发展成为最可信赖的人类文明强国，主导构建文明、富足与和谐的全球生活秩序，并为此提供坚实标杆与驱动力。 （作者是北京学者 牛津大学一带一路与全球领导力博士后）

黄元：中国统筹发展和安全与中美关系

中国面临发展与安全的双重压力已经十分突出。发展与安全是彼此依存的辩证逻辑，没有良好发展就不可能有良性国家安全保障，没有国家安全也就不会有良好发展。这既有中国近代深重的历史教训，也有当下俄罗斯的活教材。俄罗斯不以可持续且融入全球发展体系的视野为导向，执意走低等侵略型“发展”模式，必导致民族和国家全面失败。普京在全球面前，除了强词夺理及以核武等恐吓与绑架全球安全，已所剩无几。 国家安全首要来源于发展，“发展是第一要务”这句话永远不会过时。据媒体报道，中国三大科技巨头中，阿里、腾讯的利润或者净收入较之前已经下降50%，腾讯有数十亿美元投资被撤回，阿里由日本软银撤出大量资金，华为也面临须要首先“活下去”的危机。巴菲特减持比亚迪股份，房地产市场进入“冬眠”状态。14亿人口的大国，如果没有可持续的发展及经济安全，国家安全与政治安全将从何谈起？ 中美冲突已经引发中国发展与安全的一系列严峻局面。中国在今后相当长时期里的可持续国家安全，必须依赖三个方面：一、在国家治理上，全面跃升建立可持续发展格局，完善与保护市场经济发展各环节及其终端，提升法治国家建设各环节，完善民主政治（全过程民主）机制，让每一个中国人都充分发展与安全，使中国充分安全且处于绿色可持续发展状态。

二、在国际关系上，与美欧加澳及新加坡等具有先进发展理念、机制及能力的国家，不以经贸关系为局限地建立发展机制融合，尤其建立中美、中欧间的发展机制融合，将具有决定性的发展与安全权重。这也是中国发展与安全最关键的外部要素。 三、“持正创新”地处理好中俄关系。“持正”就是要明确反对俄罗斯违反国际法，入侵乌克兰及在乌克兰领土上进行的伪公投；“创新”是要把中俄关系模式调整到以中华民族根本利益与全人类共同利益为依据的正确轨道上来。 对于俄乌战局，中国必须有十分清醒的认识与判断。普京等人幻想着通过核武绑架全球安全的恐吓，阻止美欧对乌援助。但实情恰恰是，如普京进一步动用核武升级战事，只能意味着俄罗斯不得不单独面对北约的强力军事打击，不会有任何国家愿意加入到俄军阵营。入俄阵营，几乎不会有任何获胜概率及在经济、军事、政治与发展等方面的合法利益可分享，反而会输掉国际道义。 当然，对于美国与北约，打垮俄罗斯将意味着重建全球秩序与分配体系，及建立更高发展水平的全球政治与市场经济体系。 乌克兰战争行将成为促进全球非（根本）市场经济、非（根本）法治社会与非（根本）民主政体国家迅速转型的世界历史事件。中国应当在秉持文明自主的基础上，及早筹谋后俄乌战争时代，全球发展模式及治理秩序发生重大变革，而导致国际环境重大变化所带来的发展与安全挑战。 在全球治理转型过程中，那些以武力“打家劫舍”的国家，将会严重流失资金和人才，市场与创新能力也将日趋弱化，造成国家被边缘化。美国基于国家治理与全球发展能力所形成的全球领导力，仍将持续不可撼动。中国若欲挑战而取代美国的全球领导力，须同时具备两个历史条件：一是美国发生重大战略错误；二是中国不发生重大战略误判与行动错误。第二个条件最关键。 中国应从宏远的发展与民族复兴大战略去审视及处理中美关系。中美关系事关两国生存与发展，也是关乎全球能否良性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中美冲突表面上是美国在遏制中国崛起，实际上根源于美国人不接受中国人及中国人的崛起。这两者的区别在于，如果说“遏制”，基本上是出于“害怕”，就是说美国害怕中国比自己更强大，但“不接受”主要是基于“不喜欢”，也源于不太了解中国。 相较于中国悠久的文明发展史，美国可以说没有太多历史积淀。但恰恰是在这种情形下，美国汲取了欧洲近代政治、经济与军事理论精髓，尤其是有效建构起比较有利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国家治理机制，迅速发展起来。美国崛起的关键秘诀就是：在国家治理体系中有效内置了市场经济、法治社会与民主政治这三大发展要素，及具有良好的全球发展视野。 与美国相比，中国文明史久远，但现代史很短，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发展史不过短短40年。中美两国历史渊源不同，发展有先后，但都是人类文明的瑰宝。中美和解与相融发展，需要两国政治家具有切实认识与遵循人类普遍发展法则的深层智慧和战略勇气，顺应两国及全球交流与发展的期盼，以人类命运与共的深广视野和发展责任，秉持持续改革开放的决策，促进彼此间趋于相向与相融发展，为全人类谋良途。 中美两国注定要在人类历史长河中经历彼此“既对立又统一”的凤凰涅槃。两国都是善于学习与敢于进取的民族，都是人类社会的优秀民族，绝不应也不会发展成你死我活的国家和民族关系。 印太地区在未来大局中将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里将是驱动全球新一轮技术革命、社会治理革命与国家关系变革的区域，也是中美关系及矛盾聚焦的地域。包括台湾在内的印太地区，不应该成为中美对抗的地方，恰恰应成为中美探索彼此文明尊重与联动发展的场域。 中共二十大报告中提出，要“牢牢掌握发展与安全主动权”。掌握这样的主动权，也就必然要求积极汲取欧美国家包括权力分配和制约、高市场化与法治化在内的社会治理优项，而且要能推陈出新地创设推进全球团结和共同富裕的发展理论与实践体制，“持正创新”地促进全球治理体系有利于均衡可持续发展。 持正，就是要持中华民族根本利益与人类共同利益之正；创新，就是要在善取东方文明与西方文化的优秀成果基础上，善用批判性、比较性思维方法，杜绝故步自封、因循守旧地拘泥于歌功颂德而弱化创新能力的思维观念及表达文风，摒弃非以科学和规则为基础的社会治理与发展模式，跃升国家治理理论与发展能力，切实为推进建设人类团结和共同富裕的文明新形态，彰显中国力量。 （作者是北京学者）

黄元：“知行合一”与中美关系未来

中美关系倒退则全球发展面临倒退，中美关系动荡则全球动荡。破解困局，已经远不仅是两国之间的课题，也是国际社会必须高度重视、共同谋求正确出路的重大课题。 消解中美对抗，实现中美欧发展与治理体系融洽有序，将为全球治理兼容升级，发展借鉴互益，紧张情势弱化，军备减持可控，锚定理性基础。中美欧之间消解人为的体制对立与虚假性防卫对抗，转而相谐发展，对于人类高品质可持续发展将具有决定性意义，也应成为中国未来政治与外交的努力方向。 1979年1月，邓小平应时任美国总统卡特邀请访美。过后，邓小平呼吁中美欧三方联合（发展）。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原院长俞可平对此评价道：邓小平访美的启示，主要是解放思想和对外开放，没有观念解放就不会有真正的改革。对外交往必须坚持国家利益优先，而不是意识形态优先。

19世纪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面对自由资本主义带来的社会无序与不平等，试图探索另一种人类社会发展体制，即社会主义。但马克思只是作出形式逻辑意义上的推理，并没有也无法在可能的社会机制建构上，作出有效的实践论证。马克思恩格斯学说体系中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式，只是一种概念性的假设。 当20世纪上半叶中国共产党人选择以马恩描述的社会制度作为自己国家的发展路径，步入实践后，便很快遇到围绕“社会主义”制度实践的一系列难以想象的发展问题。正因如此，中国社会发展先后提出“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一系列阶段性理论符号，以摆脱理论（制度）困扰。 马克思主义学说是自由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历史产物。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认为其学说是能为处于不利发展地位的工人（无产）阶级提供斗争的理论武器，这也是它之所以（仅仅）被称为是“饥饿哲学”的原因。马克思致力于“解放全人类”的伟大品格值得纪念，但并不等于他已经找到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 既不辨证也不科学 马克思制造了人类社会意识形态的分裂，他完全没有认识到公有制与人的自然生物本性是根本相悖离的。他是19世纪欧洲一个彻头彻尾的极左唯心主义者，且以局部现象代替充分归纳，既不辨证也不科学，却以“唯物主义”面目出现，欺骗或误导了许多向往美好生活，又处在社会探索阶段的善良的人。人类社会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里，将在市场经济、法治社会与民主政治三轮驱动轨道上前进，渐趋完善，而绝不可能是相反的。 中国的国家治理应当在理论与发展实践上更务实地“自我革命”，以牢牢把握未来国家发展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和建设中的主动权。中国不能一方面与发展中国家盟好，另一方面与发达经济体矛盾重重。这不是中国的利好发展之策，更不是民族崛起之取向。 中国唯有实现与美欧市场及社会发展体系之间的良性融通融合，才是可持续发展与安全之道，也将为全球创造可持续和平发展环境。中国式现代化离不开借鉴全人类整体现代化的普遍性发展规律与途径。 人类正处于全球一体化与多极化激烈搏斗的时代，但全球化将最终从根本上战胜多极化，这是地球居民一体生存与发展的必然逻辑。所谓的政治对抗，无法阻止人类文明及生产与消费市场的融合相向。 全球如今大致已形成三大政治板块：美欧及盟友板块、中俄及非洲与拉美板块，以及印度、东南亚与大洋洲等中间（观望）板块。中俄板块将在历经继续深化社会国家治理体系变革之后，达成与美欧社会的发展融通。现存的一些政治现象会是短暂的，譬如朝鲜家族政治，因完全缺乏符合人类基本道义的可持续生命力，将很快被淘汰成为历史陈迹，像今天见到的埃及木乃伊一般干枯于尘土下。 民主政治治理有如显微镜，照见种种社会治理与发展的大小问题，公权腐败与滥用及社会治理漏洞无处藏身，国家肌体内里不同而和，健康、高效运行，能够及时更新制度，国力持续增长，与国际社会携手前行。专制政体治理下，表面平静，内里同而不和，矛盾丛生，危机四伏，国家机器运行左右牵绊，社会秩序扭曲且漏洞百出，在国际社会中孤立无援。 普京挥舞着“去纳粹化与去军事化”旗帜入侵乌克兰，制造全球系统性安全与发展危机，让乌克兰人民血流满地，不论他口号喊得多响，都无法改变作为侵略者的丑恶身份。在反侵略意志与行动面前，俄罗斯的核威胁几乎已毫无“威慑”能力，在全球的能源及武器市场基本丧失。普京甚至已经连一场年度记者会都难以如常举行，因为国际社会已经没什么人对他真正感兴趣。这就是人类的良知！良知并非最终一定被利益所左右，而是人类社会运行不可颠覆的基底法则。 中国明代哲学家及军事家王阳明积极主张“知行合一”。王阳明认为，人们应遵循内心良知，良知会告诉人们什么是正确（天理），遵循良知而行是成功之道。但现实中，尤其是在巨大现实利益面前，有的人往往会舍弃（无视）良知（天理）。国家领土主权、和平与发展，这些都是最基本的人类良知，但普京、金正恩及特朗普等人，却以一己私利而选择知行不一，放弃了人类良知。 战国时期经典著作《列子》中有这么一段话：“桀纣唯重利而轻道，是以亡”。意思是，夏桀与商纣只重利益而不顾道义（良知），所以灭亡。面对这场根本违背国际法的俄侵乌战争，若不以人类基本道义为依据而希望可以“劝和促谈”，自然缺乏足够的逻辑说服力。中国已到了应当审慎处理、正视中俄关系的时候了。 中华文明无论发展到哪一步，都必须汲取各民族文明成果，包括西方民族的社会治理成果。中国要反对的是西方国家曾经的对华侵略与掠夺行为和政策，而非西方的先进技术、文化及社会治理经验。中国须要强化中华文明自我认知，也要深化对全球文明进化及发展规律的充分认识。中国如果主要依靠人口红利吸引发展伙伴，则非长远之道。国家的兴旺发达、长治久安及可持续国际发展关系，必须依靠国家发展体制的内在魅力。惟其如此，中华文明才能自立而立人、自益而益人，绵绵可持续发展与强盛。 美国的错误在于，为了维持全球领导力而行遏制中国发展的政策，甚至不惜采取与中国科技发展脱钩等极端方式，却恰恰正在朝向弱化全球领导力的方向“努力”。美国的遏制政策可能在短期内影响中国发展，但实际上最大的受害者是美国本身，遏制中国不符合人类发展正道。 人类命运与共是双向运行的，一则要坚决反对贸易战、科技脱钩等单边主义逆流，同理也不能自限于全球主流发展与治理趋势之外；相反要快步跟上。这恰是中国应对中美关系大局，由被动而主导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可或缺的重要外部发展环境构建之正理。 （作者是北京学者、牛津大学“一带一路”与全球领导力博士后）

黄元：中美冲突及其未来

即便是面对全面崛起之后的中国，如果坚持“美国优先”或者零和博弈的思维，中美之间就只有你死我活的对立或者战争消耗了。但是，如果放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摇篮里，自然就可以彼此共享人类的文明成果。

中美贸易战发生的一个直接后果，是让在19世纪之后遭受西方列强侵略的惨痛和教训仍然记忆犹新的中国，再一次地切身体会到落后就要挨打这个生物性原理。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在提醒中国：美国只信奉弱肉强食，而无意于全球公正。应当说，中国太需要美国这个玩家。 贸易战促使中国在改进国内治理水平的基础上，建立更加自主、高效、可持续的实体经济和科技发展能力，更加强化军事现代化。由特朗普发动了对中国贸易战的美国，已经在全球战略上犯下了一个严重的错误。 特朗普发动对中国的大规模贸易战和科技抵制，自然是基于美国对中国发展利益的掠夺与对中国崛起的阻击，但深层次的原因是制度分歧，是国家意识形态和国家治理理念的对抗，其中无疑包含了对于中共与社会主义的仇视或者心理抵制。

以三权分立为基础的民主政治和以私有化为基础的全面市场经济体制，与以一党集权执政的党政一体的政体，和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有限市场经济体制之间，自然不会因为有了部分市场的“联机”，而便将彼此之间的鸿沟自动填平。 事实上，全球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形势当下，所有的“主义（意识形态）”表述几乎已经没有任何现实意义，有意义的拷问只在于发展理念的正确与否和国家治理品质，除非在某一个“主义”里能把正确的发展理念和治理方略尽现于其中。 现在，究竟是社会主义在向资本主义过渡，还是资本主义在向社会主义过渡？或者是两者正在全面融合、趋同？“社会主义”概念与“资本主义”概念的继续纠结，是否确实还有价值？“社会主义”能否拒绝“资本主义”？“资本主义”能否拒绝“社会主义”？实际上，“主义”（意识形态）之争的缘起，不过是由于人类早期生活的地理上间隔，对认识和利益追求形成的狭隘思维所造成的局限的反映。随着经济全球化带来生活、教育、文化上的全球化，必然促使人类文明原始单体之间的疆界逐渐消失，促使人类之间的对抗思维与冲突心理趋于淡化并彻底消释，促使人类文明全球一体化发展形态自然呈现。 公有制是对私有制的制约 人类的原始文明从从公有制开始，原始时期没有太多的产品，也还没有占有的意识。在否定公有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私有制，随着人类的精神自觉而产生，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一种人类的文明进步，正如从群婚制走向一夫一妻制。人类走到今天，一定程度的公有制是对于私有制的制约，有利于社会生产与分配的调节。 但是，毫无疑问，私有制本身是一种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绝对的公有制并不会是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最佳选择。“共产主义”是一种在目前还缺乏人类生物属性进化品质支持的制度愿景，私有制则正符合人类进化现阶段生物特性，而将会造就物质与精神文明的充分发展。诚然，在建立私有化的过程中，要注重国家计划治理，要预留适当的公有份额，以主导社会整体协调发展与公共事业建设。 国家治理、人类发展，光靠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固化是远远不够的，必须立足于对于包括人类本身在内的地球客观资源与宇宙运行原理的根本认识和把握，必须切实认识人类生存与地球资源供给之间的根本关系。如果说意识形态是重要的话，只有这样的意识形态才会具有根本性的思想指引价值。 美国暴露不可持续的内在“肾虚” 美国的独占、独霸心理与对抗、冷战思维，已经显然与人类文明进展的时代要求无法兼容。 在现时全球背景之下，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建设主张与构筑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具有圆球形无死角的广阔时空前景，代表人类共同的进步要求与发展方向，也是对于美国霸权主义思维的致命打击。美国正在衰落，这恐怕并非是一句空话。因为，美国在推进全球文明进步议程上，已经明显暴露出了其不可持续的内在“肾虚”。 现在，在中美关系互动上，美国应该考虑的是：按照中国现有的发展逻辑，会否在根本上颠覆美国的发展利益，或者说会在哪些方面颠覆美国的发展利益？美国能否彻底改变中国，或者（在根本上领导）打败中国？中国则必须考虑：既然与美国因道有不同而不相为谋，则是否能永远居于美国的实力之下？不然，该怎么样？中国是否需要或者有可能改造美国？这两个方面的问题已经很现实地摆在面前。 中国的曾经落后是因为制度的落后，中国的发展是因为制度的变革。制度本身就是生产力的有机构成要素，没有先进的驱动社会发展的能动机制，必定不能激发社会生产力的根本性发展。制度是一把双刃剑，要么驱动社会发展，要么阻碍社会发展。制度还必须常拭常新。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主义奋斗愿景的应用价值，在于从原理源头设置上就兼顾了全社会共同富裕和共同发展。 然而，这种制度在实际应用过程中，会遇到一个要害问题，就是它过分地强调了人类生活的社会属性，而忽视了人类基于生物属性的基础。人类现阶段的基本品质是：当社会属性不敌于生物属性时，会为后者所折，也就是说，生物属性具有基础性、根本性作用力。这也就是公理和法律在现实中反而常常会被现实利益阻止，而不得不暂避一时的缘故。 2500多年之前的中国春秋时期，孔子系统地整理了他之前的中国文化典籍，经过他和他弟子的努力，形成了儒家文化学说体系，由此奠定了中国社会主要文化元素和心理。这个体系直至19世纪末几乎纹丝不动。 由于这个学说体系有严重缺乏对于中国以外的整体世界的客观认知并及时自我变革，也有严重缺乏对于社会治理方法上的有效探索和指引，以至于中国社会有失先于15世纪以降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之后，由欧洲人主导的第一波全球化发展节奏，而在19世纪末至于极度的积贫积弱。20世纪初，孙中山开始了重组中国社会体制的努力，最后砸碎了腐朽、没落的封建社会建制。 全球权力重心正转向亚洲 20世纪中叶，毛泽东彻底终结了整个旧时代社会建制，代之以诞生了一个以西方近代著名社会改革思想家马克思、恩格斯的政治学说为指导、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又步履蹒跚了近60年，习近平主政中共后，启动了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步伐，彻底掀开了中国从古老社会治理观念转向现代化国家治理的质变，制订了在本世纪中叶建成现代化强国的战略指针。 中共十九大报告指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程必须同国家现代化的进程相适应，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需求相适应，力争到2035年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 德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弗兰克·泽林（Frank Sieren）认为，在17、18、19世纪，欧洲人决定世界规则；在20世纪，美国人决定世界规则。这些都是少数人决定规则。现在，西方作为少数派把游戏规则强加给多数人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全球权力重心正在持续转向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全球平等的秩序已经开始。 最近，有美国智库预测，至2050年，全球综合实力排在前五位的国家是：中国、美国、法国、俄罗斯、日本。应该说，中国只要能够紧紧执持不断实行国家治理自我革命与向世界开放这两条而绝不松手和偏失，始终抱持滚石上山的奋斗勇气和智慧，必然能够有效推动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理念，并获得在全球的重要话语权。 美国应全面融入全球化 中国的国家治理必将由自我革命而向上走，包括从多党制和三权分立等政体中，汲取治理方法，激活国家全部有效能量的路径，只有这样的中国才能释放出近14亿人的根本内在生产力。到那时，中国才能真正崛起。 高度集权的一党执政与党政一体的国家体制运行下，在维护权力核心上的艰辛、大量文件累牍重复上的靡费，并在处理互相掣肘上对于国家创造力的牵制和消耗，只会继续制约与不断地大量损耗全体国民的创造效能，而只为满足及维持一小部分人的权力的私欲。 在这种治理体制下，许多人，从平民到官僚，一生碌碌无为，不能思考，不能作为，个人能动性严重不足或者受损，国家由此处于既有所发展，又是内生动力不足或者不够强劲，因人任事、兴废，整个国家的根本性可持续内生创造力会始终不能充分，从而导致国家综合竞争力指数在全球前移不够。 1949年建国前夕，毛泽东告诫：“夺取全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但序幕还不是高潮。” 改革开放40年的中国，得益于西方发展理念、发展制度、教育和先进科技的地方很多，西方也从中国市场获得巨大的现实利益和发展动力。人类各地的区域文明必然将由共同的整体文明所取代，关键是必须打破诸如“美国优先”的地域局限和狭隘。 中国对于与欧美等西方国家的关系处理，虽然相对于19世纪欧洲列强侵略和殖民时期已经完全不同，但那些被欺凌的惨痛记忆和教训，并不会轻易地忘却而被忽视。落后就要挨打是中华民族必然会永远记取的历史教训。中国自身以及与各国的关系是一个动态，但从儒家文化“仁义礼智信”的信条出发，主张强而不霸、强而质优的文明秩序，推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类发展理念，可能会是人类未来整体生活秩序建构的可行选项。 对于贸易战而言，中国应当持一分为二的心态，对于美方要求中国实行对于外资更加开放和公平的知识产权保护等主张，应认为这并非单是美方的利益，也是中国本身发展的要求而应顺势推进以做得更好。当然，对于美国出于忌惮中国战略崛起而企图遏制中国的一系列单边主义行为，应予以坚决回击。 中美贸易战当下，作为冒险者和急功近利的特朗普，在经过与中国多次交手的一年多时间后，发现依靠恐吓和欺凌完全占不到中国太多的便宜，相反陷入进不易、退不能的两难困境。美国的未来只有一条正确的路径，那就是：放弃“美国第一”的自肥狭隘和极端自私，全面融入全球化，在全球化中获得自身价值与发展。 即便是面对全面崛起之后的中国，如果坚持“美国优先”或者零和博弈的思维，中美之间就只有你死我活的对立或者战争消耗了。但是，如果放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摇篮里，自然就可以彼此共享人类的文明成果。 过去美国一时强大的累积，靠的是投机与对于全球市场的及时利用，今天的美国已经与全球多数国家的发展利益相冲突，明天的美国，若离开了中国和世界的捧场，根本不可能会有什么前途，甚至失去现有的基本积累而成为“明日黄花”。从历史中走来的中国，则正在逐渐形成和展示出自己特有的国家和文化品格。 地球一体且转动不已，人类须要自审、自谨。 （作者是北京学者、牛津大学“一带一路”与全球领导力博士后）

黄元：中国为什么不能主动对美全面战略反扑

当下，中美必须直面彼此的国家特质、发展理念和现实，去调适彼此之间相处的可行方式，这事关两国现实关系处理与全球生活秩序的稳定和发展方向。

中美贸易战发生一年多时间以来，特朗普始终咄咄逼人，中国则都是被动应战，好像是在求和。大阪二十国集团（G20）习特峰会商定，美国不启动新一轮对中国输美产品加征关税，中国继续购买美国农业产品，美国解禁部分产品对于华为的销售，重启已中止一个多月的贸易谈判。 随后，双方谈判团队的沟通重启。但是，特朗普后来却表示：中美之间最终达成的协议，不可能是对等的，协议必须在一定程度上朝美国有利的方向倾斜。外界普遍认为，现在并没有增加任何中美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事实上，中国政府也不可能对特朗普政策的稳定性、可靠性再抱持有足够的信任。 特朗普对于中国的现实心态，一是欺压，二是侮辱，三是耍着玩。毫无疑问，特朗普从未考虑要与中国去达成一份公平协议。问题的症结在哪？在如此谈判坎坷之中，中国为什么又不能作主动（而非“被迫”）地发起对于美国的包括经贸领域在内的系统地战略反扑呢？

问题的关键，一方面在于，迄今中国对于包括涉及香港问题与中美经贸谈判所及的制度改革逼迫，为什么自己不能首先主动去做得更好，总是要等别人来说三道四，甚至被砖砸家门。当然，欧洲、美国都存在大量的社会问题，但主要是由于发展品质的要求问题，而中国问题的根本仍然纠缠于社会和国家治理方式现代化转型依然严重滞缓，而导致社会和国家的创造、创新与文明效能难以得到充分激活和释放。 这当然是两个不同质的问题。比如香港问题，如果能够确切遵守邓小平于1983年6月25日，在人民大会堂向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所做出的承诺，与《基本法》第5条规定的“‘一国两制’、50年不变”，如果北京少一点俯视地紧迫，多一点尊重、协商 ，那就不可能会发生现在这么多、这么严重的结构性问题。 可以说，香港问题现在出现了严重的局面，接下来解决起来将更加棘手。原因就在于，香港回归后在许多方面还没有衔接好的情形下，北京以及香港建制派的行动态度和节奏，有引起或者加速了一部分香港人的心理抵抗。“一国两制”是很睿智的国策，但稍有不慎于理解或者落实，后果也会很严重，甚至难以收拾。中美经贸谈判之所以棘手，实际上也能在其中找到类似的原因。 中美贸易战的发生原因，主要有：一、中国具有由比较完整的产业布局所形成的广泛的出口体系，货物贸易顺差额确实存在；二、中国的技术知识领域还没有形成具有主导性的优势而有依赖于美国；三、遏制中国的战略性崛起；四、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的对抗；五、美国焦虑于霸权危机。美国只不过是以货物贸易逆差为借口，以技术知识领域的领先为要挟，目的则在于全面遏制中国的战略崛起。 特朗普于2018年2月份开始发动中美贸易战。迄今，美方对中国输美产品实际加征关税总额为2500亿美元，中国报复对美输华产品的实际加征关税总额为1100亿美元。实际上，中国对美货物贸易虽为顺差，但服务贸易是逆差。2018年，按照中方统计，中国对美货物贸易顺差3233.3亿美元，服务贸易逆差485.0亿美元，实际顺差2748.3亿美元。若加上美资金融机构的对华收入，中国对美实际顺差的数字更小。 按照中国海关和商务部的数据，2017年，美国对华货物销售1539亿美元，服务出口871亿美元，加上美资在华企业实际销售收入约7000亿美元，美国全年对华营收总额9400亿美元。另外，还有中国对美投资、美国金融机构入股中资金融机构收益，与中国持有美国国债等多项资金流入，美国2017年全年由中国获得的资金流入总额为1.37万亿美元。这些数据表明，美国在中美经贸合作中获益显著，顺差在中国，利益在双方，美国不“吃亏”。美国发动贸易战的关键动机，显然不纯粹在于贸易。 全球贸易自由化本身是美国的初衷。二战后，美国为推动国际贸易自由化，向联合国经社理事会提出召开世界贸易和就业会议，发起成立国际贸易组织（ITO）。1946年，由美、英等19国组成联合国贸易与就业会议筹备委员会，起草《联合国国际贸易组织宪章》。 同时，美国邀请包括中国在内的23个国家进行关税减让多边谈判，1947年10月30日在日内瓦签订了《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但从未正式生效）。1947年11月在哈瓦那通过了《联合国国际贸易组织宪章》（《哈瓦那宪章》）。后因为各国在经济政策上的巨大分歧，以及批准《宪章》所遇到的诸多法律困境，在1947年底23国又签订了于次年1月1日生效的《临时议定书》以交付适用。1995年1月1日，世界贸易组织（WTO）正式开始工作。 中华民国是GATT的创始成员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86年7月申请“复关”，1995年7月成为WTO观察员，2001年12月11日正式加入WTO。入世后的中国既是全球经济体系的巨大受益者，也是积极贡献者。入世以后的中国，积极适应WTO整体规则，大幅度提升市场开放格局与优化配套法律供应体系，基本取消进口配额，逐年降低进口关税与加快通关便利，入世十年，平均关税由15.3%降到9.8%。至2018年，又从9.8%降至7.5%。 应当说，尤其从中共十八大之后，随着“一带一路”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地积极推进，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的和达到的与世界共通的市场水平是前所未有的。 美国在战后到上个世纪70年代的主基调是自由贸易。但之后，因为巨额贸易赤字等问题，认为美国市场的开放程度远高于别国，开始转为主张公平贸易。美国并常常借此发动贸易战，用经济手段制裁别国，以有效增长自己的财富。 中美贸易争端自从两国建有贸易关系以来从未停息。中美建交与中国的“入世”虽促进了两国经贸往来，但两国经贸关系中长期存在的比如汇率问题、贸易不平衡问题等，从未得到有效解决。曾经的一年一度最惠国待遇审议，与贸易有关或者无关的人权问题报告，中国15年的复关与“入世”谈判，显示中美关系一直在争执和摩擦中前行。 包括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在内的非歧视性原则，是世贸组织（WTO）的基石，是实现各国间平等贸易的重要保障。WTO明确不允许缔约国以不公正贸易的手段进行不公平竞争（促进公平竞争原则）。但是，特朗普挥舞着“美国优先”的大旗，完全践踏了这些世贸组织的基本原则，掠夺、威胁、恐吓皆无所不用。 特朗普也直接粉碎了以必须通过自己的工作努力、勇气、创意和决心获得成功的企业家精神为核心的美国梦。毫无疑问，特朗普志不在构建一个具有公正发展环境和治理秩序的人类未来，而只是为了狭隘和短视的当下美国利益。 特朗普治下的美国对于全球的公信力已经完全弃诸脑后，而似乎退却到了其建国之初的掠夺性节奏：1783年获得密西西比河东岸，1803年从拿破仑手中收购路易斯安那，1819年从西班牙手中夺取佛罗里达，1845年至1853年通过美墨战争收购德克萨斯、新墨西哥、俄勒冈和加利福尼亚，1867年从俄国手中购买阿拉斯加，1898年吞并夏威夷群岛。 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 随着中美贸易战的新态势，美国试图掠夺、欺压、阻挠中国发展的战略意图十分直接。中美关系眼下已经回不到从前，也不可能再遮遮掩掩，而必须重新设定。华盛顿及其有关西方精英正在研判和构建人类未来，成为由一个“大国中心（世界政府）”主导下的世界秩序。在对苏冷战中取得胜利的美国，再不允许中国成为另一个可以与之匹敌的对手，而决计将其扼杀于摇篮之中。 特朗普政府在改写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基础上，祭出了包括在经贸和科技阻击、升格与台湾关系层级、深度介入南中国海事务这样三位一体的全面对华阻制架势，明确表示自己是印太国家，要在印太地区全面阻止来自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安全“威胁”。中美之间，在围绕台湾、南中国海、经贸和科技发展这三大板块之间的价值对立，在未来的短时期里显然难以“研制”出容易化解的兼容格式。 是什么让美中两国始终不能友好相处？因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中华民国的历史性取代，是中共对于国民党的不可逆地取代，是社会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的对抗，是马克思对于孟德斯鸠的质疑，是《共产党宣言》对于《独立宣言》的挑战。 这是两种生活理念、两种社会治理方式、两种国家政治建制，两者之间虽然市场可以相取、相容，但是政治理念绝不会兼容。虽然市场的需求会让彼此暂时忘却或者搁置对抗，但是问题的症结始终存在并发生着作用力，而只能是面和而心不和。 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与美欧、美日、美加之间的矛盾性质有着质的区别。经济全球一体化易，政治全球一体化难。道不同，不相为谋，但可以也只能是相互利用。正因为由此，尽管中国确实无意与美国争先，但美国现在必然不能放弃对于中国的战略敌对而与中国同心同德。 另一方面，入世而大力开放市场之后的中国，虽然在经贸乃至科技领域相对迅速崛起，但是其可持续综合国力何时能够确实与美国相制衡？道有不同而实力又现处不对等，这就是另一方面，也是中美之间为什么必将长期在争执中前行，而中国现在又不可能主动发起对美全面战略反扑的根本性原因。 中国未来的发展与外交，仍将面临自冷战结束以来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和考验。中国惟有通过国家治理思想和治理体系的继续深度自我革命，才能从根本上化解或者另辟中美关系相处的新型途径。中国必须在对于国内与全球治理上勇于进取，提供更多更好、令人信服、惠及民生的有效公共治理产品。 中国的自我革命在路上。与此同时，美国也绝不应有可以通过贸易战逼迫，对于中国的现行经济甚至国家治理方式进行战略性“手术”的不现实幻想。 中美双方已确认将于7月30日至31日在上海恢复高级别经贸谈判，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财政部长姆努钦，将再次率团赴华与刘鹤率领的中方团队面谈。对于中美关系而言，上海是一个别具意义的地方。1972年2月28日，中美之间进行了近一周的五次会谈之后，在上海签署了《中美联合公报》，结束了自中共建国之后一直持续的长达22年的敌对相向，中美关系开始正常化进程。 当下，中美必须直面彼此的国家特质、发展理念和现实，去调适彼此之间相处的可行方式。这事关两国现实关系处理与全球生活秩序的稳定和发展方向。 （作者是北京学者，牛津大学“一带一路”与全球领导力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