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福利正在一步步吞噬西方文明

有一种致命的癌症正在慢慢侵蚀西方社会,它的名字叫福利制度。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并非建立在良性的互助之上,而是被一张巨大的谎言之网所支撑。这张网如此无处不在,以至于甚至没有人敢去质疑它。在这个谎言体系中,有两个根深蒂固的误区:

第一,人们被告知,帮助不幸者的最佳方式,只能是政府提供的、随叫随到的福利。

第二,人们相信,政府通过福利支出来撒钱,可以增加“总需求”,从而刺激经济增长。

今天,我们就来拆穿这些谎言。

家庭角色的瓦解

首先我们要明白一个常识:对于不幸者来说,最原始、最有效的福利保障其实是家庭

然而,现在的很多福利项目,实际上是在鼓励人们摧毁家庭。你可能听说过所谓的“单亲家庭”正在急剧增加。这背后的推手,其实就是福利制度本身。因为要获得某些福利资格,必须满足一个条件:孩子被父母一方(几乎总是父亲)抛弃,而剩下的那一方正在独自抚养孩子。

现实情况是,在福利制度变成一种随叫随到的“权利”之前,非婚生子对于母亲及其大家庭来说,都是一场灾难。那时候,如果生父逃避责任,抚养孩子的经济和社会重担就会落在祖父母身上。而这个时候,祖父母往往已经年迈,体力在衰退,收入也在减少。这是一种自然的约束机制。

但现在,还有另一个谎言在流传:单亲父母(通常是母亲)完全可以独自将孩子培养成才。

这完全违背了所有的研究结果。所有的调查都指向同一个结论:预测一个孩子未来能否获得经济成功(拥有一份真正的职业和好工作)以及社会成功(例如不进监狱),最重要的指标就是这个孩子是否由父母双亲共同抚养长大

这是无数统计数据告诉我们的残酷事实,无论你怎么粉饰都无法改变。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对工作的攻击

你可能会问,既然依赖福利不好,为什么现在的人拿福利拿得理直气壮,完全没有羞耻感呢?

这是因为这种羞耻感已经被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给抹平了。

马克思主义将资本家描绘成寄生阶级,认为他们窃取了本应属于工人的东西。因此,按照这种逻辑,这个“寄生阶级”理应在经济上被消灭。在一些马克思主义国家,甚至是肉体上的消灭。

埃米尔·伍尔夫(Emile Woolf)在他最近的新书《经济视角》中提到了一件令人深思的事。他在书中第11页写道,他的一位朋友住在法国南部的朗格多克省,家里的四个女儿都在当地上学。孩子们回家后告诉父母,老师一直在教导她们:企业是坏东西,因为企业会带来剥削。

你可能会反驳说:“那是法国,不是美国。”

但就在几年前,我们当地的高中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情。学生们被要求汇报他们的家庭是否是“能源猪”。显然,把家里的冷暖气调到自己舒服的温度、洗个长时间的热水澡等等,都被打上了“社会耻辱”的标签,孩子们必须在课堂上汇报这些行为。

这听起来似乎无伤大雅。但这真的是学校该管的事吗?这真的能增加学生的知识储备吗?还是说,这只是把公立学校变成了某种宣传的传输管道?

“总需求”刺激生产的谎言

这就把我们要说的第二个大谎言引出来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鼓吹“总需求”(即消费)是繁荣的驱动力。

凯恩斯完全无视了萨伊定律(Say’s Law)。让·巴蒂斯特·萨伊早就清楚地指出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生产必须先于消费。

这道理其实很简单:你不可能消费你还没有生产出来的东西,无论是你自己生产的,还是别人在市场上生产的。只有先创造价值,才能交换价值。

但是,通过无视这一基本的生活事实,政客们仿佛得到了天降的法宝,可以肆无忌惮地挥霍。正如凯恩斯居然真的建议过的那样,他声称付钱让人在地上挖坑,再付钱让人把坑填上,这对经济也是完全没问题的。

当然,这给了政客们理论上的掩护。他们现在可以花钱资助任何能帮他们当选的项目。与此同时,福利领取者和普通大众被洗脑了,他们开始相信自己只要消费就是在做善事。

依赖公共福利的耻辱感已经逐渐消失,甚至到了这样一种地步:人们被期望去赞美未婚单身母亲的“勇气”,却忘了去思考这背后的代价。

家庭的毁灭正在进行时

让我们看一组触目惊心的数据:1950年的美国,只有10%的家庭被归类为单亲家庭。而今天,这个数字是30%。

马克思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意识形态,为那些挥霍无度的政客提供了借口。他们向所谓的“剥削性”和自私的生产阶级(也就是努力工作的人)征税,以此来收买那些容易被左右的福利领取者的选票。

而领取这些施舍的一个必要条件,往往就是家庭的不完整

结果是什么呢?越来越多的新一代人从来不知道什么是工作。他们觉得依靠国家生活、也就是依靠纳税人供养,是天经地义的权利。

这种趋势完全可以被称为一种癌症。因为它正在扩散,而且如果想要治疗,过程将是非常痛苦的。如果任其发展而不加遏制——目前看来很有可能就是这样——这无疑是社会衰退和失败的一纸判决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