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值仲夏，文化江湖忽起妖风。

三位峨冠博带的老先生——聂圣哲、马方、王志纲，竟不约而同地擎起道德的狼毫，蘸了朱砂雄黄，齐向那年轻的卖米郎董宇辉泼去。

聂公骂他“贼眉鼠眼假仁假义”，马公斥他“背刺老板精致利己”，王公更是一顶“虚伪文化”的帽子扣将下来。

霎时间，直播间里那个卖虾仁的后生，竟成了十恶不赦的文化罪人。

此情此景，倒让我想起了某位前辈的告诫：道德大棒挥得最响的，往往最见不得他人自由。

这三位“老登”将董宇辉钉在“文化失格”的十字架上时，可曾想过自己嘴角垂下的，究竟是义愤的唾沫，还是眼红的酸水？

聂圣哲的权杖与红眼病

聂公圣哲者，头衔煌煌如金匾高悬：长江平民教育基金会主席、同济教授、博士生导师，更兼“精造之父”“平民教育家”等十九道绶带披身。

此公五月间忽作狮子吼，痛斥董宇辉引用张载“横渠四句”乃“假大空表演”，更讥其“贼眉鼠眼”“忘恩负义”。

字字如淬毒银针，专刺那卖书郎的命门。

其中玄机，在其自供状里露了马脚：“被董宇辉们夺走了话语权”。好一个“夺”字！

原来教授冠冕下的脑壳里，仍供着“学阀”的牌位。

市场经济下，本应是消费者主权；知识垄断，更是思想市场的暴政。

文化是什么，难道就只能由你聂某说了算？

当直播间里的后生对着百万观众讲《活着》、谈《月亮与六便士》时，老学究的讲坛便成了荒庙。

于是圣哲公顾不得斯文，挽起袖子加入流量猎场——毕竟“对立即流量”的生意经，此公深谙三昧。

更堪玩味的是，聂某那首《悼安倍诗》中写道：“大国传来令人窒息的狂笑……生物科技已经发达畜牲也能用人声嚎叫”。

为奸猾的政客痛哭时不忘踩同胞几脚，这般“士大夫精神”，倒与鲁迅笔下“西崽相”暗通款曲。

当年豫才先生见惯这等人物：“曾经阔气的要复古，正在阔气的要保持现状，未曾阔气的要革新”。

聂公骂董宇辉“踩”横渠四句，不过是怕那未曾阔气的革新者，掀了正阔气者的筵席。

聂某自己愚蠢到要悼念一个自己并不熟悉的日本政客，和马方一起无耻吹捧谢作诗是全中国最厉害的经济学家，还好意思骂董宇辉没文化？究竟谁更没文化？

马方们的道德锁链

泰山管理学院马方公的诛心论更见精巧。此老咬定董宇辉“背刺老板俞敏洪”，是“精致利己主义者”。

好一顶时兴帽子！仿佛那俞老板不曾因董宇辉而市值暴涨，仿佛打工仔该永生为三千月薪焚膏继晷。

劳资契约本是你情我愿的财产交换。

董宇辉售知识，新东方付酬劳，两不相欠。偏有马方公搬出“知遇之恩”的锁链，要将活人捆作木偶。

更荒唐者，竟要求董宇辉在俞敏洪遭网暴时“仗义执言”——好一个双标戏法！

董宇辉被围剿时，何曾见俞老板拔刀相助？此等逻辑，恰似逼佃农为地主守节。

人身依附关系是前现代奴隶制的遗毒。马公们痛心疾首的，哪里是忘恩负义？

分明是打工仔竟敢挣脱“老板神圣”的符咒，用自个儿的才智另立门户。这比董宇辉卖多少本书都更戳士大夫的肺管子——原来知识奴仆也能当自己的主人！

王志纲们的“绝学”僵尸

王志纲公与聂圣哲一唱一和，同骂董宇辉“精致利己”。可翻检此公行状，智纲智库的咨询费报价单怕不比董宇辉的虾仁更金贵。

王某在房地产行业的坑蒙拐骗，恐怕说出来都要丢死人！

他说自己是读正宗《资本论》出生的，深受“马老师”影响，这恐怕不是吹牛。

鲁迅早看透此中玄虚：“凡是人主，也容易变成奴隶，因为他一面既承认可做主人，一面就当然承认可做奴隶”。

最可叹是横渠四句遭的殃。聂公一句“假大空”，引得一帮喽啰竟将“为天地立心”骂作毒草。殊不知张载此语也可以成为照亮人民自由的星火。

聂公们自诩守护文化，却把先贤精魄做成木乃伊，只许供在自家神龛。

这是活脱脱的“知识禁运的勾当”——仿佛真理是他们院墙里的私产，外人摸不得更用不得。

董宇辉在直播间讲横渠四句，纵有疏漏又何妨？

鲁迅当年译介尼采时何曾尽善尽美？可贵处恰是让贩夫走卒也听得“为生民立命”五个字。

聂公们却要筑起知识护城河，凡非经学阀认证的传播皆是亵渎。这般做派，倒应了张载政敌王安石的诗句：“可怜无补费精神”！

“红眼病”源考

三位“老登”围剿卖书郎的病灶，在自由的伦理微镜下无所遁形。

其一曰市场妒忌。垄断偏好者对自由竞争有天生的恐惧。当董宇辉用知识带货赢得千万拥趸时，老派学人“启蒙权威”的戏袍就被扯破了。

聂圣哲骂战视频播放量破千万，恰暴露其借批董攫取流量的算计——自己捞得，别人赚不得，此谓“老登逻辑”。

其二曰身份焦虑。马方指责董宇辉“装文化人”，实则是恐惧阶级壁垒崩塌。当新东方老师变成顶流主播，当知识传授不必经学院认证，士大夫的尊荣便岌岌可危。

这可谓是“知识卫道士的临终哀鸣”——他们宁可文化枯死在自己的解释中，也不许它活在别人的直播间。

其三曰道德虚伪。王志纲们批董宇辉“利己”，却闭口不谈智库天价咨询费，如何在房地产行业坑蒙拐骗。

人本来就是利己的，强制利他主义，往往是掠夺者的遮羞布。老学究们要求年轻人“安守本分”，不过是想永保自己的既得利益。

鲁迅看这般人物最是透骨：“做主子时以一切别人为奴才，则有了主子，一定以奴才自命：这是天经地义，无可动摇的”。

今日三位“老登”对董宇辉的挞伐，不过是“主子病”晚期发作的症候罢了。

解药何在？

“红眼病”入膏肓，可有救药？那便是砸碎知识特权，还思想于市井。

君不见董宇辉讲《活着》，农妇留言“原想喝农药，听完再熬熬”；谈《月亮与六便士》，外卖小哥下单“买本书犒劳自己”。

文化活在百姓心头时，老学究的批文不过废纸一张！任那市场清风吹散道德雾瘴！

董宇辉直播间卖书三万册，聂公骂战视频千万播放，马方书院门可罗雀——民众用脚投票，早判清孰优孰劣。所谓“青年榜样”该谁当，岂容几个“老登”指手画脚？

鲁迅先生若见此闹剧，或要提笔作结：“中国各处是壁，像‘鬼打墙’一般……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当董宇辉们在直播间谈起了观众喜闻乐见的内容，当千万网民在弹幕里背诵“为万世开太平”，那三个“老登”的“红眼病”，终将在历史清风中化作几缕尘烟。

市场是最好的照妖镜，照见峨冠下的秃顶，锦袍里的虱子，更照见那几双盯着别人钱袋与话筒的——血红的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