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的压迫理论
对马克思主义者而言,世间万物皆具有内在必然性。他们认为,人类行为本质上受制于所处物质环境,这种约束必然导向阶级斗争。
在此观念下,人类被视为阶级意识形态的囚徒。卡尔·马克思认为,由于存在与生俱来的阶级矛盾,人们既无法客观看待问题,也无法作出个性化判断,因为每个人都注定要通过阶级滤镜观察世界。既然事物发展具备如此天然的必然性,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便成了不容置疑的终极真理。
理论移植:从阶级到种族的逻辑挪用
如今,体制内理论家和御用学者将这套逻辑移植到种族冲突领域。尽管他们极力否认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却沿用马克思的理论框架,宣称被压迫种族受困于种族不公,由于人性已被种族压迫彻底摧毁,因而丧失了自由意志与主观能动性。
在他们看来,基于被压迫者的生存环境,我们不应期待这些人具备正常人类的决策能力,其行为不过是集体应激反应。正如历史学家埃里克·方纳所言,美国奴隶制废除后“镌刻在黑人集体记忆中的枷锁印记”仍在延续。他认为这段历史只能通过“集体记忆”而非个人经历来解读。
这种思维模式塑造了当下“社会正义”的论述框架:正如社会演进的所有维度,种族关系被建构于暴力冲突的土壤之上。这解释了为何现代自由派(受大学里马克思主义思想灌输影响)面对犯罪数据时,仍坚持认为被压迫者的犯罪行为不应归咎于其本人。在他们看来,这些行为并非自主选择,而是“系统性压迫”逼迫下的产物。
罗斯巴德的锐评:揭示马克思主义的内在矛盾
经济学家穆雷·罗斯巴德在《奥地利学派视角下的经济思想史》中对马克思主义提出了尖锐批评。
要准确转述(马克思的)观点而不立刻将其斥为胡言乱语,实属困难。
他批判马克思将社会关系简化为阶级斗争产物的论点:
在马克思眼中,每个人的思想、价值观与理论都非源于个人利益,而是取决于其所属阶级的利益。
因此,罗斯巴德反对马克思将人类选择归结为“历史唯物主义中的阶级冲突”。
模糊性与遁词
更犀利的是,罗斯巴德指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模糊性与暧昧性”,使得其信徒总能找到开脱之词:每当预言落空,他们便宣称那并非“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正如他所剖析:
马克思的术语永远笼罩在迷雾之中,那些所谓辩证法的规律性联系几乎不存在,常常只是武断的臆测。因此,马克思主义体系不仅是谬误的集合,更是由脆弱逻辑编织的谎言网络。
辩证法的“万能”
“辩证唯物主义”的运用便是典型例证:它让马克思主义者能同时为矛盾主张辩护。罗斯巴德解释道:
马克思主义者(包括马克思本人)经常挥舞的利器是“辩证法”。既然辩证法声称世界与人类社会充满对立冲突,信徒们就能根据时势变化,选择矛盾双方中有利的一方来自圆其说。简言之,既然结果可能是A或非A,马克思主义者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种族叙事中的“集体记忆”建构
罗斯巴德揭示的“固有阶级冲突”与“经济阶级间必然斗争”理论,如今正被嫁接到种族冲突领域。例如,马克思主义史观将美国南方的主奴关系定义为暴力产物,认为严酷物质条件必然催生暴力表达。
但根据辩证法,暴力洪流中偶现的忠诚、奉献甚至爱之纽带,反而成为理论自洽的佐证——毕竟这些“特例”本身也是辩证过程的一部分。
埃里克·方纳正是如此将暴力塑造为主奴关系的本质特征,并将其定义为黑人的“集体记忆”。在他看来,这种由暴力孕育的“集体记忆”尤其抵触“美国奴隶制异常仁慈”或“主奴关系和谐”的说法。那些记载幸福时光的奴隶叙事,反而被视作对“集体记忆”的攻击。方纳将“鞭刑、骨肉分离、无数屈从仪式”作为唯一真实的集体记忆,并坚称这种记忆排斥任何关于幸福的想象。历史就这样被马克思主义种族冲突理论建构的“集体记忆”所注定。
逻辑的困境:被剥夺的自由意志与双重标准
除了将人类行为集体化的企图,马克思主义对旧南方的诠释还存在逻辑漏洞:为何奴隶制会剥夺奴隶的自由意志与个人选择,而处境更悲惨的农奴或工厂工人却保有人性?
事实上,农奴的生存环境往往比奴隶更为恶劣。若压迫必然导致意志剥夺,所有被压迫者都应沦为行尸走肉,而非仅限于“奴隶”标签之下。就连马克思主义者杜波依斯在《美国黑人重建》中也承认,虽然奴隶制绝非“田园牧歌”,但其物质条件常优于其他强制劳动者:
南方奴隶制通常并非刻意残酷的压迫系统,不意味着系统性饥荒或屠杀…奴隶们常感到快乐,通常拥有维持健康的食物与适宜气候的居所。南方人有理由声称:当他们的田间奴隶与纽约、费城贫民窟及新英格兰工厂城镇的最底层劳工相比,黑奴的生活在某些方面更为优渥。奴隶主要生活在农村,卫生条件更好;他们在露天工作,工时与当时欧洲农民相当。
结论:回归个体能动性与人性普遍性
与其将人类经验简化为物质条件决定的“集体意识”,我们更应承认:每个人都拥有同等的主观能动性与决策能力。人性经验从不被种族、阶级等集体身份预先决定。
正如罗斯巴德犀利指出的:
即便马克思也该隐约意识到——在现实世界中行动的从来不是‘物质生产力’,甚至不是‘阶级’,而是活生生的个人意识与自主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