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美国发生了一件引人深思的事。一位名叫查理·柯克的保守派活动家遇害后，社交媒体上涌现出大量尖刻的评论，一些人不仅对柯克本人恶语相向，甚至公开为他的死而欢呼。

这些言论无疑是冒犯和冷酷的，让许多人感到不适和愤怒。紧接着，美国司法部长潘·邦迪（Pam Bondi）公开宣布，她将动用政府检察官的权力，去“追查”那些发布所谓“仇恨言论”的人。

一位国家最高司法官员的这番表态，听起来似乎大快人心。但等一下，在我们为“正义”欢呼之前，不妨冷静下来思考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当政府开始决定什么是“仇恨言论”并予以打击时，我们失去的可能比得到的要多得多。

“仇恨言论”：一个为审查而生的概念

首先，我们必须弄清楚一个核心问题：“仇恨言论”到底是什么？

在严格的法律和权利话语体系里，“仇恨言论”这个概念其实是不存在的。 它更像是一个政治发明，被创造出来的目的，就是为了将某些言论（通常是左派不喜欢的言论）贴上标签，然后堂而皇之地将其排除在言论自由的保护之外。

换句话说，这是一个为了让“国家审查”合法化而量身定做的词汇。当邦迪部长信誓旦旦地要“追查”那些犯了“仇恨言论罪”的人时，她实际上是在追查一种只存在于她想象中的“罪行”。这不仅暴露了她对基本权利的无知，更反映出一种危险的趋势：政府权力正在试图染指和定义我们的思想与言论。

任何一个拥抱“仇恨言论”概念的政客，无论其政治立场如何，都可能成为我们基本权利的威胁。

言论自由的根基：你的身体和财产归你所有

要理解为什么我们必须警惕“仇恨言论”这个概念，我们需要回到一个最基本的原点，一个经济学和古典自由主义思想的基石：私有产权。

言论自由并非由宪法或法官所“恩赐”，它源于一个更根本的自然权利——自我所有权（Self-ownership）。简单来说，你拥有你自己的身体，这是你最基本的财产。因此，使用你的身体（包括你的声带、大脑和双手）来表达观点，是你行使自我所有权的一种方式。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你可以在任何地方说任何话。你的言论自由同样受到他人产权的约束。

• 场景一：

  你不能冲进一家私人超市，站在收银台上发表长篇大论，因为超市是店主的私有财产，他有权制定规则，禁止此类行为。

• 场景二：

  你不能在座无虚席的电影院里（在没有火灾的情况下）大喊“着火了！”，因为这会引发恐慌和踩踏，侵犯了其他观众和影院老板的安全与财产权利。

但是，反过来说，如果你在自己的家里、自己的社交媒体账号上，或者在一个允许你发言的公共论坛上表达观点，只要内容所有者不禁止，那么政府就没有权力来干涉。

邦迪部长或许不喜欢人们在网上批评以色列，或者为柯克的死幸灾乐祸。但只要这些言论发布在私营网站上，并且网站所有者没有禁止，那么这就不该是政府可以合法监管的范畴。

言论自由的唯一合法边界

那么，言论自由的边界到底在哪里？唯一合法的限制，是当言论构成对他人的、真实且具体的暴力威胁时。

美国联邦法院在1969年的一个经典案例（Brandenburg v. Ohio）中确立了一个标准：只有当言论“旨在煽动或产生迫在眉睫的非法行为”时，才可以被限制。

让我们用这个标准来衡量一下：

• 说“我真高兴柯克死了”，这令人反感，但它离煽动“迫在眉睫的非法行为”还差得很远。
• 说“我希望某某军队的士兵被打死”，这是一种模糊的政治表达，同样受到言论自由的保护。

即便是“煽动”这个词，也很容易被滥用。因为人们不是机器人，不会因为网上某个人说了什么，就立刻去付诸行动。并不是所有呼吁暴力的言论，都必然构成“迫在眉睫的威胁”。

邦迪部长的言论显然没有考虑这些法律标准或产权界限。她的强硬表态，更像是一种政治作秀，为了迎合某些群体的呼声。

“仇恨”由谁定义？一个可以无限扩张的口袋

“仇恨言论”这个概念最大的危险在于，“仇恨”是一个极其主观、模糊且可以被无限解释的词。

你眼中的“仇恨”，可能是我眼中合理的观察。一旦我们把定义“仇恨”的权力交到政府检察官和法官手里，就等于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

• 今天，批评某个政治人物可以被定义为“仇恨言论”。
• 明天，基督徒牧师在讲坛上批评同性婚姻，会不会也被左派定义为“仇恨言论”？
• 后天，如果你主张削减福利，会不会有人指责你这是针对少数族裔的“仇恨言论”，因为他们是福利的主要受益者？

历史学家拉尔夫·拉伊科（Ralph Raico）在多年前就曾警告过这种“滑坡效应”。只要有一个足够专断的司法部长，或者一个有特定倾向的法官，几乎任何不受欢迎的观点都可以被塞进“仇恨言论”这个筐里。

邦迪部长的言论在美国国内也引发了巨大的反弹，许多支持者都批评她越界了。事后，她试图辩解，声称自己指的只是“构成暴力威胁的仇恨言论”。但这更像是为了平息众怒而做的危机公关。

结语

这件事给我们的启示是深刻的。在一个自由的社会里，我们会听到很多我们不喜欢、甚至感到被冒犯的言论。应对这些言论的最好方式，是用更有力的言论去反驳，而不是用政府的权力去压制。

因为一旦权力拥有了定义和惩罚“不当言论”的能力，那么今天被用来对付你敌人言论的工具，明天就可能被用来对付你。

当一位官员开始谈论要用法律来惩罚“仇恨言论”时，我们真正需要警惕的，不是那些刺耳的言论，而是那个试图掌控我们思想和言论的权力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