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把盲目排外称为爱国,是近代中国的悲剧 (深度好文)

雷颐:把盲目排外称为爱国,是近代中国的悲剧 (深度好文)

晚清改革的失败源于制度滞后,

所有变革都非常被动,

在外部力量的推动下,

不得已一点点做出改变。

这种滞后导致了最终的灭亡。

观念和利益的问题

导致清政府的改革滞后

改革滞后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观念的原因,没有认识到世界的变化和现代化对中国的挑战。二是利益的原因,现代性的制度改革影响到皇家的利益。

最早在鸦片战争的时候,林则徐就认为英国的武器那么好,我们应该向英国学习。但是道光皇帝给了一个批示:一派胡言。事实上当时人们就是这种观念。

林则徐作为钦差大臣,做了件在当时犯忌的事,他组织翻译了《四洲志》。魏源在这个基础上搜集更多的资料,编写了《海国图志》。这本书中最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师夷长技以制夷,认为中国还是在世界的中心,中国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就是武器不如狄夷,只要学习它的武器,就能把它打败。

观点出来,石破天惊,从朝廷到读书人再到一般士绅,只要知道这本书的人,绝大多数都很愤怒,觉得所谓师夷长技以制夷就是溃夷夏之防,为乱阶之倡。用今天的话说,你身为一个高级干部,怎么能主张全盘西化,所以《海国图志》很快被禁了。

作为一个政府和狄夷打仗,它的武器比我好,把我打败了,我要想办法用他的武器,这才是一个正常的政府。但为什么清政府就不允许?

华夏是世界的中心

其他的国家都是狄夷

这里我们要说到更深远的一个传统观念,就是中国历来所谓的国际关系,就是和东亚周边国家的关系,而这些国家没有一个比中国发达。无论是日本、朝鲜、越南,还是其他东南亚有些还不能称之为国家的地方,都是在学中国。

所以中国从春秋时候起,就形成了一个观念,叫做狄夷和华夏,把北边的非华夏文化的称为狄,把南邦称为蛮,把西边的非华夏文化称为戎,把东边称为夷。

这种观念在千百年里发展成一种很深厚的理论:只能用夏变夷,不能用夷变夏。只能我们去感染他们,改变他们,因为那些都谈不上是文明。只有我们是文明的,不可能是我们向他们学习。

外交部一旦成立

中国就不再是天朝上国

所以清政府是没有平等外交这个观念的。

直到1901年签订辛丑条约,在八国联军的强迫下,必须成立一个外交部,中国才有外交部。鸦片战争之后签订南京条约,开放南方五口通商,清政府用一个什么机构和他们打交道?

清政府觉得自己还是天朝上国,不能用外交部,一旦成立外交部就标志着自己不再是天朝上国了。但是英国的船炮又很厉害,必须得有一个机构来和他们打交道,怎么办?他们想了一个办法,用地方官来跟他们打交道。

清政府觉得特别巧妙,自鸣得意,其实是被固有的观念绊住手脚,非常缺乏远见。

外交权应该是中央的,在近代中国这样的环境下,哪个地方掌握了外交权,地方官的权力就会很大。所以袁世凯当了北洋大臣,北洋军阀做大,而清政府毫无办法。

所以究竟什么是真正的爱国?什么是真正的误国? 是坚持中国有几百年传统,宁愿打败仗也不向狄夷学习,是真正的爱国;还是像林则徐师夷长技以制夷,承认东方有优长之处,是真正的爱国呢?

把盲目排外称之为爱国,是中国近代的一个悲剧。

清政府的禁书

成为明治维新的推动力

林则徐和魏源为启蒙中国人编写的《海国图志》被清政府拒绝,却无意中启蒙了日本人,对日本的明治维新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被“天朝上国”的观念所误,清政府将这本书列为禁书,最后给自己挖了一个坑。

日本找了当时最了解汉语、学问最好的人来总编校订《海国图志》。这个叫岩谷宕阴的人翻译完书,写了一个序说:读完这本书,我不禁为魏源感到悲哀,忠正之士,你写的书,自己的君主不用,反而流落他邦,被我们日本人用了。

从1840年到1862年,22年时间,清政府什么都没有做,因循守旧、空度岁月。

所以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是两个不同国家,一个现代国家和一个非现代的国家之间的战争。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都没有给中国带来多大震动,真正带来震动的是甲午战争。

正如梁启超说,中国四千年迷梦是甲午一役而震惊。

革命和改革的赛跑

最终以清政府立宪失败落幕

到1905年8月同盟会成立的时候,中国社会出现三种力量,一是清政府,力量最大,二是立宪派,三是力量最弱小的革命派。三者的政策互动决定了中国的未来,是用改革延续清政府统治,还是革命。而在当时,支持清政府的社会基础阶层都认为立宪假的。

1910年春天,当坚决反对同盟会的上海商会领导人集体加入同盟会革命党的时候,革命和改革的赛跑基本上已经结束。

这七十年来制度非常滞后,清政府的改革每一次都是非常被动,无论是用器物、用枪、用炮、架电线、修铁路、建海军司令部,都是非常被动。

1898年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一个机会,但清政府放弃了。对体制内的边缘的人用最激烈的手段进行镇压,社会变革的动力就落到了体制外的人身上。体制外的人要进行社会变革,就要推翻体制本身。

清政府一次次错失了最好的窗口期,总是在下一个阶段才做上一个阶段应该做的事。就像一个企业负了大量的债务,不愿意付利息,最后必然破产。

体制的变革和调整

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关键

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中国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士绅开始投身现代企业,新闻记者、律师等职业出现。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型,就必然要求政治体制进行改革。

政治体制不改革,社会矛盾就会越来越尖锐。矛盾积累到最后,整个社会情绪就是宁愿鱼死网破、玉石俱焚而不愿意接受改革。这种情绪占社会主导地位的时候,就为社会边缘的革命党人提供了一个舞台。只要时机合适,这些人一下子就会站到历史舞台的中央,暴力革命就成了不二之选。

借用梁启超1907年写的那一句话:“革命党者,以扑灭现政府为目的者也。而现政府者,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场也。”要真正的避免革命和暴力、维护社会稳定就需要不断地进行体制的调整和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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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裂缝:近代中国与幽暗人性(插图版)》分为“历史总会被记起”、“斯人已逝”、“历史的余波”、“不该遗忘的伤痛”四辑,上溯晚清,对比当今,聚焦近代中国与幽暗人性。从辛亥革命之前大变局,到底清王朝还能撑多久,看末世预言,看权臣发家,看衙门矛盾,看政党兴衰,看博弈游戏,看天灾人祸,看时代叛逆,看爱国流亡,看官场风气;百年前后,读林则徐,读曾国藩,读李鸿章,读左宗棠,读张之洞,读郭嵩焘,读梁启超,读胡适之,读宋美龄,追踪历史人物在历史隙缝中的矛盾、困惑与思考,人性的闪光与幽暗。

忧天下,探世变。大清王朝的被动改革,官办企业的正负效应,民营政策的摇摆结果,立宪运动的风生水起,革命力量的迅速联合,天朝崩解的民意原因,从“起朱楼”到“楼塌了”国民党一党治国的大陆岁月,以及茨威格关于战争的反思与人性的绝望,卡夫卡对于东方民族“文革”遭遇的惊人预见,回望历史,反思中国模式,我们变革的动力与空间在哪里?人若不知出生以前发生之事,则将永如幼童。莫让心灵在黑暗中行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