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我刚刚赞扬过米莱改革给阿根廷带来的改变，结果米莱中期选举在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就失利了。

庇隆主义政党获得了47%的选票，而米莱的政党只获得了33%的选票。

大众做出这样的选择，是个非常不祥的迹象，米莱，危险了。

​ 一

我的观点是：

1、米莱还存在部分把改革继续下去的希望；

2、万一米莱改革无法推进，我估计会有很多人说：“看，米莱改革是错的吧！阿根廷人的选择就证明市场化改革是错的。”这种分不清“道”、“势”之别的思维，是非常常见的。一个人在“势”上失利，并不证明他的“道”就是错的。比如哥白尼提出日心说，都不敢公开宣传，从“势”上看，他是被教会压制的，但，他的“道”难道错了吗？同样，一个人在“势”上占上风，也不能证明他在“道”上是对的。你回到1930年代的苏联，计划经济在“势”上已经压倒市场经济，这能说明计划经济的“道”是对的吗？

米莱在政治上失利、失势，并不证明他的市场化理念是错的。只有市场化改革真的阻碍了经济发展，才能证明“道”是错的。但现在并不是米莱的市场化改革阻碍了阿根廷经济发展，而是阿根廷民众对福利、补贴降低的不满，再加上米莱姐姐的丑闻，而重新欢迎庇隆主义，这不是“道”的失败，只是“势”的失败。

不过，米莱的失利，也能更加提示人们，改革是要讲智慧、讲技巧的。

​ 二

我曾经进过一个群，那个群的人基本是支持市场经济的，但其中很多人对邓公的“改革不彻底”百般嘲讽，我就退出那个群了。因为，我觉得他们就是一些轻躁之人。我不是说邓公没有缺点，谁都有缺点，邓公当然也有缺点。但邓公的改革智慧、改革技巧，确实是中国人的偶然和幸运。

中国改革之初，大众的观念，其实还远远比不上今天阿根廷大众的观念。

那时候，大部分城里人都在“体制内”，要么全民企业，要么集体企业，绝大部分人的观念，都是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的，这比今天的阿根廷还要难办得多。

你再看，今天的阿根廷民众，虽然要福利要补贴，但起码还能接受市场价格的存在吧？而在中国改革之初，城里的大众是不能接受市场价格的。例如，他们买粮食，要去公家的粮站，粮站的价格和市场是完全无关的。

更不要说，还有许多思想僵化守旧的官员。

总而言之，当时中国的改革阻力，是远远超过阿根廷的。

但中国改革却推进了很长时间，获得了30年的高增速。

之前我就写过米莱改革在技巧上的缺失。今天，我再谈谈中国改革的智慧。

​ 三

首先，在反对力量小，且容易产生财富增量的地方先改革。

例如农村土地承包，广大农民是欢迎的，城里人也不反对，也就那么几个村干部反对，还有一些思维僵化的理论家反对，这样的反对力量就很容易克服了。我们村的老人经常说，当时的大队支书，头一天还在大喇叭里喊“不要妄想分田单干”，第二天上午被叫去公社（现在的乡）开会，下午回来就宣布土地承包。

而农村土地承包改革，非常容易就看到财富增量大量涌现。然后城里的企业又搞奖金制、承包制，反对的人就少了。当人们看到市场上的利益比全民企业、集体企业给他们的“既得利益”还要大，他们心理上对改革的抗拒就没那么大了。

我以前就说过，米莱改革，应该把重点放在给企业松绑、产生财富增量上，没有必要非得硬攻福利的坚。可以等支持率高涨后，再攻福利。

其次，改革最重要的是找同盟军，尤其是发动地方改革。

当地方上获得放权的甜头后，上面再想收回，是需要时间的，所以，即便改革首倡者下台了，也还有一股趋势力量推着改革往前走。

再次，培养人才，影响观念。

邓公当年，手下是一大堆改革家，堪称群星闪耀。你看米莱手下还有谁在闪耀？这一点，曾国藩也做得特别好。曾国藩是培养、提拔了一大堆总督、巡抚、洋务能手。曾国藩根本就不在乎他培养的人官位高过自己、光环亮过自己，他只在乎这些人是否有改革的观念、经世致用的观念。所以，即便曾国藩死后，他的影响力依然在持续。后来湖南的黄兴、宋教仁等人，都可以说是曾国藩影响的结果。

​ 四

这里再说一下米莱上任之初在达沃斯论坛的演讲。我认为那个演讲是失败的，因为米莱都在讲理念。我认为米莱应该直接讲招商，讲阿根廷欢迎企业家去搞钱。当时有不少朋友反对我的看法。他们说，就应该在这种场合大喊理念、概念。

我能理解，这些朋友对理念传播有追求，米莱做了他们的嘴替，他们很爽。但务实地看，在达沃斯论坛那样的场合，米莱讲市场理念，阿根廷民众能懂？参加论坛的权贵能懂？媒体报道出来后，被干预主义洗脑的全球大众会认真阅读？不如先讲大众容易入心的“务实搞钱”，更有效果。你看邓公，首先贯彻到大众心理中的，是搞钱有理，是“白猫黑猫”，直到1992年才讲市场经济概念的，这样就水到渠成了，这也是更有效的理念传播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