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莱告诉你，什么是真正的“拉美陷阱”
米莱告诉你，什么是真正的“拉美陷阱”
阿根廷总统米莱，上任一个多月，把瑞士达沃斯作为其首次海外出访。
米莱富有激情的演讲，给向来一团和气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带来了一股旋风，风头盖过了其他国家领导人的光芒，成为人们追逐热议的焦点。
马斯克转发了米莱的演讲，并简评「很好地解释了国家繁荣与否的原因」。米莱回复，「非常感谢」。
马斯克在X上有一亿多粉丝，米莱的演讲也登上了热搜。这波可以说，米莱成功出圈。
马斯克和米莱的互动
米莱在演讲中，用数据阐述了整个人类文明，自工业革命以来加速进步的过程。
同时他也分析了一个国家为什么会走向衰败，这件事由一个阿根廷总统说出来特别有说服力。
因为阿根廷在一百多年前，曾经就是一个发达国家，不是一般的富，是欧洲人士移民首选阿根廷的那种富有。
而今天人们再说起阿根廷，说起拉美国家，想到的首先都是“拉美陷阱”，与当年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所以，米莱第一次来到达沃斯论坛这个场子，就是来揭自家老底和伤疤给世界看的，让世界以阿根廷为教训。
他在演讲开场就说：
我们在这里告诉你，集体主义实验永远不是困扰全世界人民的各种问题的解决之道；相反，它才是问题的根源。
请相信我，没有人比我们阿根廷人更有资格来证明这两点。我们在1860年采纳自由模式时，35年间我们成为了世界上领先的大国。而当我们在过去的100年里拥抱集体主义时，我们目睹了我国的公民如何陷入系统性的贫穷，全球排名下降到了第140位。
在演讲快结束时，他不忘呼应一下开头和主题，再次用阿根廷现身说法：
阿根廷是一个实证示范，无论你有多富裕，或者拥有多少自然资源，或者你有多少的技术熟练或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口，或者你的中央银行有多少金条，如果采取阻碍市场自由运作、自由竞争、自由价格体系的措施，如果你阻碍贸易，如果你侵犯私有财产，唯一可能的命运就是贫困。
可以说，这份演讲真实有料、包含激情，中间过程也是论证充分、论据恰当。
而且，作为一个国家的总统，在一个全世界领导人聚集的公开场合上，以自己国家作为反面典型发表演讲，需要很大的勇气，所以也更有说服力。
对于米莱而言，他不缺这样的勇气，也不缺这样的学识。
你看他引用柯兹纳的观点就知道，米莱是真懂奥地利学派，绝对不是那种为了给政策寻找合法性来生搬硬套数学模型的政客。
无论是喜欢凯恩斯主义，还是喜欢新古典主义的，这类政客基本上有一个算一个。
凯恩斯主义者主张政府多花钱刺激经济，而新古典经济学家们最喜欢叫唤的就是「市场失灵」，然后呼吁加强监管。
米莱直接点名批评了新古典主义者，直言他们设计了一套工具，最终服务于国家干预和社会衰退：
新古典经济学的问题在于，他们所热爱的模型并不符合现实。所以，他们将错误归咎于所谓的市场失灵，而不是重新审视他们模型的前提。以所谓市场失灵为借口，引入监管，只会造成价格体系的扭曲，阻碍经济计算，从而阻碍了储蓄、投资和增长。
他引用柯兹纳的观点，市场在发现的过程中产生财富：
如果企业提供的商品或服务不受欢迎，除非它改为适应市场的需求，否则生意将会失败。如果它们制造出高质量、价格吸引人的商品，它们将会生意兴隆并生产更多商品。
因此，市场是一个发现过程，资本家在其中找到前进的正确路径。但如果国家在资本家成功时惩罚他们，并妨碍市场发现的过程，他们就会破坏这种激励，结果是他们产量会减少，蛋糕会变小，这将危害整个社会。
米莱成为焦点
整体上，米莱这篇演讲干货满满，诚意也满满。
即便是你不懂什么奥派，不懂背后精密复杂的方法论和逻辑推理，也能够理解他想要表达的思想主旨。
我前几天的一片长文，《 阿根廷走到今天，并不是因为“左右摇摆” 》，其中观点很明确，阿根廷的衰败，主要还是因为“向左”滑落。
中间虽然有过两次短暂的回头，但都因为不够彻底和有力而失败。
而我在《 你也许不信，阿根廷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衰落的？ 》一文中，也说明了阿根廷开始衰败左转的时间点。
另外还有一篇文章在南方周末排队发布，也是一篇长文，梳理了阿根廷上个世纪70年代和90年代的两次“向右”改革为什么失败。
实际上你会发现，从来就没有什么所谓的“拉美陷阱”或者“中等收入陷阱”，从来就不存在。
存在的一定是，某种形式对私有产权的侵犯。
教科书或搜索引擎告诉你的“拉美陷阱”是这样的：
这些国家由于经济社会和畸形发展，以及不恰当的收入分配和消费结构，导致贫富不均、两极分化，城市化失衡造成环境恶化、失业人口较多、公共服务不足等问题。尽管有经济增长，但大多数人享受不到现代化的成果，这种现象被称为“有增长，无发展”。
而真正的“拉美陷阱”是米莱告诉你的：“如果你侵犯私有财产，唯一可能的命运就是贫困。”
阿根廷的总统，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还不信吗？
因为阿根廷，的确就是那个活生生的反面典型。
以史为鉴，阿根廷就是那面镜子。
自由万岁，他妈的！
（LONG LIVE FREEDOM, DAMMIT）
2024年0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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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 康德：人是目的，而非手段
延伸阅读：
3.注：米莱发言精华放在三条，大家不妨一看。
最后说一句，国内媒体朋友们能不能专业一点？
你才开始看发型用“阿根廷特朗普”来给米莱贴标签也就罢了，米莱都上任一个月了，他的基本主张跟特朗普完全不同。
这么说吧，特朗普给米莱提鞋都不配。即便他再次当选美国总统，同样还是不配。
阿根廷走到今天，并不是因为“左右摇摆”
文丨张是之
自从米莱就任阿根廷总统以来，这个在地球另一端，距离我们最遥远的国家便备受关注。很多文章在介绍阿根廷的时候，都会说这个国家在“左右摇摆”中踉跄前行，所以才导致经济滑坡、民生凋敝。一些学者也在用“钟摆现象”，来说明阿根廷政府的政治经济立场。
实际上，真实的历史进程并非如此，自1930年以来的近百年历史，阿根廷的左（庇隆主义）才是主流，“右”不过是点缀。本文以倒叙的方式来扼要回顾与评述一下阿根廷的主要经济、政治历史阶段。
一、失去的二十年（2003-2023年）
由近及远，我们先看一下阿根廷最近二十多年的历史。用几个字来概括一下这段时期的阿根廷，简单来说就是“政局稳定，但经济不稳”。政局稳定的原因，主要是阿根廷彻底摆脱了军人干政的混乱，不再通过军事政变改变领导结构，而是通过选举来实现民主代议制。
政局虽然稳住了，但是经济并没有什么根本性好转。很多人今天嘲笑米莱的改革，给人的感觉好像是，阿根廷的今天都是米莱一手造成的。但是实际上，米莱所在的自由前进党，2020年才创建，他本人在2021年才当选国会议员，从12月10日上任总统，也就才一个月的时间。
而往前看二十年，长期掌握阿根廷政权的，其实是阿根廷正义党，就是原来的庇隆主义党，今天阿根廷的第一大党，在国会两院拥有绝对的数量优势。
2003年，正义党人基什内尔就任总统。他强化了国家在经济中的主导作用，加强对私企的管理、做大国企，并实施更严格的金融监管，搞积极扩张的财政政策、增加税收，搞产业政策扶持出口工业和公共工程，强调社会公正和分配制度改革，构建社保体制，加强关税和贸易保护政策，限制外资流入。
几乎每一条都是在收紧阿根廷的紧箍咒，但是当短期内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搞大基建、大工程，以及把国企作为民族企业的一张牌来打的时候，很容易俘获民心和选票。
所以到了2007年，基什内尔不干了，阿根廷人又把他的夫人，也就是克里斯蒂娜选举为总统，让她继续干，而且一干就是两届。这两口子政策基本一致，俩人任期加起来就是12年。
逻辑上足以证明，正义党这一套注定是不可持续的。短暂的表面繁荣，并没有解决长期制约阿根廷经济发展的结构性问题。到了2012年，阿根廷经济就明显放缓。特别是长期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导致通胀率高企、政府债务居高不下，频繁干预和管制外汇、金融市场，造成外汇储备短缺。
2015年大选中，中右翼反对党联盟候选人马克里赢得大选，着手纠正基什内尔主义国家过度干预经济等弊端。但是积重难返的阿根廷并没有什么大的改观，结果在2019年的大选中，正义党人费尔南德斯重新胜出，而和他搭档并最终出任副总统的是，恰恰是前任总统克里斯蒂娜。
阿根廷最近这二十年，基本上可以说，就是基什内尔夫妇的二十年，也是阿根廷经济失去的二十年。
为什么2022年，阿根廷夺得世界杯冠军之后举国欢庆，总统费尔南德斯想接见梅西和球队却被拒绝。因为生于1987年的梅西，这二十年就是他开始懂事之后的二十年，他很清楚这些政客对阿根廷做了什么。
二、动荡的七十年（1930-1976年）
我们把视角再拉远一点，看看更早的阿根廷发生了哪些变化，让这片原本富饶的国家，逐步走向衰落的。如果选一个比较明显的时间节点，那可能就是1929年的美国大萧条。而这以后的阿根廷，就进入了一个“政局不稳，经济也不稳”的动荡时期，长达七十多年。
从当时的外部环境来看，“大萧条”的爆发对阿根廷的出口造成严重影响。再加上外资进入的锐减，造成民众生活水平的骤然下降，加剧了当时的社会矛盾。
而“大萧条”后，凯恩斯主义成为主流经济学思想，世界从自由放任的经济时代，转向了贸易保护主义时代。各国互相征收各种关税，相互报复增加各种贸易壁垒。
阿根廷内部也深受贸易保护主义思想的影响，完全不顾及此前经济繁荣的原因，也把自由贸易原则束之高阁，放弃了金本位，提高关税，实施外汇管制等一系列贸易保护措施。
外忧内患之时，更悲催的是，1930年9月6日，阿根廷将军乌里武鲁发动军事政变，并自封临时总统。这次军事政变，是1854年阿根廷实现宪政以来，民选政府第一次被军队推翻，军人干政从此登上阿根廷的历史舞台，并持续了长达半个世纪之久。
可以说，1930年标志着阿根廷自由主义政策的彻底终结。此后，与世界各国一样，民族国家的概念开始深入人心，阿根廷民众也更倾向于建立强大的国营工业体系，反对向英美让步的贸易协议。
军人干政让阿根廷风雨飘摇，军政府总是想方设法操纵政局。选举在1946年恢复，这个时候胡安·庇隆正式站在历史舞台中央，彻底把阿根廷带上了另外一条道路。
他此前是劳工部长，因为同情劳工的立场受到中产阶级支持，并且在竞选中承诺了大量福利保障。选民的民心很快就被这些空头支票所收买，加上其夫人艾薇塔·庇隆极具感染力的煽动性表演，帮助他在选举中大获全胜。
稳住局面后，庇隆推动制定了1949年宪法，宣布一切自然资源均为国家所有，成立阿根廷全国国营工业局和贸易促进会，大力发展国家资本主义，以此来维护“政治主权”。然后，庇隆政府开始将外国企业收归国有，并摆脱对外国资本的依赖，以实现“经济独立”。
另外，为了实现其“社会正义”的目标，他还壮大全国总工会，通过《劳工权利法案》，大力推行社会再分配政策，颁布一系列福利改革，包括提高工资、公费医疗、公费住房，增加抚恤金和养老金，并对基本食品实施价格管制。
而“政治主权、经济独立和社会正义”，这就是至今都在影响阿根廷的庇隆主义。值得一提的是，全国总工会正在策划反对米莱的总罢工，以抗议米莱上台后的改革措施。
米莱上任刚一个月，改革的措施都还没怎么落地执行，都还没看见具体效果，全国总工会就已经迫不及待地进行反攻了，这就是庇隆留给阿根廷的“政治遗产”。更准确的说，应该是“政治遗患”。
庇隆主义这一套，骗骗选票还可以，搞经济肯定要坏事。一旦经济就开始恶化，结构性问题开始暴露出来。对外，贸易不足、外汇短缺；对内，工会强势、劳资关系紧张，工资水平居高不下，而且缺乏调整弹性；政府财政恶化，通胀开始攀升。就连阿根廷最具优势的农业，也开始衰退。
1955年，庇隆被政变推翻，其本人流亡海外，但是庇隆主义的乌云，却从此漂浮在阿根廷上空。此后阿根廷政变频繁、暴力不断、动荡不安。然而诡异的是，1973年，流亡18年的庇隆又回到了阿根廷，并在大选中再次获胜，第三次出任总统。
此时庇隆年事已高，第二年就就去世了，其夫人伊莎贝尔接任总统职位。但是庇隆的光环也镇不住阿根廷的场子了，伊莎贝尔没有什么执政经验和能力，结果仅仅过了两年，就被军事政变推翻。
三、短暂的经济自由主义（1976-2003年）
庇隆夫人被推翻后，阿根廷一直在军政府控制下，全国依然混乱不堪。通过政变上台的军政府，虽然宣称将实施自由主义改革，但采取的是“举债发展”的模式，大肆向海外借债，结果最终导致阿根廷陷入严重的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
1982年，军政府总统加尔铁里，为了转移国内矛盾视线，悄然发动了对英国实控的马儿维纳斯群岛的进攻。只可惜，他高估了跟美国的关系，并低估了铁娘子撒切尔夫人的决心，最终以阿根廷战败，其本人卸任并被判刑而收场。
这场短短不足两个月的“马岛战争”，对于阿根廷来说也许是因祸得福，阿根廷从此结束了军政府的统治。同时还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那就是成就了撒切尔夫人。战争的胜利让这位哈耶克的粉丝，在英国获得了极高的人气和威望，使她在英国的市场化改革得以顺利开展。
阿根廷这边远没有英国这么幸运，虽然摆脱了军政府的统治，回到了民主政体的轨道上，但这并没有解决阿根廷的债务问题。1982年危机爆发时，阿根廷外债总额为436.34亿美元，到1989年已高达633.14亿美元。
沉重的外债负担和投资萎缩使阿根廷经济一蹶不振，1980-1990年国内生产总值持续下降，年均负增长0.9%。此外，阿根廷还陷入恶性通胀中，1980—1990年通胀率年均增速为437.6%，1989年更是高达3079.5%。
1989年，正义党领袖梅内姆临危上台。当时国际上正流行“新自由主义”，于是阿根廷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下，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其中就包括国有企业私有化和贸易自由化，降低关税并取消了大部分非关税壁垒，并实行货币局制度，将比索和美元1：1锚定，限制货币发行量，要求本币发行必须以美元外汇储备为支撑。
抛开党派背景不谈，这些政策和今天米莱的改革措施，方向上并没有什么本质不同。实际上，阿根廷经济在这一时期出现了强劲的恢复。首先是恶性通胀被成功遏制，从1990年的四位数骤降至1991年的84%，到1995年已被控制在1.8%。
其次，是吸引了大量外资进入并推动经济快速增长，1992年流入阿根廷的资本总额达到112亿美元，1992-1994年流入资金累计达322亿美元。有学者认为，1990-1997年间，阿根廷经济平均增速为6.5%。
但是梅内姆的改革并不彻底，留下了很多“死角”。首先是财政支出没有得到控制，公务员队伍还在不断扩大，结果连年出现赤字。其次，梅内姆并没有充分削弱工会的组织影响力，工会仍然是阿根廷民营企业沉重的负担源头之一。另外，他也没有成功削减原来那些不切实际的高福利，这为后期再次举债和通胀埋下了隐患，并最终发展成为经济危机。
梅内姆的第一届任期很成功，所以获得了连任，但是第二届任期却成为了灾难。先是遇上了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然后是腐败丑闻，再后来是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加上改革不彻底留下的“死角”，梅内姆只能通过借债度日，最后陷入恶性循环，最后黯然下台。
继任者基什内尔上台后，开始肃清所有“新自由主义”政策，又重新开始对经济加强管制，延续不切实际的福利措施。这些都需要钱，阿根廷政府没钱怎么办，所以他们放弃与美元的绑定，重启通货膨胀，通过印钱来延缓危机并迷惑民众。于是，阿根廷从20世纪动荡的七十年，进入21世纪失去的二十年。
四、黄金岁月五十年（1880-1930年）
1810年5月，被西班牙殖民统治了300年的阿根廷人民，发动了反对殖民统治的“五月革命”。5月25日，布宜诺斯艾利斯市民来到广场，宣布脱离西班牙殖民统治，从此开始了建设独立国家的进程。
后来，5月25日被确定为阿根廷的国庆日，今天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五月广场”也是为纪念“五月革命”而来。
独立后的阿根廷，正好赶上19世纪工业革命的“风口”。欧洲和美国纺织工业高速发展，大量需要羊毛等轻纺原料，阿根廷得益于独特的地理优势，开始大力发展畜牧业。
与此同时，阿根廷的种植业也迅速崛起，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阿根廷成为小麦出口国。阿根廷经济进入出口繁荣昌盛的“黄金时代”，欧洲市场成为阿根廷最大的市场。
这一时期的经济思想，也因为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边沁、穆勒等人的观念传播，进入了“古典自由主义”时期。伴随着《谷物法》的废除，英国进入了一个长期的自由贸易阶段。工业革命带来的技术进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也让英国成为当时阿根廷最大的出口市场。
而真正让阿根廷高速平稳发展的是，1880年之后的50年。1880年大选中，罗加将军当选为总统，随即平定了叛乱，并以此为契机，巩固并完善了中央集权和公共管理体制，成立了阿根廷历史上第一个政党“民族自治党”，确立了寡头精英民主制，并在阿根廷政坛开启了长达36年的统治。
这期间，全球虽然也不太平，但经济氛围都还是在受古典自由主义的思想影响，各个国家相继开放市场，发展自由贸易。虽然是寡头政治，但给阿根廷带来了长期的稳定。
那时候凯恩斯主义还没有出现，政治对经济的干预，在那个时期还不流行，这给阿根廷带来了非常宝贵的“自由放任”发展阶段，也可以说是一段“黄金岁月”。
按购买力平价计算，1880-1916年间，阿根廷的人口增加了2倍，经济总量翻了8番，年均GDP增长率约6%，人均GDP年均增速也接近3%，是当时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最富裕的国家之一，也是欧洲人移民的首选之地。
但这一时期阿根廷国内政治局势的微妙变化，为阿根廷埋下了隐患。长期统治并实施寡头精英制的民族自治党开始“松口”，1912年批准通过的选举改革法案，打开了阿根廷从寡头精英制向代议制民主政体转型的大门。
新的选举办法规定，所有年满18岁的男性公民一律强制参加无记名投票，结果导致投票人数三年增加了三倍。最终，反对党激进公民联盟领袖伊里戈延，赢得1916年大选成为总统，并在1930年之前的十余年间掌控着阿根廷的政权。
伊里戈延上台后，经济上采取了一系列保障公民基本社会权利、改善民众生活的举措和一些促进民族主义工业发展的政策，政治上进一步巩固1912年选举改革法开创的代议制民主制度。这些政策短期内还没有直接影响阿根廷经济的基本面，但是从长期看，无疑给后来阿根廷的社会走向埋下了伏笔。
1930年的政变推翻了其统治，阿根廷从此进入了动荡的七十年，经济从此一蹶不振，从一个曾经的发达国家快速衰落。
五、回头看大历史
由近及远看完了阿根廷的大历史，我们再由远及近回头来看，阿根廷的衰落，既有外部大环境的变化，也与内部政治局势动荡有关。但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归根结底，衰落的根源都在于私有产权和市场经济原则的破坏。
看上去的“左右摇摆”，实际上从民营企业、私有产权的角度看，从1930年的政变开始，到庇隆夫妇的上台，再到基什内尔夫妇的统治，虽然中间有过“新自由主义”的短暂回头，但整体上，阿根廷的衰落史就是一个私有产权不断遭到破坏和侵蚀的历史。
除了军政府时期，对产权那种看得见的暴力破坏之外，还有很多看不见的隐形破坏。工会组织罢工本质上是不遵守契约破坏产权，最低工资、不切实际的强制福利，本质上也是在破坏产权。
阿根廷形式上的代议制民主，并没有在实质上做到保护私有产权。庇隆主义掩盖下的福利政策，不仅造成阿根廷社会的“意识形态分裂”，让选民误以为候选人承诺的高福利就是好的就是对的，而放弃削减这些福利就一定是错的，而且还使阿根廷陷入了几乎是永久性的财政恶性循环中。
其实不止是阿根廷，正是这种不顾实际的“福利主义”，给拉美国家带来财政赤字、债务危机、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等一系列恶果，最终使他们陷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究其原因，这个陷阱的本质就是“福利主义陷阱”。
相比之下，中国这几十年改革开放的成功，取得巨大成就和进步，一方面得益于我们没有自乱阵脚，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我们当初没有过多的福利捆绑所带来的包袱，在放开市场和对外贸易的过程中，采取了自下而上的渐进式改革，尽量避免了剧烈变化和动荡，最终逐步强化了对私有产权的保障，并将其写进宪法。
米莱当选之前，阿根廷就已经掉入陷阱很多年。而他现在正在努力帮助阿根摆脱这个陷阱，但是早已习惯了“阱内福利”的人们，怎么可能会轻易放手？
米莱现在面对的，既有选民的观念和信任陷阱，也有财政上的危机陷阱。如果米莱在观念上能不能扭转人们对这些问题的本质认识，在行动上能不能割除这些破坏产权的组织和行为，将是他能否成功的关键所在。
阿根廷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衰落的？
我的回答是，1912年。
至少是从这一年开始，造成阿根廷近百年动荡不安的地雷就埋下了。
因为在这一年，阿根廷批准通过了选举改革法案，政治体制从寡头精英制转向代议制民主制。
新的选举办法规定，所有年满18岁的男性公民一律强制参加无记名投票，结果导致投票人数三年增加了三倍。
最终，反对党激进公民联盟领袖伊里戈延，赢得1916年大选成为总统，并在1930年之前的十余年间掌控着阿根廷的政权。
伊里戈延上台后，经济上采取了一系列保障公民基本社会权利、改善民众生活的举措和一些促进民族主义工业发展的政策。
简单来说，就是为了讨好选民获得选票，开始用公款公开合法地向选民示好。
说直白一点，就是“贿选”，只不过是合法公款贿选。
同时，所谓的促进民族主义工业发展，实际上是在没有敌人的时候，一定要创造敌人，然后达到团结内部一致对外的目的。
保护民族工业不是今天才有的，一百多年前就有人使用了。
原来消费者只需要考察产品质量问题和性价比，经济民族主义的情绪被调动激发出来以后，事情就会变得复杂起来。
但是不得不说这一招很好使，很多人乐见其成，更有很多人可以借机牟利。还能展示一下某种情怀的优越感，可谓一举多得。
伊里戈延尝到甜头以后，他在政治上进一步巩固这种选举制度。
简单来说就是，民主普选的范围扩大，导致了民粹力量的崛起，一发不可收拾，直到今天还是这样。
当时的历史中人，包括很多今天的人，可能都完全无法理解，为什么阿根廷人民的选举权扩大了，社会更加民主、更加规范了，日子反而过不好了。
要么是军政府统治，要么是右派上台，要么是左派重新上台，来来回回就是治理不好阿根廷。
你要说是某些非洲国家，一直贫穷落后也就罢了，但是阿根廷可是正儿八经曾经一流的发达国家，怎么就会沦落到如此之地步？
其实对于这个问题的分析，奥派经济学家霍普曾经有过非常严谨完整的论述，他的回答在《民主：失败的上帝》这本书中。
这本书的副标题是“君主制、民主制与自然秩序的政治经济学”，已经由可二老师完成翻译，并做好了正式出版的准备。
这本书能够完整清晰地回答上述问题，而且还有很多其他国家的案例分析作为佐证。
可以说，懂得人都懂。
不懂的话，只有是愿意相信逻辑，而不是预设立场进行否定，大概率也能看懂。
简单剧透一下，大致上的逻辑并不难理解。
首先，在观念上，一战之前，人们普遍认为君主制是合法的。
其次，在逻辑上，虽然说君主制和民主制，都客观存在一定程度的垄断，但君主制下的这种垄断权更偏向私人所有。
而民主制下，这个权力开始转向“公有制”。其结果是，看上去大家都想成为国家的主人，但最后大家却都不愿意为此负责。
尤其是在花钱的问题上，大家都觉得应该提高福利，应该做一些保障工作，但都不愿意花自己的钱来做。
准确的说，是更原意花别人的钱来办别人的事，自己留下美名并完成升迁，在更高层面继续花更多别人的钱，办更多别人的事。
呈现出的结果便是，更偏向“私有”的君主政府，时间偏好更低，更倾向于从长计议。
而更偏向“公有”的民主政府，时间偏好更高，更看重当下，更喜欢短平快出成绩。
这一点在阿根廷，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出来。
我昨天6000字长文，不过是指出了一点，阿根廷的衰落，不是因为“左右摇摆”，而是这一百多年来，一路“向左”滑落，破坏产权阻碍交易。
霍普在《民主：失败的上帝》一书中，考察了几个”剥削指标“：
其一，各种税收和政府总支出的GDP占比；
其二，政府岗位数量在劳动力人口中的占比；
其三，通货膨胀和货币供给的数据；
其四，政府立法与管制。
很不幸的结果是，当历史的车轮从君主制转向民主制的时候，这几项指标无一例外都在变差。
比如我摘录一段关于政府工作岗位的数据：
毫无疑问，君主制时代中，政府岗位的总数增加了。但是，直到十九世纪末，政府岗位也很少超过总劳动力的3%。王室大臣和议员通常都不支领公共薪金，而是被认为应该以其私人收入养活自己。相反，随着民主化进程的发展，他们成为有薪官员，从那时起，政府岗位就持续上升。
例如，在奥地利，政府岗位占劳动力的百分比就从1900年的不到3%上升到1920年代的超过8%，到1970年代中期则是差不多15%。
在法国，从1900年的3%上升到1920年的4%，到1970年代中期则是大约15%。
在德国，它从1900年的5%增长到1920年代中期的近10%，到1970年代中期则是接近15%。
在英国，从1900年的不到3%上升到1920年代的超过6%，到1970年代又接近15%。
这个数据非常直观，阿根廷的数据我就不去查阅了，肯定也是一样的趋势。其他国家我们也就不方便多谈了，心里都有数。
我知道很多人对 Democracy 投票这事很钟情，我曾经也是。
但这更像是一个喜欢吃糖的孩子，家长管的很严，就是不给你吃，结果你对吃糖这事就充满了无限的向往。
然而我们知道，科学事实是，吃糖多了并不好。
霍普作为奥派经济学家，有的人不知道，有的人知道不认可，他的分析跟罗斯巴德一样锋利。
其实不仅仅是奥派对投票这事不看好，其他学派对此也有透彻的研究，比如布莱恩·卡普兰写的《理性选民的神话》，安东尼·唐斯《民主的经济理论》，图洛克的名著《官僚体制的政治》，图洛克和布坎南合作出版的《一致赞成的计算》，还有阿罗的“不可能定理》。
实际上，这些学者的著作，都对选票这事做出了严谨严肃的细致分析，虽然研究路径和细节不同，但结论其实和霍普的差不多，就是“德先生”（Democracy）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美好。
好心未必能办好事，实际上，还有很多龌龊之事，是掩盖在美丽的谎言之下实施的，而经济学的作用之一，就是揭开这些魔鬼的面纱，戳破那些美丽的谎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