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文明的大倒退

**

中国有句古话，叫作“得民心者得天下”，这话在阿富汗恐怕要失效了。

塔利班执掌阿富汗这么多年，未必得民心，反而作威作福，对自己人下手越来越狠。

塔利班最近又颁布了新的“道德法”，全称是**“弘扬美德和预防邪恶法”**。而如果你看下具体内容，你才会发现什么叫作邪恶和无耻。

塔利班要求妇女必须穿罩袍，不能单独进入公共场所，不能在户外说话，不能接受教育，也不能工作，甚至连就医也不能找男医生看病。

而且在新法律的授权下，塔利班的道德检查员权力非常大，他们可以根据怀疑，就所谓的道德犯罪任意拘留和惩罚个人，包括体罚，而不需要任何证据或正当程序。

这部法律还鼓励普通公民举报违法行为，不仅授权检查人员进入民宅，干涉个人隐私，还将继续加剧阿富汗社会已经普遍存在的恐怖和监视气氛。

看下阿富汗妇女们的穿戴，隔着屏幕你都能感受到那股邪气，而这就是他们口中的美德。

但是阿富汗并不是一开始就这样的，曾经的阿富汗，就在上个世纪70年代，女孩们是可以穿着短裙去逛街的。

她们那个时候也可以上大学，可以跟男老师、男同学一起做实验。

医院里的护工人员很多都是女性，大学里，课堂上可以看到她们。

校园里，男女大学生在课间也可以随意交流、聊天。

人来人往的电影院，人们穿西装、着短裙，脸上的笑容真实而自然。

总之，那个时代的阿富汗女性，可以自由着装，可以进入公共场合，可以接受教育、可以工作，也可以正常和男性接触。

但是现在的阿富汗完全变了，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那个蒸蒸日上、人们充满笑容的阿富汗，变成了一片狼藉之地。

谁说历史不会倒退？塔利班给阿富汗带来的就是巨大的倒退。

2、权利天赋还是权利人赋？

我们不只是关注阿富汗的历史，更关注背后的理论问题。

在经济学上有个著名的争论，那就是人的权利来自哪里？

有的人认为权利来自天赋，而有的人则认为权利来自人赋。

以奥地利学派为代表，权利天赋者认为，人的有些权利是与生俱来的，不需要别人的认可就存在。

以芝加哥学派为代表，而权利人赋论则认为，权利需要社会上其他人的共同认可和执行。

比如在被认为是最权威的《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关于产权的条目，是由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阿尔钦撰写。

他写道：“产权是一种通过社会强制而实现的权利，用于选择经济物品的使用。”

很明显，阿尔钦支持的是权利人赋论。

而他的中国学生薛兆丰，在《经济学讲义》中写道：

权利是通过社会强制而实现的，是别人授予我们的；不是我们自己认为有就有，而是别人认为我们有才有；要别人愿意出来保护我们行使的自由，才能叫权利。

很遗憾，阿尔钦是错的，薛兆丰老师并没有意识到这种错误。

阿富汗妇女们的悲惨遭遇和转变，恰恰是对阿尔钦权利人赋论的有力否定。

阿富汗的妇女们，原来是可以自由穿衣的，有接受教育、正常工作、和外界接触的权利。

当时的社会和别人是认可她们这种权利的，但是塔利班掌权后，剥夺了阿富汗妇女们的这些权利。

那么请问，阿富汗女性的这些权利就因此消失了吗？

很明显，并没有。

自由穿衣、工作和行动，这些本来就是她们的权利，这是她们对自己身体和财产权利的支配，这种权利并不因塔利班的剥夺而消失。

只有从权利天赋的角度来看，她们的权利在法理上才依然成立，她们依然应该享有这些权利。

而如果从权利人赋的理论看，现在的社会和别人，也不再愿意保护阿富汗女性的这些权利，她们的权利就应该消失了，不能再继续享有这些权利。

然而，今天但凡是一个正常人、一个正常国家，都不会赞同塔利班的做法，包括中国在内，联合国都对塔利班进行谴责。

如果不是从权利天赋的角度来认识阿富汗女性的权利，那么我们谴责塔利班的理论依据是什么呢？

因为按照权利人赋的理论，“权利是通过社会强制而实现的，是别人授予我们的”，现在塔利班通过社会强制否定了妇女的权利，拒绝授予她们各种权利，你怎么去否定和谴责塔利班的行为呢？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阿富汗也不是一步走到今天的。

所以，我昨天文章中说，权利认识上退一小步，现实中就会退一大步。

阿富汗就是明目张胆、毫无忌惮地，在推动人类文明的大倒退。

权利天赋并不是说，权利是老天爷给你的，而是说天赋权利理论，能够给我们指明的是正确的方向，现实中要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这个努力，也不是说，权利要其他人的肯定和赋予才能拥有。

而是说，我们要保护人们的财产权利，而不能走向它的反面，去肆意剥夺他人的权利。

3、自杀是不是一种权利？

最近在热议的自杀问题，在薛兆丰的《经济学讲义》中，也有论述。

这部分内容放在产权之后讲，薛老师在分析了权利人赋的理论之后，他很自然地推导出了人没有自杀的权利这个结论。

但是，如果你细看他的逻辑，你会发现槽点还是挺多的。

比如他在这一小节用的标题是，“权利需要社会上其他人的共同认可和执行”，前面我们分析过了。

那么，薛老师和权利人赋论的支持者，该如何判断塔利班的这种行为呢？

薛老师为了否认人有自杀的权利，他用了一个假设：

如果每个人都有自杀的权利，那我们会看到，如果一个人想要自杀，宣布我准备自杀了，社会上其他人就应该说：好啊，恭喜你啊，要行使你的天赋的权利了。

不知道你怎么看这段论述，实话实说，我个人认为有失水准。

很明显，有这个权利并不等于鼓励去做。有权但不鼓励，生活中有很多这样的常识。

最常见的比如抽烟，这是很多人认可的权利，法律也没有禁止，但并不等于说鼓励去吸烟。

香烟盒上明确写着吸烟有害健康，人们也知道吸烟有害健康，香烟也不允许打广告，很明显，这就是有权但不等于鼓励。

在薛老师的假设论述里，把自杀是一种权利，直接偷换概念换成了这是在鼓励自杀，有失水准。

在后面的论述中，薛老师说，“因为一个人死去，受害的不仅仅是他一个人，还有他周围的好多人，甚至是整个社会。”

这种基于他人或整个社会的利益计算方法，恐怕也不是一个坚定的财产权利保护者应有的思维方式。

因为只有产权的边界是清晰的，而利益的计算和考量，永远无法计算清楚。

如果不清晰坚定地认清权利的来源和指向，恐怕任何国家都有成为阿富汗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