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有点标题党了，米塞斯不反对民主，罗斯巴德也没有针对民主制度本身进行过详细论述，奥派反民主的先锋是霍普，当代奥派最为影响力的学者之一，也是争议最大的学者之一。

他甚至明确地说明，君主制优于民主制。不仅非奥派的人听着反常识，在奥派内部也有大量的不满，也因此，霍普与另一群奥派也有割席。

当然无数经验主义者，更是无法理解，因为历史上残暴的君主多的是，你凭什么说君主优于民主？米塞斯则清晰地对民主制的优点进行了说明，他说，民主制免于政治竞争导致的内战，这是民主制最大的优点，也即争夺政权不需要采取武力的方式。

当然，我认为霍普也没有彻底地将他的这套理论讲清楚。

霍普论证君主制优于民主制时，主要使用的是时间偏好理论，他说，由于民主制下的政客是租客，缺少长远打算，因此会更倾向于透支资源，毁灭资本，而君主制下的政客是长客，他的时间偏好会更低，会更倾向于长期抢劫。也即，这两种制度的激励结构是不一样的。

但我认为，霍普仅停留在此是不够的，还需要对民主制的本质，以及制度分析的方法论进行过更彻底的说明。

霍普只是将民主制定义为一种“公有政府”下的“看管人统治”。在这个体制里，统治权被分割和轮替，但没有任何一个“君主”（所有者）会真正为这个体制的长期存续负责。

而我认为可以补充一点，以对霍普的这套理论进行更加完整的说明。

第一，民主的本质是多君制

在霍普的论证中，虽然提及了这是一个公有政府，提及了政客们时间偏好高，是短期租客，不考虑长远，但是，他没有清晰地说明，民主制下，政客的行为，并不是完全由政客们决定的，而是由舆论中胜利的舆论集团、以及能影响政治的利益集团决定的。

也即，政客的是长租客或短租客，只是君主制与民主共和制下的政治行为的表象，真正的实质是，在民主下，权力人人可以争夺，真正争夺权力的是舆论中的舆论集团，以及利益集团。

舆论集团通过舆论号召构成政治压力，包括了媒体知识分子推动的各种舆论声量，包括各种游行示威的政治压力，这些都是争夺权力的手段，他们获得权力的方式就是舆论施压。

利益集团则是采取了深层政府模式，即通过游说政客，出台特权保护机制，比如，给某一个行业给予特殊市场地位，或帮助他们打压国外的竞争对手。

真正的君，在民间。而不是坐在台上的政客。

如果真正的君在民间，那么，这一套时间偏好理论，就不足以解释民主制的缺点了，因为民间的舆论集团与利益集团，他们可是有着长远地位的。他们并不存在任期问题。

这时，真正的问题在于，多君制下，你不争夺权力，你就是被剥夺者。权力是魔戒，权力的本质是转移支付，是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满足另一部分人。

在一个鼓励权力竞争，并且权力竞争成功者可以成功攫取利益、失败者则品尝被奴役后果的机制下，人人追求获得权力，就是这一机制下的必然行动。

表面上，我们看到的是两党政治或多党政治，好象竞争胜利者、获利者是某个政党的政客们，其实不是如此。

民主党若是成功获得了胜利，那么，那些要求大量增加对亿万富翁征税的普通人，则成为了胜利者，他们可以获取富人的财产，得以短期内改善自己的生活。

这些普通人成为了君主，是因为时间偏好让他们抢夺富人的财产吗？当然不是，还是因为根本看不清抢夺富人财产对于自己的长期后果。另一个原因是，如果这些普通人不号召抢劫，他们就会发现，自己是被抢劫者，因为金融利益集团驱动的通货膨胀，不断在洗劫普通人的财产。

既然权力向所有人开放，自己不拿到权力，当然就是成为受害者。

时间偏好理论，当然可以解释部分政客的行为，民主制下的政客，只依据能否持续拿到选票来进行当下的政治决策，机制不允许他进行长远思考和规划，但更为重要的是，民主制本质是一套权力开放系统，是多君制，君主遍布国度的每一个角度，他系统性地激励每一个人参与权力争夺。

古代君王会根据某一种意识形态或偏好，禁止人们从事某一种行为，比如禁止某一种娱乐行为，甚至禁止某一种服装穿着。

但现代民主共和下，选民甚至可以禁止另一群人赌博，玩游戏。每一个人的偏好，都可以通过权力施加于他人身上，哪怕这个人只是坐在一个偏远小镇上，他参与舆论，参与投票，最后发现，他想禁止他人行为的目的，居然通过权力实现了。

比如，共和党的支持者，就成功地阻止了大批美国女人的堕胎行为。他们还曾经让那些男同性恋去坐牢。

这种权力的爽感，每一个人都喜欢。

我看不惯你赌博、嫖娼、吸毒、同性恋、堕胎、喝酒、抽烟、各种不良生活习惯，我都可以通过权力来按我的要求来生活。

因此，更大的问题是，多君制带来的权力竞争格局，他带动了整个社会民众的改变，人人都会认知到，拿到权力的手段，有很多，一次表达，一次投票，一次社交媒体讨论，一个评论，都是政治参与，都是权力争夺。

这时，时间偏好理论，一样可以解释民间君主的行为。

民间君主们，他们没有政客的头衔和任期，看似是无限期的君主，但其实，他们的时间偏好甚至远远高于台上的政客。

因为权力争夺发生在每一次公共政策讨论中，每一个舆论参与者，投票参与者，他们的任期只在一瞬间，他们甚至不知道下一次他们是否能掌握到权力，甚至他们都不知道，自己主张的权力管制，这一次能不能实现。

这时呈现的局面是，民主制下的政客的时间偏好会低于民间君主。因为民主制下的政客，至少还有几年任期，甚至他们还有党派利益。

比如川普，他在最后两年，会彻底放飞自我吗？不能。因为跟着他的部下们还要选，他们还有政治生命，你若是完全放飞自我，那么，这些部下就会反水，与之切割。

你再看欧洲各国的政客，都在主动削减福利，因为他们任期内，是要避免全面的社会动乱，比如，要保证养老金的正常发放，否则，无数老人会撕碎了他们，那就需要在有限的财政下，削减教育、医疗和其他福利。

而民间的反应是什么？我管你财政有多少钱，你削减福利就是错的，就是不对的，民间君主们，根本不考虑财政问题，他们的要求是你必须保证原有的福利持续发放，不得削减。

希腊在债务危机后，政府在欧盟的约束下，不得不进行财政紧缩，但迎来的是规模庞大的示威抗议，这时，谁的时间偏好更高？当然是民间君主。

正如同三星、海力士的员工在看到企业赚钱后，组织起来，要求抢劫企业财产，大量的员工拿到了几百万的抢劫财产，损失的是股东的，政客们要面临当地营商环境的恶化，税收的减少，但员工们在乎吗？这一笔钱抢到手，你韩国烂掉了又如何，我可以去另一个国家生活。

因此，多君制下，时间偏好高的政客，不止那些短期租客，更多的是看不清后果的民间政客和根本不在乎本国所有民众命运的普通民众的君主，他们的时间偏好更好。

你看各国工会运动就明白了，港口停摆、公交停运，甚至警察医院系统停摆，这些人哪里在乎本国其他人的生计和命运？

公开的政客，是不敢如此的，他们哪怕行事上在与利益集团勾结，但公开的论述中，是要保护所有人利益的，而工会集团，视他人利益为草芥。

因此，我认为霍普的论证仅停留在政客任期的短期政治下，是不够的。我的总结是，君主制有效地阻止了政治竞争，减少了君主的数量，更减少了大量高时间偏好、以及不承担任何后果的普通人参与政治，因此，其抢劫更偏向于长期抢劫，而非短期抢劫。

仅从时间偏好上分析，还不足以分析民主制度下激励结构的异化。

还一个重要的维度就权力与后果的激励结构问题。

在霍普的论证下，政客让国家背上巨额债务，这个债务不由政客承担，权力可以随使使用，比如印钞背债，但后果却由未来的人和全民承担，自己没有任何后果，因此，短期政治这一激励结构会推动政客使用这种手段。

这个当然是对的，但还需要进一步论证。

多君制下的民间君主们，用这一方式去分析时，你会进一步发现，他们更不存在任何的责任承担后果。

他们采取游说、示威、媒体发声等各种方式进行权力争夺，然后，每一条征收他人财产，增发货币的命令都是由具体的政客发出去的，真搞出大事，具体的政客还是有政治后果，比如伊朗战争，让川普在中期选举中大败。

而民间君主们呢？不管他们主张什么，要求什么，永远永远都不存在任何政治后果。

不仅如此，民间政客们有时仅仅通过舆论主张，就能有大量的直接收益，比如媒体知识分子被称之于良心家，比如保守主义者们会获得同价值观的社交肯定，只有收益，没有政治后果的事，当然要做。

甚至不少媒体知识分子或煽动者们，由此成为了大V，赚得盆满钵满。万一搞出事，民间君主们，没有一个会承担，这是我的责任。

因为具体下命令的，是台上的政客。

今天欧洲福利危机下，有哪个普通欧洲平民站出来说，我也有错，我当年参与过呼吁福利的舆论，参与过抢劫企业的权力号召？不会的！

人们将一切灾难归因于他们选上去的政客。

因此，在责任归因、追究这个层面上，多君制基本上成为了放飞自我，随意指手划脚，破坏经济者的天堂 。

有人总是强调，民主制下政客做不好就换掉，那请问，欧洲的环保主义者们，你怎么换掉？美国摇摆州要求贸易保护的工人们，你怎么换掉？真正的民间君主，你换得掉吗？美国动不动就用让美国物流停摆的港口工人，你怎么换掉？

他们都是君。

民主下，仅仅通过换名义治理人这种制度手段，是不能改善政治的。

只有大众舆论普遍接受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破除特权集团，并了解自己的主张不利于长远的自己，换掉民间君的脑子，才能改善。

第二，舆论层面

在霍普的框架里，君主制的剥削清晰明了，是可见的，根源在于其所有权结构是清晰的。

君主被视作国家的私人所有者，所有被他征用的资源，在法理和事实上都归属于他个人，也就是说，这种剥夺类似于抢劫犯抢钱，所有人都一目了然地理解，谁是受益者，谁是被劫掠者。

这种清晰的产权，反而产生了一种悖论式的约束。

君主在进行再分配时，会面临一种意识形态上的风险。

因为他自己也必须捍卫私有财产的合法性根基，否则，如果他随意破坏这一原则，就可能为其他君主（如“乔治国王、亨利国王”）觊觎和夺取他的财产提供口实。

因此，君主的掠夺通常会有所克制，其再分配更倾向于以“特权”或“奖赏”的形式，给予少数有成就的个人，而非系统性地“劫富济贫”。

因为其他的潜在君主，攻击或号召取而代之的方法就是发动舆论攻击，说这个君主不守规矩，抢得太多了。

更重要的是，由于君主制的剥夺明显而清晰，他还会遭遇普遍的反抗。

君主制，并非只是一种制度上永续继承的制度体系，还是一种意识形态上有足够特点的体系。

比如，共和制下，是否有一个执政者长期执政？有的，且不少。

但长期执政，是否就是君主制呢？不是。君主制的意识形态特点是这个国家是我君主的，我享受子民的贡奉，我享受奢华的生活，剥夺民众的财产是天经地义的，是君主这个意识形态带来的。

共和制下的政客是不具备有这种意识形态特征的。

沙特的国王可以带着黄金电梯出访，公开炫耀自己的财富，而共和制下的政客不敢，他们的敛财行为不能被公开，不能成为公认的不存在争议的事实。

这一特点，导致君主制下民间普遍的反征掠行动。

欧洲民众们为了防止国王征窗户税（根据窗户数量征税），大量的民众将自己的房子的窗户封起来。

一旦税收升高，民间普遍的舆论都会指向皇权，认为征掠过度。

也就是说，君主制的掠夺显然是压迫性的和邪恶的它容易识别，也因此容易成为抵制和反抗的靶子。

然而，民主制则彻底拆除了这道“可见性”的护栏。

民主制下的再分配者（政客）无需以“私有财产捍卫者”的形象行事。他们可以公开拥抱“公有财产”和“公共利益”的修辞，因为他们的权力来源不再是继承的产权，而是选举产生的“民意”。

这创造了一个关键的意识形态转换。

在民主时代，剥削和征收（税收与立法）“看起来远没有那么（压迫和邪恶）了”。它被制度化了，并被一套语言所伪装，但他的税率，甚至远超过君主制。

欧洲美国都实施过超过80%的最高针对个人的边际税率。这在历史上，君主们无法想象，这种税率怎么可能执行。

甚至在战争中，民主共和可以无限征收民众的生命上战场。这也是君王们打死也想象不到的骚操作。

民主制将剥削“制度化了”，并通过“平等和代议制的语言”将其掩盖起来。

民主制剥削的隐蔽性，源于它将掠夺的主体从“一个人”（君主）弥散为“一个系统”（代议制政府、多数人联盟）。

当税收和再分配被包装成“社会契约”“公共福利”或“国家发展”时，个体感受到的剥夺感就被分散和抽象化了。

你可以清晰地找到一个君王作为抵制的瞟，但你很难去抵制一个“系统”，尤其当这个系统宣称它代表的就是你的时候。

剥削的“可见性”本身，就是一种约束。君主制下剥削的可见性，迫使君主必须在一定程度上自我克制以维持其统治的合法性外观。

而民主制通过意识形态伪装，消解了剥削的可见性，从而移除了这道基于公众感知的约束。

其结果，正如霍普所言，是民主制将“短期剥削和衰败制度化”了，使得一种在真实机会成本上不断毁灭财富的体制，得以在“民主”“平等”的叙事下持续运转，直到账单被送到下一代面前。

第三，方法论

霍普论证君主制优于民主制的过程，其实是应用了一种假构法。

假构法是米塞斯行动学方法论的核心工具。这是一种思维工具，论证工具，他是要从真实行动中抽离某些条件，在头脑中构建一个逻辑上自洽、但现实中不可能存在的纯粹模型，用以推演行动的基本范畴。

假构法的关键特征在于，它不是在描述现实，而是在隔离变量。

通过删除现实中混杂的因素，行动学的先验规律才能在“纯净”的模型中被清晰地看到。

霍普在《民主：失败的上帝》中的核心论证，建立在**“私有政府”与“公有政府”的二分法**之上。

他将君主制建模为**私有政府，**君主是国家的所有者，拥有其资本价值，因此其时间偏好被继承制压低，有动机维护生产基础的长期存续。

他将民主制建模为**公有政府，**政客是“看管人”或“房客”，不拥有公共资产的未来，任期有限，因此其最优策略是在任内最大化提取，而非维护。

这两个模型都是从现实中抽离了混合因素之后构建的纯粹类型，目的是隔离所有权结构这一个变量，观察它如何独立地塑造统治者的激励。

关于科学方法论的人，一看就懂了。在自然科学研究中，自然科学家们必然要抽离各种环境，对单一变量导致的后果，进行经验性的反复的测试，这叫试验，由此，得出一个具体的通过归纳方法的因果关系。

而社会科学的研究，也一样如此。社会中人们的行为的变量也是无限多的，但社会科学的研究无法象自然科学一样抽取变量，他使用的方法是在大脑里来建构排除一切变量的纯粹的形式逻辑推理。

反驳者最喜欢说的话是，君主制的灾难有多大，来反驳霍普的理论，由于霍普未在这本书里详细地说明其方法论，因此，导致的误解不少。

简单来说，霍普说的是，一切环境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就仅仅就制度进行变更，由君主制变更成为民主制，那么政客的时间偏好会增加。

他与论证有恒产者有恒心是一样的论证方法。

有恒产者有恒心，也是一种假构下的理论论证。比如，A环境为所有人没有私产，没有恒产，（如计划经济下），B环境为世界明天毁灭所有人都知道，同时每一个人都有私产，这时，谁更有恒心？

当然是计划经济下的人们更有恒心，因为起码知道，明天的太阳会升起来，还需要为未来做计划。

但是，同样是世界末日的环境下，所有人有私产，或所有人没有私产，他们的时间偏好还是不同的，有恒产的制度环境下，人们依然会表现出比没有私产的情况下的恒心，哪怕这个恒心是多一分钟，多一小时的考虑。

也就是说，霍普不是在说民主制国家不如君主制国家，一个国家的状况是无数个变量构成的，他只是在说，在同等环境下，君主的时间偏好优于民主政客。

一些人举出君主制下，对民间穷尽搜刮，无限重税的历史事实来反驳霍普，这是方法论上的不理解。

君主制下，当外敌入侵、内战峰起时，君主的时间偏好就被改变了，这时，他的时间偏好不是由制度改变的，而是由外部环境改变的。

为了保护住政治地位，他穷尽一切手段来维护政权，这只是说明了君主的时间偏好还受另一个因素影响，即自身地位的彻底丧失、甚至是死亡。

中国古代君主，在失去政治地位后，都免不了被杀个精光，甚至屠灭九族，这时，如果有人抢夺他的政治地位，他当然会穷尽一切政治手段剥夺民财来维持地位，这时就呈现出不计一切代价的疯狂政治行为，时间偏好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因此，霍普在论证君主制时，忽略了君主制的这一特点。

他只讨论了君主制这一制度的一个属性，即永续继承，也就是说，霍普语境下的君主制也是一种非现实的、纯粹的制度体系，也是假构的。

在这种假构下，君主制是一个不受到政治威胁，一旦设定，就永续下去的制度体系，而现实中的君主制，同样受到政治威胁，其他的君主或潜在君主，随时想取而代之，并且在君主与君主之间的政治竞争中，对君主个人的时间偏好影响远高于共和制下的政客。

在共和制下的政客体系，比如韩国，也出现过失败即面临监禁的严重后果，但相较于君主竞争下的杀头，灭族，对时间偏好提升的影响，还是要更小。

因此，霍普的论证中，是屏蔽掉了君主制的这一环境变量。

霍普的“私有政府”模型，只是从纯粹的制度层面来讨论，他隔离了一个在现实中几乎从未稳定存在过的变量，在这下制度体制下，君主的所有权是安全的，他只需要担心“资产贬值”，不需要担心“自己被从所有者的位置上物理清除”。

但历史上绝大多数君主制下的君主，首先面对的恰恰是后者。

草原帝国的汗位继承，很少是霍普模型里那种“父死子继、从容保养资产”的状况，。它更接近一场持续性的、以家族为单位的生存淘汰赛。

窝阔台家族在汗位竞争中失势后，蒙哥的清算不是剥夺政治权利，而是整整76位拥有黄金家族血统的王爷被拉到河边集体砍了脑袋，几百个女眷被赏赐给功臣当奴隶”。

也先诱杀阿噶巴尔济之后，“尽杀黄金家族宗室”，成为第一个非黄金家族的可汗。忽必烈处理乃颜之乱后，史书记载其部众“现在，彼等之乌尔斯（人众）里谁也没有活下来”。

这是资本的所有者本人及其全部生物学意义上的继承人，被从生理上被一次性注销。

一个身处这种竞争结构中的君主，他的时间偏好不可能被永续继承的预期压低，—因为永续本身就是一个在草原政治中极不稳定的假设。

他更理性的策略，不是在长时段里保养一份可能明天就不属于自己家族的资产，而是在被清除之前，把能提取的全部提取出来，换成即时的军事力量和忠诚。

也就是说君主制这个制度在不同环境中的不稳定性，是事实存在的。

在公元600年到1200年之间，21.8%的欧洲君主是被自己的臣民杀死的；即便到了1200年到1800年，这个比例仍维持在6%。另一组更早的汇总数据更为惊人：在统计的君主中，364人被逐出王位，108人被判处死刑并处决，123人死于战争，21人自杀。

爱德华二世被废黜后在伯克利城堡被谋杀，理查二世被废后死于囚禁，亨利六世在伦敦塔中被杀，爱德华五世被送入伦敦塔后消失，查理一世被公开审判后斩首。

一个君主如果知道自己有不可忽略的概率被废、被囚、被杀，他的所有者激励就被严重削弱了。

霍普模型中的君主之所以会心疼资产，是因为他假定自己明天还坐在那个位置上。

但君主制带来的剥夺性、奴役性、以及唯一的权力属性地位，在不同的环境下，引来的权力竞争并不少，因此，这个不同的环境变量，正是霍普君主制分析下没有足够讨论的，当然，我认为霍普依然没有错。

因为当你引入第二个变量，君主所处的政治环境时，这就无法得出任何结论。

从方法论上讲，要讨论经济学理论，只能就单一变量导致的后果进行分析，引入多一个变量，都不能称之于理论。

因为君主面临政治竞争，并非是制度性因素，而是环境的因素，取决于君主面临的外部环境，包括观念环境，国际环境等等。

历史上大量君主的时间偏好升高，正是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之下，才出现的异化，为了保护自己的地位，自然会偏好现在，而忽略未来，毕竟 ，时间偏好讲的是，你只有度过今天，才有明天。

如果外部环境恶劣，君主今天都可能被赶下台，一家被杀，怎么可能时间偏好低。

因此，要理解霍普的理论，还需要掌握到基本的方法论，那就是论证的假构法，就单一变量导致的时间偏好的升高或降低，进行的分析。

他不是在说现实不同环境变量下的君主制的运行结果，会优于民主制。而是仅仅就君主制这一制度本身，进行的分析。

因此，理解霍普理论，没有经济学方法论上的认知，是不容易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