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假期和家人一起看了电影版《长安的荔枝》，我和夫人评价都很高。

原著马伯庸的书买了，但只是大概翻了翻没有细看，电影确实不错。

小人物大历史，故事本身很沉重，但是既没有故意玩深沉，也没有传统家国情怀的说教。

大鹏的诙谐，虽然跟周星驰相比还差了点，整体也还不错。

故事主线，其实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

只不过，这个“大事”只为博贵妃一笑，就要把新鲜荔枝从岭南运到长安。

这在当时几乎就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所以才找了李善德这个小隶来当替死鬼。

只不过在李善德的精算之下，原本不可能的事情竟然变得有可能了。

最后再加上右相杨国忠以皇权加持，几乎可以说是调动举国之力来办这件事。

结果当然是办成了，但是“集中力量办大事”不是没有成本的，也不是没有代价的。

《长安的荔枝》这个故事的高明之处在于，它给我们把“集中力量办大事”背后的成本和代价呈现出来了。

故事的前面四分之一，呈现的都是李善德精算出来的成本，具体到要花多少钱、调用多少人、多少马诸如此类，十分精细。

但这些都是看得见的成本，是小账，更要命的是那些原来李善德不曾想到的、看不见的成本，那才是大账。

这些原本看不见的成本，在电影接近尾声的时候才呈现给观众。

比如层层加码之下，整片百年荔枝园被毁掉，阿僮家族世代守护的果园被砍。

再比如驿站遗落的账本记着“荔枝附加税”，所谓“不费国库一文”，不过是将成本转嫁给普通老百姓。

右相的“妙计”，本质是用权力把成本层层下压，直至榨干底层最后一滴血汗。

才开始可能很多人不理解前面的驿站交接都很顺利，为什么都快成功了却发生了大规模“逃驿”。

这个疑惑，也是电影想揭示的那些更沉重的成本，最后通过李善德和杨国忠的冲突，一一给出了解答。

“集中力量办大事”听起来很美好，但它的致命缺陷，在于目标本身的虚妄。

“荔枝鲜运”这个大工程的本质，只不过是权贵博弈的工具。鱼朝恩和杨国忠，都想借“贵妃寿辰”巩固权力。而从上到下，思维模式都是，这事你要办成了就是在打我的脸。

所以，也许是当初圣上无意说的一句话，到最后真有人给办成了，反而成了问题。

而那几颗付出巨大成本运到的新鲜荔枝，在贵妃眼中不过是众多贡品中微不足道的一个。

电影里有个细节我夫人没有注意到，我不知道其他人有没有注意到，杨贵妃正要品尝荔枝时，被鱼公公故意打断，她连吃都没吃。

后来右相轻描淡写地跟李善德说，“味道也就那样”。轻飘飘的一句话，让我们知道，所谓集中力量办的“大事”，不过是权力者满足私欲的手段。

更讽刺的是“规则的双标”，这点呈现得淋漓尽致，甚至有点借古讽今之嫌。

李善德拿着转运方案跑遍长安各部门时，礼部、户部互相踢皮球，批文盖章怎么都搞不定。

而当杨国忠甩出腰牌，强调“流程是弱者才需要遵循的规矩”时，局势瞬间逆转，所有部门瞬间马首是瞻。

嘴脸变得那叫个快，让一向唯唯诺诺的李善德开始都有点不大适应。不过，他很快就适应了，而且找到了感觉。

这种“权力凌驾规则”的逻辑，使得“集中力量”必然演变为权力寻租。比如47万两白银的运输成本，最终被右相及各级官员以“损耗”“补贴”名义中饱私囊。

这在今天讨论的议题，叫作“权大还是法大”。

“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代价，最终还是由个体来承担。

苏谅的商队被夺走，驿道周围百姓被迫逃亡，一切都给“大事”让路。盛唐之下，人如蝼蚁。

最后李善德与杨国忠的对峙，算是电影对整个故事的升华，也是一段犀利的批判。

只不过我不太确定，面对这种批判，习惯了宏大叙事、一盘大棋的人们，能不能看懂这层意思。

当然我希望你能读懂《长安的荔枝》背后的经济学逻辑：凡事皆有代价，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正义就是效率，没有正义就没有效；目的的正义性不能用来论证手段的合法性，更何况这个目的本身就很荒诞。

当有人试图以“宏大叙事”绑架个体，用“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效率至上”原则来侵犯产权，那么所谓“盛世”不过是一副幻象。荔枝是运到了，大唐也倒下了。

经济学很难，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更难，能通过这样的故事给人们带来思考，这也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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