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罗斯巴德

引言

个体估值是经济理论的基石。从本质上讲，经济学并非研究事物或物质实体，而是分析个体估值存在的逻辑属性及其后果。当然，“事物”会进入分析视野——毕竟没有可估值的事物，估值便无从谈起。但人类行动（进而人类市场经济）的本质与驱动力，是个体的估值。行动是在多种备选方案中选择的结果，而选择反映了价值，即个体对这些备选方案的偏好排序。

个体估值是效用理论与福利理论的直接研究对象。效用理论分析个体价值与选择的规律；福利理论则探讨众多个体价值之间的关系，以及由此得出关于各种备选方案“社会”合意性的科学结论的可能性。近年来，这两大理论分支都深陷困境：效用理论正朝着诸多不同方向盲目发展；福利理论在成为经济理论家追捧的热点后，却面临着空洞无物、遭人遗弃的消亡风险。

本文的核心论点是，借助“显示偏好”概念这一指导原则，这两大相关的经济理论分支均可得到挽救与重构。

概念阐述

人类行动是运用手段达成偏好目标的过程。与石头、行星等可观测的无生命物体行为不同，行动意味着行动者具有目的性，意味着在多种备选方案中进行选择。人类拥有手段或资源（如时间、金钱、劳动力、土地、资本品等），并运用这些资源实现其最偏好的目标。从个体的行动中，我们可以推断出，他的行为是为了满足自身最迫切的欲望或偏好。

显示偏好的概念其实很简单：实际选择会揭示（或证明）个体的偏好，即个体的偏好可从其行动选择中推导得出。例如，若一个人选择花一小时听音乐会而非看电影，我们可推断前者在其价值排序中处于更高位置；同样，若一个人花5美元买一件衬衫，我们可推断他更偏好购买衬衫，而非将这笔钱用于其他用途。这一植根于真实选择的偏好概念，构成了经济分析（尤其是效用与福利分析）逻辑框架的基石。

尽管早期效用经济学家的著作中已隐含类似概念，但它始终未被正式命名，因此基本处于未发展状态，也未被认可为独立概念。在20世纪30年代，这一概念尚未获得认可便被普遍摒弃。早期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以及杰文斯、费雪、费特等人的著作中，都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这种将偏好视为源于选择的观点，其中唯有费特在分析中明确运用了这一概念。而对该概念最清晰、最全面的阐述，当属米塞斯教授的著作¹。

实证主义与同义反复的指责

在探讨显示偏好原则在效用与福利理论中的应用之前，我们必须先回应针对这一原则的方法论异议。例如，艾伦·斯威齐教授抓住欧文·费雪的一句话——这句话精准表达了显示偏好的概念——“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欲望行事”，对其展开批判。和当今大多数经济学家一样，斯威齐无法理解为何这一表述具有绝对有效性。在他看来，若这一表述并非心理学中可经验检验的命题，就只能沦为无意义的同义反复：“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行动行事”。

这种批判源于一种渗透于现代思想的根本性认识论错误：现代方法论学者无法理解经济科学如何通过逻辑演绎（即“人的行动学”方法）得出实质性真理。因为他们采纳了实证主义认识论（如今其追随者称之为“逻辑经验主义”或“科学经验主义”），不加批判地将适用于物理学的研究方法应用于人类行动科学²。

在物理学中，可在实验室中分离简单事实。这些孤立事实可被直接观察，但解释这些事实的规律却无法直接得知，只能通过假设提出。规律的有效性只能通过逻辑推导其推论，并借助实验室事实验证来确定。然而，即便这些规律能解释事实，且其推论与事实一致，物理规律也永远无法被绝对确立——因为可能存在更简洁或能解释更广泛事实的其他规律。因此，物理学中的假设性解释必须以可经验检验（或其推论可经验检验）的方式构建，即便如此，这些规律也仅具有暂时有效性，而非绝对有效性。

但人类行动领域的情况恰恰相反。这里不存在可分离事实、拆解为简单要素的实验室，仅存在复杂的历史“事实”——这些事实是多种因果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现象需要被解释，但无法被分离，也无法用于验证或证伪任何规律。另一方面，经济学（即人的行动学）对其原始且基本的公理拥有完整而彻底的认识。这些公理蕴含于人类行动的存在本身之中，只要人类存在，这些公理就具有绝对有效性。若人的行动学公理对人类存在而言具有绝对有效性，那么通过逻辑推导得出的推论也同样具有绝对有效性。因此，与物理学不同，经济学可通过演绎逻辑得出关于现实世界的绝对有效的实质性真理。物理学公理仅为假设，因此可被修正；而经济学公理是已知的，因此具有绝对真实性³。实证主义者对人的行动学“教条式”论断的不满与困惑，正是源于他们将仅适用于物理科学的方法普遍应用于人类行动科学⁴。

有人认为，人的行动学并非真正的科学，因为其逻辑推理过程是文字性（“文学性”）的，而非数学符号化的⁵。但数学逻辑仅特别适用于物理学——在物理学中，推理过程中的各个步骤本身并无意义；因为物理学的公理及推论本身是无意义的，仅在“操作层面”（即能够解释和预测特定事实时）才具有意义。相反，在人的行动学中，公理本身被视为真实的，因此具有意义。由此，每一步演绎推理都具有意义且真实。意义通过文字表达远比通过无意义的形式符号更清晰。此外，将经济分析从文字转化为符号，再重新翻译以解释结论，这种做法毫无意义，且违背了“奥卡姆剃刀”这一重要科学原则——即不应不必要地增加实体。

实证主义者的核心概念（也是他们攻击显示偏好的基础）是“操作意义”。事实上，他们最常用的批判措辞便是某一表述或规律“操作上无意义”⁶。“操作上有意义”的标准严格源于上述物理学研究方法：解释性规律的构建必须使其能够被检验，并有可能被经验证伪。任何声称绝对真实、无法被经验证伪的规律，都被视为“教条式”且操作上无意义的——因此，实证主义者认为，若某一表述或规律无法被经验证伪，就只能是同义反复的定义。斯威齐正是据此试图将费雪的表述简化为无意义的恒等式⁷。

斯威齐反对称，费雪的“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欲望行事”是循环推理——因为行动蕴含欲望，而欲望无法独立得出，只能通过行动本身发现。但这并非循环推理。因为欲望的存在源于人类行动的概念及行动的存在本身。人类行动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其受欲望和目标驱动，这与物理学研究的无生命物体的无动机运动形成鲜明对比。因此，我们可以合理地说行动受欲望驱动，同时仅通过真实行动推导具体欲望。

萨缪尔森教授与“显示偏好”

“显示偏好”——即通过选择显示的偏好——本可作为我们这一概念的恰当名称。然而，萨缪尔森已将这一术语用于其自身一个表面相似但实质截然不同的概念。关键区别在于：萨缪尔森假设存在一个潜在的偏好排序，作为个体行动的基础，且这一排序在个体行动过程中保持不变。随后，他运用复杂的数学方法，试图基于个体的诸多行动“绘制”出其偏好排序。

此处的核心错误在于假设偏好排序随时间保持不变。我们毫无理由作出此类假设。我们所能说的仅仅是，某一特定时刻的行动，揭示了该时刻个体偏好排序的一部分。没有任何依据可假设偏好排序从一个时刻到另一个时刻保持不变⁸。“显示偏好”理论家并未意识到他们在假设恒常性；他们认为自己的假设仅仅是行为的一致性，并将一致性等同于“理性”。他们承认人们并非总是“理性的”，但仍主张其理论是一个良好的初步近似，甚至具有规范价值。然而，正如米塞斯所指出的，恒常性与一致性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一致性意味着个体在其偏好排序中保持可传递的排序（若A偏好于B，B偏好于C，则A偏好于C）。但显示偏好方法并非主要基于这一假设，而是基于恒常性假设——即个体在一段时间内保持相同的价值排序。前者或许可被称为非理性，但个体价值排序随时间变化显然并非非理性。因此，任何基于恒常性假设构建的理论都是无效的⁹。

基于恒常性假设的最荒谬做法之一，是试图通过问卷调查（而非观察真实行动）得出消费者的偏好排序。在脱离实际选择的情况下，研究人员对少数消费者进行详细询问，了解他们更偏好哪一抽象商品组合而非另一组合，依此类推。这种做法不仅存在恒常性错误，而且当人们未实际面临选择时，仅通过询问无法保证他们的回答具有可靠性。一个人谈论价值时的估值，与他实际选择时的估值可能截然不同，且我们无法保证他所说的是真话¹⁰。

一位著名的显示偏好理论追随者肯尼迪教授，对该理论的破产作出了极为恰当的描述。肯尼迪表示：“在哪个严谨的科学领域，一致性（即恒常性）假设会被接受哪怕一瞬间？”¹¹ 但他仍主张必须保留这一假设，否则效用理论将毫无实用价值。为追求虚假的实用性而放弃真理，这正是实证主义-实用主义传统的典型特征。除某些辅助性构建外，显然虚假的内容无法用于构建真实的理论——经济学尤其如此，因为它明确建立在真实公理之上¹²。

心理主义与行为主义：双重陷阱

显示偏好理论是我们所谓“心理主义”谬误的一个例子——即将偏好排序视为独立于真实行动而存在的单独实体。心理主义是效用分析中的常见错误，其基础是假设效用分析是一种“心理学”，因此经济学在构建其理论框架时必须介入心理分析。

然而，作为经济理论基础的人的行动学，与心理学有所不同。心理学分析人们形成价值的方式与原因，研究目标与价值的具体内容。而经济学仅基于目标存在这一假设，然后从这一一般假设中推导出有效理论¹³。因此，经济学与目标的具体内容或行动者的内心活动无关¹⁴。

“为追求虚假的实用性而放弃真理，这正是实证主义-实用主义传统的典型特征。”

若要避免心理主义，同样需避免与之相反的行为主义错误。行为主义者希望将“主观主义”（即有动机的行动）从经济学中彻底清除，因为他们认为任何主观主义痕迹都是不科学的。他们的理想是采用物理学方法研究无动机的无生命物体的可观测运动。但采用这种方法，他们会抛弃经济科学赖以建立的关于行动的主观知识——事实上，这会使对人类的任何科学研究变得不可能。经济学中的行为主义方法始于卡塞尔，其当代最著名的实践者是利特尔教授。利特尔拒绝显示偏好理论，因为它假设偏好的存在。他对“最大化个体最终消失”这一分析结果引以为豪——当然，这也意味着经济学本身的消失¹⁵。

心理主义与行为主义的错误有一个共同之处：其实践者都希望使其概念与程序具有“操作意义”——无论是在可观测行为领域还是心理活动领域。维尔弗雷多·帕累托或许是经济学中明确实证主义方法的创始人，他同时倡导了这两种错误。帕累托摒弃了显示偏好方法，认为其“同义反复”；一方面，他试图将主观偏好从经济学中剔除；另一方面，他又试图脱离真实行动研究和衡量偏好排序。在诸多方面，帕累托都是大多数当代效用理论家的精神先驱¹⁶，¹⁷。

关于阿姆斯特朗教授批判的注解

阿姆斯特朗教授对显示偏好方法提出了批判，且无疑会将这一批判应用于显示偏好概念本身。他断言，当对多种商品进行排序时，个体的偏好排序无法是单一的，我们无法假设这些商品在同一排序中被排序¹⁸。相反，推导得出的偏好排序的本质特征恰恰是其单一性。只有当一个人在同一排序中将两种备选方案评为更有价值或较无价值时，他才能在两者之间进行选择。他的任何手段都会被分配到其更偏好的用途上。因此，真实选择始终能证明相关偏好是在单一排序中被排序的。

效用理论

在过去一代人的时间里，效用理论分裂为两大对立阵营：（1）坚持旧有基数可测效用概念的阵营；（2）摒弃基数概念，但同时也摒弃效用概念，转而采用基于无差异曲线的分析方法的阵营。

基数主义方法的原始形式，如今除少数顽固派外已被普遍摒弃。基于显示偏好的观点，基数性必须被剔除。心理量级无法被衡量，因为不存在客观的外延单位——而这是衡量的必要前提。此外，实际选择显然无法证明任何形式的可测效用；它只能证明一种备选方案被偏好于另一种¹⁹。

序数边际效用与“总效用”

以希克斯和艾伦为首的序数主义反叛者，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认为，有必要连同可测性一起推翻边际效用概念本身。这样一来，他们将效用这一“婴儿”与基数性这一“洗澡水”一同倒掉了。他们的推理基于新古典主义的一个隐含假设：边际效用中的“边际”与微分学中的“边际”等同。由于在数学中，总“某物”是边际“某物”的积分，经济学家早期假设“总效用”是一系列“边际效用”的数学积分²⁰。或许他们也意识到，这一假设对于效用的数学表达至关重要。因此，他们假设，例如，某一商品供给量为6单位时的边际效用，等于6单位的“总效用”减去5单位的“总效用”。若效用可进行减法运算，且可被微分和积分，那么显然边际效用概念必然意味着基数可测效用²¹。

微积分的数学表达基于连续性假设，即无限小的步骤。然而，在人类行动中，不存在无限小的步骤。人类行动及其所基于的事实，必须以可观测的、离散的步骤呈现，而非无限小的步骤。因此，以微积分方式表达效用是不合理的²²。

然而，边际效用并非必须以微积分术语来理解。在人类行动中，“边际”并非指无限小的单位，而是指相关单位。与特定行动相关的任何单位都是边际的。例如，在特定情况下，若我们讨论的是单个鸡蛋，那么每个鸡蛋就是单位；若讨论的是6个鸡蛋一盒的纸盒，那么每个6个鸡蛋的纸盒就是单位。无论哪种情况，我们都可以谈论边际效用：前者讨论的是鸡蛋供给量不同时“一个鸡蛋的边际效用”；后者讨论的是鸡蛋纸盒供给量不同时“一个纸盒的边际效用”。这两种效用都是边际的，且其中一种效用绝不是另一种效用的“总和”。

为阐明边际效用与被误称为“总效用”（实则指更大规模单位的边际效用）之间的关系，我们假设构建一个典型的鸡蛋价值排序：

价值排序

5个鸡蛋

4个鸡蛋

3个鸡蛋

2个鸡蛋

1个鸡蛋

第2个鸡蛋

第3个鸡蛋

第4个鸡蛋

第5个鸡蛋

这是一个人对鸡蛋的序数价值（或偏好）排序，排序越高，价值越高。排序中心是1个鸡蛋——即他拥有的第一个鸡蛋。根据（序数）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乃至更多鸡蛋，在其价值排序中的位置低于第一个鸡蛋，且按此顺序排列。既然鸡蛋是商品，是欲望的对象，那么一个人会更偏好2个鸡蛋而非1个，更偏好3个而非2个，依此类推。我们不称之为“总效用”，而是认为，某一商品单位的边际效用，始终高于更小规模单位的边际效用。5个鸡蛋的组合在排序中高于4个鸡蛋的组合，依此类推。显然，这些边际效用之间唯一的算术或数学关系是简单的序数关系：一方面，对于特定规模的单位，随着单位供给量的增加，该单位的边际效用会下降（这是常见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另一方面，更大规模单位的边际效用高于更小规模单位的边际效用（这是刚刚强调的规律）。例如，4个鸡蛋的边际效用与第4个鸡蛋的边际效用之间，除了前者大于后者外，不存在任何数学关系。

因此，我们必须得出结论：不存在所谓的总效用；所有效用都是边际的。若某一商品的供给量仅为1单位，那么该全部供给的“总效用”，就是规模等于全部供给的单位的边际效用。核心概念是边际单位的可变规模，这取决于具体情况²³。

关于边际效用概念的一个典型错误，是肯尼迪教授最近的一项表述：“‘边际’一词预设了效用增量”，因此预设了可测性。但“边际”一词预设的并非效用增量，而是商品增量的效用，这与可测性毫无关系²⁴。

罗宾斯教授的难题

心理主义谬误：将偏好排序视为独立于真实行动而存在的单独实体。

莱昂内尔·罗宾斯教授在最近为序数主义辩护的过程中，提出了一个未解决的难题。他宣称，公认的学说认为，若个体不仅能对效用排序，还能判断排序之间的差异，那么效用排序在某种程度上是可测的。然而，罗宾斯表示，他能够判断差异——例如，在三幅画作中，他对伦勃朗相对于霍尔拜因的偏好，远不如他对霍尔拜因相对于芒宁斯的偏好强烈。那么，序数主义如何能成立呢²⁵？他难道不是在承认可测性吗？然而，罗宾斯的困境早在二十年前就已被奥斯卡·兰格在一篇著名文章中解答²⁶。兰格指出，根据我们所谓的显示偏好，只有纯粹的排序能通过选择行为被揭示。排序中的“差异”无法通过这种方式被揭示，因此本质上属于心理主义范畴——尽管可能很有趣，但与经济学无关。我们只需补充一点：当商品可通过货币获得时，排序差异可通过真实选择被揭示。我们只需意识到，货币单位（通常具有高度可分割性）可与商品一同被纳入同一价值排序。例如，假设某人愿意为一幅伦勃朗画作支付10,000美元，为一幅霍尔拜因画作支付8,000美元，而为一幅芒宁斯画作仅支付20美元。那么，他的价值排序将按以下降序排列：伦勃朗画作、10,000美元、霍尔拜因画作、9,000美元、8,000美元、7,000美元、6,000美元……芒宁斯画作、20美元。我们可以观察到这些排序，且无需涉及效用可测性问题。货币与各种商品单位可被纳入同一价值排序，这是米塞斯货币回归定理的结果——该定理使边际效用分析可应用于货币²⁷。萨缪尔森教授的方法的典型特征是，他嘲笑货币回归定理所解决的循环性问题，转而依赖莱昂·瓦尔拉斯的观点——即“所有变量通过有效的相互依赖关系同时被决定的一般均衡”，并将其与“文学作家对循环推理的担忧”相对比²⁸。

这正是数学方法在经济学中产生有害影响的一个例子。相互决定的观点适用于物理学——物理学试图解释无动机的物理物质运动。但在人的行动学中，原因是已知的：个体的目的。因此，经济学的恰当方法是从具有因果关系的行动出发，推导出其后续影响。

无差异谬误

希克斯主义革命者用无差异类概念取代了基数效用概念，在过去二十年里，经济期刊中充斥着大量二维和三维无差异曲线、切点、“预算线”等复杂内容。然而，采纳显示偏好方法的结果是，整个无差异类概念及其构建的复杂体系必须彻底崩塌。

无差异永远无法通过行动被证明——恰恰相反，每一个行动都必然意味着选择，而每一个选择都意味着明确的偏好。行动的本质与无差异完全相反。无差异概念是心理主义谬误的一个特别不幸的例子：无差异类被假设为存在于行动之外且独立于行动的某种东西。这种假设在那些试图通过复杂问卷调查“绘制”无差异曲线的讨论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若一个人真的对两种备选方案无差异，那么他无法也不会在两者之间进行选择²⁹。因此，无差异与行动无关，也无法通过行动被证明。例如，若一个人因为单位过小而对使用5.1盎司黄油和5.2盎司黄油无差异，那么他不会有机会在这两种备选方案中采取行动——他会以更大规模的单位使用黄油，在这种情况下，不同数量的黄油对他而言并非无差异的。“无差异”概念可能对心理学很重要，但对经济学无关紧要。心理学关注的是发现价值强度、可能的无差异等；而经济学仅关注通过选择揭示的价值。一个人选择备选方案A而非B，无论是因为他强烈偏好A，还是因为他抛硬币决定，这对经济学而言无关紧要——经济学关注的是排序这一事实，而非个体得出该排序的原因。

近年来，无差异概念遭到了严厉批判。阿姆斯特朗教授指出，根据希克斯对“无差异”的奇特定义，个体可能对两种备选方案“无差异”，但仍会选择其中一种³⁰。利特尔对无差异概念提出了一些合理的批判，但他的分析因急于运用有缺陷的定理得出福利结论，以及采用彻底的行为主义方法论而受到损害³¹。麦克菲教授从心理学角度对无差异概念发起了一场有趣的攻击³²。无差异理论家对无差异在真实行动中的作用有两个基本辩护：一个是引用著名的“布里丹之驴”寓言——这头“完全理性”的驴，因站在两堆同样有吸引力的干草之间等距处而表现出无差异³³。

由于两堆干草在各个方面都同样有吸引力，这头驴无法选择其中任何一堆，最终饿死。这个例子旨在说明无差异如何通过行动被揭示——当然，很难想象一头驴或一个人会如此不理性。实际上，它面临的并非两个选择，而是三个——第三个选择是原地饿死。即使根据无差异理论家自身的观点，这个第三个选择在个体的价值排序中也会低于另外两个，因此它不会选择饿死。

若两堆干草确实同样有吸引力，那么这头驴或这个人（必须在两者之间选择其一）会通过抛硬币等纯粹随机的方式来决定——但此时，无差异仍然没有通过这个选择被揭示，因为抛硬币使他确立了偏好³⁴。

另一个试图证明无差异类存在的尝试，基于我们之前分析过的一致性-恒常性谬误。例如，肯尼迪和沃尔什声称，若一个人被要求在一段时间内重复在A和B之间进行选择，且每种备选方案被选择的概率各为50%，那么他就能揭示无差异³⁵。

若个体无差异曲线概念完全是谬误的，那么鲍莫尔所谓的“社会无差异曲线”概念——他声称是基于个体曲线构建的——显然更应被彻底摒弃³⁶。

新基数主义：冯·诺依曼-摩根斯坦方法

近年来，一种新基数主义的准可测效用理论席卷了经济学界。这种方法披着比经济学以往已知的更先进的数学形式外衣，具有心理上的优势，由冯·诺依曼和摩根斯坦在其著名著作中创立³⁷。他们的理论还具有另一个优势：基于测量哲学和概率哲学中最新、最时尚（尽管不正确）的发展。诺依曼-摩根斯坦的论点被主要的数学经济学家采纳，至今几乎未受到挑战。序数主义者唯一的慰藉是，新基数主义者保证他们的学说仅适用于不确定性条件下的效用，因此不会对序数主义学说造成太大冲击³⁸。但考虑到任何行动都包含一定的不确定性，这种慰藉实际上相当有限。

诺依曼-摩根斯坦理论的核心内容如下：个体不仅可以比较确定的事件，还可以比较包含每个事件具有明确数值概率的事件组合。作者认为，若个体偏好备选方案A而非B，偏好B而非C，他就能决定自己偏好B，还是偏好C和A的50:50概率组合。若他偏好B，那么可推导出他对B相对于C的偏好，大于他对A相对于B的偏好。通过类似方式，选择各种概率组合，并根据B与A或C的各种概率组合的效用无差异，为其效用排序分配准可测的数值效用。结果是，当为其中两个事件的效用分配任意数值时，就能得到一个数值排序。

该理论的错误众多且严重：

1.其所有公理都无法基于显示偏好的观点得到验证，因为公认所有公理都可能被个体行动者违反。

2.该理论严重依赖恒常性假设，以便通过一段时间内的行动揭示效用。

3.该理论在建立数值排序时，严重依赖无效的效用无差异概念。

4.该理论本质上基于将数值概率理论错误应用于其不适用的领域。理查德·冯·米塞斯已明确证明，数值概率仅能分配给这样的情况：存在一类实体，我们对其成员的了解仅在于它们属于该类，且连续试验显示，某一特定事件在该类中的发生比例（或频率）趋于稳定。对于特定的个体事件，无法分配数值概率³⁹。

然而，在人类行动中，情况恰恰相反——不存在同质成员的类别，每个事件都是独特的，与其他独特事件不同，且这些独特事件不可重复。因此，将数值概率理论应用于此类事件毫无意义⁴⁰。并非巧合的是，新基数主义者的应用始终局限于彩票和赌博——只有在彩票中，概率理论才能被应用。理论家通过将讨论局限于彩票案例，回避了其对一般人类行动适用性的整个问题。因为彩票购买者仅知道，每张彩票是某一特定规模彩票类别的成员。相反，企业家在做决策时，面临的是独特的案例——他们对这些案例有一定的了解，且与其他案例仅有有限的相似性。

新基数主义者承认，若个体本身喜欢或不喜欢赌博，他们的理论甚至不适用于赌博。而一个人参与赌博这一事实表明他喜欢赌博，因此显然诺依曼-摩根斯坦效用学说即使在这个量身定制的案例中也会失效⁴¹。

一种奇特的新测量概念。新测量哲学摒弃了“基数”和“序数”概念，转而采用诸如“可通过乘法常数测量”（基数）、“可通过单调变换测量”（序数）、“可通过线性变换测量”（新的准测量——诺依曼-摩根斯坦提出的效用指数就是一个例子）等复杂构建。这种术语除了因其受数学影响而过于复杂外，还暗示一切事物（包括序数）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可测量的”。为一个重要词汇提出新定义的人必须证明其合理性；而这种新的测量定义显然未能做到这一点。

根据任何合理的定义，测量都意味着能够将数字唯一分配给事物，且这些数字可有意义地进行所有算术运算。要实现这一点，必须定义一个固定单位。而要定义这样一个单位，被测量的属性必须在空间上是外延的，以便所有人都能客观认同该单位。因此，主观状态（因其是内涵的而非客观外延的）无法被测量，也无法进行算术运算——而效用所指的正是内涵状态。当我们意识到效用是一个人的行动学概念而非直接的心理学概念时，测量就更不可能了。

一个常见的反驳是，主观状态已被测量——例如，过去对热的主观感受，已被客观的热测量科学所取代⁴²。但这一反驳是错误的：热测量并非测量内涵的主观感受本身，而是假设内涵属性与客观外延事件（如气体或水银的物理膨胀）之间存在近似相关性。而且，热测量显然无法声称能精确测量主观状态——我们都知道，由于各种原因，即使外部温度保持不变，有些人在不同时间也会感觉更热或更冷⁴³。显然，无法找到显示偏好排序与物理长度之间的任何相关性——因为偏好没有像热感受那样的直接物理基础。

序数无法进行任何算术运算；因此，以任何方式将“可测量”一词用于序数，都是对该术语含义的严重混淆。或许避免混淆的最佳方法是，不对序数排序使用任何数字——排序概念同样可以通过字母（A、B、C……）来表达，采用A表示更高排序的惯例。至于新的准测量类型，尚未有人证明其存在的可能性——举证责任在于支持者。若某一物体是外延的，那么至少在理论上能够对其进行测量，因为原则上可定义一个客观固定的单位；若它是内涵的，那么无法应用这样的固定单位，对数字的任何分配都只能是序数的。不存在中间情况。准测量最常见的例子仍是温度——在热测量中，摄氏温标和华氏温标被认为可通过乘以一个常数再加上一个常数（“线性变换”）相互转换，而非通过乘法常数（基数性）转换。然而，更仔细的分析表明，这两种温标都是基于绝对零点的温标的推导形式——只需将摄氏温标和华氏温标都转换为“绝对零点”为零的温标，它们就能通过乘法常数相互转换。此外，温度的实际测量是对长度（如水银柱的长度）的测量，因此温度实际上是基于基数可测的长度量级的派生测量⁴⁴。

冯·诺依曼-摩根斯坦学派的主要成员之一雅各布·马尔沙克承认，温度案例不适用于确立准测量，因为它源于距离的基本基数测量。然而，令人惊讶的是，他转而以海拔高度为例——但如果“温度读数只不过是距离”，那么海拔高度（完全且纯粹是距离和长度）又是什么呢⁴⁵？

三、福利经济学批判

经济学与伦理学

如今，经济学家们至少在形式上普遍承认，经济学本身无法确立伦理判断。但人们并未充分认识到，承认这一点并不意味着接受马克斯·韦伯的观点——即伦理学永远无法被科学或理性地确立。无论我们接受马克斯·韦伯的观点，还是坚持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传统观点——即理性伦理学是可能的，我们都必须承认，经济学本身无法确立伦理立场。若伦理科学是可能的，它必须基于所有其他科学确立的真理所提供的数据构建。

医学可以确定某一药物能治愈某一疾病，但将“是否应该治愈该疾病”的问题留给其他学科。同样，经济学可以确定政策A会促进生命、繁荣与和平，而政策B会导致死亡、贫困与战争。医学和经济学都能科学地确立这些后果，且在分析中不引入伦理判断。或许有人会反驳称，医生若不想治愈疾病，就不会去研究可能的治疗方法；经济学家若不希望实现繁荣，就不会去研究繁荣的原因。对此有两点回应：（1）几乎在所有情况下，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并非必然如此——有些医生或经济学家可能仅关心发现真理；（2）这仅能确立科学家的心理动机，而非该学科本身得出价值判断——相反，这恰恰支持了“伦理是独立于医学或经济学等特定科学而得出的”这一论点。

因此，无论我们认为伦理是无理性的情感或偏好问题，还是相信理性伦理的存在，都必须同意经济科学本身无法确立伦理陈述。由于政治政策判断是伦理学的一个分支，同样的结论也适用于政治领域。例如，若繁荣与贫困是政治备选方案，经济科学无法在两者之间做出选择——它仅能呈现每个备选政治决策后果的真理。作为公民，我们在做出政治伦理决策时会考虑这些真理。

新福利经济学的难题：一致同意规则

“福利经济学”的难题始终是如何规避经济学的这一限制，直接做出伦理判断（尤其是政治判断）。由于经济学讨论个体追求效用、幸福或福利最大化，这一难题可转化为以下问题：经济学何时能说某一变化“使社会变得更好”？或者，何时能说“社会效用”增加或“最大化”了？

以庇古教授为首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给出了一个简单的答案：经济学可以确定，随着货币收入的增加，一个人货币的边际效用会递减。因此，他们得出结论，一美元对富人的边际效用低于对穷人的边际效用。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通过向富人征税并补贴穷人的累进所得税，能最大化社会效用。这是“旧福利经济学”的典型论证——以边沁功利主义伦理为基础，由埃奇沃思和庇古完善。经济学家们一直心安理得地沿着这条道路前行，直到被罗宾斯教授当头棒喝。罗宾斯指出，这一论证基于效用的人际比较，而由于效用并非基数量级，此类比较涉及伦理判断⁴⁶。罗宾斯实际上所做的，是将帕累托一致同意规则重新引入经济学，并将其确立为福利经济学必须检验自身合理性的铁律⁴⁷。该规则如下：只有当某一变化不会使任何个体的处境变差（且至少使一个个体的处境变好）时，我们才能说“社会福利”（或更恰当的“社会效用”）因该变化而增加。若有一个个体的处境变差，由于效用无法在人际间相加或相减，经济学无法对社会效用做出任何判断。在缺乏一致同意的情况下，任何关于社会效用的陈述，都意味着对某一变化的受益者与受损者进行伦理人际比较。若某一变化使X个个体受益、Y个个体受损，任何试图总结得出“社会”结论的权衡，都必然意味着对这两个群体相对重要性的伦理判断⁴⁸。

帕累托-罗宾斯一致同意规则征服了经济学，并几乎彻底终结了旧的庇古福利经济学。此后，被称为“新福利经济学”的大量文献蓬勃发展，致力于解决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在坚持一致同意规则的同时，将某些政治判断断言为科学的经济学结论。

罗宾斯教授的规避路径

罗宾斯本人对一致同意规则的阐述，严重低估了其对经济学家断言的限制力。罗宾斯表示，经济学家要进行人际比较，只需做出一个伦理断言：在相似情况下，每个人都具有“相等的满足能力”。诚然，罗宾斯承认这一伦理假设无法由经济学确立，但他暗示，既然所有优秀的民主党人都必然会做出这一平等主义假设，我们几乎可以将人际效用比较视为可行，并进而做出伦理判断。

首先，经分析可知，“相等的满足能力”这一表述难以理解。正如我们所见，罗宾斯承认我们无法科学地比较不同个体之间的效用或满足程度。但由于不存在可用于比较的满足单位，假设不同人的满足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相等的”，这一表述毫无意义——“相等”是指何种方式、何种单位？我们无权随意做出任何伦理假设，因为即使是伦理假设也必须有意义地构建，其术语必须能够被有意义地定义。由于没有某种可定义的单位，“平等”一词便无意义；而由于不存在满足或效用单位，因此无法做出“相等的满足能力”这一伦理假设，也无法通过这种捷径让经济学家得出公共政策结论。

此外，罗宾斯的立场体现了对伦理学及其与政治经济事务关系的高度简化理解。效用的人际比较问题，只是在合理制定任何政策结论之前必须至少讨论的众多伦理问题之一。例如，假设发生两个社会变化，每个变化都使99%的人效用增加，1%的人效用减少。显然，仅靠关于效用人际比较的假设，无法脱离变化本身的内容得出伦理判断。例如，一个变化是99%的人奴役1%的人，另一个变化是取消对1%的人的政府补贴——我们对这两个案例的伦理断言很可能存在巨大差异，即使假设这两个案例中的“社会效用”大致相同。

补偿原则

在一致同意规则框架内做出政策结论的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尝试，是卡尔多-希克斯“补偿原则”——该原则指出，若受益者能够补偿受损者且仍能保持受益状态，那么“社会效用”可被科学地说为增加了⁴⁹。这一方法存在诸多致命错误：首先，由于补偿原则旨在帮助经济学家形成政策判断，显然我们必须至少在原则上能够比较实际的社会状态——因此，我们始终关心的是某一变化的实际受益者与受损者，而非潜在受益者与受损者。受益者是否能够补偿受损者，因此无关紧要；重要的是补偿是否实际发生。只有当补偿实际执行，确保没有一个人成为受损者时，我们才能断言社会效用增加。但这种补偿是否有可能实现？要实现这一点，补偿者必须调查每个人的效用排序——但就效用排序的本质而言，这是不可能的。谁能知道任何人的效用排序发生了什么变化？补偿原则必然脱离显示偏好，而一旦脱离显示偏好，就无法得知任何人的效用变化。脱离的原因在于，补偿行为本质上是单方面给予某人的礼物，而非该人的行动，因此无法估计其效用增加量与其他情况下的减少量相比如何。只有当一个人实际面临两个备选方案的选择时，我们才能说他偏好其中一个。显然，补偿者无法依赖问卷调查——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只需声称自己的效用受损，就能获得补偿。而且，假设有人宣称，某一变化对其情感造成的伤害如此之大，任何货币补偿都无法弥补其负效用——只要存在一个这样的人，任何补偿尝试都将失败。但当我们脱离显示偏好的领域时，这些问题必然会出现。

社会福利函数

在远不如上述批判彻底的批评冲击下，补偿原则已被大多数经济学家摒弃。近年来，有人试图用另一种工具——“社会福利函数”——取而代之。但经过一阵活跃的研究后，这一由伯格森教授和萨缪尔森教授创立的概念迅速陷入困境，并在各种批评的冲击下几乎崩溃，被视为空洞无物、毫无意义的概念。甚至其创立者也已放弃抗争，承认经济学家必须从经济学外部引入伦理判断，才能得出政策结论⁵⁰。

罗森伯格教授做出了绝望的尝试，试图通过彻底改变社会福利函数的性质（即把它等同于现有的“社会决策过程”）来挽救它。为支持这一转变，罗森伯格必须做出错误的假设：“社会”独立于个体而存在，并能做出“自己的”估值。此外，正如伯格森所指出的，这一做法会废除福利经济学——因为经济学家的职能将是经验性地观察实际运行中的社会决策过程，并将其决策断言为“社会效用”的增加。

作为顾问的经济学家

由于无法通过补偿原则或社会福利函数得出政策结论，还有另一种非常流行的途径，使经济学家能够参与政策制定，同时仍保持伦理中立的科学家身份。这种观点认为，其他人可以设定目标，而经济学家有理由告诉该人（并受雇于该人）实现这些期望目标的正确手段。由于经济学家将其他人的目标排序视为既定，仅指出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因此据称他能保持伦理中立和严格的科学性。然而，这种观点具有误导性且存在谬误。以菲尔布鲁克教授开创性文章中的一段话所建议的例子为例：一位货币经济学家为美联储提供咨询⁵¹。这位经济学家能否简单地接受美联储负责人设定的目标，并就实现这些目标的最有效手段提供建议？只有当该经济学家肯定这些目标是积极的善（即做出伦理判断）时，他才能这样做。例如，若该经济学家认为整个美联储体系是有害的，那么他的最佳做法很可能是建议采取会使该体系在追求其目标时效率极低的政策。因此，受雇于美联储的经济学家，若不放弃伦理中立，就无法提供任何建议。若他就实现美联储目标的最佳方式提供建议，从逻辑上可推断他支持这些目标。若他选择“默许接受通过政治机制表达的社会决策”，其建议同样涉及他自身的伦理判断⁵²。

福利经济学的终结？

经过二十年的蓬勃发展，福利经济学再次被限制在更严格的一致同意规则范围内。它试图在该规则的限制下对政治事务发表任何言论的尝试均以失败告终。新福利经济学的消亡已开始被其所有支持者不情愿地承认，每个人都轮流宣布其终结⁵³。若本文提出的批评得到认可，葬礼将加速举行，遗体将被体面地安葬。许多新福利经济学家可以理解地继续摸索，试图从残骸中挽救一些东西。例如，雷德建议经济学家无论如何都应提出具体的、零碎的政策建议——但这显然是绝望地拒绝考虑根本问题。罗森伯格试图基于对潜在基本人格的心理主义分析，提出恒常性假设⁵⁴。除了“基本”变化可能在任何时候发生外，经济学研究的是边际变化——变化无论边际与否，本质上都是变化。事实上，变化是边际的还是基本的，这是心理学问题，而非人的行动学问题。伯格森则采取神秘主义的路径，否认显示偏好，声称人们的价值“可能与他们在行动中选择的不同”——他通过采纳一致性-恒常性谬误来做到这一点。

那么，一致同意规则是否意味着所有可能的福利经济学（包括“旧”和“新”版本）的终结？表面上看，似乎是这样。因为若所有变化都必须不伤害任何人（即没有任何人因变化而感到处境变差），那么在一致同意规则下，哪些变化能被断言为社会有用的？正如雷德所哀叹的：

“例如，考虑嫉妒对福利的影响，我们甚至无法说每个人拥有更多每种商品都会增加福利。”⁵⁵

四、福利经济学重构

显示偏好与自由市场

本文的论点是，为所有福利经济学举行葬礼还为时过早，借助显示偏好概念，福利经济学可以得到重构。然而，这种重构与之前的“旧”或“新”福利经济学体系毫无相似之处。事实上，若雷德的论点正确，我们提议让这位“病人”复活，可能会被许多人视为比他死亡更不幸⁵⁶。

正如我们所记得的，显示偏好排除了对个体价值排序的假设性想象。迄今为止，福利经济学一直将价值视为对假设“社会状态”的假设性估值——但显示偏好仅将价值视为通过选择行动揭示的估值。

现在，让我们考虑自由市场上的交换——这种交换是双方自愿进行的。因此，交换发生这一事实本身就证明，双方都受益（或更严格地说，预期受益）。双方选择交换这一事实，证明他们都能从中受益。自由市场是世界上所有自愿交换的总和。由于每一次交换都证明相关双方达成了受益的一致同意，我们必须得出结论：自由市场使所有参与者受益。换句话说，福利经济学可以断言，自由市场增加了社会效用，同时仍遵循一致同意规则⁵⁷。

但雷德提出的难题——嫉妒他人受益的人怎么办？就他本人参与市场而言，这证明他喜欢市场并能从中受益。我们对他关于他人交换的看法不感兴趣，因为他的偏好并未通过行动被揭示，因此无关紧要。我们如何知道这个假设的嫉妒者会因他人的交换而效用受损？仅咨询他的口头意见是不够的，因为他宣称的嫉妒可能是一个玩笑、一种文字游戏，或故意的谎言。

因此，我们不可避免地得出结论：自由市场的过程总能增加社会效用。作为经济学家，我们可以在不涉及伦理判断的情况下，绝对有效地做出这一断言。

自由市场与“分配问题”

经济学（尤其是福利经济学）一直深受“分配问题”的困扰。例如，有人认为，关于自由市场增加社会效用的断言固然不错，但仅在假设收入分配既定的范围内成立⁵⁸。由于收入分配的变化似乎会伤害一部分人并使另一部分人受益，据称无法就分配变化对社会效用的影响做出任何陈述——而收入分配始终在变化。

然而，在自由市场上，不存在单独的“分配”——一个人的货币资产，恰恰是因为他或其祖先的服务在自由市场上被他人购买而获得的。除了市场的生产和交换过程外，不存在独立的分配过程；因此，“分配”这一概念在自由市场上变得毫无意义。由于“分配”仅仅是自由交换过程的结果，而这一过程使市场所有参与者受益并增加社会效用，因此自由市场的“分配”结果也必然增加社会效用。然而，批评者的指责适用于国家行动的情况——当国家从彼得那里拿走并给予保罗时，它正在实施一个独立的分配过程。在这种情况下，确实存在一个独立于生产和交换的过程，因此“分配”概念变得有意义。此外，这种国家行动显然且明确地使一个群体受益、另一个群体受损，从而违反了一致同意规则。

国家的角色

直到最近，福利经济学从未分析过国家的角色。事实上，经济学总体上也很少关注这一基本问题。虽然具体问题（如公共财政或价格管制）已被研究，但国家在经济文献中始终是一个模糊的形象——通常被模糊地认为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社会”或“公众”。然而，“社会”并非一个真实的实体，仅为所有现存个体的集合的便捷简称⁵⁹。

然而，国家及国家行动这一基本上未被探索的领域，可以通过显示偏好和一致同意规则这一强大工具进行分析。

国家与社会中所有其他机构的区别体现在两个方面：

5.唯有国家能通过暴力干预他人实际或潜在的市场交换；

6.唯有国家能通过暴力支持的强制征税获得收入。

没有其他个人或群体能合法地以这些方式行事⁶⁰。

那么，当国家（或罪犯）使用暴力干预市场交换时，会发生什么？假设政府禁止A和B进行他们愿意进行的交换——显然，A和B的效用都降低了，因为他们因暴力威胁而无法进行原本会进行的交换。另一方面，实施这一限制的政府官员获得了效用增加（或至少预期增加），否则他们不会这样做。因此，作为经济学家，我们无法对这种情况下的社会效用做出任何判断，因为一些个体的效用明显增加，而另一些个体的效用明显减少。

当政府强迫C和D进行他们原本不会进行的交换时，会得出同样的结论——政府官员的效用再次增加，且至少有一方参与者（C或D）的效用减少，因为至少有一方在没有政府强制的情况下不会想要进行这种交换。同样，经济学无法对这种情况下的社会效用做出任何判断⁶¹。

因此，我们得出结论：政府对交换的任何干预都永远无法增加社会效用。但我们还可以更进一步：国家的本质在于，它唯一通过强制征税获得收入——其随后的所有行为和支出（无论性质如何）都依赖于这种征税权力。我们刚刚已经看到，每当政府强迫任何人进行他原本不会进行的交换时，这个人的效用都会因强制而减少——而税收正是这样一种强制交换。若在自愿支付体系下，每个人都会向政府支付同样多的钱，那么就无需税收强制。因此，鉴于税收使用强制手段，且所有政府行动都依赖于其征税权力，我们可以推断：没有任何政府行动能增加社会效用。

因此，经济学在不涉及任何伦理判断的情况下，遵循一致同意规则和显示偏好的科学原则，得出以下结论：

7.自由市场总能增加社会效用；

8.没有任何政府行动能增加社会效用。

这两个命题是重构后的福利经济学的支柱。

人与人之间的交换要么是自愿的，要么是在暴力强制下进行的——不存在第三种方式。因此，若自由市场交换总能增加社会效用，而任何强制交换或干预都无法增加社会效用，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维持自由自愿的市场“最大化”了社会效用（前提是我们不将“最大化”理解为基数意义上的）。一般而言，即使是最严格的价值无涉经济学家，也愿意允许自己做出一个伦理判断：他们愿意推荐任何在一致同意规则下增加社会效用的变化或过程。任何采用这种方法的经济学家都必须：

9.支持自由市场，因为它始终有益；

10.避免倡导任何政府行动。

换句话说，他必须成为“极端”自由放任的倡导者。

重新审视自由放任

嘲笑19世纪法国“乐观主义”自由放任学派的做法相当普遍——他们的“福利经济学”分析通常被斥为天真的偏见。然而，事实上，他们的著作表明，他们的自由放任结论是“后判断”——是基于分析的判断，而非分析的先入之见⁶²。正是发现了自由交换的普遍社会利益，才导致弗雷德里克·巴斯夏、埃德蒙·阿博特、古斯塔夫·德·莫利纳里以及美国人阿瑟·莱瑟姆·佩里等人在著作中对自由交换过程大加赞赏。他们对国家行动的分析（除莫利纳里外）相当初步，但他们的分析通常只需基于支持社会效用的伦理假设，就能得出纯粹的自由放任立场⁶³。他们对交换的分析，可从完全被忽视的埃德蒙·阿博特的一段话中看出：

“交换的令人钦佩之处在于，它使双方签约方都受益……双方通过给予自己拥有的东西以换取自己没有的东西，达成了一笔好交易……每一次自由而直接的交换都是如此……事实上，无论你是卖还是买，你都在进行一个偏好行为——没有人强迫你放弃自己的任何东西以换取他人的东西。”⁶⁴

自由放任立场背后的自由交换分析，在经济学中遭到了普遍忽视。即使被考虑，也通常被斥为“简单”——例如，哈钦森称交换互利的观点“简单”，萨缪尔森称其“不够复杂”。或许确实简单，但简单本身在科学中绝非缺点。重要的是该学说是否正确；若正确，那么奥卡姆剃刀告诉我们，它越简单越好⁶⁵。

对简单性的排斥，其根源似乎在于实证主义方法论。在物理学（实证主义的模型）中，科学的任务是超越常识观察，构建一个复杂的结构来解释常识事实。然而，人的行动学以常识真理作为其公理。物理学规律需要复杂的经验检验；而人的行动学公理经反思后，对所有人而言都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实证主义者在普遍真理面前感到不自在——他们没有为能够将知识建立在普遍认可的真理之上而欣喜，反而将其斥为简单、模糊或“天真”⁶⁶。

萨缪尔森唯一试图反驳自由放任立场的尝试，是简要提及威克塞尔所谓的经典反驳⁶⁷。然而，威克塞尔也未经论证就摒弃了法国“和谐经济学家”的方法，转而详细批判莱昂·瓦尔拉斯的远为薄弱的表述——瓦尔拉斯试图从人际基数效用的角度证明自由贸易的“最大效用”，因此极易受到反驳。

此外，必须强调的是，社会效用最大化定理并非适用于任何类型的“完全”或“纯粹”竞争，甚至不适用于与“垄断”相对的“竞争”——它仅适用于任何自愿交换。或许有人会反对称，自愿卡特尔提高价格的行为会使许多消费者的处境变差，因此关于自愿交换益处的断言必须排除卡特尔。然而，观察者无法科学地比较自由市场在不同时期结果的社会效用——正如我们所见，我们无法确定一个人在一段时间内的价值排序，更不用说所有人的了。因此，无论交换的制度条件如何，无论市场参与者的数量多少，任何时候的自由市场都会最大化社会效用——因为所有交换都是所有相关方自愿进行的。假设某行业的一些生产者自愿形成卡特尔，并在时期2进行交换——社会效用再次最大化，因为没有人的交换因强制而改变。若在时期2，政府干预禁止该卡特尔，就无法增加社会效用，因为这一禁止明显伤害了生产者⁶⁸。

作为自愿机构的国家：批判

在经济思想的发展过程中，对自由交换的分析远比对国家行动的分析受到更多关注。正如我们所指出的，国家通常被简单地假设为一个自愿机构——最常见的假设是，所有政府都必须基于多数同意。然而，若我们遵循一致同意规则，显然多数并非一致同意，因此经济学无法基于这一理由将国家视为自愿机构。同样的评论适用于民主的多数投票程序——投票支持失败候选人的人，甚至更不用说放弃投票的人，很难被说成是自愿批准政府的行动⁶⁹。

在过去几年里，一些经济学家开始意识到，需要仔细分析国家的本质——尤其是，福利经济学必须证明国家在某种意义上是自愿的，才能倡导任何国家行动。将国家指定为“自愿”机构的最雄心勃勃的尝试，是鲍莫尔教授的著作⁷⁰。鲍莫尔的“外部经济”论点可简要表述如下：某些欲望本质上是“集体的”而非“个体的”。在这些情况下，每个个体都会在其价值排序中对以下备选方案进行排序：（A）他最偏好的是，除自己之外的所有人都被强制为满足群体欲望（如军事保护、公园、水坝等）付费；但由于这不可行，他必须在备选方案B和C之间选择：（B）没有人被强制为该服务付费——在这种情况下，该服务可能无法提供，因为每个人都倾向于逃避自己的份额；（C）包括该个体在内的所有人都被强制为该服务付费。鲍莫尔得出结论：人们会选择C；因此，国家提供这些服务的活动“实际上是自愿的”——每个人都欣然选择被强制。

这一巧妙的论点可从多个层面进行考量。首先，认为“自愿强制”可以是显示偏好，这是荒谬的。若决策确实是自愿的，就无需税收强制——人们会自愿且公开地同意支付其对共同项目的份额。既然他们都被认为更偏好获得项目而非不支付费用且无法获得项目，那么他们实际上愿意支付税收价格来获得项目。因此，税收强制机制并非必要，所有人都会勇敢地（即使有些不情愿地）支付他们“应该支付”的费用，而无需任何强制税收制度。其次，鲍莫尔的论点对多数人而言无疑是正确的——因为若一个政府要长期存在，多数人必须被动或热切地支持它。但即使多数人愿意为了强制他人（或许是为了打破对他人的强制平衡）而强制自己，这也无法为福利经济学提供任何依据——福利经济学的结论必须基于一致同意规则，而非多数规则。鲍莫尔会声称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价值排序吗？社会中难道不存在一个人更偏好所有人的自由而非所有人的强制吗？若存在这样一个人，鲍莫尔就无法再将国家称为自愿机构。任何人有什么先验或经验依据可以声称不存在这样的个体⁷¹？

但鲍莫尔的论点值得更详细的考量。因为即使他无法确立自愿强制的存在，若某些服务确实只能通过强制获得，那么这将揭示自由市场“机制”的严重缺陷。是否存在只有强制才能产生期望服务的情况？乍看之下，鲍莫尔基于“外部经济”支持肯定答案的理由似乎合理——军事保护、水坝、高速公路等服务很重要，人们希望它们被提供。然而，每个人难道不会倾向于逃避支付，希望他人支付吗？但将这一点用作国家提供这些服务的理由，是一种循环推理的窃取论点谬误——这种特殊情况仅且恰恰因为是国家（而非市场）提供这些服务才存在！国家提供服务意味着，与市场不同，其服务提供与费用收取完全分离。由于服务通常免费且或多或少无差别地提供给公民，因此自然每个个体（确保能获得服务）都会试图逃避税收——因为与市场不同，他的个人税收支付不会直接为他带来任何东西。而这一情况不能成为国家行动的正当理由，因为它只是国家行动本身存在的结果。

但或许国家必须满足某些欲望，因为这些欲望是“集体的”而非“个体的”？这是鲍莫尔的第二条攻击路线。首先，莫利纳里已经表明，集体欲望的存在并不必然意味着国家行动。此外，“集体欲望”这一概念本身就令人怀疑——因为这一概念必须意味着存在某个实际存在的集体实体在进行欲望！鲍莫尔竭力避免承认这一点，但徒劳无功——哈维尔莫在鲍莫尔赞赏地引用的关于“集体行动”的讨论中，明确指出了假设这样一个实体的必要性。哈维尔莫承认，决定集体行动“需要一种思维方式和行动能力，这超出了任何个体群体本身的功能范围”⁷²。

鲍莫尔试图通过声称某些服务只能“联合”融资，且会联合服务许多人，来否认假设集体实体的必要性。因此，他认为市场上的个体无法提供这些服务——这一立场确实令人奇怪。因为所有大规模企业都是通过巨额资本聚合“联合”融资的，它们也为许多消费者提供服务（通常是联合提供）。没有人认为私营企业无法提供钢铁、汽车或保险，因为它们是“联合”融资的。至于联合消费，在某种意义上，没有任何消费是联合的——因为只有个体存在并能满足其欲望，因此每个人必须单独消费。在另一种意义上，几乎所有消费都是“联合的”。例如，鲍莫尔断言公园是“集体欲望”的例子，因为许多个体必须联合消费，因此政府必须提供这一服务。但去剧院看戏甚至更具联合性——所有人必须同时前往。那么，所有剧院都必须国有化并由政府运营吗？此外，从广义上看，所有现代消费都依赖于面向广泛市场的大规模生产方法。鲍莫尔没有任何依据可以分离某些服务，并将其称为“相互依赖的例子”或“外部经济”——如果没有足够多的其他个体需求并使大规模生产方法可行，个体能购买钢铁、汽车、冷冻食品或几乎任何其他东西吗？鲍莫尔式的相互依赖无处不在，没有任何合理的方式可以分离少数服务并将其称为“集体的”。

与鲍莫尔的论点相关（但更合理）的一个常见论点是，某些服务对市场的存在至关重要，因此必须在市场之外集体提供。据称，这些服务（如保护、交通等）如此基础，渗透于市场事务中，是市场存在的先决必要条件。但这一论点的证明力过强——古典经济学家的谬误在于，他们从大类而非边际单位的角度考虑商品。市场上的所有行动都是边际的，这正是价值能够被估值并将价值生产力归因于要素的原因。若我们开始从整体而非边际单位的角度处理问题，我们会发现各种各样的活动都是所有市场活动的必要先决条件和关键——土地、空间、食物、衣服、住所、电力等——甚至纸张！所有这些都必须由国家且仅由国家提供吗？

剔除其诸多谬误后，整个“集体欲望”论点可归结为：市场上某些人会从他人的行动中获益而无需付费⁷³。这就是对市场的批评的核心，也是唯一相关的“外部经济”问题⁷⁴。A和B决定付费建造一座水坝供自己使用，C从中受益却未付费；A和B自费接受教育，C因能与受过教育的人打交道而受益，依此类推——这就是免费搭车者问题。然而，很难理解这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难道因为我欣赏邻居的花园而未付费，就应该对我征收特别税吗？A和B购买某一商品，表明他们愿意为其付费；若这一商品也间接使C受益，没有人会受损。若C认为，若只有A和B付费，他会被剥夺这一利益，那么他也可以自由地出资。无论如何，所有个体都会在这件事上考虑自己的偏好。

事实上，我们都是我们祖先的投资和技术发展的免费搭车者——难道我们必须因此穿着粗麻布衣服、满身灰烬，或服从国家的支配吗？鲍莫尔和其他认同他的人高度不一致：一方面，行动不能留给自愿个体选择，因为邪恶的免费搭车者可能逃避付费并获得利益而不付出代价；另一方面，人们经常因不愿为免费搭车者带来足够利益而受到谴责——例如，鲍莫尔批评投资者没有违背自己的时间偏好，更慷慨地投资。显然，明智的做法既不是惩罚免费搭车者，也不是给予他们特殊特权——这也是与一致同意规则和显示偏好一致的唯一解决方案⁷⁵。

若“集体欲望”论点并非免费搭车者问题，那么它只是对个体估值的伦理攻击——经济学家（扮演伦理学家的角色）希望用自己的估值取代他人的估值，来决定他人的行动。苏兰尼-昂格尔的断言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他（个体）可能因对效用和负效用的吝啬、轻率或轻浮的估值，以及相应的低程度或完全缺乏群体责任感而被引导。”⁷⁶

蒂博尔·西托夫斯基在进行与鲍莫尔类似的分析时，还基于他所谓的“货币外部经济”对自由市场提出了另一个反对意见⁷⁷。简而言之，这一概念存在一个常见错误——将均匀轮转经济的一般（且无法实现的！）均衡视为伦理“理想”，因此将利润等普遍存在的现象斥责为偏离这一理想。

最后，我们必须提及布坎南教授最近试图将国家指定为自愿机构的尝试⁷⁸。

布坎南的论点基于一种奇特的辩证法：民主中的多数规则实际上是一致同意，因为多数总是可以变化的！因此，政治过程中由此产生的拉锯战，由于显然并非不可逆转，因此被认为产生了社会一致同意。将无休止的政治冲突和僵局实际上等同于神秘的社会一致同意的学说，必须被视为陷入了一种黑格尔式神秘主义⁷⁹。

五、结论

在对当代经济学的精彩概述中，布朗芬布伦纳教授以极为悲观的措辞描述了当前经济科学的状态⁸⁰。“荒野”和“混乱”是典型的措辞，布朗芬布伦纳在文章结尾绝望地引用了著名诗歌《奥兹曼迪亚斯》。将其应用于当前流行的理论，他的态度是合理的。20世纪30年代是经济思想领域充满热情的活动和看似突破性进展的时期。然而，一种接一种的理论遭到反击和削弱，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二十年前的高远希望要么正在消亡，要么正在进行绝望的后卫战。以前的新方法不再激发新的理论贡献。布朗芬布伦纳在这方面特别提到了不完全竞争理论和凯恩斯理论，这是合理的——他也可以提到效用理论和福利理论。因为20世纪30年代中期见证了希克斯-艾伦无差异曲线分析和新福利经济学的发展。这两种理论革命在经济理论的高层中都非常流行，但现在都在崩溃。

本文的论点是，尽管以前具有革命性且后来成为正统的效用与福利理论值得比现在更快地被埋葬，但它们之后不一定会出现理论真空。显示偏好工具（经济学仅处理通过真实行动显示的偏好），结合用于断言社会效用的严格一致同意规则，可用于彻底重构效用与福利经济学。效用理论最终可确立为序数边际效用理论。福利经济学可再次成为一个重要的体系，尽管其新面貌可能不会吸引其先前的创造者。必须明确的是，我们在讨论福利经济学时，并非试图制定任何伦理或政治方案——相反，所提出的福利经济学是在不引入伦理判断的情况下提出的。经济学本身无法确立伦理体系，无论我们持有何种伦理哲学，都必须承认这一点。自由市场最大化社会效用、国家行动不能被视为自愿、自由放任经济学家是比他们所获得的赞誉更好的福利分析师——这些事实本身并不意味着支持自由放任或任何其他社会制度。福利经济学所做的，是将这些结论作为其伦理体系的数据，呈现给伦理判断的制定者。对于蔑视社会效用或赞赏强制的人而言，我们的分析可能为彻底的国家主义政策提供有力的论据。

注：本文观点代表作者自己，译文仅供研究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