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在极目新闻上看到了两篇关于春节期间酒店房间涨价的新闻：一条来自四川攀枝花的米易县——平日里三四百元左右一间的客房，春节期间报价摇身一变升至一千二百元；另一条则出自广东汕头——部分酒店的价格较平日暴涨近五倍，有酒店房型一晚价格突破数千元。报道中指责酒店“趁火打劫”，义正辞严地呼吁：“不能胡乱涨价”、“对此不能袖手旁观”。

表面上看，这又是一场消费者与不良商家之间的较量，是正义对贪婪的声讨。但冷静下来，将目光从情绪化的指控移开，去审视其背后的逻辑，我们会发现一幅更为吊诡、也更为真实的图景。这场围绕“酒店该不该涨价”的纷争，清晰地照出了许多人根深蒂固却难以自洽的“双重标准”。

我们先来看看这场争论的焦点。反对涨价者最核心的论据，无非是“价格涨得太高”、“脱离合理水平”、“消费者难以承受”。听起来似乎充满关怀，替大众鸣不平。但若追问一句：何谓“合理水平”？由谁、依据什么标准来判定？

答案往往就变得模糊且充满矛盾。有人会说，应该参考平时价格；有人会说，要考虑成本；还有人会说，要顾及消费者的承受能力。然而在市场中，从来不存在一个上帝视角的、静止不变的“合理价格”。价格，从来不是由卖家或买家任何一方单方面“规定”或“认为”出来的，它是由无数个具体的卖家与买家，在特定的时间、地点和情境下，通过自愿的交换行为共同“发现”的。

春节期间，大量游客涌向温暖的南方县城或热门旅游城市，对酒店客房的需求在短期内急剧、集中地爆发。与此同时，酒店的供给在短期内是相对固定的——不可能一夜之间盖起新楼，甚至有些员工也要返乡过年，维持运营本身就需要更高的成本（如给留守员工支付数倍的加班工资）。需求暴增，供给有限甚至可能微降，价格自然上涨。这不是什么秘密，而是最朴素的供求规律：供不应求，价格上涨。价格上涨本身，就是一个最直接、最有效的市场信号：它在告诉所有潜在的消费者——“这里资源暂时紧张，请审慎安排行程或考虑替代方案”；它也在告诉所有潜在的供给者——“这里有旺盛的需求和盈利机会”。

那些愤而投诉的游客，以及呼吁强力干预的评论，其潜台词其实是：我承认需求多了，但我希望价格不要涨得太多；我承认是我想在旺季出行，但我希望由别人（酒店）来承担我出行旺季所带来的全部成本压力。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这种逻辑很少被一以贯之。让我们设想一个简单的场景：一位白领（可能是某个游客，也可能是某个记者或评论员），一边痛斥春节期间酒店涨价“黑心”“无耻”，另一边，他在公司年会上，或在行业论坛上与同行交流时，最热衷谈论的话题之一，恐怕就是如何提升个人薪资、争取更高收入、或者抱怨当前收入与付出不匹配。他绝不会认为“自己想多赚点钱”是“黑心”或“无耻”的，反而会觉得这是天经地义。

同一个大脑，为何对“涨价”和“涨薪”的理解会出现如此割裂？原因就在于：在看待酒店时，他自动代入了“消费者”角色，期望支出越少越好；在看待自己的工作时，他自动代入了“生产者”（劳动力出售者）角色，期望收入越高越好。他只站在对自己有利的单一角色立场上呐喊，却拒绝切换到对方的角色去理解行为的逻辑，更拒绝承认这两种诉求在市场全局中可能存在的矛盾。

这正是问题的核心所在。在社会化大生产与交换的网络中，我们每个人都拥有双重身份，且时刻在两者间切换。作为消费者，我们购买食物、衣服、住房、酒店服务、出行车票；作为生产者，我们出售自己的时间、技能、体力、智力，生产出商品或提供劳务以赚取收入。

一个健康的经济认知，要求我们意识到自己同时具备这两种身份，并理解它们之间的关联与张力。当我们抱怨酒店价格上涨时，我们是在行使消费者的权利；但与此同时，这家酒店的投资人、经理、保洁阿姨、前台服务员，他们正是通过提供这项服务来获取收入的生产者、劳动者。春节留守，他们牺牲了与家人团聚的机会，承担了更繁重的工作，他们希望获得更高的回报，这与那位希望加薪的白领在性质上有何本质不同？如果我们坚持认为酒店在春节期间维持原价才是“道德”的，那无异于在说：酒店员工在春节加班，不应该获得更高的报酬；酒店投资人承担了全年淡季的亏损风险，在旺季也不该有机会弥补。这公平吗？

这种“双标”思维更进一步，就会催生出一种危险的强盗逻辑：当我花钱时，我希望自己是绝对的“甲方”，卖家必须为我提供周到服务；但当别人（例如，雇佣我的企业）花钱购买我的劳动时，我却希望这个“买方”必须服从我的条件，给我的劳动定一个我满意的高价。简言之就是，自己消费时想当大爷，别人从自己这里消费时，自己依然想当大爷。其本质是：只主张自己的财产权（对货币的支配权、对劳动力的所有权），却不愿充分尊重他人同等的财产权（对酒店房间的支配权、对企业资金的支配权）。

这种逻辑一旦被政治化、被放大成社会舆论的主流诉求，进而通过强制力（如行政限价）付诸实施，其后果将是灾难性的。如果酒店行业因为舆论压力或被强制限价，导致旺季无法盈利甚至亏本（因为成本更高），长期来看会发生什么？理性投资者会避开这个行业，现有酒店可能削减投入、降低服务品质，甚至在某些时段直接关门歇业。最终结果并非是消费者赢得了便宜的价格，而是所有人——包括那些当初投诉的游客——都将面临更少的选择、更差的品质，甚至在真正需要时根本无处可住。

同理，当人们作为买家呼吁对卖家进行限价时，或是自己作为卖家要求对自己进行保护时，我们以单一身份可能争取到的些微好处，很快会以另一身份支付更高昂的生活成本而加倍偿还。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力在保护与管制的茧房中逐渐窒息。

那么，如何看待春节期间酒店价格的上涨？答案其实就蕴含在市场交换的基本伦理和规律之中。

首先，交易应当基于自愿。酒店拥有对其客房资产的产权，有权利在法律框架内定价；游客拥有自己货币的产权，有权利根据价格高低决定“买”或“不买”。只要信息透明（明码标价）、没有欺诈和强制，旺季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高价成交，与淡季降价促销一样，都是正当的权利行使。有游客用脚投票，选择租房过冬，这正是市场机制下消费者最有力的回应，远比投诉和呼吁管制更健康、更有效。

其次，要理解价格是信号，不是道德审判。高价并不天然等于“恶”，低价也不天然等于“善”。春节酒店高价，是“这里此时极度供不应求”的信号；它促使需求方重新考虑计划的紧迫性（是否必须此时去？能否接受更高成本？），也激励供给方竭尽所能提供服务（如调动一切可用房间、激励员工留守）。如果强行压制这个信号，就像发烧时把体温计的水银柱硬按下去，并不能退烧，只会让人误判病情，延误资源的有效配置。回顾历史，无论是自然灾害后的物价管制，还是特定时期的全面价格管控，无一不导致短缺加剧、排队增长、黑市猖獗，最终伤害最需要资源的普通民众。

最后，唯有回归对产权的尊重和对逻辑一致性的追求，才能打破这种自我中心的双标困境。我们要时常提醒自己：当我作为消费者希望物美价廉时，我所购买的商品和服务背后，是无数个和我一样的生产者（劳动者），他们也正怀着当我作为劳动者时同样的心情，希望自己的产品或劳动能卖个好价钱。维护一个允许他们（也包括作为生产者的我）自由定价、通过满足他人需求来获取回报的市场环境，从长远看，正是保护了我自己作为消费者能够持续获得丰富、优质、创新产品的根本利益。

酒店涨价引发的争论，暴露出许多人仍困在单一角色的利益茧房里。破除这种“双标”，需要的不是更多的管制与指责，而是一次深刻的认知转变：从“我想要什么就强求什么”的任性，转向“我尊重他人如尊重自己”的理性。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在市场的合作与竞争中，走向更普遍的繁荣，而不是在互相指控与管制中，共同走向匮乏与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