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中国的单边开放，实际上就是一种最好的“国际大统战”

特朗普第二任期，美国内部分歧进一步加剧。《纽约时报》指出，特朗普将自己视为“红色美国”的领袖，并将主要威胁归咎于“内部敌人”，这加深了美国内部“红与蓝”“左与右”“精英与草根”“城市与农村”的撕裂。而在对华经贸关系上，美国内部不同利益群体立场分化也日益显著。例如，因关税战，中国停止自美大豆采购，近期美国中西部豆农蒙受重创，这让曾坚定支持特朗普的农业游说团体开始向白宫施压。

近日，郑永年教授在接受中国外文局亚太传播中心“重新发现中国”栏目专访时指出，面对自由国际秩序的衰落，中国若能以单边开放团结更多力量，不仅能够分化美国不同利益集团，还能削弱美国盟友对华遏制的合力，从而在国际秩序重塑中赢得主动。

郑永年教授认为，中国的单边开放，可以视作是“国际大统战”。

需要注意到，美国并非一个利益一致的整体。它内部有华尔街、有白宫，也有农业州和工业州，是由不同利益群体组成的国家。目前，对中国敌意较强的，只是其中那些反华、仇视中国共产党、固守冷战思维的政治力量。

中国实行“单边开放”，实际可以利用美国内部差异进行分化，而非与整个美国对抗。

类似的逻辑也可用于处理中欧关系：如果中国关闭开放之门，西方国家反而可能联合起来遏制中国；而若主动开放，则能利用欧洲内部的差异。

数据显示，在秋收开始前的1至7月，美国对中国大豆出口量同比下降39%，降至590万吨。美国农户损失了数十亿美元的潜在营收。图源：纽约时报

对于“自由国际秩序”走向衰弱的趋势，郑永年教授指出，所谓“自由国际秩序”，本质上是建立在美国及其盟友关系之上的。但美国的“盟友”关系高度等级化，其盟友很难被视为“全主权”的国家。因此“自由国际秩序”的衰落是不可避免的。其过去能存在，是因为苏联集团这一“非自由”的对立国际秩序。特朗普只是对“自由国际秩序”踢出了“最后一脚”。

小布什时期的新保守主义者试图将中国塑造成新的假想敌，以延续这一秩序，但中国拒绝陷入这种陷阱，也拒绝搞“团团伙伙”，坚持与各国发展关系。

郑永年教授认为，**特朗普政策的客观结果，反而为中国带来了战略机遇。**中国的目标并不是取代美国成为“世界警察”，而是通过自主开放与合作，推动共同发展，而非干预他国内政。

郑永年：未来十年，大湾区有望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和科创中心

数据显示，2024年，粤港澳大湾区以14.79万亿元人民币的经济总量，超越了纽约和旧金山两个世界级湾区，与东京湾区并列全球经济规模第一梯队，人均GDP估算约17.02万元。与此同时，大湾区的科创实力也在快速聚合，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最新榜单将“深—港—广”列为全球第一大科技集群。

近日，郑永年教授在****2025世界粤商大会上发表主旨演讲时指出，大湾区在科技创新的“三驾马车”上均有重要优势。配合关键的体制机制优化，有望在十年内冲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与科创中心。

9月29日，随着3条城际铁路和2条地铁同日开通运营，粤港澳大湾区“1小时生活圈”加速形成。图源：新华社

郑永年教授指出，从历史上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只有少数、不足二十个经济体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成为发达经济体。

除中东、北欧等资源型经济体外，其他经济体要想成为发达经济体，首先需要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其次需要开放的市场环境。目前，中国距离发达经济体仅一步之遥，同时也是符合这两个条件的亚洲最大经济体。

他认为，从全球化的大背景来看，粤港澳大湾区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中心和科创中心已指日可待。

对比全球其他三大湾区，粤港澳大湾区的经济总量已位居首位，而从发展潜力，尤其是科技进步的角度来看，粤港澳大湾区同样最具优势。他指出，科技进步的“三驾马车”分别是：拥有大量具备基础科研能力的大学或科研机构，拥有能够将科研成果转化为应用技术的企业，以及具备强大的金融服务体系。

在粤港澳大湾区，这三方面条件非常完备，甚至在某些方面已超过美国。只要在体制机制上进行一些关键的优化，粤港澳大湾区就有望在十年内冲刺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与科技创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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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不少城市“有城无市”，要恢复“市”的价值

今年5月份发布的《关于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的意见》提出了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整治改造，推进老旧街区老旧厂区城中村等更新改造等8项重点任务。不久前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则强调，城市工作要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

在城市更新的过程中，如何激发城市潜力、提升市民活力，将城市真正建设成为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空间？

郑永年教授在近日举办的2025年度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广州智库论坛上指出，老城市要焕发新活力，必须把城市化、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放在一个整体中统筹谋划。在他看来，部分城市“有城无市”的现象尤为值得关注。

“摊大饼”式的城市化发展下，城市集散交易的功能在一定程度上挤压，呈现出有“城”无“市”、“大城小市”的现象。图源：新华社

对城市的理解不能仅停留在“城”的层面，即居住与管理的功能，还要看到“市”的本质——开放与交易。如果城市的发展只追求高端人口和功能配置，就难以满足多元群体的需求，最终也会失去活力。

一是“城”与“市”失衡，不少城市“有城无市”“城大于市”，城市服务单一，缺乏多样化消费场景，难以满足多元需求。

二是开放性不足，户籍制度改革缓慢，异地务工人员难以获得城市居民权利，而居民国际化程度低，且城市心态封闭、文化环境欠佳，难以吸引外籍人才。

**三是城市更新思路存在偏差，忽视“市”的价值。**老城市要焕发新活力，必须以高水平对外开放为牵引，将规则、标准和制度落实到实践之中，把城市化、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放在一个整体中统筹谋划。中国的城市新增人口多来自外部，农村资源单向流向城市。在城市发展重点上，应加大“市”的发展力度，控制“城”的过度扩张，借鉴欧洲经验，打造“宜居、宜业、宜游、宜育”的城市。其中，尤其要关注“宜育”的问题。

同时，广东要重视县域城市的发展。以实施“百千万工程”为契机，推动县域城市现代化，为年轻人提供低压力的生活环境，激发生育意愿。促进城乡双向开放，推动社会资本下乡，实现城乡要素流动。

加强区域协作，在省级政府协调下优化劳动分工，**参考江苏、浙江城市均衡发展的经验。**此外，珠三角应依托港澳优势，充分利用其国际通道功能，积极引入全球的人才、资本和技术，推动大湾区可持续发展。

详细报道

观点精粹｜2025年度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广州智库论坛

**郑永年：**气候变化是全局性问题，中国有能力引领全球南方走向可持续发展

全球气候危机持续加剧，2024年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首次升高超过1.5℃，气候变化正从潜在风险转为现实威胁。然而，特朗普在第二任期内再次宣布退出《巴黎协定》；欧盟则以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等单边气候措施构筑“碳关税壁垒”。国际气候治理的政治与制度环境愈发复杂。

郑永年教授在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纪录片《丝路汇客厅》中指出，气候变化是全局性问题，气候没有主权概念。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理念、价值观和技术上都有能力带动全球南方国家，将发展与气候议题紧密结合，实现可持续发展。

郑永年教授指出，气候变化是全局性的问题，气候本身并不存在主权的概念，不可能像筑起长城那样将其阻隔开来。

在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相对稳定的时期，气候问题一直是联合国的重要议题。然而，特朗普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退出《巴黎协定》，并认为气候问题是假的、不成立的，甚至是反科学的。

在一背景下，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仍需要坚持应对气候变化的承诺，我们也具备相应的技术能力。

目前，“全球南方”面临的主要任务依然是发展与现代化，但如果重走西方早期“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发展过程可能会变成“走向坟墓”的过程，只会让地球越来越不适宜人类生存。中国无论在理念、价值观还是技术上，都有能力带动全球南方国家，将发展与气候议题紧密结合，实现可持续发展。

郑永****年：中国智库要生产更多的“中国喂料”，避免AI时代被思想“殖民”

近日，郑永年教授在由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主办的“前海智库院长对话论坛”上的致辞中指出，中国智库唯有在继承与转化传统的同时，勇于直面体制、利益和技术的多重压力，加快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才能在“全过程民主”和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发挥独特作用。

郑永年教授在论坛上进行致辞。图源：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

郑永年教授认为，从本质上看，智库的使命在于解决国家治理过程中的信息流通问题。他认为，当代智库应承担三项重要责任：

****助力信息收集与流通。****由于中国行政层级的细化以及“条条”“块块”体制下利益的分割，需要有能超越体制与部门利益的机构来传递信息。

****承担政策“输入”责任。****智库是“全过程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从政策“输入”的角度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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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相较大学，智库更具时代敏感性，其知识创造更能反映现实变化，更有条件承担起建构基于中国实践经验之上的原创性知识体系的责任。

今天的智库面临着来自人工智能的前所未有的挑战。如果不能有效应对来自人工智能的挑战，那么我们的智库将前途未卜。AI带来的竞争不仅在效率上，更是全方位和多层次的：一是“思想殖民”风险——人工智能的大部分“喂料”来自西方，许多国家可能失去思想和知识的主权；二是*深度伪造*——当一切都可被伪造，文明的根基将被动摇；三是**两种不对称性****——国家间因AI高成本而产生的不对称，以及社会组织与国家间的不对称。

他提出，AI时代，中国智库可从八个方向努力：

一是加快智库体系和体制机制建设，提高知识创造效率；

二是加快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生产更多“中国喂料”，增强思想主权与软实力；

三是与AI形成劳动分工，而非竞争；

四是将AI擅长的领域交给AI，开拓新知识领域；

五是坚持“眼见为实”，加强田野调查，生产基于现实问题的新知识；

六是坚持多元主义，超越AI的一元化倾向；

七是维持AI作为工具的定位；

八是在必要时做出公共政策决策，明确人工智能的掌控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