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是杂志，在邓小平诞辰120周年时，发了一篇长文，这篇长文虽然是制式公文，但依然引发了广泛的转发。

在我撰写这个系列文章时，总有大量的人在后台说，改革开放让贫富放大了，让特权增加了，这当然是一派胡言。

邓小平所推动的改革开放，就是一个打破特权阶层、身份社会的过程。

计划经济时代就是身份社会

不过，我当然清楚，为什么会有人会这么说？我甚至还清楚，虽然后台我看不见他，不知道他是什么人，我依然能判断出来，他经历过什么。

中国绝大多数农村子弟们，绝不会怀念四十年前那个时代。

因为计划经济时代，对他们来说，是一个系统的压榨、剥夺的时代，农民们不仅受限于各种管制，极少的产出还要缴公粮，交重税，直到2000年中国才取消了农业税。对于不少贫困地区来说，不少人，2000年左右，才开始能喘一口气。

九亿农民在计划经济时代，是处于一个最不公平的身份社会当中，农民这个身份，就决定了他和他的子女一生的命运，不能进城，不能当工人，不能外出务工，连出趟远门都需要介绍信。

即使是改革开放初期，他们依然是低人一等的群体，在春晚上，他们被公开的说成是盲流，随时面临检查暂住证，随时准备进收容所。

那些一亿体制内人员，就是庞大的特权阶层，他们的特权地位是世袭罔替的，现在人们对于烟三代，周劼这类人痛恨，但是，在计划经济时代，这是普遍且写入政策文件的。

1956年1月14日中国劳动部发出的《关于年老体衰职工以其子女代替工作问题复轻工业部的函》中提出，子女顶替制成为了在轻工行业中实行的招工政策。

1957年9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劳动就业和精简机构问题的意见中，提出要采用子女顶替制。“为着鼓励年老职工退休，可以采取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吸收他们的子女就业的办法”。

1962年2月为了鼓励老、弱、残职工退休，中央提出了允许子女顶替工作的办法。10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当前城市工作若干问题的指示》，规定在今后城市减少职工工作中，“年老退休的职工，家庭生活困难的，允许子女顶替”。

1963年3月，劳动部、全国总工会制定了《关于安置和处理暂列编外的老、弱、残职工的意见》：“原来久居城市的老、弱、残职工，如果退休、退职后家庭生活有困难的，原单位可以在编制定员人数以内，吸收他们合乎条件的、居住城市的子女参加工作（矿山井下工人和森林采伐工人的子女，不论居住城市或者农村，在定员以内都可以吸收），动员本人退休、退职。

1978年6月，国务院颁发了《关于安置老弱病残干部的暂行办法》和《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规定工人退休、退职后，“家庭生活确实困难的，或多子女上山下乡、子女就业少的，原则上可以招收其一名符合招工条件的子女参加工作”。

1980年6月，国家劳动总局等有关部门又将《暂行办法》的精神推广到军队编内工人，指出：军队编内工人退休退职后，如果生产（工作）需要，可以择优招收一名符合招工条件的子女参加工作。

据统计，从1978年至1983年，五年内全国办理退休、退职的职工共有1220万人，其中子女顶替约900多万人，占退休退职人数的80％。

这还仅仅是顶班制，子女直接通过各种招工方式进入国企，那也是稀松平常的事，这种特权机制，在改革开放后，在国企中依然延续了很长时间。

2014年4月，数千名大庆油田职工及其亲属到大庆油田公司门前聚集，抗议公司改变职工大学毕业子女包分配制度。

一个周劼，一个烟三代，算什么？在过往这几十年中，通过父母身份进入体制内的的人员，以数千万计。一个国企里，没有关系，进得去么？农民们可以进去吗？想都不要想。

怀念这种时代的，就是庞大的国企职工群体，作为当年的特权群体，他们不适应新的市场经济环境，因为他们的特权正在消失。

改革开放之前形成的固定阶层来源于计划经济的指令模式，他是由自上而下的命令体系构成的。在指令经济模式下，每一个人的身份阶层也是被固化的，继承权是清晰可见的。

这样的社会，只有谁会说是公平的？那就是特权群体中的一份子。

他们正如清朝毁灭时的遗老遗少一样，怀念当年的特权岁月，虽然他们很穷，但是他们在农民面前可以高人一等，可以自认为是精英，可是，他们的身份、地位、收入、特权，统统只源于自己的父母或关系，而不是源于自己在市场中的贡献。

特权的事实存在，并不影响这一群人在特权消失时的痛苦，在国企职工大量下岗时，他们痛呼我生是国家的人，死是国家的鬼，我的青春献给了国家，这个时候，他丝毫不会提及，他进厂是怎么进的，是怎么想尽办法找尽送系爬进去的。

我想周劼如果被开除，也可以这么叫吧，他们一家都献给了国家。烟三代，也可以这么说吧，他们万一要是被开除，也可以坐在地上大哭，我家三代为国奉献，怎么能够这么对我？

只要你不是特权阶层，是一个平民视角，或是你懂一点道理，你都不会对于特权被剥夺的人，给予一分钱同情。

哪怕这个群体非常庞大。人多就有理么？三千万个周劼，还是周劼。

市场经济才是平等社会

有人说，大清帝国时代也是市场经济，他们以此来反对市场经济，他们说，在漫长的历史中，市场经济没有带来财富啊，他们以为在没有实施计划经济的时代，就是市场经济了，这完全是扯淡。

市场经济是一种以企业家为主体的社会制度，谁有能力服务消费者谁就能脱颖而出，大清帝国时代哪来的市场经济，那是一个反市场经济更为严重的时代，代代相传的征掠者和士大夫们才是社会的主角。

即使在欧洲市场经济大发展的时候，也是破除封建王权和神权的时代。对君主制度的反抗，就是对身份社会的反抗。

在那样的时代，企业家的身份从来都是低贱的，中国的士农工商体系，把商当作最劣等的职业，而在欧洲，经商的犹太人则经常被贵族们当成提款机和随意欺凌的阶层。

计划经济时代，企业家的命运如何，众所周知。

身份社会中，人们被划分为具有不同的地位、权利、资格的世袭群体，法律赋予有的人以特权，又剥夺另一部分人的权利。

那种制度与市场经济是完全不相容的。

消灭贵族制度，消灭身份社会，并确立法律之下的人人平等原则，才是发展市场经济的基础，才会存在私有产权和企业稳定的发展预期，市场经济才得以创造繁荣。

在一个基于地位、身份或种姓的社会中，一个人终其一生的活动都是固定不变的。

他一生下来就具有某种身份，他在社会中的位置是由僵化的法律和习俗所决定的，这些法律和习俗为每个阶层的人都分派了明确的特权、责任，或明确地规定他不具有某些资格。

只有在极其罕见的情况下，才存在阶层跳跃。

阶层跳跃这一名词，是身份社会特有的，不少人将这样的词用于市场经济中，其实起到了错误误导的。在市场经济中，人们的实际生活水准取决于服务消费者的能力，他只存在多少，而不存在阶层。

计划经济时代的农民，才是永世难以翻身的被固化的阶层。

古代中国的科举，能够中举的也大部分是士家子弟，普通人连读书的机会都不会有。

在金庸小说中，穷人家的子弟逆袭成为贵族，往往成为主题，因为极其罕见，比如韦小宝。绝大多数普通人，穷其一生，也无法跨越身份的鸿沟。

在法国1789年革命前的旧制度下，欧洲贵族讲的都是文雅的法语，第三等级用的是“白话文”，而城镇的低等级和农民一般都说本地方言、语法和词汇都不纯正的混杂语和行话，受过教育的人士是听不大懂的。

不同等级的穿着也不同。不管是谁，在随便什么地方碰见个人，都可以毫不费力地认出他的等级。

在大清刚刚垮台时，无数的遗老遗少们就对人人平等原则发出了怒吼，他们认为这是“礼崩乐坏”，社会将不伦，老爷的尊严都没有了，那怎么了得?

过往在国企里呆过的老工人们，也对自己当年的上层身份怀念不已，作为“主人公”，他们认为现在一些商人、企业家爬到了他们的头上，物欲横流的观念取代了过往根正苗红的标准，金钱成为了唯一的标准，那些粗鄙的、没有品味、没有身份的人却拥有了财富，享受了美好生活，而他们认为自己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人，现在却两手空空。

这些批评后面都隐含着一种观念，那就是当年他们的地位来源于自己的独特的身份，他们绝不会为当时的农民所付出的一切感觉到难过，他们只为自己在社会中高人一等地位的失去伤心不已。

要求公平分配财富，就成为了他们的诉求，他们认为在市场经济下，那些人发的财都是不义之财，他们作为国家曾经的特权阶层，却没有分配更多。

大清的遗老遗少和计划经济时代的国企老工人，他们的哀叹和不满，其实都是对身份社会的怀念。

然而市场经济是奖励那些努力生产、努力服务消费者的人，他不会在意任何一个人的所谓身份，只要你能为消费者服务，消费者就会用金钱奖励你。

他是真正人人平等的社会制度，不管任何一个人，都不需要上一辈祖先的身份加持，只要你有能力，能生产出好产品，就能拥有更多的财富，试问，世间还有哪一种制度比这种制度更加平等？

在市场经济社会中，不存在阶层，也不存在阶层跃升。

现有的阶层，不过是身份社会的遗留物，周劼不是市场经济的产物，而是身份社会的遗产。

因为，在市场中，真正进行对具体的个人进行评价的，不是政府，也不是家族，而是消费者。

消费者是市场经济当中真正的帝王，他能让一个人富，也能让一个人破产，他喜怒无常，今天喜欢很甜的饮料，明天青睐无糖饮料，谁能满足他们变化无穷的需求，谁就能获得更多的奖励。

抱怨市场经济不公平的人，只能证明一点，他们服务消费者的能力不如另一些人。

法律上，没有任何手段禁止你去服务消费者，你可以挑战马云，挑战王健林，也可以挑战所在城市里某一个火爆餐厅的老板。

只要你能生产出让消费者尖叫的菜品，你立刻可以取代那个年入千万餐厅老板的财富地位。

消费者也会毫不犹豫地抛弃他，而选择你。

这是何等公平的制度？

当下的特权是什么导致的？

在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后的今天，依然存在一定的特权阶层，但他们依然是计划经济的产物，而不是市场经济带来的。

今天之所以依然还有部分的特权阶层，不过是改革开放还不够的结果，而不是改革开放带来的结果。

正是因为国企改革不彻底，才让国企中一部分人成为了特权阶层。

正是因为公务人员数量过多，那些特权医疗才让人们痛恨。

这些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吗？当然不是。不就是因为国企改革被阻拦吗？国企改革为什么被阻拦，不就是少数知识分子找出各种理由为这种特权制度辩护的结果吗？不就是因为还有庞大的特权阶层在舆论上呼吁的结果吗？

屁股的确会决定脑袋。中国既然还有这么庞大的特权阶层，他们怎么不会在舆论中反复为这种特权制度辩护呢？当然要支持国企，这样他们才可以代代继承特权。当然要支持烟草、铁路、电信、石油的垄断制度，这样，他们才能让自己子孙后代永享特权地位。

评论区里的人，我不用猜，一眼就能识破其身份。

在改革开放以前，读大学是推荐制，普通人有机会吗？参军都得靠关系，这是公平吗？

邓公恢复高考，就是一个消灭特权的手段。

改革开放要继续，如果对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开放一切领域，国企的特权机制就维持不下去，他们就必须和其他企业一样同等面临竞争。

要裁减大量的政府公职人员和事业单位人员，让更多的人在市场中凭自己的能力生活，而不是追求税款的增加。

要解除各种管制，只有减少管制，才能让普通人拥有公平的竞争地位，而不用拥有关系才能创业，才能得到官员的放行。

这些不都是改革开放的主要思路吗？只要持续下去，中国这个社会只会越来越公平。

**为什么有些人反对市场经济 **

但是，我依然可以看到不少哪怕出身农村的人，依然在为四十年前辩护，甚至痛恨改革开放，为什么呢？

这就让人百思不得其解了，一个更加平等的社会来临时，他们怎么会反对呢？

米塞斯对这一问题，提出了其深刻的洞见。

他认为，在身份社会中，个人可以把自己活得不太好的命运归咎于他自己无法控制的环境。

假设一个人是个奴隶，他这个身份决定了他一生的大部分命运，而这个身份是由环境决定的，他并不是个人的人力所能控制的力量。

甚至他一出生，这个社会就给他指定了奴隶的地位，这既不是他努力的结果，也不是他失败的后果。

因此，身为奴隶，并不会因奴隶的地位而羞愧，因为，找不到可以鄙视自己的理由，他只是人生的运气。

比如，他的妻子会对他说，你为什么是奴隶而不是奴隶主？

他要怎么回答？他可以回敬她：“如果我生来就是奴隶主的儿子，我就不会娶你，一个奴隶的女儿；我会娶另一位奴隶主的女儿。你不是奴隶主的夫人完全是你自己的错，你为什么不再聪明一点，生在一个好人家呢？”

他不能成为奴隶主，不是他的错，是环境的错。一个国企工人，一个计划经济时代的农民，一个大清王朝时代的平民，都可以这样对他的老婆说，我之所以是现在这样鬼样子，只是因为我没有一个好爹。

我的人生，是运气的结果。因此，我不能为我的人生结果承担责任，更不会接受因我的身份被指责和感到羞愧，因为，这不是我不努力带来的，我努力能改变我的出身吗？不可能啊。

身处身份社会的人，在这样的环境中，根本无需焦虑，反正改变不了，反正不由自己的努力决定，我为什么要焦虑呢？

很多人说，计划经济时代的人不攀比，真实原因是，攀比不了。因为你努力也改变不了自己的命运，那怎么攀比呢？

在一个人人命运被注定了的世界，个人努力对个人生活无法构成影响的社会，攀比是毫无意义的行动。

大部分人安然地接受了命运对自己身份的安排，他们也不羡慕贵族，那只是你祖上命好，他们嫉妒的对象是自己同一阶层的人，哪怕同事今天工资加了五块钱，他们也会痛苦不已。

然而在市场经济中，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老婆如果在家里训斥他，你为什么只赚三千块一个月，而隔壁老王可以赚一万？楼上的李三可以赚十万？

这时，你是无言以对的，因为在市场中，给予你和老王的机会是一样的。

人们经常谈论市场经济的残酷，说的最多就是市场经济是按照每个人对他的其他人的贡献大小来安排他的地位、财富的。

起主导作用的原则是由消费者根据贡献来进行分配，这时，自己境遇不好，只能怪自己，而无法找到借口。

每个人都清楚地知道，跟自己差不多的人成功了，而自己却失败了。这种失败不是真正的失败，因为每一个人都将受益于市场经济，这种失败是相对于他个人的野心和期望值而言的，是完全主观的。

很多普通人哪怕收入很低，依旧对现在的生活很满足，他们比较的方式是和过去比，而不是和其他人比，他们不认为自己是市场经济的失败者，而认为自己是市场经济的受益者。

但对于那些对自己有很高期望值的人来说，就不一样了。

他们都知道，很多让他嫉妒的人，都是白手起家，当初自己跟人家是同时起步的。更为痛苦的是，满清的遗老遗少们，他们当年的奴才，很快都通过努力改善了自己的生活，而自己却成为了变卖家产的破落贵族，这让他们心里极不平衡。

中国现在富裕的人中，九成以上的父母都是一穷二白的，因为在四十年前，中国几乎没有富人，现在即使是农村，哪个村里都有一些在外地闯荡发了财的人。

让很多人在市场经济下不舒服的，正是下面的事实：

市场经济给每个人都提供了爬到人人都向往的地位的机会，但竞争法则决定了，最后只有少数人能够达到。

一个人本来期望得到很多东西，但最后，自己的雄心只有很少一部分得到了满足。他总是看到，有的人在自己失败的地方竟然取得了成功。总是有一些人超过了他，面对他们，他在潜意识中滋生出了一种自卑情结。

流浪汉对拥有稳定职业的人、工厂的工人对领班、经理对副董事长、副董事长对公司的董事长、家产只有几万块的人对百万富翁，产生的就是这种心态。

每个人的自信和道德均衡感，都受到那些证明了自己天赋和才能更出众的人士的辉煌成就的冲击。每个人都意识到了自己的失败和不足。

市场经济就是这样一种靠个人的优点和成就决定每个人成败的社会。

在市场经济中没有成为更优秀的人，有一些人为了自我安慰，恢复自信，这样的人就开始寻找替罪羊，他们认为是市场化的制度导致，甚至他们希望回到贫穷的时代，人人都穷，他家老婆就无话可说了。

他努力说服自己相信，他的野心与收入不匹配并不是自己的错，而是这个社会的错。

对于这种心理，揭露其本质，就能让社会免疫。

因为改革开放，有利于所有人，而不是有利于某一群人。反对市场化，带来的是全民贫困，只满足少数人畸形的心理。

最后总结：市场经济是自负其责的，是人人平等的，是由消费者决定贫富的，是最为公平的社会制度，邓公开创的改革开放，只要坚持下去，特权社会的遗留只会越来越少。

邓小平这一句话，太伟大了

发展就是硬道理，这一句话是邓小平的名言。这一句话，看起来稀松平常，但却是一句中国有史以来最为简单、最为重要，又最为深刻的道理。

在邓小平120年诞辰的纪念日，重新理解这一句话，对我们了解邓小平的贡献、理解近半个世纪的改革开放的历程，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

没有错，历史以来，任何一种政治宣言，甚至包括皇帝的口号，都许给人们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从未有人说过，这个社会的未来，应该是迈向贫困的。

但即使如此，发展也从未被清晰定义。

发展的定义

在古代的政治理想中，国泰民安往往用来形容一个美好的未来，以古代知识分子的经验，他们无法想象普通人越来越富可以实现，只能将民众的目标，定为安稳。

即使是现代知识分子，在经历过工商经济发展后，依然有大量的人将民众的幸福当作梦想，当作愿景。

然而，具体到每一个人，幸福的标准则是五花八门。

邓小平的这一句发展就是硬道理，首先是诠释了发展是什么？“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

有人说，邓小平是一个实用主义者。

没有错，以社会科学领域，只有发展是值得追求，且可以追求的。

发展就是硬道理，指的是目标就是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的行为和需求，尤其是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福利。

发展无法承诺给你幸福和满足，但它会尽其所能，用物质来满足你的需求，比如让你吃得饱、穿得暖、住得好。

但有些人批评这种实用主义，说它只看重物质，忽略了人的精神需求。

他们认为，人不仅仅是为了吃好、穿好、住好，还有更深层次的追求，比如精神上的满足。如果一个人内心空虚，即使他拥有再多的财富，也不会感到真正的幸福。

举个栗子，就像一个富翁，他可能有很多钱，可以买到世界上最好的美食、最豪华的房子，但如果他内心感到孤独和空虚，这些物质的东西并不能给他带来真正的快乐。而一个普通家庭，虽然物质条件一般，但家人和睦，相互关爱，他们可能会感到更加幸福和满足。

这些人认为，这种实用主义发展，会导致物欲横流，一切向“钱”看，没有为人们提供更深层次的精神追求。

但他们忽视了一点：真正的幸福和满足，不是靠外在的东西，而是只能来自人的内心。

发展可以帮人们解决的问题是，比如让大家都有更多的食品、更多的衣服、更好的居住条件、更便利的出行手段，但真正的幸福和满足，是来自于人们内心的追求和渴望。

物质条件的改善，只能为人们追求精神上的满足提供更好的基础，但仅仅是基础，而不能直接带来精神需求的满足。

追求发展的实用主义并不是不重视精神需求，而是它相信，这些需求是内在的，不能通过外在的手段来满足，你是无法以人们的幸福作为目标的，因为找不到实现路径。

把发展作为目标，是在说，目标是为人们创造一个物质条件丰富的外部环境，因为只有当人们的基本生活需求得到满足后，他们才能更好地追求内心的富足。

川普天天说让美国伟大起来，伟大就是一种主观的理解，而不是客观的目标，如果他的目标是让美国的每一个人生活实际所得增加，变得更富，那么，这样的目标，才是客观的，才是可评估的。

否则美国在外面打一仗，是否让美国伟大了呢？这就各说各话了。

发展生产力，让全社会生产的消费品多起来，生产效率提高上去，让每一个的可以享用的产品（农业产品、工业产品、服务产品）增加。

仅有发展可以成为一个客观目标，其他的主观的目标，都不容易找到正确的手段来达成。

硬道理破除了手段困境

让人民的生活水平变高，全世界所有的政治人物，或多或少都会许下这个愿景，但是硬道理这三个字，决定了手段的选择。

发展就是硬道理是在说，不仅仅发展是最为重要的目标，还要以发展为目标，选择最佳的手段。

如果因为意识形态的桎梏，你不愿意选择市场经济的手段，那发展就不是硬目标了，维护意识形态变成了硬目标了。

邓小平在推进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过往的守旧思想还非常强大。这些守旧思想，经常对改革开放的批评就是：

你这种手段选择是错误的。你怎么能吸引外资呢？怎么能将土地出租给外国企业呢？怎么能办私营企业呢？这么干，不就会让社会主义变色了吗？

这些人的硬道理，不是发展，而是：是否符合他心中的意识形态标准。

如果是发展就是硬道理深入人心，那么对于手段的选择，就将不受限制。

因此，邓小平说，市场是手段，计划也是手段，选择哪个，要看是否有利于提高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平。

发展只有一条路

既然发展就是硬道理，那么，发展其实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发展这一定义的本身，发展生产力，生产更多。

每一个人想增加财富，一个地区想要变得富裕，只有生产更多，才能实现这一目标。

在这一定义下，过往的一切限制生产的手段，就必然被打破。

破坏生产的手段是什么？最坏的手段，就是不让生产。

比如，改革开放前，农户养鸭子曾被禁止，这就是一种禁止生产的行动。

当时，私营企业是不能办的，这也是禁止生产。

这种手段当然是对生产的最大破坏，因为生产都不能出现。

所以，那是中国最贫困的时期之一。

除了不让生产，还有大量影响生产的各种破坏手段。

比如，要生产，就必须要有人，要有土地，这是所有生产活动必须有的关键要素。

不让人流动，不让土地可以用于生产，那也不会出现生产活动。

所以改革开放中，允许劳动力自由流动，对工业用地和农业用地逐步解除管制，就是一个必然。

除了基本要素的开放外，还需要产权制度。

我可以使用土地进行生产，但将来呢？是不是一直能生产？于是，承包年限和土地使用时间就开始出现，这就是产权制度。

如果没有产权制度出现，人们就不知道能生产多久，自然不会进行长期才有回报的投资。

产权制度的确立，就标志着产权被保护，不能随意被破坏。

这时，生产才会大量出现。

再其次就是分配制度，生产者从市场获得产出，如果这一产出对应个人努力越精准，那生产就一定会更多。

正如，一分耕耘一份收获。

但如果一分耕耘今年是0.8份收获，明年是0.6份收获，后年是0.4份收获，那么生产的动力就会减少。

试图分配财富的手段越多，生产越难以扩大。

中国的个体户很长时间内都是定税、低税模式，这就让中国有大量的小企业主，他们有强大的生产能力。你的生活所需，很大一部分都是通过他们来服务的。

追求分配的唯一结果，就是生产减少。

各种破坏生产的手段，无非在这几个方面，产权预期不好，不让生产，生产激励性减少，生产过程中约束太多。

当一个地区，生产处于萎靡状态下时，那这意味着贫困的来临，贫困就必然使得一部分人无法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

他想啃猪蹄，但太贵，他买不起，于是只能放弃这一目标。

他想开车环游世界，但车太贵，收入太低，他做不到，于是他的目标也得放弃。

如何快速发展

表面上看，生产更多是由科技水平带来的，但进一步追问，提高生产效率的科技是由什么而来？从长期来看，生产快速增加是由资本结构的变化带来的。

在一个贫困的地方，人人没有储蓄的地方，就意味着没有资本。

没有资本，人们就只能直接生产消费品，比如，每一个人都在土里刨食，生产所得，即全部的消费量。

几千年来，中国的农民总是这样生活的。为什么这样的生活会持续几千年，因为没有资本的累积。

而资本来源于储蓄，是人们省吃俭用，将当下的产出的一部分投资于未来。

天天捕鱼的人，省下来的鱼用于生产渔网。这就是储蓄，这就是资本。

只有在资本的支持下，人们才能研究出更有生产效率的工具——渔网。

这时，生产就扩大了。

以上说明的资本的出现带来生产的扩大，是所有人类财富增长的唯一原因。

你现在能看到的所有大规模生产，全部是资本带来的。

远洋渔轮，需要的资本是天量的，钢铁，卫星，电子设备，捕捞设备，无数个零件，都是由人类从消费中节省下来的资本，才有可能进行生产。

没有人能直接消费钢铁，钢铁是很多效率工具的原料。

所以，发展的要义就是累积资本，不断地进行更高级的生产活动。

这时，引进外资，保护产权，让国内出现资本积累，鼓励更多的企业家去市场投资，研发效率工具，提高生产效率，就是发展的唯一方法。

自由就是繁荣

当然还有一些人说，中国虽然有经济发展，但是不自由。我知道他们在说什么，但是，发展就是繁荣，繁荣就是自由。

自由与繁荣一体两面，是一个同义词，一个繁荣的社会，必定是自由度更高的社会，自由的最好的定义就是财产权的保护。

只有在产权保护提高的情况下，繁荣才能持续。如果产权保护越来越差，是不可能越来越繁荣的。

因此，将繁荣当作目标，就是将产权保护当作目标，就是将自由当作目标。

判断一个地区的自由度是否在增加，只有一种指标，那就是资本累积的速度，也即繁荣的速度。体现在具体的指标就是私有资本的投资是增加，还是减少，增加的速度有多快。

越来越繁荣，就代表着越来越自由。

发展就代表着自由的实现，不停地发展，就代表着这一地区将变得越来越自由，反之，贫困一定是不自由的结果，物质生产的减少必然是不自由的代名词。

还是那句话，发展就是硬道理！且永远是硬道理。

邓公这一句话，太伟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