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是杂志，在邓小平诞辰120周年时，发了一篇长文，这篇长文虽然是制式公文，但依然引发了广泛的转发。

邓小平120年诞辰值得用力纪念，我会持续写一个系列文章来纪念邓公。

中国这四十年的发展主要方向，是由邓小平推动并确定下来的。

而在舆论中，对于邓小平所推动的改革，有不少批评意见，这其中最为重要的一条，就是认为邓公所提出来的共同富裕目标没有达到。

1985年3月，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目的，他指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

1990年12月，邓小平又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论述了共同富裕：“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

人们认为共同富裕问题没有解决，经历了一个由民间知识分子、舆论领袖到官方知识分子逐步认同的过程。

越来越多的人对于所谓的贫富差距不满，开始要求二次分配，认为市场的一次分配不公平，要求采取税收手段，进行二次分配，这其中伴随着扶贫、福利主义的盛行。

然而，这一群知识分子们，对共同富裕的理解完全错误，他们将人们的货币收入差距，当作没有共同富裕的标准，从而使得共同富裕这一名词被曲解，被主观解读，引发了无数个错误的政策。

邓小平所主导的改革开放，当然在中国推进了共同富裕，任何一个社会的经济增长，都会带来共同富裕，邓小平说的非常正确，改革开放就是解放 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只要发展了生产力，共同富裕就一定能实现。

事实上，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才是一个两极分化的社会。

全国不到一亿的体制内人员（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国企工人），他们享受了特权生活，由国家负责发工资，分房子，提供教育、医疗等福利，死了还有丧葬费，可以低价买粮食。

而九亿的农民，则生活在无比贫困之中，不仅要承担重税，每一年都要将本来就很低的产出上缴到政府，还被禁锢在农村，在有限的土地上进行低效地生产。

那时的农民和城市人口之间的贫富差距，远远大于现在。表面看，他们货币收入差距不大，但从实际可得来看、生活质量来看，天差地别。

今天，中国城市人口能够享用的任何生活，你都不能说农村人享用不了，下个馆子，农民们也经常去，过往只有少数巨富和官员才能使用的小汽车，现在农村也在广泛普及。

截至2022年11月底，农村地区机动车驾驶人年均增量超过1300万人，已达2.89亿人，占全国驾驶人数量的57.8%。

在沿海发达省份，农村地区汽车拥有率已经接近100%，家家有车，已经成为了一个事实，在中部地区，农村汽车拥有率也达到了近30%。

而在2000年左右，在中国城市拥有一台汽车，都属于奢侈消费。

2023年一年，中国地区就销售了3000万台汽车。中国机动车保有量达到4.5亿，几乎每三个人就有一台汽车。

并且，还有大量的城市人口，因为停车问题，限购问题导致无法买车，而不是他们买不起车。

这不是共同富裕是什么？富裕就是指一个人能够用于满足自己目的的手段增加了，共同富裕，就是市场经济必然带来的结果。

这四十年来，不管是人均寿命，所有人的实际可得，所有人一个月工资的购买力，都在飞速上升，这种上升速度，是以百倍计的。

在改革开放之前，城市工人并不为消费者生产，我出生于国企家庭，主要生产白酒，这个白酒是为农民生产的吗？当然不是，只是满足城市特权阶层享受的产品，我的农村亲戚，家里能找到的电器，就是电灯和手电筒，除此以外，几乎找不到任何现代工业制成品。

自行车这种产品，农民几年的积累盈利都买不起一辆。在八十年代初我走亲戚时，三五公里的路程，完全依靠步行。

但现在农民工一个月的收入，随便可以买二十辆普通自行车。

我家在八十年代末，买了一台20寸的彩电，用了两年的积蓄，现在农民工半个月的收入，不要求品质的话，可以配齐全屋家电。

1台42寸的液晶电视：500元，一台冰箱，400元，一台洗衣机300元，一台1P空调800元。

米塞斯说，在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今天的奢侈品，就是明天的必需品。四十年前的中国农民，能想象到今天可以轻松拥有全屋家电，并且有自己的小汽车吗？

不要说他们，我从小生活在城市，我从未想过我能过上现在的生活。

现在的我认为汽车这玩意根本不是奢侈品，只是一种日常生活用品罢了，就是一个大一点的耐用品。

当年代表巨富和权贵身份的黑色B级轿车，现在在二手市场，三万块就能开回家，和新的没有什么区别。

这不是共同富裕吗？

共同富裕，只有一种方式可以实现，那就是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带来三个结果：

第一、它带来了投资，不管这个投资是外来的，还是本地商人积累的，这个投资使得劳动者的生产效率提升了，每一个人其实都是为自己而生产，他们生产的产品用以交换他们自己所需产品，生产得越多，自己就能消费更多，但让他们提高生产力的就是资本；

第二、它带来了消费品价格的下降，生产不断增加的结果就是产品的供给量越来越大，从而推动消费品价格不断下降，从而让所有人的实际收入提升，货币收入比值不是真实的收入，真实的收入是一个人的收入可以买到多少消费品的总量。

邓公推动的改革开放，让所有的人都受益了，请记住，是所有人。改革开放过程中，从长期来说，没有任何人是受损的。

即使是当年那些下岗的国企工人们，他们今天的实际生活水平，也比四十年前要好一百倍，他们当年虽然享受了各种特权福利，但整体的生活水平依然是很低的，一个电器对他们来说依然是个奢侈品。

每一个人都过得比过去好了N倍，这不是共同富裕是什么？

那么，这些天天说没有实现共同富裕的人，他们在说什么？他们试图曲解共同富裕，是把共同富裕理解为平均主义，意思是，应该平均分配，所有人都赚得一样多，才叫共同富裕。

他们不是追求人们实质生活水平的提升，而是追求所有人收入要一样，要平等，进一步揭露他们的动机是，他们试图通过政治获得税款的分配权，希望能抢夺他人的财产来让自己消费更多。

这一群人主要是基于嫉妒，打着要求“共同富裕”的旗号，试图平均他人的财产，但是，这种主张和实施的政策，只能指向一个方向，那就是共同贫困。

中国历史上，并非没有搞过平均主义，没有搞过税款分配，不管是理论上还是经验上，我们都能看清，一个努力创造产出的人，如果他们收入要被分配给他人，最终带来的就是对生产动力的打击。

对于生产动力的打击，就会带来投资的减少，投资减少了，那劳动者的收入、劳动生产率就无法提升，同时消费品生产也将减少，物价下降的速度也要降低。

邓小平的主张及政策，当然实现了共同富裕。

如果市场化改革持续，改革开放持续，再发展二三十年，那中国所有人人人都能住上豪华大别墅，家家有几台汽车，人人都可出国旅游的时代，就要到来。

如果一定要追求收入平等，那等着你和你的后代的将是朝鲜人喝不上肉汤的命运。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最主要的阻力来源于谁？

今天，我们来简单梳理一下，在邓小平开创的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遇到了哪些阻力，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变慢。

自1978年开启改革开放以来，至今46年了，半个世纪的时间了。

半个世纪足以发生很多事情，而要梳理这个历程，不是去观察所谓的政治内幕，而是去观察整个中国的舆论史。

舆论即政治。

真正的政治人物，并不仅仅是身居高位、掌握权力的人，而是那些有能力影响大众的人。

邓小平之伟大 ，是因为其是一位伟大的观念传播家。

他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破除了建国后三十年桎梏人们思想的语言体系，他的无数名言，一下让人们开始接受了改变，接受了新的方向。

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发展就是硬道理、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等名言，破除开过往的思维框架，说服了全民接受改革开放，在舆论上阻止姓社姓资的争论，使得改革可以进行下去。

但这个过程，并非没有阻力，应该说针对改革开放发起的舆论攻击，四十年来，一共有五六次之多，这些舆论场上的争论，才是中国改革开放曲折前行的关键时刻。

第一次：

在改革开放之初，如何冲破“两个凡是”的思想束缚，尽快摆脱极“左”影响，解决“文革”遗留问题，把工作中心转移到正确的轨道上来，这是改革开放起步面临的观念环境问题。

1978年5月10日，有多名理论工作者参与写作修改，由胡耀邦同志亲自审定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理论动态》第60期全文发表；第二天，光明日报全文转发；第三天，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新华社向全国发通稿，几天之内，该文迅速传遍神州。

这篇文章触及到中国在真理问题上的教条主义“死穴”，触及到人们对待“两个凡是”的不同态度，因而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

文章一出，举国震惊，一场围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由此在党内外公开展开。过程无需赘言，这场讨论与斗争最后以极“左”派失败、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而结束，尤其是三中全会，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批判了“两个凡是”，高度评价了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自此中国的改革方向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向。

第二次

到了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左”倾思想重新抬头。

1990年2月，一篇《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文章在北京某报发表，该文提出一个带根本性的质问：“是推行资本主义化的改革，还是推行社会主义改革？”也是这个年份，一家有影响的杂志在第一期发表的《用四项基本原则指导和规范改革开放》一文中指出，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如果任其自由发展，就会冲击社会主义经济。”同年7月，北京某报发表《谁说社会主义“讲不清”》的文章，把矛头直接对准当时颇为流行的“摸着石头过河”和“黑猫白猫”理论。还有一篇署名“闻迪”的《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文章，居然洋洋洒洒在某大报连续转载。

1991年春节第一天，上海解放日报就发表了震惊全国的《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的评论文章（当年是农历羊年）。这篇评论以犀利的语言冲破压抑，以极大的激情去歌唱改革、鼓动改革，大呼“何以解忧，唯有改革”。

随后，该报一鼓作气又接连发表《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三篇文章，形成掀动新一轮改革开放的系列评论。

由此引发大争论，一些大报大刊纷纷发表文章，谴责之声不绝于耳，谴责的焦点，从《改革开放可以不问姓“社”姓“资”吗？》、《庸俗生产力观点是十分有害的》等文章标题上就可看出。其中最为突出的是，1991年12月，一篇集各种“左”倾思想之大成的文章《关于树立社会主义改革观的七个问题》在北京一家刊物出现，该文从改革的目的、标准、任务、方向等方面进行全面反击，把这场“左”、“右”之争推向了高潮。

很快邓小平加入这场论战，邓小平开启了南巡之路，并发表了大量言论。邓小平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三个有利于”震动全国，它冲破禁锢人们多年的思想禁区，解决了困惑中国多年的改革难题。

南巡过后，市场经济这四个字正式进入政府文件，光明正大的提出来了。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道路，从此变得清晰。

第三次：

南巡讲话后，中国私有制经济迅速发展，到1994年，我国已有私营企业主30多万户，而当时的部分知识分子，对这个私营这个敏感词汇，还是不能接受，于是再次发动了舆论攻击。

思想理论界1995—1997年初曾先后有过四份“万言书”，分别从国家安全、反和平演变、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方面，对私有化及价值取向进行全面围攻。

媒体舆论上，围绕“公”“私”之争，理论交锋也没停止，连人民日报、经济日报等党内大报也先后加入其中。部门报纸如经济参考报、中国经济时报，地方报纸如上海的解放日报、深圳的深圳特区报等等，也都纷纷加入了讨论。

1997年，8月12日，中国经济时报一篇《第三次思想解放：冲破姓“公”姓“私”的思想疑惑——访中宣部理论局副局长、研究员李君如》，以及十五大召开当天，还是中国经济时报在9月12日头版，以《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为题，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几次思想碰撞进行总结概括，主题是江泽民的观点：那就是坚持邓小平开创的路线不动摇。

但在这一阶段，在舆论压力下，部分改革已经开始妥协。

1992年，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在这一文件中，将教育与医疗都纳入其中，并且要求推动第三产业的市场化。

其核心政策就是政府逐步减少对这些事业单位的经费投入，允许各地采取经营性手段，自己养活自己。

在1992年，中国迎来了民办教育、民办医疗的第一波发展，各地允许私人办小学高中大学，第一批私立大学也出现了，公办学校也开启了各种收费模式，委培这种议价生出现了，上大学难这个问题，一下就缓解了。

医疗的市场化进程也在进行。1992年9月，卫生部根据国务院意见，提出医院要“以工助医”、“以副补主”。2000年，改革逐渐向纵深发展，触及体制性、机制性、结构性等深层次问题。2000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八部委的《关于城镇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俗称医改“十四条”;2001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四部委的《关于农村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

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卫生投入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不断下降，到2002年已经下降到15.2%，而且这些卫生费用主要来自地方财政；2004年底全国有近百亿元民营和外资介入中国的近百家医院的改制工作；宿迁医改就发生在这个时间段：

2000年初，宿迁市政府出台《关于鼓励社会力量兴办医疗卫生事业的意见》，提出放开社会办医准入，给予社会办医与公立医院同等政策，土地可由政府划拨，减免有关建设税费。

改革的起点在沭阳。2000年3月，沭阳县的3家乡镇卫生院进行改制试点。四年后，宿迁全市134家公立医院中，133家完成民营化改制。

然而，针对教育医疗的改革，遇到了极大的舆论阻力。

两类知识分子先发动了对教育改革的攻击，分别是极左知识分子以及羡慕西方免费教育体系的民主公知，在各类媒体中，这两类知识分子不断地以中国贫困地区学生无法缴纳大学学费为理由，认为中国大学学费不断增加，是一种极大的不公平。

针对医疗产业化的批评也随之开展，穷人看不起病，在生命面前不公平等舆论呼吁不绝于耳。

至2005年，教育与医疗的改革直接就被有关部门宣布为失败。

这其中，社民派舆论领袖秦晖认为政府搞教育医疗市场化是推卸责任，他说：

所谓发展市场经济需要“小政府”的说法，其本意是要减少束缚而不是取消保障，是限制权力而不是推卸责任。

一如往常，秦晖将这种市场化改革定义为法家之手段：

法家是历史上罕有的“反福利主义”者，提出“贫弱者，非侈即惰也”，救济他们就是“夺力俭而与侈惰”的理论。但同时，法家并不主张对穷人“自由放任”，而是主张用强权抓他们做奴工：“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

秦晖积极肯定计划经济时代的福利保障成绩：

1949年后，我国建立了计划经济体制，在履行现代民族国家责任伦理、提供多种公共服务方面，30年来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不仅如这次医改报告所言，当时的公共卫生大有发展，而且在教育和社会保障方面也有不少成就。

对着这种将高校、医院国企化的政策他破口大骂：

教育方面的情况更严重，说是要“面向市场”，但实际上教育领域的“阵地”意识仍然森严，民办教育的准入门槛既高又往往不合理。国有学校、尤其是那些国家财政重点扶持的名校却在“产业化”的名义下大收高价“择校生”，甚至实行“一校两制”、“一校两牌”、“校办民校”，大搞高收费的“市场化”教育，在以特许权排除竞争者的背景下，以国有资源为私人与小集团进行无本万利的“创收”。这种把公益责任推卸得一干二净、把设租索贡的权力行使得淋漓尽致的做法，岂止是“基本不成功”，简直就是在开倒车！至于那些把本来就很不规范的国企“产权改革”的一套做法套用到公共服务部门，对学校、医院乃至防疫站“全卖光”的做法，就更不用提了。

而另一群极左知识分子，就更激动了。

极左知识分子左大培说：教育的这种所谓的“市场化”也往往加剧了市场经济中由于信息不对称而造成的资源配置扭曲。这种所谓的“市场化教育”的最大恶果，就是它在强化社会中的不平等机制，加剧人生起点上的不平等。

最近十几年来，在“市场化交易”的逼迫下，广大人民群众必须支付的医疗、教育和住房费用暴增，以致怨声载道，人们把住房、医疗和教育形容为“新的三座大山”。可是在高尚全等人3月4日于杏林山庄主持的“新西山会议”上，掌握着话语权的发言者们却继续将批评的声音说成是“反改革”，并且不断散布谎言，说老百姓之所以现在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不是因为这些领域实行了市场化，更不是因为市场化过度了，而是因为市场化得还不够，因为这些行业的经营单位没有实行“民营化”即私有化。

在这两类知识分子的合击之下，医疗教育市场化的改革，事实上在2005年就宣告终结了。

第四次：

2004年以来，一些反对改革的力量逐渐聚集起来，以改革当中出现的问题为理由，从各种角度痛心疾首咒骂改革开放、否定改革开放。其激烈程度前所未有，达到了公开指名批评邓小平理论，说今天的中国是5000年来最坏的社会，要求再来一次文革这样的地步。部分网站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语汇，更助长了这种气势汹汹的攻击，颇有一些人公开提出质疑，中国的改革是不是搞错了？

第四次大争论就此展开。

争论的开端从学者郎咸平开始，这位来自台湾，在香港中文大学任职的明星学者，究竟如何掀起质疑改革的巨浪。郎咸平当年批评内地国企产权改革的方向是错误的，说国企效益不比私企效益差，指名道姓痛斥许多人借国企改革之机，侵吞国有资产，引起了轰动。围绕着“郎旋风”展开的争辩，成了改革开放以来第四次大争论的起点。

这次对改革开放的攻击，依然是以极左知识分子和社民派知识分子为两大主力，代表人物，依然是郎咸平、秦晖及左大培等人。

郎咸平在《亚洲周刊》上发表《人吃人的中国亟待和谐化》一文，一时间国内外互联网纷纷转载，被称为又一次“郎旋风”。这究竟是一篇什么样的文章呢?

文章一开始就用极其激烈的语言，开宗明义地否定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又一次挑起了姓社姓资的大争论。

“今天的中国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吗?我认为目前中国的社会，是处在一个以片面理解的经济发展观为惟一导向、最原始的人吃人的初期资本主义阶段。”

郎咸平系统地通过否定国企、医疗、教育、住房、农村、司法等改革来全面否定改革开放。

最后的结论是改革开放造成了五千年仅见的“人吃人的中国”?“这种人吃人的国家还能称作社会主义国家吗?……我们这块土壤的坏是中华民族五年来所仅见。”

郎咸平更是借着国有资产流失的概念，攻击国有企业改革，一下成为了中国的顶级网红砖家。

他的主要观点有三：

(1)国有制是一个好的制度，不需要改革，只要建立职业经理人的信托责任制度； (2)国企改革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是以出卖全体人民利益为代价； (3)国资流失到私人企业手中，造成今日中国社会贫富悬殊、严重不公。

而秦晖则成为了助攻。

“如果说‘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斯密等人还大谈劳动价值论，而弗里德曼这样号称最极端的自由市场理论家也承认‘劳务贡献’与‘资本贡献’同等重要，两者是互利的交换关系而不是资本‘养活’劳动者，那么我们这里一些‘主旋律’作品却堂而皇之地教训下岗工人‘今后得学会自己养活自己’，仿佛过去工人是被谁‘养活’的……在这种情况下还争论什么姓公姓私，岂不是滑稽吗？”[ 秦晖：《有了真问题才有真学问》，《读书》，1998年第6期。]

“产权改革原则上应当是第一步通过起点平等或机会均等原则找到‘最初的所有者’（应当得到资产的人），第二步通过市场竞争中的规则平等原则找到‘最终的所有者’（最会利用资产的人）。股权适当集中或许是有利的，但原则上它不应在初始配置中、而应在二级市场中实现，股权起点平均或许是公道的，但原则上它只能意味着存量分配而不能意味着增量投入（即强制集资）。以下两种弊端应当防止：一是在‘有油水’企业中通过行政手段强调领导持大股；二是在‘烂摊子’企业中强制职工出钱朴窟窿。总之，产权改革势在必行，改革方式必须公正，这是我们的希望所在。”[ 秦晖：《公正之神为改革护航》，载《思无涯，行有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10页。]

“当初改革在更‘传统’的农村能够势如破竹，在新文化、外来文化影响无疑更大的都市国企中却寸步难行，原因难道不正是‘民主分地，起点平等’的公正性得到农民的广泛认同，而国企改革却缺少这种公正性吗？过去的平均主义会损害效率，但是起点平等的公正分地却是效率的保证。”[ 秦晖：《“郎咸平旋风”：由“案例”而“问题”而“主义”》，《南方周末》，2004年9月8日。]

秦晖主要将矛头指向了国企改革不公平，反对MBO式的改革方式，进一步煽动了民众们对国企改革的不满。

至于极左类左大培等人的观点就更激进了。

2005年8月，巩献田上书全国人大，指《物权法（草案）》平等保护国家、集体、个人的财产是“违宪”，实质上是要保护一些人利用非法手段侵吞来的财产，结果暂时阻碍了《物权法（草案）》的通过议程。

2005年5月1日，一部分人签名的“致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的建议书”。这个建议书，对国务院在年初发布的《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又称“36条”）提出批评。左大培等签名者说，“36条”违反了宪法第6条“公有制为主体”。他们认为私营经济已经很强了，再鼓励支持不就变成私营经济为主体了吗？第二个万言书是2007年7月山西黑砖窑事件发生之后，一些人签名上书，痛陈两极分化、官员腐败等种种问题，指责改革开放全盘搞错，要求改变“路线错误”，回到毛泽东时代。

在这些知识分子不断对国企改革的攻击下，2009年发生了著名的通钢事件。

中国以出售国企为主要方式国企改革自此终结，国企改革至今也没有找到更为合适的改革方案。

第五次

自2005年之后，媒体上的两派知识分子大V们逐步主导了观念传播，官方逐步变得被动，这些人的主张，不断地透过舆论变成现实的政策。

2008年，秦晖教授在接受《南窗风》记者采访时提出了中国近30年高速发展的一个因素就是“低人权优势”，大抵意思是，中国的企业雇佣制度，没有工会的参与，就是一种低人权，在自由交易中，工人的工资被压低了，被剥削了。中国因此产生了很多廉价产品并在国际上具有竞争力优势，由此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这是一次对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发展的重新解释，是对劳动力市场化的否定。

这一对中国经济解释的理论一提出，就在知识分子界引发轰动，并广为传播。

2010年富士康发生十连跳事件，秦晖再一次推动了其理论的传播，直指企业在剥削工人，同年，秦晖在富士康事件中发表了著名的文章：《血汗工厂辨析》。

在文中，秦晖提出，有无自治工会是血汗工厂的硬标准。

但是，发达国家的工人能组织自治工会，中国的工人却不能组织自治工会，这就完全没有道理了。我们可以设想，中国的“农民工”即使有了集体谈判能力，也不可能把他们的工资、福利标准谈到发达国家的水平。但是绝对不会像现在这么糟糕。我们如果要摆脱“血汗工厂”的“恶谥”，这件事就不能不做。当然如果我们接受克鲁格曼的逻辑，以“血汗工厂”为荣，那就另当别论了。

而这种主张，又与极左势力相互呼应。

极左势力从来都认为企业雇佣工人就存在剥削，在富士康事件中，又一次形成了以秦晖为代表的新左派及极左派的合流，共同抨击中国的劳工自由雇佣制度。

在两大派舆论势力的主导下，劳动力市场的市场化迅速倒退。本来劳动契约受到合同法管辖就可以了，但劳动法在舆论的压力下不断修正，基本上是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并不断加码。

后来引发舆论争论的996风波，不过是血汗工厂舆论的延续。

张五常认为，2008年重新修订的劳动法，代表着改革开放的倒退。其后对劳动交易的管制升级，则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大的隐患之一。

在这一阶段，同时还崛起了另一股舆论，那就是对新三座大山的批评。

将教育、医疗、住房比喻为三座大山，而这三个领域的市场化，都被广受一群知识分子诟病。

改革开放带来的收入增长，让人们的消费欲望逐步增加，但这三个领域的市场化，被左派知识分子们强烈批评，认为政府应该把这三项消费承担起来，提供给民众便宜的医疗、教育与住房。

这一股舆论正式进入了官方话术体系中。

在2008年的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就用了相当大的篇幅重点阐述包括医疗、教育和住房这方面的问题。

官办医保、经济适用房，免费教育因此突飞猛进。

进入了2010年后，大规模的观念争论，基本上在主流媒体消失了，但是，过往的这些争论，在自媒体越来越发达的中国社会，在不断地重演。

司马南学习郎咸平，再一次成为了网红，用批评几十年前国企改革的方式，重新聚集起来一群极左势力。

996风潮则推动了B站挂资本家路灯的舆论。

对教育、医疗、房产的整顿，正是在这种舆论背景下出台的。

总结来说，改革开放是一场伟大的市场化改革，在过程中，受到的攻击主要来自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两大分支。

第一大分支就是列宁主义，这一派反对私有化改革，反对民营企业，反对土地私有化，认为公有制才是唯一合理的经济组织形式；左大培等人属于这一派；

第二大分支就是伯恩斯坦派，这一派主张民主化，主张一定的市场，但主张高福利，对全民的消费进行均分，主张工会，秦晖就属于伯恩斯坦派。

用邓小平的话来说，中国要警惕右，主要是要防止左。

不幸言中，正是不同的左派舆论势力结合起来，对各领域的市场化进行否定，阻止了中国的国企改革、教育、住房、医疗的市场化改革，还推动了中国的劳动力市场的倒退。

其中极左势力对中国土地私有化的改革的阻挡，也是中国农村产权改革未能取得快速进展的重要原因。

可以说，每一步改革，其实都走得很艰辛，阻力都很大，都要引发无数争议。

这其中最为重要的时间点就集中在2000年至2010年之间，如果这段时间的改革能坚持下去，能够不被阻拦，那么，现在的中国，就会出现一个奇迹，那就是将有全世界最好最便宜的医疗，中国的工人收入水平（实际购买力），将达到全世界最高的水平，中国人的住房水平也将迅速追赶上欧美国家。

这时，反对者就无话可说了，因为经济学理论未能传播，人们只会接受实证经验，但改革一旦停止，人们就无法判断到底是市场化好，还是管制干预好了。

现在依然处于这样一个关键时候，是全力推动各领域的市场化，还是学习西方国家走向福利主义，这个选择决定了中国未来的前途。

改革开放，只能有一种定义，那就是市场化。市场经济是唯一可以让全中国人民变得越来越富裕的机制，除此之外，别无他途。

四十年来的舆论史，告诉我们，真正影响世界的，是观念，是思想。真正破坏市场经济的，是那些反市场经济的观念。

我当然知道，评论区里会有无数秦晖粉替秦晖辩护，但这么一个历次关键舆论争论中发挥极坏影响力的人，我对他只有一个感觉，那就是痛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