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从小就被灌输了一套关于西方文明史的简明叙事。

这套叙事，被写进教科书，拍成电影，在大学的课堂里被无数白左教授反复传颂。

这个故事听起来既简单又鼓舞人心：

中世纪是“黑暗时代”，国王们以“君权神授”为名，对他们的臣民实行绝对的、不受约束的统治。

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增税，而可怜的、被教会洗脑的民众，只能在对永恒诅咒的恐惧中，温顺地忍受这一切。

然后，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带来了光明。

人们突然“发现”了个人权利，开始要求法律必须高于统治者。

最终，“人民的意志”战胜了古老的专制，我们便进入了今天这个自由、民主的现代世界。

这个故事，就像所有过于美好的童话一样，都是一派胡言。

它不仅歪曲了历史，更是进行了一次彻头彻尾的黑白颠倒。

真实的历史，几乎与这个神话完全相反。

恰恰是在那个被描绘得无比专制的中世纪，对私有财产权的尊重、对王权征税的抵制，构成了当时社会最深刻、最普遍的政治共识。

而那个被吹捧为“自由黎明”的启蒙运动，才是现代中央集权国家和无限征税权理论的真正温床。

“花自己钱”的国王

要理解这一点，你必须首先抛弃你头脑中那个根深蒂固的、关于“现代国家”的观念。

在中世纪的欧洲，尤其是在封建秩序的全盛时期，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即一个凌驾于社会之上、拥有独立法人人格、并以“公共利益”为名行事的机构——根本就不存在。

当时存在的，是一个国王。

或者说，一个大地主。

中世纪的君主，被期望像任何一个庄园主一样，依靠自己私人领地的收入来生活。

他的收入来源，是其名下土地的租金、庄园里磨坊的收费、过路过桥的通行费，等等。

这些收入，被认为是他的“家庭财产”，是他履行其职责——主要是作为法官来解决争端和作为军事领袖来抵御外敌——的报酬。

他被期望“量入为出”，用自己的钱来办自己的事。

英国王室在相当长时期内都依靠“国王自费”原则运行，其常规收入主要来自作为最大地主的王室领地，而非全国性的税收。

好了，现在问题来了。

那么，税收呢？

在中世纪人的观念里，税收，根本就不是一种常规的、正常的收入来源。

税收是一种抢劫。

再说一遍：

税收是一种抢劫！

它是一种极端的、只有在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紧急状况下（比如遭遇大规模入侵）才能采取的最后手段。

在正常时期，国王向其领地之外的其他人索要钱财，被普遍认为是一种不光彩的、近乎于强盗的行为。

这种观念，不仅仅是民间的一种朴素情感，它有着深刻的理论和神学基础。

当时欧洲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是托马斯·阿奎那这样的经院哲学家。

他明确指出，君主应该依靠自己领地的收入生活，以“避免掠夺他的臣民”。

在他看来，征税在道德上是极其可疑的，很可能是有罪的。

世俗社会对税收的厌恶，比教会思想家有过之而无不及。

当时普遍的看法是，国王的收益，必然是人民的损失。

一个流行的比喻，是将国家的财政（fisc）描绘成一只寄生虫，当宿主变得瘦弱不堪时，它却吃得又肥又壮。

这种观念背后的核心支点有两个，简单粗暴，但无比正确：

私有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国王你丫就该花自己的钱，别来碰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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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遗忘的常识

民众的这种信念，绝非只是停留在口头上。

当中世纪的国王们——通常是为了支付战争这种最烧钱的爱好——试图突破常规、征收新税时，他们往往会遭到从贵族到平民的激烈抵抗。

抵抗者们的理由非常充分：

国王的行为，违背了自古以来就存在的习惯法，侵犯了上帝赋予每个人的财产权。

那些帮助国王征税的官员，被斥为国家的公敌。

1215年，英国贵族们以武力为后盾，迫使国王约翰签署的《大宪章》第12条和第14条明确规定，除传统的三项封建税外，任何额外助税的征收都必须经过“全国公意”的许可，这为此后议会掌握征税权奠定了基石。

而1297年，爱德华一世更是被迫签署《宪章确认书》，明确承认未经王国全体一致同意，不得征收任何税役。

之后在十四世纪英国爆发的“农民起义”，其直接导火索，就是议会试图推行一项违反惯例的“人头税”。

农民们拿起草叉和镰刀，不是为了什么虚头巴脑的“民主自由”，而是为了一个最简单的道理：

我的钱就是我的钱，你不能抢。

这次农民起义，起义军不仅处决了首席税务官和大主教，还直接与国王理查二世对峙，要求废除人头税与农奴制，其核心诉求正是“非同意，不纳税”。

这种对税收的深刻敌意，背后有一个关键的文化和制度基础：

在当时人的观念里，“国王的财产”和“人民的财产”，是两个泾渭分明的概念。

国王，首先是一个人，一个拥有私人财产的人。

他不是一个抽象的“公共机构”的化身。

因此，公众的财富，就不是他的财富。

他无权染指。

在法国，1302年腓力四世为与教皇斗争而首次召开三级会议，其首要目的就是为获得征税的“全国同意”。

此后，三级会议逐渐形成了“同意权即抵制权”的传统，成为王权在财政上无法逾越的障碍。

这种观念，有效地阻碍了现代主权国家观念的形成。

只要统治者主要被看作是一个人，而不是一个职能的代表，一个基于国家至高无上权力的秩序，就几乎不可能建立起来。

这段历史记忆，可能深深地烙印在了欧洲人的集体潜意识里，让他们对任何由税收供养的强大国家，都抱有天然的、深入骨髓的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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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运动的剧毒

然而，这一切，都随着中世纪的结束而开始改变。

文艺复兴晚期和近代早期，一种新的、剧毒的政治思想开始出现。

马基雅维利将道德从政治中剥离，为君主不择手段地攫取权力提供了理论依据。

紧随其后的，是像让·博丹这样的专制主义理论家。

他们开始鼓吹一种全新的“国家”观念。

在这个新观念里，国家是一个至高无上的、拥有绝对主权的实体。

国王，是这个国家主权的化身。

让·博丹在《国家六书》中系统阐述了这个主权理论，将“向臣民征收税赋的权力”明确定义为主权最核心的标志之一，且不受任何传统、习惯或法律的约束。

私有财产权，不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了。

它沦为了众多需要被“权衡”的因素之一。

税收，也不再被看作是抢劫了。

它被美化为一种打造强大、繁荣国家的必要手段。

绝对专制主义，正是在这种思想的哺育下诞生的。

但真正为现代无限征税权扫清最后障碍的，是那些被吹捧上天的“启蒙运动”思想家，尤其是那个巨骗——卢梭。

在卢梭那套关于“公意”的理论里，“国家”与“人民”之间的界限，被彻底抹除了。

国家所做的一切，都被说成是“人民意志”的体现。

于是，逻辑上最肮脏的偷换概念发生了：

国家征税，就不再是国王在抢劫人民，而成了“我们自己”在把钱交给自己。

财产、税收和国家，这三者之间的区别，在这种集体主义的迷雾中，被彻底消解。

法国大革命，正是将卢梭的这套理论，付诸了断头台上的血腥实践。

法国大革命后建立的雅各宾派政权，在“公意”的旗帜下，创立了现代意义上的直接税、间接税并存的普遍税收体系，其税负之沉重、征收之系统，远超被他们推翻的波旁王朝。

拿破仑更是以此为蓝本，建立了现代中央集权国家的税收官僚机器，使无限征税权在欧洲大陆彻底制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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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我们的敌人？

于是，我们看到了一幅无比讽刺的历史图景。

那个被污蔑为“专制”的中世纪，恰恰是私有财产权观念最强大的时代，也是对国家权力限制最有效的时代。

而那个被赞美为“自由”的启蒙时代，却催生了绝对主权国家的理论，并最终通过“人民”的名义，为国家攫取无限权力、征收无限税收，提供了最完美的合法性外衣。

所以，今天我们所面对的这个无所不包、无所不管、并以“公共利益”为名不断侵蚀我们财富和自由的利维坦国家，它的思想祖先，不是那些所谓的中世纪暴君。

它的思想祖先，恰恰是马基雅维利、博丹、卢梭这些“现代”思想的奠基人。

重新审视这段被歪曲的历史，至关重要。

因为它告诉我们，自由的真正基石，不是某种特定的政治形式（无论是君主制还是民主制）。

自由的真正基石，是对私有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的信念，以及由此产生的、对国家权力——尤其是其征税权——的深刻、持久、毫不妥协的怀疑。

当中世纪的农民和贵族联合起来，抵抗国王征收新税时，他们比今天绝大多数接受了现代公民“洗脑”教育的人，更懂得自由的真谛。

因为他们朴素地知道一个我们已经遗忘的真理：

当一个人可以合法地拿走你财产的一部分时，你的所有财产，都只是暂时寄存在他那里而已。

而这，就是通往奴役的第一步，也是最后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