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菲利普·巴格斯 译/可二

简介

此文是菲利普·巴格斯（Philipp Bagus）教授的新作《米莱时代（The Milei Era）》的第6章《文化战争》第1节《文化战争的缘起》、第2节《新的文化战争》、第3节《左翼文化霸权的目标》、第4节《法兰克福学派与68年风暴》。

此书不是一本流行政治明星的流量传记，而是一位严肃的经济学家为一位从政的专业经济学者写的政治经济思想评传。

菲利普·巴格斯是德国经济学家，现为西班牙胡安·卡洛斯国王大学经济学教授，奥地利学派代表性学者。他师承米塞斯与罗斯巴德思想，主张自由市场通货紧缩有益经济发展，反对主流经济学对通缩的恐慌。

其代表作《为通缩辩护》（In Defense of Deflation，国内译作《通缩之问》，已有中译本）系统批判通缩危害论，提出价格下降可促进生产与福利；

《欧元的悲剧》（The Tragedy of the Euro）剖析欧元制度缺陷，揭示其内在的“公地悲剧”与政治集权化本质。其著作被译为15种语言，获奥派多项学术奖项，并影响区块链与货币理论领域。

巴格斯教授论米莱的文章，本号曾经翻译过一篇，题为 《米莱绝对不是新保守主义者》 （点击可打开），其评述准确且中肯。

另：此书已获作者巴格斯教授授权，译文将先以文章的方式在本号连载。为提高阅读效率，连载时注释从略。

本连载打赏超过100元的朋友，可在连载结束后收到最后精校、详细注释和精美排版的中英双语电子文档供学习交流使用。（本人微信：woodcloudyyy）

文化战争的缘起

文化战争有着悠久的传统。

在德国，“文化战争（德语：Kulturkampf）”一词是十九世纪发明的，出现于首相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与天主教会的冲突中。

俾斯麦想削弱天主教会，尤其针对的是德国境内要被日耳曼化的波兰少数族群。

1871年德意志帝国成立之后，天主教会阻碍这个新国家对权力的要求。

俾斯麦不希望教皇干预政治，不希望看到国家受基督教价值观的束缚。

天主教徒在帝国某些地方占多数。俾斯麦视反民族主义的天主教中央党（Catholic Centre Party）为新成立的德意志帝国内部团结的威胁。

俾斯麦首先关注国家的文化主权，这要求控制学校体系和教学内容。

文化战争反映在一系列法律上。

1871年的布道规章（pulpit paragraph）对神职人员进行审查。该规章禁止批评国家，从而禁止危及“公共和平”。

次年实行犹太教禁令和学校监督法。

从1873年起，新任牧师和神学家必须得到国家的批准。

1875年实行强制的市民婚姻法，由此，国家获得了对婚姻的控制权。

除了纯粹的慈善共同体，修道院共同体被解散。

在文化战争过程中，有对主教和牧师的罚款与监禁。1500多名天主教神职人员因未遵守新法律而被监禁。

后果最严重的肯定是《学校监督法（School Supervision Act）》，国家用这个方案，通过对学校的监督获得了教育控制权。

教育自由被废除了。

教会赞助的学校被置于国家控制之下，这使得国家能够影响新一代人的观念，教育他们成为帝国的忠诚公民。

新的文化战争

如今，出现了一场新的文化战争。

同样，它也关乎文化与理念的主导权。

在阿根廷和南美洲，“文化战争（batalla cultural）”这个术语每个人都挂在嘴边。不仅哈维尔·米莱经常提到它，让欧洲观察家感到惊讶的是，这个词在媒体上也被人们频频使用。

知识分子奥古斯汀·拉赫显然对该词的流行是有贡献的，他的X有超过90万粉丝，YouTube频道有超过250万订阅者。

拉赫将自己描述为复古自由意志主义者。

他知名的著作题为《文化战争：对新右派的批判性反思（La batalla cultural: reflexiones críticas para una nueva derecha）》。

在2022年5月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个大厅里召开的此书发布会上，前排最热情的读者是拉赫的朋友哈维尔·米莱。

迄今为止，米莱尝试说服拉赫跟着他参政，都无功而返。

2024年11月，拉赫被提名为阿根廷新智库“灯塔基金会（Fundación Faro）”的新负责人，该智库的目标是在文化战争的背景下传播自由理念。

但什么是文化战争？

正如俾斯麦所言，它关乎对人们的理念与价值观的影响。

它不是一种短期的选举战术，而是为长远而设计的。

它探讨对一个社会的社会、道德、精神和经济繁荣来说最好的理念和价值观。

因此，它不仅仅关乎何种社会制度更具有生产性，能导致更大的繁荣这一纯粹经济问题。

文化战争还关乎何种制度是公正的，对一个社会的长期昌明而言，何种道德观和精神价值观是必需的。

人创造文化，同时，文化也形塑人。

我们通过我们的文化看待这个世界，我们根据自己看待世界的态度行事。

这就是为什么说文化斗争如此重要。

文化战争围绕历史、家庭、宗教、审美、德性、认同和种族特性展开。

它关乎人们的理念，然后，这种理念使政治控制和政治权力得以可能。因为文化会影响我们的行动。

文化因素是指我们的理念、信念、价值观、规范、神话、礼教、习俗、传统、习惯、叙事、故事、象征，以及我们的语言。

文化战争关切这些因素的内容。

我们“日用而不知”地通过它们解释现实。

它们形塑我们的世界观。

我们基于这种世界观而行动，从而决定着政治和社会的发展。

如果你改变文化因素，你就能改变人们如何看待世界和如何行动的方式。

因此，文化霸权意味着权力（power）；影响他人思想的权力。因此，也是改变他人意志的权力。

文化的变化会改变人们的行动，因此，文化成为了一种权力，它比借由暴力实现的权力更不易被人察觉。

因此，理念是一种权力工具，而文化是理念传播的空间。

对米莱而言，文化战争是一场通过大众运动进行的，传播自由理念的斗争：

“（这场辩论）开始迈向自由理念，因为你们每一个人都不知疲倦地在每一个地方延续这场文化战争，以使我们能够推进自由的理念。”（米莱2022，第260页）

这场斗争不仅关乎那些与经济上更优的经济秩序有关的理念：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更具有生产性？

文化战争还关乎道德问题。哪一种在道德上更为优越，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

米莱的意见是这样的：

**“我不仅请求你加入我们的自由革命；我还请求你加入我们的道德革命。我请求加入我们的革命，****它将消灭社会主义价值观——嫉妒、仇恨、怨恨、法律面前不平等、盗窃和谋杀，并导向一个靠劳动成果而活的社会。****于是，**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汗水，通过以更物美价廉的商品为我们的邻人服务，来赚取我们的面包。”

理念传播中也存在劳动分工。

文化战争的第一线，是诸如专事观念世界的学院派和教授这类知识分子。

紧接着的第二线是文化主角。这个群体包括歌唱家、明星、娱乐家、演员、名流、模范、运动员、音乐家、牧师、新闻记者、风云人物、作家和艺术家。

第二线将理念带给大众。

这些偶像和榜样通过简化理念，甚至将理念碎片化，来触动社会上大部分人。

文化战争的手段或载体如下：大学讲座、教科书、学校、教会、艺术、电视、影院、系列节目、电台、歌曲、小说、报纸、社交媒体、基金会、协会、家庭、教会、音乐、运动和大众媒体。

雕像、大桥和街道的命名也属于文化战争的工具。它们有助于传播理念。

大众媒体在文化战争中尤为重要。

它们以一种大众的方式传送观念、信息、行为样板、价值观、审美规范、刻板印象，从而创造理解世界的模板（拉赫2022，第196页）。

在大众媒体和其他文化载体的帮助下，文化因素得以形成。

它们影响着个体如何看待世界和如何在世界中行事。

这种影响是通过歌曲、诗、视频、喜剧、照片、图画、表情包、书、评论、散文、绘画、哲学对话、小册子和活动实现的。

今天，数字世界、社交媒体在文化战争中也是根本性的，同时，传统大众媒体日益丧失其重要性。

简言之，理念是权力的工具。

它们通过文化传播。

谁主导了文化的载体，也就主导了文化。

一旦理念被导向大众，就主导了文化，因此，权力就获胜了。

长久以来，左派就一直关注并理解文化战争的重要性（凯撒[Kaiser]2014，s.18，s.51-52）。

左翼文化霸权的目标

随着柏林墙的倒塌，左派在经济、社会和文化上的失败已经显而易见。

尽管如此，社会主义和左翼理念今天依然在社会上被广为接受。

解释起来很简单：左派赢得了文化战争，实现了智识霸权。

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始，随着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和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出现，左派已经清楚地宣布，意识形态霸权是它的目标。

除了葛兰西以外，这一运动最重要的代表还包括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特奥多尔·阿多诺（Theodor Adorno）、赫伯特·马尔库塞、路易斯·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和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

这些左翼知识分子已经承认，马克思的理论是错误的。

工人阶级不会变穷，不至于发动社会主义革命。

他们没有越来越贫困，相反，工人的生活标准持续上扬，到了不可想象的程度。

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及其热衷的工人与雇主之间的阶级斗争已经过时了。

对资本主义的明显成功，左派给出的一种反应是，通过攻击所谓的“消费主义”，将这种成功重新解释为一种缺陷。

然而，马克思主义者的策略转变是决定性的。

不同于希望通过暴力革命消灭资本主义，文化马克思主义——也以新马克思主义著称——要在长期过程中拿自己试试手。

文化马克思主义希望动摇支持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社会的支柱，希望让人们觉得它不正当和合法，并最终拉倒它。

这些支柱性的制度包括私有财产、家庭、基督教、文化和社会等级。

因此，葛兰西认为社会主义是一种宗教，其任务是战胜基督教。

他已经认识到，每一个社会都需要一种意识形态支柱。

在西方资产阶级社会，这个支柱就是传统基督教。

每一个社会都需要一种道德合法性基础。这些价值观给秩序带来稳定性。

因此，任何人想摧毁社会秩序的人，都必须与其价值观作斗争并削弱它。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价值观是工作的乐趣、勤奋、使命感、努力、赚钱、储蓄、理性和慈善等等。

社会主义制度的价值观是平等、团结和社会正义，它们的背后隐藏着嫉妒、怨恨和暴力。

社会主义思维或国家主义思维的前提是：我们需要国家来解决问题。

另一方面，**自由意志主义的基本态度是，**国家不是解决方案，而是问题本身。

这些不同的价值观和态度在现代文化中相互碰撞。

葛兰西的计划旨在对市场经济价值观和资产阶级制度发动攻势。

革命的主体不再是工人。

这种攻击是由有安全保障的大学教授进行的。

与马克思主义者的阶级斗争相反，这是一种解放结构性受压迫群体的斗争。对文化马克思主义者而言，社会化的世界是不和谐的。

相反，各社会性群体为强加其价值观和实现文化主导权而斗争。

因此，这种霸权预设了特定群体之间的社会性敌对。

根据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意见，资本主义使男女对立、黑人与白人对立、异性恋和性少数群体之间的对立，等等。

被压迫者无法意识到他们的潜能。

农民无法成为他自己，因为他被地主剥削了。

工人无法实现自我，因为他被资本家剥削了。

妇女无法实现自我，因为她们被男权主义剥削了。

性少数群体无法实现自我，因为他们被异性恋社会压迫了。

黑人无法实现自我，因为白人种族主义使他们处于弱势。

原住民无法按照其习俗生活，因为殖民主义压迫了他们。

自然无法实现生态平衡，因为工业社会在破坏自然。

文化战争中的斗争词汇是女性主义、种族主义、殖民主义、性别主义、气候和生态变化。

在每一个地方，文化马克思主义都看到了压迫者和被压迫者。

他们使工人与企业家对立、穷人与富人对立、女性与男性对立、黑人与白人对立、同性恋与异性恋对立、人与自然对立，并建构最多元化的群体认同。

这种敌对是多元化的，不再像经典马克思主义那样，仅局限于本质上的经济敌对。

各个群体的压迫者是父权制、西方文化和资本主义。而国家是下凡援助被压迫者的白衣骑士。

葛兰西战略的关键是争取知识分子（不再是工人）加入马克思主义，利用他们渗透到资产阶级的文化和制度中：中小学、大学、教会、工会、公民协会、法律体系和媒体（穆勒[Mueller]，2019）。

在这方面，左派应该是赢得了意识形态霸权和文化统治权。

根据葛兰西的意见，一项长期成功地共产主义革命，不仅必须主导国家机构，而且必须主导文化。

一旦获得了权力，国家强制就会强化这种知识分子霸权。

法兰克福学派与68年风暴

在导向左翼霸权的过程中，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责无旁贷。

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 in Frankfurt）成立于1923年，法兰克福学派这一名称来源于它。

以特奥多尔·阿多诺、马克斯·霍克海默和赫伯特·马尔库塞为中心的法兰克福学派没有像经典马克思主义那样，将其社会批判局限于经济制度。

相反，法兰克福学派从文化和心理视角批判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社会制度。资产阶级社会不仅剥削工人，它还在文化上异化人民，使人民在心智上出现病态。

焦点是文化。

法兰克福知识分子知道，宗教、艺术、传统、习俗、价值观和哲学能够维系或摧毁一个社会。

法兰克福学派的格言：资本主义批判无需采取坚决的对立立场。

不质疑（传统）价值观本身，而是论证其他新的模式也是可能的和可取的。

法兰克福学派知道，没有家庭就不会有认同、不会有资产阶级价值观、不会有自然的等级制。

家庭是文化中的活跃部分，它将新的社会成员社会化，形塑他们的性格。

家庭的任务是教育新生代成为负责任的个体。因此，它形成了一个公民化的自由社会的基本单元，传递诸如尊重老人、自我牺牲、耐心、合作、自律和父母之爱之类的重要价值观。

从法兰克福学派的角度看，家庭的功能正式让个体屈从于资本主义制度。因此，社会秩序之维系或摧毁取决于传统家庭制度。

因此，以精神分析和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法兰克福学派倡导性革命。

正如私有财产导致资本主义对工人的剥削一样，一夫一妻的父权制家庭导致性压迫。

因此，社会主义革命必定是性革命。

家庭的削弱使社会主义者夺权的时机成熟。

文化马克思主义的计划不是阴谋。阴谋试图密不示人。

文化马克思主义者公开了他们的计划。

社会主义者甚至不需要听说过葛兰西或法兰克福学派。

社会主义者本能地注意到这个计划是如何运作的。

如果他们想要扩张国家权力，想要通过国家来改变世界，那么他们就受到某些制度（institution）的约束。

与国家的权力要求对立的制度包括家庭、宗教、私人主动性（private initiative）、私有财产和自然等级。

因此，社会主义者本能地拥护任何能够削弱这些制度的事情。

法兰克福学派教育的结果是1968年学生反叛。

1968年5月，法国出现了罢工、占领大学和学生游行。

学生领袖之一是德国学生丹尼尔·孔-本迪（Daniel Cohn-Bendit）。

这次学生运动的智识之父是赫伯特·马尔库塞，他要求年轻知识分子参与文化战争。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经济增长迅速。

工人融入了资本主义制度。他们的生活水平一年年改善。

所以，左派怎么能动员富裕的工人呢？这很难。

被动员的是学生。

他们全盘否定现有秩序。他们质疑一切：社会规范、习惯、传统、生活方式和社会价值观，简言之，就是文化。

学生们希望与资产阶级社会彻底决裂。

对他们来说，父辈人物是文化传承的象征。

学生们将私人生活领域政治化，要求道德、审美和性革命。

除了性以外，焦点是与父母的关系和女性主义。

68年分子抗议任何等级、权威和传统。它是左派的长期文化战争的起点。

前克格勃特工尤里·别兹梅诺夫（Yuri Bezmenov）在1984年的一次采访中揭露，苏联在文化战争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苏联的大量间谍支出，不是为了间谍活动，而是为了通过媒体和教育进行意识形态颠覆和致力于西方社会的长期解体。

这里，重要的事情是削弱宗教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