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在美国有13个人在等待器官移植的绝望中死去。一年下来，这个数字是4745。与此同时，还有超过10万名患者，他们的生命被透析机等医疗设备无情地捆绑着，生活质量堪忧。

如此触目惊心的器官短缺，原因何在？答案简单得惊人，却也最容易被忽视：美国禁止了器官买卖。

一个被遗忘的经济学常识

想象一下，如果政府规定，最新款的手机必须免费赠送，价格为零。会发生什么？显而易见，人人都想要，但手机厂商却不愿生产和供应。结果必然是，除了少数幸运儿，大多数人都拿不到手机，黑市交易将大行其道。

这个简单的道理，就是经济学中最基础的供需定律。当价格被人为地压低到市场均衡点以下时，需求就会远远超过供给，短缺便应运而生。

器官市场正是如此。禁止买卖，相当于给人体器官设定了一个零元的价格。我们用崇高的道德善意，创造出了一个巨大的供给缺口。捐献者的爱心固然可贵，但它无法满足庞大的需求。结果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悲剧：生命在漫长的等待中凋零。

如果放开器官交易，让价格发挥作用，肾脏等器官的价格会上升，更多人会因此愿意供给。最终，更多生命将被挽救。

伊朗的“大胆实验”：当市场介入生命

你可能会觉得这个想法太过激进，甚至有些骇人听聞。但世界上确实有一个国家，进行了一场“大胆的实验”——伊朗。

伊朗是目前全球唯一一个器官买卖半合法化的国家。1988年，该国政府将肾脏等器官的买卖合法化。结果立竿见影：合法化的第一年，器官移植手术的数量几乎翻了一番。到2019年，伊朗的器官捐献率已经高居全亚洲之首。

由于供给充足，早期甚至有许多外国人专程跑到伊朗购买器官（这项服务后来被禁止了）。

我们来做个简单的对比：

• 等待时间：

  在伊朗，等待一个合适的器官平均需要9个月；在美国，这个数字是4年。

• 移植机会：

  对于肾衰竭晚期患者，在伊朗接受肾移植的概率是46%；在美国，仅为31%。

• 移植质量：

  活体捐献的肾脏存活率更高。伊朗的活体肾脏捐献比例高达47%，而美国只有23%。

数据不会说谎。对价格机制的干预，即便出发点是好的，也往往会导致更糟糕的后果。

直面争议：这是对穷人的剥削吗？

当然，一提到器官买卖，最大的反对声浪来自伦理层面。最核心的指责是：这难道不是富人对穷人的“剥削”吗？富人利用穷人的贫困，来换取自己的生命。

这个指控听起来很有力，但我们不妨深入推敲一下。

首先，什么是“不公平的优势”？有人认为，在这场交易中，卖方（穷人）获得的收益太小了。可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几乎从不以这个标准来衡量交易。比如，一个急需用钱的穷人，低价卖掉了自己的汽车，我们会因此指责买家“剥削”并禁止这笔交易吗？并不会。

其次，另一种说法是，卖家因为极度贫困而被迫接受极低的价格。这个逻辑同样站不住脚。因为在这场交易中，买家也处于绝望的境地——他们需要器官来活命。要说“被迫”，双方都是。更何况，认为卖家一定都是赤贫阶级的想法，也与事实不符。数据显示，在伊朗，48%的肾脏出售者，其生活水平都在贫困线以上。

简单地将器官交易描绘成“富人压榨穷人”的图景，是对复杂现实的过度简化。

更深层的思考：我们对自己身体的“所有权”

禁止器官买卖，还有一个我们必须正视的哲学代价：它削弱了我们对自己身体的所有权。

打个比方，如果你拥有一栋房子，但法律却禁止你出售房子的车库，那么你对这栋房子的所有权就是不完整的。同理，如果你不被允许出售自己的器官，那么你对自己身体的所有权，也是残缺的。

尊重人性，最根本的原则之一，就是承认个体有权自由处置自己的身体和它的任何部分。只有坚守这一原则，人与人之间才能建立起真正的和谐，每个人都被视为目的，而非手段。

一笔双赢的“经济账”

巧合的是，尊重个体选择权，不仅在道义上站得住脚，在现实中也能拯救生命、创造巨大的社会价值。

根据《美国移植杂志》的一项研究，如果政府以每个45,000美元的价格出面购买肾脏，将能拯救数千人的生命，由此产生的净社会福祉将高达460亿美元。

更重要的是，纳税人也将因此受益。目前，一名患者接受透析治疗的总成本高达145万美元。如果通过器官交易让患者摆脱透析，纳税人将节省下120亿美元的巨额开支。

这是一笔显而易见的双赢买卖：患者重获新生，卖方获得经济补偿，社会节约了大量的医疗资源。

结语

将器官买卖合法化，在许多人看来似乎是突破了道德底线。但当我们拨开情绪的迷雾，用理性的目光审视它时，会发现真相恰恰相反。

一个自由的器官市场，不仅体现了对个人选择权的尊重，更重要的是，正如伊朗的实践所证明的，它能实实在在地拯救成千上万的生命，结束无数人被透析捆绑的痛苦。

在这个罕见的问题上，美国以及世界上许多其他国家，或许真的应该学习一下伊朗的经验。因为在生命面前，任何阻碍供需见面的善意壁垒，都可能变成一堵冰冷的叹息之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