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非常讨厌被人操纵。

但每一天，都有无数的人试图来操纵你。

普通人之所以容易被操纵，就是因为，情绪被点燃，压倒了本来就不多的理性。

以下新闻，就是一个官媒记者试图操纵社会大众的典型案例。

写这篇报道的记者，他不仅仅是在记录事实，他是在进行一场高智商的、专家级的民粹舆论煽动。

他太坏了。

他的坏，不是因为他撒谎，而是因为他用事实编织了一个巨大的谎言。

为了把这个事情讲清楚，我们需要调动一点自然科学的思维，还需要一点传播学和心理学的底层逻辑。

我们一点一点来拆解，看看这位记者是如何把大众的大脑按在地上摩擦的，是如何让操纵舆论引导大众的。

一）他在操纵你

先看这篇报道的标题和开篇。

这在传播学里叫什么？叫“情绪锚定”。

你看这个标题：“底薪3000元24小时待岗，32岁程序员周末猝死，公司去年净利润8.67亿元”。

这个标题的杀伤力在哪里？在于它运用了一种叫做“极化对比”的修辞手法。记者非常狡猾地把两个完全不在一个维度的数字，强行并置在一起。左边是“底薪3000”，右边是“利润8.67亿”。

这在你的大脑里会瞬间引发什么化学反应？你的大脑会自动补全一个故事：一个富得流油的恶霸，正在压榨一个食不果腹的长工。

但是，只要我们耐着性子读完全文，哪怕是读到中间部分，你就会发现一个事实。

这位程序员虽然底薪是3000元，但他实际每月的到手收入是一万九千元，以中国的劳动相关管制要求，老板实际花在这个员工身上的钱，大概是三万块左右。

用一个底薪三千，直接把人家的收入降低到十分之一。

请问，在广州，月入两万是一个什么概念？这是一个妥妥的中产阶级收入，是超越了百分之九十以上打工人的高薪。

但是，记者在标题里绝对不会写“月薪两万”，他只写“底薪3000”。

为什么要这么做？

这就是坏。

因为“月薪两万”会唤起你的理性，你会觉得这是高薪置换高压力，这是一种市场交易。

而“底薪3000”会唤起你的悲悯，会唤起你对“剥削”这个词的全部历史记忆。记者利用了著名的“锚定效应”，先把你的情绪锚定在“他是一个可怜的底层劳工”这个认知基准线上。

一旦这个锚定好了，后面所有的信息，你都会在这个基准线上进行解读。

接下来，就是要看自然科学里的因果逻辑。

这篇报道的核心逻辑链条是这样的：因为他在周末还要处理工作，因为同事在他死后还发微信让他改文档，因为他经常熬夜，所以，是工作害死了他。

这在逻辑学上，有一个非常经典的谬误，叫做“归因偏差”，或者更专业一点，叫“后此谬误”。拉丁文是Post hoc ergo propter hoc，意思是“发生在其后，故因其而发生”。

但如果一个专业的医生，他就不会这么看了。

猝死，通常是心源性的。它的成因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混沌系统。

这就像什么呢？就像这几天天气很冷，一个人在外面走，突然感冒了。你能说完全是因为风大吗？也许是因为他前几天没睡好，免疫力下降了；也许是因为他早晨吃的东西不对劲；也许是他本身就有基础疾病。

在这个程序员的案例里，变量多得吓人。

基因问题、长期的饮食习惯、是否有隐性的心血管畸形、当天的情绪波动、甚至是某种我们未知的病毒感染，这都是变量。

工作压力大，当然也是变量之一。

但是，记者是怎么做的呢？他运用了一种叫做“单一归因谬误”的手法。他把所有的聚光灯，都打在了“工作”这唯一的变量上。

他用了大量的媒体手法来引导你按他的想法来。

他为什么要把那些聊天记录一条一条地晒出来？比如妻子催他回家，比如他说“飞奔而来”。这些细节确实很感人，让人落泪。

但在传播学上，这叫“生动性偏见”。

记者深知，一个冷冰冰的医学诊断报告，比如“心室颤动导致的心源性猝死”，是无法打动读者的。

但是，一个“飞奔回家”的承诺落空了，这个画面感太强了。

这种画面感会产生一种巨大的遮蔽效应。它会遮蔽掉所有其他的可能性。你满脑子都是他累死在电脑前的画面。

可是，这里面有一个巨大的逻辑漏洞。

新闻里自己都写了，他是在哪里晕倒的？是在家里。

是在什么时间？是周末。

这就好比说，一个人在餐馆吃完饭，回家之后过了几个小时，突发疾病没了。你能直接说是那顿饭有毒吗？

如果是那顿饭有毒，为什么同桌吃饭的人没事？如果不是饭有毒，那你凭什么让餐馆老板赔得倾家荡产？

但记者根本不在乎这个逻辑链条是否完整。

他在乎的是如何构建一个完美的受害者叙事。

他通过罗列这些精心挑选的细节，实际上是在你的潜意识里植入了一个判断，也就是：这就是谋杀，公司就是凶手。

这种手法，在西方的黄色新闻时代就已经被玩烂了。

它利用的是人类大脑的一个缺陷，那就是我们的大脑极其讨厌不确定性。我们要为一个悲剧找到一个具体的、可恨的替罪羊。

一旦找到了，我们的大脑就舒服了。

这个记者，就是那个给你递上替罪羊的人。

我们再往深里挖。

报道里的一个细节描述：“抢救中被拉工作群，死亡后还有同事发来消息拜托他要把这个改下”。

这段描写简直是操纵他人情绪的神来之笔。

它瞬间塑造了一个什么样的公司形象？冷血、机械、没有人性。人都快不行了，你们还在催命。

但是，我们把情绪抽离出来，回到真实的职场场景里想一想。

这是一家有几千人的大公司。部门之间协作，可能隔着几层楼，甚至隔着几个城市。

那位发消息的同事，他有天眼吗？他能知道屏幕那头的伙伴正在抢救吗？他肯定不知道。

在他看来，这只是一个正常的工作对接。

哪怕是周末，对于互联网公司来说，这也是常态。

但是记者把这两个本来毫不相关的时间点——“他在抢救”和“同事发消息”——强行剪辑在一起。

这在电影蒙太奇理论里，叫做“库里肖夫效应”。

苏联导演库里肖夫发现，把一张面无表情的脸，和一碗汤剪辑在一起，观众就会觉得这个人饿了；把这张脸和一口棺材剪辑在一起，观众就会觉得这个人悲伤。

其实那张脸什么表情都没有。

同样的道理，那条让改文档的消息，本身是中性的，是职场上每分每秒都在发生的无数个数据交换之一。

但是，当记者把它和“抢救中”、“死亡后”这两个充满了死亡气息的场景剪辑在一起的时候，那条消息就变成了一把刀，一把插向死者的刀。

记者通过这种蒙太奇手法，成功地把那一位不知情的同事，甚至是整个公司的管理系统，塑造成了一个为了业绩不顾死活的恶魔。

这种手法坏在哪里？坏在它利用了信息的不对称。

读者是全知视角的，读者知道他死了。

但那个发消息的同事是由于信息缺失才发的。记者利用读者的全知视角，去审判那个不知情的人，从而制造出一种巨大的道德优越感和愤怒感。

这篇报道最终想要什么呢？“工伤认定”。

报道里大篇幅引用了家属的话，说公司隐匿证据，说公司只给“人道主义抚恤金”而不是赔偿。

也就是说，这篇报导，是有目的性的。

其目的就是要用媒体形成舆论压力，以达成认定工伤的目的，以达成拿到巨额赔偿之目的。

也就是说，看文章的每一人，在记者和家属的眼里，你们是他们实现这一目的的工具，只要你们情绪激动，到处转发，就能构成舆论上的威压，最后不是通过法律，而是通过舆论规则迫使公司就范。

家属是怎么说他是工伤的呢？证据是，他在凌晨登陆过OA系统。

而家属指控公司“隐匿关键证据”，我猜测应该是他认为公司应该提供到相关的登陆证明。

请注意，这又是一个巨大的误导。

登陆过OA系统，即使被证明了，也只能证明他在那个时间点有过工作行为，但这能不能构成医学上猝死的直接诱因？

但“隐匿证据”的指控，直接给公司定性了，他在告诉读者，如果没有鬼，他怎么会这么做？

你看，从标题的锚定，到因果关系的单一归因，再到蒙太奇式的场景剪辑，最后到法律概念的道德置换。

这篇报道就像是一个精密的瑞士钟表，每一个齿轮都在为同一个目的服务，那就是煽动你的情绪，让你成为民粹舆论的子弹。

你以为就每日新闻这一家吗？不！

是什么让你们认定对方是加班猝死？

医生来了，得打你们几个大嘴巴子。这不是科盲吗？

以上哪个媒体，仅看这个标题，就是先判案了，先下结论了，有哪个去找过医生问一下？去过医院采访一下呢？

没有一个。

全部在搞煽动，在搞对立。

如果你觉得这就够坏了，那你太小看现在的媒体操纵术了。

二）他根本不讲道理

我们退一万步讲，假设那个记者的暗示就是对的。

假设这位32岁的程序员，就是因为长期加班，因为工作劳累，诱发了身体的隐疾，最终导致了猝死。

那我现在要问的是，即便如此，企业的老板，或者这家叫视源股份的公司，真的应该为此承担法律责任和巨额赔偿吗？

我知道，听到这个问题，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想骂我。

人都死了，还是为你公司干活累死的，你竟然问公司有没有责任？这还有天理吗？

别急。

为了把这个问题看清楚，我们站在你自己的角度来思考。

想象一下，你就是那个“老板”。

这可不是让你去开公司。你在日常生活里，其实时时刻刻都在当“老板”。

你家里要装修房子。你找了一个装修师傅，叫老王。老王手艺好，但是你要结婚，急着住进去。你就跟老王说，能不能赶赶工期？

老王说，行啊，赶工期得加钱，而且我得天天干到半夜。

你同意了。你也加钱了。

于是老王天天在你家干活干到晚上十二点。你看他辛苦，有时候还给他买瓶水。工程结束那天，老王拿到了你给的这笔不菲的装修费，高高兴兴回家了。

结果第二天，噩耗传来。老王在自己家里猝死了。医生说，是因为长期过度劳累导致的心脏骤停。

这时候，老王的家属找上门来了。他们说呀，老王是为了给你家赶工期才累死的。虽然他是死在自己家里，但他累的根源在你家。你要是不催他，他就不会死。所以，你要赔钱。

请问，在这个场景下，你会赔吗？

如果你是个心软的好人，你可能会给个几万块钱慰问一下，但这叫“人道主义”。

如果对方张口就要两百万赔偿，并且说是你的“责任”，你会怎么做？你得卖房才能赔他。

你一定不会答应。

如果真的发生了，以后你知道雇一个装修工人，一旦他回家出事了你就得赔两百万，你这辈子还敢装修房子吗？你还敢雇保姆吗？你还敢叫快递员吗？

你不敢。因为那个潜在的风险成本，远远超过了你装修房子带来的收益。

这时候，我们再回到那个程序员的新闻上来。

大众看这个新闻的时候，会自动代入“弱者”的角色。但是，如果你把那个程序员看作是“提供编程服务的装修师傅”，把视源股份看作是“购买服务的房主”，这个逻辑是不是一下子就通了？

那个记者最坏的地方，就在于他故意遮蔽了这层关系里最核心的两个字。

这两个字叫：契约。

在市场经济里，所有的雇佣关系，本质上都是一种交易契约。

新闻里提到一个数据，被记者用来作为攻击公司的武器，那就是“底薪3000”。记者想说的是，你看，资本家多黑啊，给这么点钱让人卖命。

但是，记者又不得不承认另一个数据，那就是他每个月到手一万九，税前两万多。

这个级别的收入，叫什么？

在经济学上，这笔钱叫做“风险溢价”，或者我们可以通俗地称之为“痛苦补偿”。

因为公司知道，这份工作很累，压力很大，甚至需要在休息日，处理紧急事务。

如果只给5000块，没人愿意来干。只有把价格出到两万，才能买到这种高强度的劳动服务。

而对于那位32岁的程序员来说，他是不是傻子？不是。

他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人士。他是一个理性的成年人。

他在签那份劳动合同的时候，或者在随后工作的每一天里，他都在心里做一笔账。

这笔账就是：我付出我的时间、精力，甚至透支一部分健康，来换取每个月两万块的收入，这笔买卖划算不划算？

显然，在他看来，这是当时他能做的最优选择。

也许他为了买房，也许他为了给未来的孩子更好的条件。他是在用自己的奋斗，在这个社会里博取一个上升的机会。

但是，记者把这种千人千面的主观判断，矮化成了“奴隶制”。

记者暗示说，他没办法，他被逼的。

你看他妻子说“若时光倒流，一定逼他辞职”。

这句话恰恰证明了，他是有选择权的。他可以辞职，但他没有。

因为辞职的代价（失去高收入）是他当时不愿意承受的。

以前，中国的公立学校的教师，高中班的班主任，经常早上六点去，晚上十点回家，全年基本上没休，请问，他们是被逼的吗？

你想当一个这样的高中班主任吗？无数人在竞争。

三）他在否定自愿交易

所有的交易，事前有没有说好？是不是个人的自愿选择？

只要是自愿的，只要没有强迫劳动，那么成年人就要为自己的选择承担后果。这听起来很冷酷，但这是现代文明的基石。

如果这一块基石被抽掉了，如果只要员工出事，不管是不是在公司，不管是不是工伤，公司都要负责，后果是什么呢？

后果绝对不是大家想象的“资本家变得更仁慈了”。

经济学告诉我们，所有的成本最终都会被转嫁。

如果企业必须承担这种无限的“泛健康责任”，企业只有两条路可走。

第一条路，大幅度降薪。

既然我要为你回家后的猝死负责，我就得给你买极其昂贵的保险，或者我自己存一笔巨额的风险准备金。这笔钱从哪出？只能从你的工资里扣。本来给你两万，现在只给你八千，剩下的存起来准备赔给你家属。

你愿意吗？那个程序员愿意吗？他大概率不愿意。他会说，把钱给我，我的健康我自己负责。

第二条路，更可怕，就是不雇人了。

像程序员这种高压力的工作，我不招30岁以上的了，我只招20岁身体棒的。或者，我干脆全都用AI代替。

到时候，你会发现，那些原本想通过努力工作改变命运的普通人，连奋斗的资格都被剥夺了。他们找不到工作，只能去送外卖，而送外卖可能更累，赚得更少。

米塞斯说，在市场上，人与人之间是合作关系，而不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关系。

而这个记者呢，他在试图煽动一种对立。他把“劳方”和“资方”描绘成两个敌对的阵营。他让你觉得，那个程序员是被公司“害死”的。

但事实是，那个程序员和公司，是一对合作伙伴。公司出钱、出平台、出资源；程序员出技术、出时间。他们通过合作，服务于消费者，创造了利润，程序员拿走了属于他的那一份高薪，公司拿走了属于它的那份利润。

在这个过程里，肯定有摩擦，有压力，甚至有不幸的意外。

但是，这绝不是什么阶级压迫。这是两个理性的经济主体，在资源稀缺的世界里，为了各自的利益，达成的一种精密协作。

搞阶级对立结果是什么？

它在告诉所有的年轻人：你不需要为自己负责。你混得不好，你身体不好，你心情不好，都是老板的错，都是资本的错。

这种毒素一旦入脑，一个人就废了。他会变成一个只会抱怨、只会索赔、永远长不大的巨婴。

他会失去在这个竞争激烈的社会里生存下去的最重要的能力——自我负责的能力。

四）为什么他能成功？

既然这种煽动对立的逻辑这么经不起推敲，为什么我们的媒体上还是充斥着这种文章？为什么大众还是这么容易被点燃？为什么这些记者能一次又一次地得手？

这背后，是不是有一个更为庞大的、全球性的“操纵产业”在运作？

事实就是，这不仅仅是一个记者的坏，这是一个全球性的“仇恨制造产业”。

如果你看看全球的新闻，就会发现，这类报道根本不是什么原创。它只是在拙劣地模仿西方某些媒体已经玩烂了的套路。这个套路，有着非常精密的工业化流程：“完美的受害者筛选”、“巨大的反差构建”、“悲情细节的武器化”。

这种模式在西方被称为“进步主义叙事”或“身份政治博弈”。在这一套精密算法的加持下，真相不再重要，重要的是“立场”和“流量”。

这种“人血馒头”的生意，西方媒体早已是教父级别。

我们可以看看2019年美国的“考文顿天主教高中事件”。当时，一段短视频在社交媒体疯传：一个戴着“让美国再次伟大”帽子的白人高中生尼克·桑德曼，对着一名敲鼓的美国原住民老人露出“轻蔑”的微笑。

那一刻，全美媒体沸腾了。从《纽约时报》到CNN，所有的记者都像闻到了血腥味的鲨鱼，迅速启动了流水线：

**饱经风霜的少数族裔老人（完美受害者）。**代表“特权”和“种族主义”的白人青少年（完美反派）。

最后完成反差构建： 媒体强调老人的悲惨身世与学生优渥家庭背景的对比。

结果呢？这种煽动引发了全美范围的网暴。那个少年收到了无数死亡威胁，全家被迫搬离。然而事实真相是：完整的长视频显示，是老人主动挑衅并冲向人群。

媒体利用剪辑后的“悲情细节”，让读者的理性大脑瞬间宕机。最终，虽然CNN等媒体赔付了巨额和解金，但社会裂痕已经造成：白人与少数族裔、保守派与自由派之间的仇恨，被彻底点燃了。

为什么记者要制造冲突？因为愤怒是传播力最强的情绪。

在劳资关系领域，这种煽动正在制造灾难。我们再看一个全世界左翼都在进行的关于“外卖骑手与零工经济”的全球性讨伐。

西方媒体曾大规模报道 Uber、Deliveroo 等平台的“系统恶政”。

他们选取的角度和这位报道程序员的记者如出一辙：一边是市值千亿的硅谷巨头，一边是在雨中摔倒、为了五英镑而挣扎的单亲爸爸。

这种叙事直接导致了加州出台了臭名昭著的 AB5法案。这项法案原本打着“保护劳动者”的旗号，强迫平台将自由职业者转为正式员工。结果呢？

许多需要灵活时间的底层人失去了唯一的收入来源，因为公司付不起高额的强制福利。

消费者支付的费用上升，服务质量下降。西方发达国家的很多人根本打不起车。

最终导致社会合作断裂， 平台与个人之间原本互利的协作关系，变成了法庭上的敌对关系。

这正是我们担心的结局。

当媒体用“8.67亿利润”和“程序员之死”进行强制挂钩时，他们实际上是在要求一种“自杀式”的管制。

如果法律被这种情绪所绑架，出台了违背市场规律的限制，最后的结果只有一个了，那就是老板不敢雇人，员工找不到活。

这种叙事模式下，社会不再是相互成就的有机体，而是一个由于“相对剥夺感”而沸腾的火药桶。这种环境引发了全球性的“管制竞赛”。

为了应对媒体煽动的民粹压力，政府往往不得不介入本该由市场决定的私人领域。在欧洲，繁冗的劳动法规已经让初创公司失去了创新的动力；在美国，身份政治的审查让企业招聘不再看重能力，而是看重“政治正确”的标签。

这些国家正在经历的，正是我们正在面临的：由坏媒体主导的、对社会资本的疯狂掠夺。

这二三十年来，中国的官媒记者们，是最坏的一批人，他们经常在利用你的同情心，来让你的理智短路。

这时候，记者哪怕塞给你一堆狗屎一样的逻辑，你也吃得津津有味。。

为什么这些记者要这么干？他们图什么？

答案非常庸俗，但也非常真实。图流量。

在今天的互联网生态里，有一条看不见的铁律，那就是：愤怒是传播力最强的情绪。

有研究表明，一条带有强烈愤怒情绪的内容，它的传播速度是普通内容的六倍以上。

媒体行业早就竞争激烈了。正正经经讲道理没人听，心平气和摆事实没人看。那怎么办？只有制造冲突。

如果没有冲突，那就制造冲突。

在劳资关系这个领域，制造冲突是最容易的。因为每个人都要工作，每个人都有老板，每个人都有委屈。

所以，这个记者，还有无数像他一样的媒体从业者，他们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情绪加工厂”的流水线工人。

他们的原材料，是社会上的不幸事件。他们的加工工艺，就是我们刚才分析的那些煽动手法。他们的产成品，就是一篇篇让你热血上涌、让你在朋友圈疯狂转发的爆款文章。

而他们的盈利模式，就是收割你在愤怒中贡献的点击量，以及随之而来的广告费。

你看，这哪里是什么为民请命？这分明就是人血馒头生意。

他们打着关怀弱者的旗号，实际上是在消费弱者。他们把那个程序员的尸体，当成了换取流量的柴火。

官媒的大量记者转行做自媒体了，继续煽动。

还有无数新自媒体，正在有样学样，天天制造对立、煽动仇恨。无它。为了流量。

更可怕的是，这种生意模式，正在对我们的社会造成不可逆转的伤害。

这种伤害，不仅仅是让一家好公司背上骂名，也不仅仅是让老板们寒心。真正的伤害在于，它在摧毁我们这个社会最宝贵的东西，也就是信任。

也就是基于分工和交换的社会合作秩序。

试想一下，如果这种煽动性的文章成为了主流，如果每个人都信了记者的鬼话，认为所有的老板都是吸血鬼，所有的加班都是谋杀，所有的交易都是剥削，那这个社会会变成什么样？

会变成一个互害的社会。

老板会把员工当贼防着，员工会把老板当仇人盯着。

房主不敢雇人，因为怕赔不起。

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是交易费用的无限上升。是经济活力的彻底窒息。

我们常说，信心比黄金更重要。其实，自负其责的合作机制比信心更重要。

而这些坏记者，他们就是信任的粉碎机。

他们每写一篇这样的文章，就是在社会的信任大厦上拆掉一块砖。

他们让本该和谐的市场关系，变成了势不两立的所谓的劳资冲突。

他们把我们本来可以通过契约解决的问题，变成了只能通过斗争来解决。

这才是最大的恶。

你想做一个独立思考，有理性有逻辑的人，还是甘愿你的情绪被人操纵？这个是由自己来选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