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有一个扎心的真相：在种姓奴役制度、阶级压迫制度消灭许多年以后，一种新型的阶层等级制在世界各国改头换面出现，并以合法的、平等的、人道的等高尚的面目出现。

它导致了当今世界各国充斥国内冲突、经济衰退，并走向道德溃败。

只要你对现实社会有基本的感知力，只要你不是立场为先而秉持客观，去查查现在的法条和规定，就会看到一个悲哀的事实：在工业革命和“从身份到契约”运动发展了几百年之后的今天，无论中外，对商人群体的歧视是制度性的，并且被写进了实在法之中，甚至会将这种会商人阶层的系统性、法律性歧视当作文明加以宣扬。

这一点在劳动领域尤为突出。

比如八小时工作制。若你是老板，跟员工自愿达成一个协议，每天工作九小时。一旦被查，那么在法律上，你就违法了，在道德上，你会被攻击为黑心资本家。但是劳动者是没有啥事的。然而，这明明是双方自愿签订的契约。民事法律关系的基本原则是意思自治和自愿，这照样是写在法条上的。如果这个原则可以以某种“高尚”的名义被突破，那这个“原则”就不成其为原则。

比如最低工资法。工资高低，并不是老板单方面决定的，而是“非个人因素”即市场供求关系、千千万万人的主观估值和边际效用决定的；一个劳动者的工资率高低，最终取决于他的边际生产力的折现。那么如果你雇佣一个劳动者，双方自愿一个月2000，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2500。你为低技能的劳动者提供了工作岗位。但是很不幸，你又违法了，会被处罚，甚至会被扣上剥削童工、残障人士的大帽子。但是劳动者也没有啥事。

女职工生娃了，那娃又不是你的，可是你需要用自己的资金为她支付休假期间的工资，还要不断地延长她的产假。她要是接二连三地生，你就会赔的不剩底裤。在这种法律制度下，你不审查她到底有没有生育是不可能的，可是你一旦审查了，就又会被扣上歧视女性的大帽子。

员工在上班的路上出交通事故了，你也要负责任。这叫“转承责任理论”。法学家们一本正经地说，劳动者是为了给你上班，而出了车祸的，你是从员工上班中受益的，所以你要负责。这帮法学家就是文盲。劳动者上班是为了企业家吗？当然是为他自己。雇员上班有利于雇主吗？当然是双方有利，否则就不会有雇佣关系。你只需要将逻辑推演到极致，就会发现这种理论有多荒谬：我要去楼下小卖部买包烟，或者我要把我家里种的蔬菜拿到市场上卖给张三，结果在路上摔了一跤骨折了，那么应当由小卖部老板负责，或者由张三负责！所以这帮法学家就是明目张胆地欺负老板，原因在于，他们认为老板是一个强势的存在，让他承担责任能够做到息事宁人，这个时候就不要讲什么正义法则了。这是法学家吗？这就是混账。

你的公司，是你的财产，想招谁就招谁，一切以服从于利润目标——最终意义上是服从于消费者的偏好。但是法律要求你必须雇佣残疾人士、黑人、LGBT、女性，为他们设置固定的配额，否则就会被罚款，并被扣上歧视的帽子。也就是说，劳动者是可以自由地出卖劳动力的，但是你作为老板，是不能自由地雇佣的，法律强制你雇佣本不想雇佣的人。至于你雇佣这些人后，破产了，他们是不会退你工资的，也不会有人负责的。

解雇，更是不自由的，比登天都难。要赔一大笔钱，到仲裁和司法机构，你要是当老板还指望说理、并最终指望能赢，那你就做梦吧。

你要是不交社保，哪怕你跟员工说好了，社保我直接发给你，员工也有这样的要求——其实那都是劳动者的钱，因为在老板的成本账上，雇佣一个劳动者是多少钱，就包括了为了雇佣你而花费的一切支出——那也不行。它在法律上是无效的，员工一告一个准。他可以出尔反尔甚至敲诈，你只能忍气吞声，又额外再交。

你跟雇员达成了工资待遇的协议，他们在你的工厂上班，现在他们成立或者加入了一个工会，工会直接撕毁协议，要求你支付工资上涨20%，否则就是剥削。你不同意，要解雇他们。他们就开始围攻、打砸你的工厂。有人愿意以较低的工资率上班，你想招录他们是不可能的，他会被作为工贼、内奸被纠察队暴揍一顿。也就是说，你只能雇佣这些工会成员，并且给他们涨工资。你报警，警察来了，不会追究这些人违背自由契约精神和破坏他人的财产，而是袖手旁观，并且对你说：你扰乱了公共秩序。总统也来了，但他不是来解救你的，而是拿着高音喇叭喊：我永远站在工人一边。你打死也想不明白：不管是拜登还是特朗普，在这个问题上为什么高度一致，他们为什么都选择站在犯罪分子一边？

如此等等，不胜枚举。

这些问题是非常严重的、原则性的问题，是会导致世界崩坏的问题。可是悲哀的是，大家都已经习以为常；无数知识分子居然将这些做法作为文明的象征加以宣扬，谁要是反对这些做法，知识领袖马上暴跳如雷，立即放弃了论证，而是进行道德攻击：指责反对者冷血、阴暗和“奥斯维辛派”。

如果你意识不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当年美国把黑人当3/4个人，种族隔离时期的南非将黑人当成二等公民，他们与白人的权利截然不同，上法庭也是必败的——甚至根本就不被允许上法庭，那是被全世界口诛笔伐的。

对商人老板的歧视，和对黑人的歧视，并没有任何本质区别，都是对社会中的特定群体进行区别对待，并以强制力保障其实施。

社会生活中的歧视，是无处不在的，它无非就是选择交换对象。但那不涉及强制，没有产权侵犯，是自由范畴；而且，它总是民间行为，总是有隐秘的特征。但是全世界都几乎一致地直接放弃产权和契约原则，从法律层面系统性公开歧视一个特定群体，把他们直接降为二等公民，这就非常严重了，号称文明的当今世界，连装都不想装了。

设想一下，假如现在某个国家出台一条法令，对哲学家群体、工程师群体进行歧视性对待，或者，把逻辑推演到极致，对具备某一共同特征的群体，例如红头发的群体、单眼皮的群体、信奉新教的群体、雅利安血统不纯的群体进行公开歧视，那世界舆论岂不是炸了锅？然而，对企业家群体的公开制度性歧视，却赤裸裸地进行，大家反倒拍手叫好，这不是咄咄怪事吗？

为了贯彻这种歧视性的法律，不惜违背民商法的基本原则——平等主体、意思自治、自愿契约和诚实信用——这就更是丧心病狂了。当原则都可以突破的时候，还有什么不能做呢？

但千万也不要为此大惊小怪，实际上，利维坦这个建构，不光是对老板，实际上是对社会上最优秀、最聪慧的群体实施系统性歧视、发动系统性攻击的制度设计。

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什么样的政治体制，也毫无例外。

彭信威先生讲了这样一段话：

当时并不是完全没有经济问题。其实每个时代都是有经济问题的。**不过向来从事生产的人，都是社会上地位很低的人，所以不论中国和外国，在古代总是把经济活动置于其他活动之下。**一般知识分子，甚至认为讨论这种问题，有失他们的身份。中国在汉以前，虽然没有轻商的明令，但商人的地位一向是卑下的。阳虎就说过“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 的话；希腊的柏拉图说了完全相同的话。他说：富足同幸福是不两立的，富人不可能是善人，因为他的财富的一部分，得来和使用一定不正当。可见当时自命为正人君子的人对于财富的轻视。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

知识阶层引领了社会思想潮流，并形成了普遍观念。在这样的观念环境下，商人阶层从来都是被制度性歧视的对象，中国有士农工商的等级排序，欧洲有威尼斯商人、有劳动价值论把商人视为寄生性存在。

不难想象，这样的普遍观念，就不可能有财富的生产。这就是古代社会直到工业革命这场思想革命之前，民众生活水平一直在低水平徘徊、始终难以逃脱马尔萨斯陷阱的终极原因。当财富创造不但是一种法律上的犯罪，而且是一种道德上的污点，活该人们永远受穷。难怪罗斯巴德和霍普后来都倾心于研究什么样的文化更加有利于经济繁荣这个宏大的主题。

吊诡的一点是：那些不事生产的知识阶层、食税阶层，居然会认为，由于自己不从事商业活动，由此没有利益的牵绊，所以就会客观中立，并且更具长远眼光。因此可以指导商人的经济活动。再也没有比这更加荒谬的理论了。

古今中外，但凡是那些头脑灵活、思维敏捷、善于发现市场中的不均衡现象、由此调配资源组织生产满足他人需求的人，也就是造福大众最多的资本家-企业家，从来都是法律上备受歧视的对象。他们随时面临被没收家产、家破人亡的终极威胁，他们经常被迫背井离乡。

当今西方民主制度下，则更加放大了这种罚勤奖懒、罚优奖劣的制度机制。当发放福利养懒汉能让更多的人依附于体制，成为政客的稳定票仓，那么政客就必然发放更多的福利；当剥夺生产力强的少数人群，能够照顾生产力低下的多数人群，由此为自己赢得选票，那为什么不狠狠地将屠刀挥向富人呢？在政客的眼中，烂人的一票与好人的一票，有什么区别？所以要那些好人有什么用呢？他们跑了对自己有什么损失呢？

所以西方民主制度开启了广泛的逆淘汰进程，谁越是勤奋、越是聪慧、越是会造福大众、越是愿意做个规规矩矩的好人，谁就越是在法律和制度上被歧视。它最终会造成人类智力和思想文化的退化。

看看欧洲各国的所得税、遗产税吧。谁收入高，就适用更高的歧视性、惩罚性、甚至没收性税率。富人就是税法上的二等公民。说好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呢？在市场中，收入高的原因很简单，那就是他的商品和服务能够更好地满足大众需求，他的高收入，是消费者金钱投票的结果，是社会大众授权让他收入高的。结果是，这些最会服务大众的人，受到了剥夺财产最多的惩罚，美其名曰“社会公平正义”。欧洲这种制度，就是对企业家精神和服务大众精神，对富裕生活的系统性宣战，它除了导致富人的逃离、资本的撤离、生产的萎缩、财富的减少、即贫穷之外，不会有其他结果。

社会中最优秀的群体被歧视、被打压、成为二等公民，还表现在对那些最具独立思考精神、最不媚世俗、最具批判精神、勇敢挑战权威的知识分子身上。

米塞斯、罗斯巴德，系统性地被制度打压，为“主流”所不容。只要他们愿意稍微做出妥协，就可以在大把的一流大学和体制内谋得教职或者一官半职，可是他们坚守了底线与真理，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他们的遭遇不必多言，我们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悲情境遇和人设而同情他们，而是因为他们的理论足够一致和诚实而信服他们。

世界各国的历史上，因为其理论挑战了权威而遭受打压的人类精英俯拾皆是。他们已经连二等公民都当不上了，而是被视为犯罪分子。仅仅因为说出真话，或者他们的思想观念超前于时代，就会面临牢狱之灾，被流放，甚至付出生命代价；而那些扯下弥天大谎、造成亿万人死亡的人，却备极哀荣。

其原因其实并不复杂，这就是一切利维坦的本质啊。古今中外，高级种姓阶层最怕的，不是别的，就是那些最优秀和智慧的头脑。他们传播自由的观念、质疑过往的成规、揭露卑劣的谎言、论证权力的本质、还原历史的真相。而利维坦的存续，恰恰必须依靠谎言支撑。二者天然是死敌。必须对社会中最有思想、最具生产力的人群发动系统性攻击，甚至肉体消灭他们，才能除掉心头大患。因为利维坦希望自己面对的是蚁群和工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