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斯特亚特·穆勒将归纳定义为：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用以推断的思维过程在一种或者集中特定情况下是正确的，那么它在与这些情况相类似的所有情况下都将是正确的。换句话说，归纳就是这样一个过程，通过它我们得出如果对某些个体而言是正确的，那么对整体而言都是正确的这样一个结论，或者说，某些时候正确的东西将会在任何时候的类似情形中都是正确的。

这个定义，是诚实的。经验主义的归纳法，就是这样。

归纳法的特征是一个从特殊到一般、从个别事实到普遍规律、从具体到抽象的过程。约翰·埃利奥特·凯尔恩斯说：但是许多权威学者经常使用的意思却比这宽泛得多——在探知这些规律后，如何运用这些规律得到结果。这个时候，归纳法并不是演绎法的恰当反义词。

经验主义的归纳法，被弗朗西斯·培根发扬光大，变成了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并视为唯一的科学方法，是一次人类巨大的哲学暴乱和智力倒退。亚里士多德早就说过，知识分三类：一是经验，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动物都有；二是技艺，知其所以然，是功利的；三是科学，一种自我推演的知识，即逻辑演绎，这才是高级的智慧和科学的内涵。

经验主义的归纳法，是很容易被证伪的，而且也无法得出最终的结论，它最多只是近似的、现在可能是正确的。发现的天鹅都是白色的，然而只要发现一只黑天鹅，“所有天鹅都是白色”这个假设就被证伪了；从公鸡打鸣后天就亮，发现了公鸡打鸣可能是天亮的原因；地球是平的，各种天体叠床架屋存在；同时喝下了抗生素和童子尿，然后炎症消了，所以抗生素和童子尿要配比喝……这些实证经验主义的方法，都很容易被证伪。它一点都不科学。

实际上还有一个问题：即便承认归纳法是正确的，仍然存在一个更加根本的问题：你在用什么方法归纳？你必然是先有理论，才能去归纳。否则那些经验事实不过是一堆乱麻。

把这种经验主义的归纳法和可证伪法运用到社会科学领域，则更是一场智力灾难。

约翰·埃利奥特·凯尔恩斯在《政治经济学的特征和逻辑方法》中指出：

大多数人都认为观察和实验相结合的归纳，是研究经济学的正确路径。去收集相关数据，观察各种现象。但是经济学是推理和研究中必须处理的最复杂的现象，这些现象是各种因素相互影响、共同作用、强化、抵消而产生的结果，并以不同的方式改变彼此。

经济现象都是多因一果，同时发生和前后顺序不等于因果关系，通过收集数据和观察经验现象，是无法发现规律的。例如供需关系影响价格问题的著名的“吉芬商品悖论”。正因此，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是想象建构，将各类因素排除，抽离出关键的因果关系。在物质科学中，实验时必须确保某些条件保持不变。经济学无法进行受控实验，因此必须使用想象建构的办法。运用这个办法必须非常谨慎，否则就会把想象建构当成现实和实体，犯下概念实在化的可悲错误。无数新古典经济学家就是把瓦尔拉斯一般均衡作为一种实在，而倒在了经济科学真理的大门前。

凯尔恩斯说：如果他只进行归纳，那么他也许直到世界末日都不会得出丝毫有价值的结论。曾经用这种方法发现的经济学或社会学真理，没有一个值得称作科学，并且可以肯定地说，未来也不会有。

凯尔恩斯认为在经济学科领域无法使用物质科学中的实验，并不是一项劣势，因为经济科学有它特定的办法，来弥补这一“劣势”。他由此说了一段非常深刻的话：

**有一点值得注意，把归纳法作为物质研究的路径，其必要性完全源于人类对基本的物质原理没有直接认识这一事实。**而经济学家们是在掌握一些基本原因的知识后才开始研究，在其事业之初，他就已经处在物理学家经过几十年艰苦研究才得来的位置上。

因此，经济学家在其研究之初，可能被认为已经掌握了调节现象的一些基本原理，这些现象构成了经济学家的研究主题；而在物质研究中发现这些基本原理是研究者最艰巨的任务。

因为政治经济学的前提假设就是其他学科分支的结论和近似现象。每一个投身于任何事业的人都知道促使自己这么做的动机是什么。不管出于什么目的，他知道自己这样做实在渴望拥有财富；根据他的智慧，他知道自己要选择从最短的路径到达终点；如果没有人为的干扰，他会从最廉价的市场买来他需要的原料，然后以最高的价格卖掉他所生产的产品。每个人都知道，在选择一项事业时，如果其他方面的优势等同，他会选择相对于所处付出的代价来说，能够获得最大比例报酬的事业。或者说，在寻找一项他意识到的投资时，在安全性相同的情况下，他会选择收益率最高的股票。对于政治经济学的物质前提及精神假设而言，我们已经完全独立于物质科学的基本原理得以确立的那些精确的归纳过程了。

这段话的核心意思，也被米塞斯在《货币方法市场过程》中引用：**经济学家在研究之初，就掌握了其研究对象的终极规律。**即人的行动有目的。

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恰恰是从抽象到具体，从一般到特殊，从普遍规律到个性化事件。

凯尔恩斯和亚里士多德一样，对经验主义的归纳法和证伪法嗤之以鼻。他说：归纳是初级的，通过演绎推理，中级原理才会出现；命题只能通过智慧建立起来，它不是任何实际经验的陈述。

凯尔恩斯对把经验主义的可证伪性作为检验经济学原理的方法进行了严厉批评：经济理论不是关于经济现象次序的探讨，我们不能仅凭对这些现象的记录就对其加以确立或反驳，也就是说，不能仅凭相关工业活动的统计或文献资料就对其加以确立或反驳。但是，由于经济理论反映了从在一定物质条件下运行的人类天性的原理中所归纳出来的一种趋势，因此它只有在证明这些原理和条件存在，这一趋势是从这些论据中得到的必然结果时，才能够被确立。如果它被质疑，要么是这些原理或条件被假定为不存在，要么是这一趋势不是从这些假设中得到的必然结果，只有这时，它才能被反驳。因此，在经济推理中，假定论证过程的逻辑部分是合理的，那么最终在任何情况下都需借助于人的意识或某些外部事实即某些物质规律或精神规律。实际上，这已经是一种论据，证明政治经济学的所有原理都可以看作是已经被确立，被认可的学说。政治经济学的所有原理都可以看做是一个争论主题，在众多杰出学者的耕耘下，那些有争议的问题最终会越来越少。

凯尔恩斯还对人们认为物质科学采用的是归纳法和可证伪的方法，进行了反驳。在一个表现了其渊博知识、顶级学术水准和非常有意思的段落中，他写道：

通过应用演绎推理，大量连接高级原理与经验事实的形式存在的中级原理等重大发现很快就会硕果累累。因此，尽管阿基米德和古人们做了很多（经验性的工作），但是在伽利略及其同时代人建立了主要的力学原理以前，力学的发展进程依旧十分缓慢；但是一旦力学原理被牢牢掌握，并将演绎法应用于由此获得的前提假设中，流体静力学和气体动力学及所有包括在基本原理中的众多小发现便都接踵而来了。

万有引力定律的发现，是牛顿主要通过演绎法，从伽利略的发现提供的前提假设中得出的。万有引力定律在双重意义上说明了演绎法的效力，因此它立即成为了最有效的成果及源泉。这是一种从动力学规律而来的对行星运动现象进行解释的演绎；并且，一旦建立起来，演绎便成为一种伟大的普遍原理，总是与观察得到的数据相联系，通过它，天文学中后来的所有发现就这样得出了。

苹果没有砸牛顿的脑袋，万有引力定律，当然也不是牛顿被苹果砸到以后出现的，也不是通过无数反复的实验来总结的。天体运行，你怎么实验？它就是演绎推理的结果。

即使在物质科学领域，演绎推理也始终居于核心地位；更不用说在无法进行受控试验和没有常数的人类行动领域。

也许，我们不需要举经济学原理不能适用经验主义的归纳法和可证伪的例子了。举例，只是为了说明原理，是帮助那些没有受过逻辑训练的人理解的工具，纯粹的逻辑演绎，才是最有力量的。凯尔恩斯用一句话，就完成了对那些可证伪的方法和拙劣的经验主义者、实证主义者的致命一击：

万有引力不会因为摩擦力的作用能够抵消其力量而失效。

我不懂哲学，也不懂认识论和方法论，但是我一直认为，不可以用经验主义、实证主义和可证伪性来证明经济学原理，并不难明白。

例如一国一直在扩张货币供应量，但是经济还在一直增长，如果你采用实证主义的方法，收集一大堆数据资料，认为通胀有利于经济进步，并由此来证伪经济学关于扩张信贷将扭曲资本结构、毁灭储蓄、引发商业周期的基本原理，这不是胡言乱语吗？经济现象总是多因一果，当通胀造成的资本毁灭小于市场积累资本的速度，当然会出现通胀与经济进步同时发生的现象。这否定了经济学关于货币通胀的基本原理了吗？当然没有。这又什么难理解的呢？

再比如基础的货币数量论，当货币供应量增加，假定货币需求不变，那么必然引发货币购买力下降，价格上升。你说货币供应量增加了，但是价格却下降了，这能证伪货币数量论吗？当然不能。你忽视了货币需求问题，即前提条件，也忽视了生产力进步导致供给扩大的因素。这也没什么难理解的。

再比如更著名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戴维·卡德，收集了大量数据资料，进行比较分析，证明了最低工资法有利于安排就业和经济进步。这种拙劣的错误令人不忍直视。最低工资法将导致那些劳动边际生产力较低、无法创造对应的折现边际价值产品（DMVP）的劳动者被解雇，或者自始至终得不到雇佣，制造“制度性失业”。这个原理是颠扑不破的，这只不过是价格管制理论的一个特殊应用——你要价太高，就无法出清。洋洋自得地认为自己通过实证研究证伪了这个基本原理，是非常可笑的，这将使他失去严肃经济学家的声誉，他今后的研究将不值得被重视和批判。

试想：如果那些受到最低工资法影响的人都移居到另一个地方了呢，你看到的就是“方圆二十公里没穷人”；如果市场工资率是每月5000，最低工资法规定是每月3000呢；如果一地相对于另一地的资本积累较为雄厚，市场工资率本来就较高，因此规定的最低工资也较高呢；中国有最低工资法，朝鲜没有，中国经济比朝鲜发达得多，能不能证明最低工资法有利于经济进步呢？能不能把现象当成原因呢？

荒唐至极。

所以我一直认为，经济学不能采用实证的、经验的、可证伪的方法来研究，并不复杂，只要稍有点逻辑思维能力和认识到多因一果，就能理解大概。一直把那些个性化的统计因素，用来反对经济学原理，是不得要领的。当我们说产权三原则和互不侵犯公理时，你说世界上到处都是抢劫和霸凌；当我们说同性恋时间偏好高，你说我是同性恋，时间偏好就不高……这构成对经济学原理的反驳了吗？没有。这实际上是牛头不对马嘴。

但是为什么这种方法却在经济学领域大行其道呢？

因为实证主义不仅是经济学的敌人，也是干预主义的帮凶。因为干预主义的政策需要科学的伪装，以获得大众的支持，而这种伪装正是实证主义可以提供的。

凯恩斯是这样做的，弗里德曼是这样做的，美联储的几百位经济学家是这样做的，戴维·卡德也是这样做的，至于那些急于上位、沽名钓誉的小喽啰们，也是这样做的，最近的网络上见到不少，要增加赤字的，要通过财政政策扩大投资安排就业的，要发几万亿钞票的，要把农民养老金提高到1000的，要发钱鼓励生育的，要设立创业投资基金的，要刺激消费的……想想看，这些呼吁，都指向了什么？指向了权力的扩张。那正是政府喜闻乐见的。

从经济学家的影响力来说，这些实证主义的经济学家成为政客们的座上宾，帮助他们规划社会和干预经济，由此与政治实现了完美的结盟：王冠与祭坛的联盟，成为统治者的忠实盟友，进而享受税金的持久资助，变得衣食无忧。因此的确是“富有成效”的。然而这仅是经济学家职业共同体的荣耀，并不是经济学本身的荣耀，经济学家变成了“国王的知识卫队”，御用的肉喇叭，皓首穷经为干预寻找理由。

也正因此，当米塞斯和罗斯巴德反对实证主义和数理经济学家的时候，就变成了经济学家共同体的敌人，因为那就是在摧毁他们的饭碗。这些人就只能将米塞斯和罗斯巴德打成老顽固、蒙昧、极端分子，将运用演绎推理的方法研究经济学这一悠久的传统视为**“一个垂死传统的最后挣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