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权主义的恶性循环

原创 kurt 李诗野

摘 要

作为一个被广为探讨的话题，诸多伟大的哲学家对极权主义做出了不同层面的拆解分析，其中比较典型的是两种层面：权力层面和个体层面。前者通常着眼于分析权力、社会对人的塑造、规训、压迫，而后者则通常着眼于个体的心理层面，例如个体对群体的渴望、对责任的逃避。这两个层面的分析都非常精准，但通常被当作完全不同的层面去研究，本文试图将这两者置于同一平面上，研究它们之间的关系和相互作用，这一平面并不是本体论层面，而是更加现实的层面。社会的规训和个体的心理这两个方面都是现实中能够观察到的现象，在脱离形而上学的“陷阱”之后，我们更能够看到这两个方面的密切关联，看到这两者之间的相互促进、相互依存。

**关键词：**极权主义；逃避自由；权力话语；解构主义

Abstract

As a widely discussed topic, many great philosophers have analyzed totalitarianism at different levels of dismantling, of which two levels are more typical: the power level and the individual level. The former usually focuses on analyzing the shaping, disciplining, and oppression of people by power and society, while the latter usually focuses on the psychological level of the individual, such as the individual’s longing for the group and avoidance of responsibility. Both levels are analyzed with great precision, but they are usually studied as completely different level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place both on the same plane and to study their relations and interactions, a plane that is not ontological, but more realistic. The two aspects of social discipline and individual psychology are both phenomena that can be observed in reality, and after leaving the “trap” of metaphysics, we are more able to see the clos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se two aspects, and the mutual promotion and interdependence of these two aspects.

Key words**:** totalitarianism; escape from freedom; power discourse; deconstructionism

目 录

摘 要

Abstract

第一章极权统治对人的塑造和压制

第二章“逃避自由”

第三章 塑造和逃避的“恶性循环”

第一节 恶性循环

第二节 相互依存的塑造和逃避

结语

第一章 极权统治对人的塑造和压制

极权主义并不具有一个稳定的意涵，其具有多种表现形式，最典型的两种形式，一种是高压统治，一种是制造“愚民”。这两种形式在经典的虚构文学中分别有所体现，前者的代表是《1984》，后者的代表则是《美丽新世界》。人们通常将这两中形式理解为一种是压制，另一种是塑造，但事实上，在极权主义中，压制和塑造似乎总是密不可分的一个对子。

极权主义由权力而来，不论采用何种形式，其本质就是权力的巨大集中，史蒂芬卢克斯曾将权力分为三个维度：

1.作出决策的权力，也就是将自己的意愿强加在别人之上的权力，这也是韦伯曾使用的权力概念的意涵。

2.议程设置的权力，这让掌权者有能力使某些选项根本不被提上议程。

3.塑造他人意愿和想法的权力。让他人接受甚至喜好有损自身利益之物的权力。

史蒂芬的这一区分非常具有启发意义，但权力并不能清晰地被区分开，因为前两个维度的权力同样具有塑造作用。正如福柯和巴特勒所指出的，权力通过话语体系生产出主体。在福柯这里，权力的概念是泛化的，他不仅仅指的是传统意义上的行政权力/政府权力，福柯指的是，无论在人与人之间的言语交往关系中，还是在恋爱的、制度的或经济的关系中，一个人总是想方设法操控另一个人的行为，因而权力都始终在场。这一权力的泛化是通过话语的泛化体现的，当然，泛化的话语体系也包含史蒂芬所指出的三个维度的权力。因此，塑造不仅仅体现在某一个权力维度当中，例如让他人接受甚至喜好有损自身利益之物的权力，事实上，塑造始终伴随着权力，体现在权力的每个维度和每种作用方式当中。

塑造为何始终伴随权力？原因其实在于没有塑造，权力无法形成。阿尔都塞在阐述“召唤”理论时举过一个著名的例子：某人在街上行走，身后有警察大叫“喂，那边的人！”那人回头，认定警察叫的是自己，从此成为了被权力所召唤/塑造出来的主体。这个故事希望表达的是，我们的身份、“我”本身是被权力、通过语言塑造、生产的，但更深一步地去思考，其实权力本身也是通过这个过程建立起来的。在这个故事中，被塑造的不只是应答的那个人，还有发出召唤的那个权力，也就是那个警察。当这个警察发出召唤的时候，权力并没有单纯通过这一召唤就建立起来，只有在被召唤的人作出相应的应答之后，权力才得到了体现，从而被成功地建构起来。这是一个召唤和应答的双向过程，应答的主体和召唤的主体，也就是权利的主体和客体都是在这一过程中、通过这一过程被制造出来的。

权力的塑造可能导致个体自我审查和思想控制。个体可能在社会期望和权威的影响下，自我限制言论和行为，以符合权力所定义的规范。这种思想控制可能阻碍创新、多样性和个人表达自由。

但塑造并不能概括极权统治的全部，例如在高压统治的极权主义中，压制是与塑造密不可分的。极权主义制造了一种“框架”，通过排除异己，这种框架得以形成，它要求所有人服从一个统一的、稳定的社会框架，否则，就会被框架排除在外。在这一过程中，极权主义一方面塑造着主体，另一方面压制和排除与规范不符的部分。需要指出，这里之所以使用“部分”，而不是“主体”，是因为极权主义不仅仅压制和排除某些主体，事实上，对于那些看似符合规范的主体，权力也压制和排除了他/她们的某些部分，“削足适履”，使其能够符合规范。某种社会框架的形成不可避免的涉及到压制和塑造两个方面，因此，即使在通常被认为完全是塑造形式的极权主义中，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压制。

第二章 “逃避自由”

弗洛姆在其经典著作《逃避自由》中犀利地指出，极权主义产生的深层原因是人们会“逃避自己的自由”。因为人们具有逃避责任的倾向，置身于群体之中可以使人们逃避作为个体所需要承担的责任，通过让群体为自己做选择，从而让群体为自己承担责任。很多其他哲学家也具有类似的观点，例如西美尔曾精准地指出：在模仿中，群体负载着个体。群体简单地把自己的行为方式交付给个体，使他免于选择的折磨，摆脱对同一选择的个人责任。波伏娃也曾说过，愚蠢的人在逃避自由的过程中拒绝对他自己的生活负责。

但使人们逃避自由的原因并不仅仅是对责任的逃避，背后的成因或许是更为复杂的。例如懒惰和胆怯，思考、行动和改变无疑是艰苦的，一方面，人们往往惰于思考和行动，另一方面，人们会恐惧自己的思想，恐惧与他人不同，也会恐惧改变的艰苦，尼采清晰地意识到了这两个方面，并指出：人们是懒惰甚于胆怯，最害怕的就是那种无条件的和赤裸的诚实所带来的负担。

在本体论层面，也有很多哲学家曾指出过人独自面对世界的巨大压力，这些压力都可能会导致人们渴望置身群体之中。例如某种根本上的“无意义”：因为死亡，人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没有结果，正如加缪所指出的，人所能做的全部就如西西弗斯推石头，而置身于群体之中、用群体的意义感取代自我的意义，能够让人感受到一些超越性的、在死亡之外或之后的意义感，因此能够部分缓解或麻醉死亡带来的“一切都终结了”的冲击。世界的不确定性：人倾向于追求某种确定性，这也是启蒙运动传统中试图克服自然的深层驱动，人们试图通过哲学和自然科学获得某种确定性，同样的，人们也试图通过群体中的组织、系统获得一些确定性，但世界的不确定性并不随人的意志所改变，自然科学至今的发展证明了世界的不可测量、不可预测性，世界是人无法掌控的，正因此人也会产生对未来的恐惧，这种恐惧以及在独自面对世界时与世界悬殊的力量差距，也会使人想要逃避这种境况。

在本体论层面和心理层面的多重因素共同作用之下，个体很容易趋向于逃避自己的自由，渴望置身于“安全”的群体之中，逃避独自承受巨大的压力。这当然很容易导向极权主义，极权统治可以轻易地利用这一点，制造出两种盲目的群体：狂热的和沉默的。个体对自由的逃避往往导致群体行为和社会动态的变化。群体可能出现从沉默的大多数到狂热的支持者的转变，或者出现对权威的过度依赖和盲从。这种群体行为可能为权力的滥用和扩张创造条件，加剧社会的不平等和冲突，当人们逃避自由并追求群体认同时，他们往往会放弃独立思考和个人价值观。这种放弃个体思考的趋势可能导致群体思维的形成，其中个体不再独自决定自己的信仰和行为，而是依赖于群体的意见和规范。这样的群体思维可以导致盲目的崇拜和信仰，使人们容易受到极权主义和操纵的影响。

极权主义者往往会利用人们对自由的逃避和对群体认同的需求来获得权力和控制。他们可能以各种方式来满足人们的需求，比如承诺提供安全感、稳定性和目标。同时，他们也会利用恐惧、煽动仇恨和敌意来操纵群体情绪，并将群体对个人权利的关注转移到对集体利益的服从。因此，极权主义的兴起常常伴随着集权政府的建立和个人自由的压制。个人权利和自由被剥夺，而个体被迫服从国家或领导人的意志。言论、媒体和社会组织受到限制，以确保统一的思想和支持。极权主义还可能导致政治迫害、种族歧视和群体迫害，使得个人的自由和多样性受到威胁。

尽管极权主义可以为人们提供一种看似简单和安全的选择，但它最终剥夺了个人的尊严、自由和人权。人们逃避自由和追求群体认同的倾向是极权主义兴起的一个重要因素。这种逃避自由的趋势可以通过懒惰、胆怯、对本体论困惑以及对世界不确定性的恐惧等多种因素得到解释。极权主义者利用这种趋势来获得权力和控制，导致个人自由受到压制、群体思维盛行和社会不平等加剧。为了避免极权主义的威胁，个人需要勇敢地承担起自己的自由，并积极参与建立自由和包容的社会。

第三章 塑造和逃避的“恶性循环”

第一节 恶性循环

权力塑造出个体，个体又逃避自由，这两者看起来在本体论层面具有矛盾的意涵：前者似乎带有决定论的倾向、倾向于自由意志并不存在，而后者则预设了人的自由意志。但我们不需要作出任何本体论承诺，不论是本质主义的还是基础主义的，当然，塑造和逃避这两个方面发生的先后顺序和因果关系也不是讨论的重点，这样的形而上学问题并不是现实问题的关键，关键在于，这两个方面都是现实存在的，并且形成了一种闭环，一种“恶性循环”。

权力通过掌握资源、制定规则和操控信息等手段，对个体进行塑造和控制，以维护其自身的存在和利益。这种塑造往往以规范、标准化和集体化的方式进行，使个体趋向于服从权威、遵循社会预期和符合规则。这样的框架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社会秩序和稳定，但也限制了个体的自由和创造力。通过对个体的塑造，权力制造出愈发“稳定”的框架，这样的框架往往意味着更强的压迫和排除，也就意味着人们的思考、行动和改变都变得更加困难，面对权力的压迫和限制，个体可能感到无力和无望，因此选择逃避自由。逃避自由可以表现为对个人选择和决策的回避，对意见和观点的沉默，以及对社会和政治参与的冷漠。在某些情况下，个体可能会选择顺从权力，成为权力的工具或傀儡，以换取安全感和稳定。在极端情况下，成为“沉默的大多数”甚至是人们为了生存下去能够做的唯一选择。

反过来讲，个体对自由的逃避也为权力的滥用和过度集中提供了土壤。当个体放弃思考、行动和变革的能力时，权力就更容易通过操纵和控制这些被动的个体来实现其目标。极权主义和独裁统治通常依赖于对个体自由的压制和对逃避自由的利用。权力通过宣传、洗脑和威胁等手段，将个体转化为无思考能力的群体，使他们成为权力的支持者和执行者。个体越倾向于逃避思考、行动和改变，极权主义就越容易趁虚而入，利用不稳定的个体，制造出沉默的或是狂热的群体。

因此，权力的塑造和对自由的逃避是互相促进、互相作用的，因此就形成了某种“恶性循环”，人们越是逃避自由，权力越容易塑造出符合规范的个体，而权力塑造个体的力量越强，越会迫使人们逃避自由。这种相互作用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权力的塑造使个体逃避自由，而个体对自由的逃避又为权力的扩张和控制提供了条件。这种循环可以导致社会的僵化、创新的抑制和个体权利的剥夺。它破坏了个体的自主性和社会的活力，阻碍了社会进步和公正的实现

第二节 相互依存的塑造和逃避

在互相促进的关系之外，更为重要的是，权力对个体的塑造与个体对自由的逃避还具有相互依存的关系，也就是说，没有权力对个体的塑造，逃避是不可能存在的，没有个体对自由的逃避，极权主义的塑造也不会发生。

权力通过规范和框架塑造个体，这样的规范和框架也是群体得以产生的关键，如果没有权力的塑造过程，就不会有群体存在，逃避也就无从谈起。另一方面，个体对自由的逃避也是极权主义产生的必要条件，如果个体能够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勇于面对自己的自由，那么权力的塑造作用或许会有效，但并不会造成权力的巨大集中，因为权力的塑造本身就是不稳定的。在权力话语的建构过程中，权力不仅生产出符合规范体系的部分，同时也生产着不符合规范的部分，权力往往一方面生产着“差异”，一方面也压制着“差异”。被权力所排除、压制的部分本身就构成了某种解构的可能，对于个体来说，如果能够意识到自身的被排除、被压制，能够始终反思自身被权力塑造的过程和规训的结果，那么这些个体就构成了权力话语体系中重要的不稳定因素。如果这样的反思和行动在社会中形成了某种普遍现象，那么权力的集中将始终面临着巨大阻碍，极权主义就不会有滋生的可能。

结语

极权主义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最残酷的政治体制之一，它剥夺了人们的自由、尊严和人权。我们必须从过去的教训中汲取智慧，坚决抵制和预防极权主义的滋生。要实现这一目标，建立一个自由和包容的社会至关重要。这要求个人有责任和勇气承担起自己的自由，坚守自己的思考，并积极参与社会和政治事务。此外，教育和批判性思维的培养也非常重要，以使人们能够独立思考、辨别真相和对抗操纵。我们必须共同努力，确保每个人都能享有自由、公正和尊严的生活。只有通过坚定的努力，我们才能建立一个摆脱极权主义阴影的世界，为未来的世代铺平道路，让他们生活在一个充满希望和机会的社会中。

结构和个体的交叉张力及这一背景下的人的处境

原创 饼少 李诗野 2024-01-27 22:47 英国

结构和个体的问题贯穿于《世俗时代》这本书中，不仅如此，这一问题还贯穿于几乎整个现代哲学的脉络当中，存在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某种意义上都建立在结构与个体这一对子的基础之上。本文试图理清结构与个体的概念，以及它们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以此描述出在这一背景下的人的处境。

一、结构与个体的概念及其交叉

什么是结构？结构通常意味着社会的政治制度、文化习俗、经济环境，以及很多无法被准确概括的规范，这些规范可能是显性的，比如法律、意识形态、文化传统等等，但也可能是隐性的，比如经济中的潜规则。结构通常被理解为一种“非人性”的社会框架，这里的“非人性”指的是某种独立于人的客观性，这并不是说社会结构在本体论意义上能够脱离人而独立存在，而只是说其通常被理解为具有与人的主观情感意志相对的属性，即某种“客观性”。

在现代社会，我们几乎不可能脱离社会结构而生存，关键在于，我们都是在这些结构中成长起来的，我们也不可避免地被结构所塑造，这种塑造的强大作用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在不同的社会结构下，人们所表现出的巨大差异。人们始终处于各种各样的社会结构中，这些社会结构生产了规范，也生产了个体，同时它也将个体限制在这一结构中，这一限制源于人无法完全脱离结构生存，更重要的是，人甚至无法想象与结构不同的另外一种可能。最可怕的不是无法脱离，而是无法想象。社会结构绝不仅仅是是人所处的整个环境，它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人的思想中，可以说，结构本身就是人的一部分。

什么是个体？一种对个体的粗略理解就是人，但在哲学上，个体是否真的存在通常与人是否拥有自由意志联系在一起，如果人完全是由结构塑造的，那么是否可能在结构性中留下个体选择的空间？如何留下这个空间？两者之间的界限在哪里？

解构主义给出了一个答案，就是结构性的东西是不稳定的，建构的过程是一种不断地重复生产，不仅生产出符合规范的，也生产出不符合规范的，所以解构的可能性就在建构的过程中。这个答案还不错，但是还不够。因为其只是在解构的过程中给个体自由留下了空间，但在建构过程中其实际上仍然持有一种决定论的倾向，也就是认为个体完全是由结构塑造的，但事实上，人们之间的谈话、交流、行为，无疑也构成了对自己和对他人的塑造，正如朱迪斯巴特勒所说，我们的言语行为是他人的环境。我们不仅应该在解构中给个体自由留下空间，而且必须在建构中也给其留下空间。如果我们像解构主义那样认为人完全是由社会塑造出来的，一切前语言、前社会的都是假设的话，那么我们虽然避免了承认自由意志一定存在，继而避免了这一本体论承诺，但同时我们也可能会因此陷入其他的本体论承诺：否定自然的存在，以及某种决定论。虽然解构主义强调了社会解构的可变性，但是决定论与可变性并不一定是同一问题，也就是说，决定论与可变性是能够相容的，对社会结构可变性的强调并不影响“认为一切都是社会建构的”这一判断的决定论倾向。况且，“一切前语言、前社会的都是假设”这本身也是一个假设，我们并不能真正知道这一点。不论是自然的还是社会的，决定论的或是自由意志的，这样的形而上学问题是不可避免的，但也确实是我们无法回答的，我们应该首先承认这一点，然后带着自己的假设出发。在我们谈结构性的问题时我们并没有抹杀和否定个体的自由，结构性并不是决定论，（当然，有很多学者认为决定论与自由意志也可以相容）。自由意志是否存在这一形而上学问题虽然悬而未决，但是实际生活中认为自由意志不存在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我们无法想象一种能够自洽的没有自由意志的生活，包括自杀。因此，本文中采用一种通俗的存在自由意志的假设。

二、结构与个体关系上的不可分

社会结构和个体性并不是泾渭分明的，更不是一种二元论的关系，它们彼此深度绑定、融合，并且相互依存，以至于清晰地拆开它们和定义它们是不可能的。

一方面，社会结构是重复性操演的后果，而重复性操演实际上主要就是由个体的行为、语言、人们之间的交流构成的。朱迪斯巴特勒曾指出：我们的言语是他人的环境，我们始终处于一种言行环境中，并被这种言行环境所塑造，从父母的言传身教，到学校中的老师同学，再到政客、企业等构成的社会言行环境，各种各样的言行潜移默化地、并且有时是以难以察觉的方式影响着人们。例如在性别研究领域的一项研究就发现，面对刚出生的婴儿，父母对男孩和女孩会采用不同的抱的方式，同时呼唤他们的语调、音量也都不同，这一研究体现出，在很多我们没有注意到的地方，人的言行都在潜移默化地发挥着作用，这些都是社会结构形成的重要因素。

所有规范的形成都依赖于人的言行，依赖于重复性操演，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对框架之外的人的排除，通过排除不符合规范的人生产出所谓的“正确的”身份，“正确的”社会想象，另一方面，社会权力通过建构一个关于它自身系谱的叙述故事来合理化和巩固其运作，通过各个社会层面的话语运作使得规范和框架看起来使合理的、自然的、稳定的，而这叙述有效地遮掩了它本身深陷于权力关系中的这个事实。

在很多时候，我们很难区分某种言行是社会结构还是个体性的体现，例如父母会对不同性别的孩子使用的不同颜色的衣服、不同类型的玩具、不同的行为规范，在教育中，也仍然有很多父母老师有意无意地加强着性别的刻板印象，他们所具有的权威和他们构成的言行环境，无疑很强地塑造着人们的成长，但这种塑造作用很难清晰地判断是来自社会结构还是来自个体的言行，或者说，这两者都能说得通。

另一方面，社会结构在塑造个体的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社会结构常常是通过生产出一种规范和框架，即使有时候这种规范并不明显，实际上，绝大多数规范都是在我们没有注意到的时候就已经被吸收、采纳和遵循了，我们常常不假思索地接受规范和框架的塑造。例如，异性恋霸权和父权制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社会结构，它体现在我们文化和社会制度中的很多层面，这样的社会结构使人们不假思索地接受了异性恋的“正当性”，和相应的性别角色应该具有相应的特征（气质），社会结构看似的稳定和强大使这种性别特征看起来是“自然的”、“正确的”，但实际上绝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的话）性别特征、包括性别身份都是社会结构制造出来的，并不存在稳定的身份—欲望—特征的统一体，但异性恋霸权生产出了这样的规范。社会结构意味着一种社会框架，一种身份认知和社会想象，不符合“正确的”认知和想象的表现是无法被承认、无法被认知、无法被看到、甚至无法被想象的。因此，社会结构一方面用“正确的”规范框架塑造个体，一方面又排除不符合规范框架的个体。

在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社会结构和个体的不可分，在塑造个体的过程中，结构起作用的方式很大程度上要基于个体的言行，而个体所起到的作用也不能被完全归结为结构，个体的言行无疑也对个体自身和其他个体有着很强的塑造性，这就导致了很多时候我们无法分清某种塑造作用是来自结构还是来自个体。

社会结构和个体的言行都在塑造个体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事实上，它们更像是一个事情的两个方面，而不是能够截然区分开的两个不同的事情。事实上，两者是相互纠缠、无法清楚分割的，并且是相互依存的。一方面，社会结构是通过人们之间的交流和相互作用而不断生成和再生成的。人们的言行和交流方式塑造了社会结构的形成。通过语言、符号、行为和规范的传递，个体参与并维持着社会结构的运作。这种交流和互动不仅仅发生在直接的面对面交流中，还包括媒体、网络和其他形式的间接交流。另一方面，社会结构对人们的言行和交流方式产生重要影响。社会结构中的规范、价值观和期望塑造了人们的行为模式和交流方式。例如，在一个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结构中，存在着对女性的特定期望和规范，这影响了女性在言行和交流中的表达方式以及她们所面临的挑战和限制。社会结构与人的言行、交流紧密联系在一起，更重要的是它们是互为因果、相互依存的，如果没有人的言行，社会结构不可能存在，反过来讲也是如此，如果没有社会结构，人的言行也不会形成一种稳定的交流。

三、个体与结构不可分性之下的“人的境况”

个体与结构的纠缠不清意味着个体彻底解放的不可能，否定了某种终极意义，宣告了彻底解放的死亡。在《世俗时代》中，泰勒曾多次描述出个体在与结构的多重矛盾之中的处境。

泰勒质疑到，谁曾下令说，我们在人类生活中所能希望并追求的转变，必须局限于没有超越根源的无意义宇宙中所能实现的那些转变？事实上，没有谁曾明确下令，这一大家默认的叙事是由社会的权力话语建构出来的，和其他很多方面相同，权力的叙事话语将这一观念塑造成了“不可挑战的、自明的结构”，这一塑造方式掩盖了这一观念的不稳定性、可改变性，让人们意识不到它的存在，或者是将其视为默认的、自然的、正常且基本的。作为个体来说，当然可以质疑这一叙事结构，而追求超越性的宗教和灵性。但这一倾向同样也不应该成为社会默认的单一的叙事结构。

柏林曾提到，让超出这一观念的、也就是对确定性的需要指导实践是“同样根深蒂固且更加危险的道德与政治不成熟的表现”，柏林在这里试图指出的就是若干年来发生过无数次的将一种确定性通过权力的叙事强加到普遍的社会层面，用强力或是用观念去控制人。泰勒也提到：“另一个悲剧式反讽也在于此。对(时常正确地被辨识出的)非正义的感觉越是强烈，这个模式就越能有力地得到确立。我们成为敌意的中心,成为一个更大规模的新非正义模式的制造者,但我们是从最精致的错误感，以及对正义、平等和平的最大激情开始的”。这一模式在历史中屡见不鲜，正如哈耶克所说，通往奴役的道路都是用最善良的愿望铺就的。人们看到现有的不公，然后反抗这种不公，塑造出一种二元对立，继而建立自己的一种新的秩序，而几乎每个建立新秩序的团体都认为自己的秩序是永恒真理，在这一建构过程中，“屠龙少年终成恶龙”，原先的反抗者很快就成为了新的压迫者，而且常常更加残暴。这一矛盾在于反抗显然是以对个体性、能动性的追求开始的，但又常常不可避免地形成一种新的结构，以新的暴力碾压、泯灭个体性。

如果很难真正有效的反抗既定的社会结构，那么我们是否能够鼓励一种包容的社会文化？泰勒所提到的“本真性文化”，例如每个人都要走自己的路，鼓励每个人都要做自己，因此反抗“体制”和“规矩”，鼓励个体的创造力、个性和想象力，主张个体的自由。这一思想路径的出发点是值得赞赏的，社会的规训力量（包括隐蔽的和明显的）往往太强，使得个体实际上能够进行自由选择和行动的空间是很小的，“本真性文化”正是旨在为个体争取一些更大的空间。但事与愿违，在社会实践中，这种追求常常会跟资本主义与社会规训形成“共谋”，以一种新的形式对个体进行更隐蔽的规训。例如，一定要在工作中实现自我价值的观点在我们的社会中是主流观点，尤其是在经受过教育的年轻人中。这部分年轻人往往深信这样的观念“一定要做自己喜欢的工作”“工作带来的成就感和价值感是不可替代的”“一定要在工作中自我实现”“脱离工作就是脱离社会”，这些观念看起来是跟“本真性文化”相符的：它反对机械的工具理性，鼓励年轻人实现自我价值。但实际上，这些观念完全忽略了工作以外的价值获得，因此实际上与资本主义精神进一步地合谋，让这些年轻人看不到更多样的实现自我的方式，而无意识地将工作当成唯一的可能性。从而，这样的规训的形成就与“本真性文化”的初衷截然相反。令人绝望的是，我们或许能够警惕这种对普遍性的滥用，但却无法做出改变。

更艰难的是，我们都处于一种“被排除”的境地当中，被排除具有两个方面的意义，（1）不符合规范的人被排除（2）为了符合规范，绝大多人排除了自身的与规范相异的方面、放弃自身的复杂性。但这符合规范的绝大多数人往往会陷入一种“群体的无意识”，大多数人只是“随大流”，并不能认识到在这一过程中，自己的某些可能性被阉割了。局部的解构能做的就是揭示出社会规训的非自然、非必然性，显示出与社会规范不同的其他可能性，让更多的人意识到这一更多的可能及其实现。这两方面的排除在实践中往往会合二为一，经由权力话语的不断操演，排除那些不符合规范的人的同时也制造出符合规范的人，制造出一种群体无意识。

某种意义上，被排除比被压迫要更糟糕，被压迫首先意味着要能够被看到、被承认，而被排除则意味着消失于人与社会的视野，在《消解性别》中，朱迪斯巴特勒精辟地指出了这一点：“被压迫就意味着你已经作为某种主体而存在，你是压迫者主体所看的见的被压迫的他者，是一个可能的、潜在的主体。但作为不真实而存在又是另外一回事。要被压迫，你首先就得是可被捉摸的东西。发现自己从根本上就是不可捉摸的意味着你还没有获得成为人的可能，意味着虽然你认为自己像一个人那样说话，但实际上你不是，你的语言是空洞的，你不会得到任何承认”。

那我们自身被排除的其他部分又如何呢？我们如何哀悼它们？真正的哀悼或许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大多数时候都无法看到。就如同真正哀悼来自不同背景的人们，真正理解他们，也是不可能的。

结构之下个体如何自处？如何面对世界的邪恶和痛苦 ？这是一个艰难的问题，一种方式是与世界的苦难拉开距离，承认并保持对世界的绝望，放弃世界改变的可能，转而从自身的生活中寻找一些希望；另一种方式是追求一种总体性、彻底性的改变，正如共产主义或者纳粹试图做的那样； 还有一种方式是看到这种彻底转变的不可取，转而追求一种局部、非彻底性的改变，某种意义上，这是后现代主义走上的路径。这三种方式并不是界限清晰的，或许有着这三者的极端形式，但更多的是处于中间地带的“交叉”、融合。

解构主义试图颠覆这种社会结构，但施特劳斯却认为后现代哲学的批判仍然走在与现代性相同的道路上，原因在于他们都试图用哲学改造政治，也就是让哲学变得政治化、而政治变得哲学化。施特劳斯这里指出的关键在于后现代和现代哲学家共同的“理想化”，现代哲学家试图用一个哲学理想改造现实世界，而后现代哲学家据斥这个理想、转而反对一切建构性，这对于现实世界同样是一个“不切实际的理想”。后现代哲学家通常将自己的理论视为对主流的彻底颠覆，但这一观点往往推远了他们与现实世界的距离。人被社会所定义，也始终处于社会中，这一判断的原因是人不能脱离语言而存在，一切“前语言”的、“语言之外”的都只是假设，只要当我们表达它们的时候仍然在语言之中，就注定它们最多只能是一种私人化的感受，它们的真实性只能停留在真正的沉默之处。人不能脱离社会、不能脱离语言，这样的判断在两个层面上让后现代哲学家们使用的“解构”的含义发生断裂。第一个层面是解构是不可能彻底的。解构永远不可能是彻底颠覆的，人不可能脱离社会和语言，有社会和语言就会有权力和建构，彻底的解构意味着没有社会、没有政治、没有人，而如果这成为现实，我们的讨论也失去了意义和场域。解构并不可能真的颠覆现实世界，最多只能在现实政治中争取多一点的空间，争取多一点的“宽容”，这就是我们能做的全部，也是我们可欲的全部，甚至是我们值得欲的全部。第二个层面是解构的同时其实也在建构，这很好理解，解构使用的工具也同样是语言和理论，而语言和理论就始终伴随着建构，朱迪斯巴特勒说：解构的能动性就存在于建构的权力话语中。反过来说其实也成立：解构的话语也伴随着建构的可能。事实上，在现实世界中，解构与建构往往是互相交织、难以分离的。很多哲学家都尝试在文本话语中摆脱建构性，朱迪斯巴特勒试图使用一种艰深晦涩的语言，德里达试图在语言上始终处于“延异”，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使用的语言更是这一尝试的代表。但他们的文本仍然能够被人所理解和解释（暂时忽视一种极端怀疑论的视角），这就必然包含一种建构性，正如查尔斯泰勒所说，后现代主义者们提出的那些要求，例如对“差异”的普遍承认，却表明他们自己也在建构一种对道德秩序现代理解。如果在语言中没有任何的建构性，也就打碎了一切语言的结构和语法，那事实上我们就无法相互沟通、也不可能产生理解。也就是说，一切理论话语都包含着一种基本的建构性。当然这并不是说，一切理论话语的解构程度都是相同的，更不是说一切理论话语都具有解构性。

因此，结构和个体的纠缠不清之下，首先个体对结构的彻底反抗是不可能的，并且这一尝试往往会带来更加灾难性的后果，其次，如解构主义试图从内部瓦解结构或许能起到一些作用，但是也不可能彻底颠覆，第三，对宣扬个体自由的尝试也不可避免地与社会结构形成共谋，从而适得其反地进一步强化对个体的塑造。这里并不是想强调结构是不好的，事实上，结构一方面塑造束缚个体，另一方面也生产出了个体的自由，语言、文化、社会制度等结构是人的自由之所以可能的基础。但或许在不可避免地争取更多自由空间时，结构与个体的这一复杂纠缠关系反而成为了无法逾越的阻碍。

现代社会看起来人们的自由度增加了，但因为结构与个体的不可分性，实际上我们无从判断这一点。泰勒在《世俗时代》中提出了现代社会中的自由选择和个人主义，这似乎使得个人在宗教、道德和社会关系方面有了更多的自由，但却导致了孤立感的增加。泰勒认为，现代社会中个人对宗教的选择权的增加，可能会导致个人感到孤立和失落。传统社会中，宗教信仰是社会的一部分，个人的信仰往往是由社会和家庭传统所决定的。然而，在现代社会中，个人更加倾向于根据自己的需求和信仰体系来选择宗教信仰，这可能导致个人感到与传统价值观和社会联系的缺失，从而产生孤立感。加缪也认为个体在无意义的世界中被抛入绝对的自由和责任之中，这种自由和责任的压力造成了人的精神孤立感。在一个没有确定的意义和价值的世界中，个体被放置在无尽的自由和责任之中，这种无所依归的自由可能导致个体感到孤立和无助。加缪认为，人类必须面对这种无意义的世界，并承担起对自己和他人的责任，而这种责任感的压力会导致精神上的孤立感。

这种孤立感又会使得人们具有逃避责任的倾向，而置身于群体之中可以使人们逃避作为个体所需要承担的责任，通过让群体为自己做选择，从而让群体为自己承担责任。正如弗洛姆在其经典著作《逃避自由》中犀利地指出，极权主义产生的深层原因是人们会“逃避自己的自由”。很多其他哲学家也具有类似的观点，例如西美尔曾精准地指出：在模仿中，群体负载着个体。群体简单地把自己的行为方式交付给个体，使他免于选择的折磨，摆脱对同一选择的个人责任。波伏娃也曾说过，愚蠢的人在逃避自由的过程中拒绝对他自己的生活负责。

这种群体往往会形成一种新的结构，在本体论层面和心理层面的多重因素共同作用之下，个体很容易趋向于逃避自己的自由，渴望置身于“安全”的群体之中，逃避独自承受巨大的压力。这当然很容易导向极权主义，极权统治可以轻易地利用这一点，制造出两种盲目的群体：狂热的和沉默的。个体对自由的逃避往往导致群体行为和社会动态的变化。群体可能出现从沉默的大多数到狂热的支持者的转变，或者出现对权威的过度依赖和盲从。这种群体行为可能为权力的滥用和扩张创造条件，加剧社会的不平等和冲突，当人们逃避自由并追求群体认同时，他们往往会放弃独立思考和个人价值观。这种放弃个体思考的趋势可能导致群体思维的形成，其中个体不再独自决定自己的信仰和行为，而是依赖于群体的意见和规范。这样的群体思维可以导致盲目的崇拜和信仰，使人们容易受到极权主义和操纵的影响。

自由选择增多了，强化了孤立感，于是可能导致人们逃避这种自由，转而依赖更强的社会结构，这一反讽式的例子又一次清晰的显示出在个体和结构的不可分性之下人的矛盾处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