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历史纷繁复杂，各种冲突矛盾从未间断。现代社会撕裂更是明显，如中美对抗、俄乌战争、****巴以冲突…..这些冲突，表面看都与利益有关，而其背后的深层原因，其实也都与观念有关。

冲突双方都坚信，自己正在捍卫一种更先进、更高尚**、更正义的观念。**然而这些观念为何却将人类导向地狱呢？

**01****

**米塞斯****VS****兰格：***** *

**计划思维*****还是*****市场*******经济？***

* *

亚里士多德说，**人不可能掌握全部真理。**但是在整个20世纪，总有人幻想着人类可以达到“全知全能全善”，建成尽善尽美的制度——为着这种观念，他们甘愿赌上（所有人的）性命。

一战前后，恰逢“第二次科技革命”——爱因斯坦“相对论”的诞生、电气化的起飞，都极大地助长了人类的自负。人们痛恨资本主义的“软弱和不公”，盼望以“科学主义”构建出完美的经济和政治，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社会问题。

1917年，苏联在一战的余烬中诞生。随后，旨在“消灭剥削、消灭私有制，通过强大的政府，以科学的方法，管理整个国家生产与需求”的计划思维模式，在短短几年时间，缔造了20世纪历史上的苏联神话。

就在“苏联神话”让世界侧目时，年仅30岁的奥地利经济学家米塞斯发表了一篇石破天惊的文章，对“苏联神话”，尤其是“经济奇迹是否可行”的问题，发出有力的质疑。

▲米塞斯

米塞斯以事实和逻辑证明：**任何强大的单一组织，都无法完成经济计算，计划思维的结果必然是混乱、奴役和衰败。**这篇文章连同后续的论证，后来被扩充为一本旷世巨巨著《Sozialismus》。

20岁的哈耶克在读完这本书后，立即决定拜米塞斯为师，并从一名“温和的激进主义者”转向了坚定的市场派。而最能代表哈耶克学术水平的《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一书，正是沿着米塞斯提出的问题追根溯源之作。

哈耶克尖锐地指出，计划思维之所以不可行，首先不是因为人们厌恶它，而是那些滥用理性、狭隘理解**“科学”的文人们始终拒绝承认的一个最基本的“科学事实”：一个大学教授不可能比农民更懂得经营自己的土地，也不可能比早餐店老板更清楚居民饮食偏好的变动……**

米塞斯在1920年的文章掀起千层巨浪，招来严厉的批驳，甚至激烈的谩骂。米塞斯孤军奋战，他的对手却是数不胜数——最著名的是波兰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

兰格认为，市场经济必然导致贫富悬殊、资源错配。应该用计划思维指导市场，弥补市场不足。

米塞斯毫不客气地反驳：计划思维无法弥补“市场的弱点”，计划的弊病会扩散到其他领域，导致巨大的社会灾难。

米塞斯对计划思维的质疑和预判，每一点都切中要害，也几乎改变了世界的思想版图。

尤其是当兰格辩称**“即便没有价格参照，我们也可以更细致地计算生产要素”时，他其实已经承认了米塞斯的预判：计划思维的确摧毁了估算商品的“唯一标尺”——每个外行人都能看懂的“价格”。**

遗憾的是，随着世界性经济危机爆发，反对市场、支持计划的观点很快取得了压倒性优势。

各国央行的通胀政策引发全球性的错误投资，泡沫在1929年爆炸，大萧条持续到1933年，各大经济体哀鸿遍野。

而苏联靠着控制贸易流量、掠夺私人经济，它躲过了世界性的金融危机。再加上新技术革命的红利、欧洲文人的粉饰，苏联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1932****年乌克兰大饥荒。琼斯因坚持报道真相，死于非命。

于是，苏联计划思维模式借着知识精英的背书，戴着****“关心劳苦大众”的冠冕，迅速成为摆脱萧条、弱国变强的“救世良方”。致命的病毒开始在全球扩散：当时的纳粹德国、中国国民党政府，甚至美国罗斯福政府和阿根廷政府，都争相学习苏联的“成功经验”……

02

**罗尔斯****VS****诺齐克：****

**平等还是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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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密说：“所谓正义，就是让一个人得到他应得的东西”。然而，古今中外的天才幻想家们，为了实现“人人平等的地上天国”，总喜欢以上帝自居，自行设立正义的标准——为了让一部分人得到“不应得的利益”，他们宁愿让另一部分人得到“不应得的下场”。

1971年，罗尔斯在《正义论》开篇写道：“如果说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是真理，那么社会制度的首要目标，就是正义。”

罗尔斯主张，所有的社会基本价值，包括自由和机会，收入和财富、自尊的基础，都要实行“平等分配”。

为此，他还提出了“无知之幕”的思想实验：天才富贵，弱者贫困，国家该不该督促天才帮助弱者？角色不同，答案自然不同。如何找到“最正义”的答案呢？

假设我们事先都被挡在幕后，不知道自己将会得到哪一种身份——在那种场景下给出的答案，就是人类理性的最大公约数，也是“最公正的”。

于是，从“分配正义”的目标出发，罗尔斯设计出一整套制度架构：权威、社群（国家、教会或别的集体）、法律等都要积极发挥作用，督促富人“负担起帮助穷人的义务”。

这本绿色封皮的书引发轰动，一时间洛阳纸贵，掀起的讨论热潮被称为“绿魔”。罗尔斯备受追捧，讲座场场爆满，甚至被人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政治哲学家”。

3年后，哈佛大学的同事、诺齐克教授发表《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质疑所谓“分配正义”，并就正义来源、个人权利、国家权限等问题，与罗尔斯展开论战。

诺齐克坚持，不能把天赋、勤奋、幸运所带来的收益，看成“社会”的共同资产——它们都属于“最基本的个人权利”；不能以“社会正义”的名目，使个人遭到无端的侵害——不正义的手段（局部），绝不能带来正义的目的（整体）。

因此，所谓“分配正义”（包括权力主导的“福利”国家），其实质是对个人权利的践踏、对正义原则的歪曲。

诺齐克进一步指出，相比追求“平等”的分配正义，保障个人权利的努力通常更紧迫、更艰难。20世纪的一系列乌托邦体制，都打着“平等”的旗号，把国家权力扩大到极致，导致了无数的人祸。

**03****

**萨特****VS****雷蒙·阿隆：****

**意识形态就是鸦片？****

陀思妥耶夫斯基说：“如果没有上帝，那么所有事情都可以被允许”。在“上帝已死”的时代，人们肆无忌惮地践踏一切道德伦理，渴望砸碎一切“自由的枷锁”。然而当他们宣称“人类理性已经消解宗教蒙昧，我就是自己的上帝”时，却蓦然发现，自己已经身陷宗教战争。

法国是启蒙运动的大本营，也是各种无神论意识形态的发源地。数百年来，法国思想家不遗余力地创造各种“新信仰”（意识形态），以此抨击教会、讴歌理性。

▲萨特

在意识形态几乎全面统治人类的20世纪，法国思想家保罗·萨特，是当之无愧的意识形态先锋、左翼思想领袖，而他的好友雷蒙·阿隆，因为与他尖锐对立，成为“20世纪和法国人中的双重异类”。

萨特是天才的剧作家，也是激进的革命者。二战前后，他一边组织乌托邦主义运动，一边写哲学《存在与虚无》。

萨特的哲学与其说是无神论，不如说是“反有神论”。他认为：人要想获得自由，就必须彻底否定上帝、否定“先于存在”的人性，直至否定当下的自己（虚无）、“自己创造自己”，否则就会落入“宿命论”和“任人摆布”的境地；每个人都要争取自由，于是每个人都只能看见自己，在孤独、挣扎中成就自己的自由…… 基于这样的意识形态和人性假设，萨特非常推崇“斗争哲学”，积极鼓动、亲身参与国内外的阶J斗争。

1968年5月，因美国介入越战，法国爆发骚乱——史称“五月风暴”。大学生高喊“打倒美帝国主义、打倒资本主义”，占领工厂学校，筑起街垒对抗军警。为声援学生，全国1000万人发起罢工游行。戴高乐总统逃往德国避难，法国几乎爆发内战……堪称法国版“武斗夺权”。

萨特等人前往大学发表演讲，支持学生暴乱。他还以执行主席的身份参加了一个法庭，审判美国在越南的战争罪行——法庭的名誉主席则是大名鼎鼎的伯特兰·罗素。

面对此等荒唐和激进，雷蒙·阿隆批评学生“以自杀行为追求绝对自由”，严厉谴责萨特误导青年，“以意识形态的演说，替代切实可行的政治计划。”

▲电影《秘密会议》

对于“意识形态宗教战争”，阿隆的洞察堪称经典：当一种政治主张借由“科学、理性”的名义，成为不可质疑、不容证伪的意识形态，它就会蜕变为一种新的宗教，并且比所有的传统宗教都更霸道、更排外。 宗教曾被当作“人民的鸦片”，雷蒙·阿隆则针锋相对，把“意识形态宗教”比作“知识分子的鸦片”，把知识精英传播意识形态的行为比作“二手烟”——民众接受的是二手知识，因此这种二手烟是更严重的“双重毒害”。

阿隆尖锐地指出：激进的知识精英对传统的政教合一、宗教战争深恶痛绝，却对意识形态的政教合一、宗教战争趋之若鹜；正是这些“意识形态新宗教”日复一日地对民众X脑、鼓动人性的败坏，才造就了“20世纪的宗教战争”——“为解放全人类而斗争”“对阶J敌人毫不留情”……

**正义****vs****虚假正义****

从言辞上看，兰格、罗尔斯和萨特，都是人类某些“普遍价值”的忠实信徒：兰格担忧“自由市场的无序和冷血”，罗尔斯热爱“正义和平等”，萨特敢于“向一切不平等、不民主的组织开炮”。

他们还制定出完备的理论（方案），竭力消除“一切矇昧、不公和束缚”，试图让人类“掌握自己的命运”。

但是，自由、平等、正义、和平，这些美好的价值，为何却成了20世纪六位思想家所捍卫、但却彼此冲突的价值？其中某些高尚的理想、完美的方案，为何为社会带来巨大灾难？

要回答这些问题，恐怕要先厘清这些事件中存在的谬误，识别其中隐藏的“虚假正义”。对此，托马斯·索维尔在《社会正义谬误》一书中提出了社会正义中的“四种谬误”。

第一，****“机会均等”谬误。只要“机会均等”，群体之间的成果就应大体相同。认为各个种族必须在每个项目上的表现都差不多才算公平。

但自然禀赋、地理文化、家庭结构、偏好与选择本身都会产生系统性差异，即使在同一家庭内，出生序也会带来成就分布差异，更遑论群体层面。

罗尔斯提及的“分配正义”不但不能实现正义，带来平等，更侵害了个体自由。罗尔斯的“分配正义”其实是一种结果正义，也是我们需要警惕的“虚假正义”。

**第二，****种族谬误。**即把“种族主义”当作解释各类差距的总钥匙。认为如果一个种族的整体表现不够好，那就要么是因为这个种族自身有问题（基因、文化）或整体对这个种族有歧视。但事实是，一些少数族群在多国长期显著超越多数群体，且同一族群在不同制度下也呈现差异。婚姻稳定度、教育年限、年龄结构等变量可解释大量差距。

**第三，****棋子谬误。**社会正义的倡导者把社会当棋盘，把人当可随意安置的棋子，假设顶层能掌握足够信息并实现预设布局。

很显然，萨特利用“反有神论”的意识形态以及对人性的假设，并且将公众当做阶级斗争的棋子，发动“意识形态宗教战争”。但雷蒙·阿隆，破除了这一“棋子谬误”。

**第四，****知识谬误。**当我们做决策时，容易忽视“谁来知道、如何知道、代价何在”的知识问题，用抽象理论替代现场知识。

这也就是说，在面对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之争时，兰格对智识精英知识的重视让他忽视了中央机构不可能完全模拟市场的事实以及市场真正的价值——利用无数普通人手里的分散性知识，并通过价格和激励快速协调。

所以，索维尔也在书中指出，任何决策的制定都应由掌握最多相关知识并且掌握现实生活中足够信息以追求目标可行性的人。如果决策由那些**“智商高”但“信息少”并且无需因自己的错误付出代价的“智识精英”**做出就太危险了。

就出发点来说，兰格、罗尔斯、萨特等人兼具善良和聪慧，堪称“人类良心”“知识教皇”。 但是，越是高尚的理想，其迷惑性越强、危害性越隐蔽；越是完美的方案，实现难度越高，权力对人性的强制就越多，个人权利也就越卑微…… 这恰恰解释了一个更吊诡的现象——那些看上去越高尚的理想、越完善的理论，带来的后果就越糟糕。

对于社会公共话题，索维尔向来直言不讳，他总是敢于直面最尖锐、最重大的社会问题。他的文章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却从不以口号或情绪取胜，而是以渊博的知识、严谨的论证、翔实的数据，揭露对手的逻辑悖论和道德陷阱。

这本**《社会正义的谬误》**延续索维尔一贯的风格，抨击那些“深陷正义幻觉、带来巨大灾难”的人——他们以“机会平等”抹杀权利平等、规则平等；将家庭、教育问题包装成种族问题；将大众视为棋子，随意摆弄；怀揣拯救苍生的伟大使命，却无视自己的知识盲区……可以说，《社会正义谬误》是一本不可多得的醒脑良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