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人民日报接连发文，贾国龙和罗永浩被禁言，二人还没来得及开始的终极对决迅速降温。但是关于预制菜的争论，却并不会停止。

官方的立场实际上很清楚，它其实是支持预制菜产业发展的，曾经发过专门的文件；它只是认为贾国龙应对失策，网感差，并不是认为预制菜本身是什么问题。反过来，对罗永浩的态度就很清楚，认为罗永浩就是在破坏营商环境，让企业家面对这种舆论失去了安全感，一条微博就可以杀死一家头部餐饮企业。这关系到经济问题，就业问题，稳定问题，最终就是政治问题。

官方做事和流量明星、意见领袖做事的区别就在于，后者的时间偏好更高，只顾影响力和流量，说错话不用付出任何代价，因而无所顾忌；而官方人员相对罗永浩们来说，注重长远，虽说一切代价也由纳税人支付，但是多少会有所顾忌，因为他们受到民意机制的制约，若一件事会造成民众的实际福利受损，就会影响他们的稳定地位。“总部最关心的是局面”。

但无论如何，最关键的是正确与错误、是与非的问题。权力不是唯物主义的枪炮，一件本来正确的事情，不会因为官方说错误，民众就会真心认为它错误；反过来，一件错误的事情，也不会因为官方说正确，就能够得到民众的真心认同。

罗永浩强行建立了一个因果关系“公式”：预制菜=便宜=难吃=恶心=科技与狠活儿。这完全是反智主义的，也是反市场、反工业化的原始主义崇拜。别说正经的自然科学、食品科学研究者以及从业者了，即便是有一点科学素养的人只要稍加思考，就知道这完全是缺乏科学常识的表现。

估计那些自然科学知识分子、以及业内人士，看到罗永浩这样胡闹，内心里全是鄙视：这就是个文盲嘛。他们是不屑于与罗永浩多说一个字的。

我倒是觉得，与其不断指责贾国龙是个老登，毋宁说罗永浩才是真老登。不学习、不思考、思维停留在袅袅炊烟的远古时期、在自己不懂的领域信口开河，且固执己见、自鸣得意、自我感觉良好。这不就是晚期老登的典型症状吗？

问题在于，罗永浩的粉丝，按照人民日报的说法——它的说法是正确的——“只站队，不站对”。“教主”一声令下，“教徒”们就一哄而上疯狂撕咬，根本没有智力活动的痕迹。然后自己给自己找补，继续煽动，说什么不反对预制菜，只是要求知情权；作为一个消费者吐槽一下有什么问题。等等。

可是消费者哪里来的知情权？消费者唯一的权利是金钱投票，你不能向他人的财产主张权利；请问消费者可以向云南白药和可口可乐主张公布配方的知情权吗？脱离产权原则谈权利，都是为他人施加义务，这是伪权利。他不是作为消费者在吐槽，他明明指向的是国家强制，甚至连查税这种下三滥的诉求都说出来了。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影响力和煽动力，这是他引以为傲的资本，怎么能跟普通消费者的吐槽相提并论呢？

所以越辩解，就越暴露了强词夺理和文盲底色。

此人就是一个政客：煽动民意、推动立法、强制他人、胡言乱语不脸红而且永不认错。

在这次事件中，其实罗永浩、贾国龙和广大消费者，有一个共同点，都喜欢呼唤强权，把一切希望寄托给国家强制立法，而不相信市场经济。

可以想见，只要消费者喜欢国家管控和强制标准，那么预制菜的国家强制标准，就一定会在随后出台。如果中国也像美国那样以个人名字命名法律，那么今后出台的国家标准，就是“罗永浩预制菜强制标准法案”，他的名字将随同法案一起要么流芳百世，要么遗臭万年。

一切强制标准，都是反市场的，都是生产者和消费者脖子上的绞索。

首先，强制标准侵犯企业的产权。企业应当生产供给什么样的产品，是企业家的自主经营权，只有企业家才对他的财产承担终极责任，他最终必须服从于消费者的偏好。强制国标的出台，就是让所有企业服从于一个中央计划当局的强制命令，由计划当局来决定生产什么和如何生产，这是计划经济的做法。任何在利润目标之上对企业施加其他义务的做法，都将摧毁自由企业制度。

其次是侵犯了消费者的主权。强制标准，就是把消费者的选择权，转移到计划当局的手中，由它来充当所有消费者的监护人。我们需要重申，任何对消费者主权的侵犯，最终将导致企业不再将满足消费者需求作为首要考量，其逻辑结果是公社食堂，消费者别无选择。

三是标准应当是市场形成的、去中心化的，而不是一刀切的。

消费者的需求其实是非常多样的。你要是问他们，好吃、便宜、安全、营养、现炒、色香味、环境好、出餐快，等等，你要什么？他们会说，我全要。

但是在实际的行动偏好中并不是这样，他们会根据自身当时的处境和偏好，寻求实现一个价值排序最高的目标，而舍弃其他目标。由此，市场会根据消费者的偏好，形成多种标准，既有五星级酒店的标准，又有苍蝇馆子的标准，既有现炒的标准，又有预制的标准，这正是市场在满足不同消费者的多层次需求。

所以市场形成的标准，才是最好的标准，它将满足所有消费者的欲望。

统一的国标，将消灭这些市场化的标准，最终导致企业成本上升，消费者福利降低。干预措施的结果无一例外，都将在满足一部分人愿望的同时让另一部分人付出代价。它伤害最深的就是穷人——经济上的穷人和时间上的穷人。

四是预制菜强制标准的悖论是，它将增加而不是消除争论。

市场形成的标准千千万，企业都在遵从，这是因为低于这样的标准，消费者就不买单。那么，如果一种标准本身是市场形成的，国家按照这样的标准，再出台强制标准，那不过是对市场的确认，就是多此一举，浪费资源。

如果国家强制标准高于或者低于市场标准，那么就会增加无数争论。

如果预制菜强制标准太低，那么所有餐饮业、所有菜品就都是预制菜；既然制定标准的目的是为了区分预制菜和非预制菜，然而现在所有菜品都是预制菜，你制定标准是为何呢？消费者要“知情权”呢，你告诉他们，都是预制菜，消费者肯定不满意。

如果标准太高，那么又与消费者的认知存在巨大差距。在消费者概念里认为是预制菜，现在标准认为它不是。又是无休止的争论。

争论的结果是，在喧嚣的舆论下，生产者和消费者都拿出国标中有利于自己的方面说事，社会被推向相互怀疑和猜忌的恶性循环中，生产者蒙受损失，消费者福利也受损。

一种标准出台的目的什么什么？是为了平息争论。就像有一根棍子，你说是90cm，我说是80cm，好办，用一支标准的尺子测量后，它是85cm，争论由此平息了。但是预制菜的标准不但不会平息争论，反而会加剧争论，这就与标准的目标背道而驰了。

对每一个人认知不同的、只存在程度上差别的事物制定标准，是一个无法完成的任务。制定这样的标准，无论怎样显得科学，都是主观的、武断的、徒增争论的。那么何不将它交给市场呢？

美国的进步主义者界定了88种性别标准，这样的标准除了增加混乱和争讼，还有什么正面意义呢？

五是强制标准只会降低标准。

在市场上，企业为了赢得消费者的青睐，会不断地提高标准，人无我有地打造标准高地，由此引领行业潮流，获得利润回报。标准就会水涨船高地更好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当一种国家强制标准出台后，企业要做的事情就是，千方百计达到这个标准即可，从而丧失了进一步创新、提高标准，以更好地服务消费者的动力。

所以强制标准不但不会提高标准，反而会鼓励造假和欺骗，以达到相应的标准，它为欺诈行为竖起了坚固的屏障，因为人们总是认为国家出台的标准才更具“公信力”，那些真正的市场化创新者反而得不到认可。它最终降低了服务消费者的水准。

六是提高食品安全标准的从来不是强制立法，而是市场经济。

整个餐饮市场安全性的提高，并不是国家强制标准的结果，而是经济进步、市场竞争和消费者需求变化的结果。当消费者需求变了，对安全和口感有了更高要求，形成新的标准时，市场自然会顺从消费者的愿望，做出相应的调整。改开前人们吃的东西极不安全，到改开后越来越安全，难道是国家一纸命令形成的？

迷信国家立法，就是本末倒置，就是错置因果关系。就像把工资率的提高看成是政府出台最低工资法的结果、以及经济进步都是有为政府的作用一样，是荒谬的。

这就是强制标准的种种恶果。广大消费者不懂得经济学长逻辑链条的推理，也搞不清楚事件的多因一果，往往意气用事，以立场站队，以情绪发言，呼吁那些最终伤害自己的政策。只要消费者足够愚蠢，就会有足够愚蠢的政策出台。

所以这场争论若是最终以强制标准的出台收场，最大的赢家只有罗永浩和监管当局。罗永浩的愿望最终实现了，监管当局可以权力寻租，对任何餐饮企业发号施令和罚款了。其余所有人，包括生产者和消费者，都是输家。

当消费者脑海中被植入了罗永浩公式：“预制菜=便宜=难吃=恶心=科技与狠活儿”，并且形成了国家必须管一管的认知，那么即便现在封杀罗永浩，也不代表贾国龙和餐饮业会胜利，会重新赢得消费者的青睐。

实际上，整个餐饮行业和预制菜的产业链，都受到了罗永浩这一波反智舆论的猛烈打击。

有些饭店开始迎合消费者喜欢现炒和锅气，开始俩人抬着锅，厨师边炒边来到餐桌前，以证明不是预制菜。这个画面看上去真的很滑稽。这都是罗永浩的功劳。如果他真的以为民请命的消费者代言人自居，那么全国餐饮店以后都是这幅滑稽画面，他应当感到骄傲才对。西贝倒闭了，他更应该为此自豪才对。

如果一个人真的认为自己在行正义之事，何必急于撇清关系呢？

这种做法，对于致力于实现中餐标准化、并提供高品质服务的西贝来说，同时也对于要实现快速用餐的消费者来说，根本是不可能的。它将导致整个餐饮业生产效率的剧烈下降，以及消费者的福利损失。

所以如何重新赢得消费者，才是贾国龙和整个餐饮业要面对的最重要的问题。

消费者在很多问题上都是错的。但是教育消费者，不是企业家的任务，而是哲学家的任务。市场上的企业家，唯一的任务只能是迎合消费者，否则就倒闭。

企业家并不会因为生产劣货而赚钱，而是满足消费者需求的才会赚钱。当消费者更喜欢烈酒而不是面包，那么企业家生产烈酒就更赚钱；反之，当消费者喜欢健康而优质的东西时，企业家生产这些东西就更有利润。如果消费者就是一口咬定，“两岁的西蓝花”就不好，那么速冻西蓝花这种现代工业提供给人类的福利再好，也没用，你就得改成采摘的营养流失、受污染的西蓝花，才管用。

当消费者都喜欢吸毒，企业家基于个人责任感不生产毒品，也只是一种道德宣示，而不会起到根本性作用。因为只要需求在，消费者观念不改变，就会有人去生产。

单纯地怪罪企业家是无用的，要怪就怪消费者就是这副德行。

所以教育消费者的责任，不是企业家的，而是知识界的任务。

关于国家标准这种干预主义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什么样的手段最能实现增进消费者福利的目的，反市场的观念会导致的结果，这是经济学家的使命。经济学家需要告诉公众，你们这样做的经济后果什么。至于怎么选择，最终是消费者在决定。

关于预制菜的科学常识，是自然科学家的使命，他们需要向公众普及这些知识，减少对工业化的误解，消除社会中的蒙昧。

企业家如果不重视科学的普及，反倒去收买黑粉，那就是给黑粉发出信号：你们黑得越厉害，就能拿钱更多。他们应当做长远打算，去投资科学的普及事业，让专业人士去教育消费者形成正确的经济学和自然科学观念。这才是真正的利长远的投资。如果他们自己都反经济科学和自然科学，那么迎来反噬就是大概率事件。阿里、携程，都是例子。

一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都不能一直躲在书斋里，它需要面向公众，尤其是面向社会精英阶层——他们是观念的制造者和传播者，才能为我们的美好生活奠定观念基础。

当然，也需要道德勇气。在群魔乱舞的时刻，发出理性而正确的声音，需要道德感和使命感，需要埃尔伯特·杰伊·诺克那样做一个“多余的人”、逆普遍潮流而行的勇气。

我们社会的反市场和反商观念是非常强大的，人们不懂市场逻辑，很难从复杂事件中发现真正的因果关系，进而错误归因，把监管造成的损害归结于市场，出现问题了，不会想到是市场遭受了破坏，而是认为监管得还不够。最终在监管之上叠加监管，把自己囚禁在牢笼之中。

他们不明白那些在我们看来清晰透彻的真理：只有市场经济的利润机制，才能让消费者吃得好、吃的放心；只有市场经济，才能不断提高生产供给标准，造福于消费者。一切监管措施都将事与愿违，都起到的是反作用。

当不断增加的干预叠床架屋，就没有了自由的呼吸空间。对食品安全的层层监管，结果就是苍蝇馆子的消失，满足消费者需求的“低品质”商品消失，它将对底层形成“斩杀”。到某一天，我们像腐朽的社民主义欧盟那样，为黄瓜的弯曲度和橙子的半径和色泽制定标准的时候，所有人都将为此付出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