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货币、金融、抵押品、人力资本、社会资本

摘要

本文追溯了“资本”一词的历史用法，以及20世纪各类所谓“资本”（包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概念的激增过程。在中世纪和近代早期，资本指可用于商业投资或已投入商业的货币，这一含义在当今商业领域仍未消失。与之相反，亚当·斯密将实物资产、机器和人视为“资本”，此后这一不同用法在经济学领域占据了主导地位。斯密之前的资本概念，指的是可作为抵押品的货币或其他可出售资产。本文对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改变资本含义的做法提出质疑，并强调了可抵押财产对资本主义的重要性。只有当人处于奴隶状态时，“人力资本”才能成为抵押品；而“社会资本”则永远无法作为抵押品，甚至不具备所有权属性。“资本”概念的泛化掩盖了这些重要问题。鉴于当前资本概念存在的问题，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应考虑回归斯密之前的用法，即如今仍在商业领域沿用的资本定义。

“问题在于，”爱丽丝说，“你能否让一个词承载如此多不同的含义。”

——刘易斯·卡罗尔，《爱丽丝镜中奇遇记》（1871年）

要想看清日常生活经验与经济学家理论说教之间的脱节有多彻底，只需读一读马歇尔关于资本的章节便可知晓*——他将资本复杂地划分为国家资本、社会资本、个人资本等类别。每一位银行家、每一位商人都清楚，资本只有一种形式，那就是货币。每一笔商业和金融交易都建立在这一事实的基础之上，每一份资产负债表都依据这一既定事实编制。然而，每一位经济学家的理论却都建立在“资本并非货币”这一假设之上。*

——阿尔弗雷德·米切尔·英尼斯（1914年）

我们有理由认为，要理解资本主义，就必须理解资本¹。但长期以来，经济学家不断改变“资本”一词的含义，并逐渐扩大其适用范围，社会学家也推动了这一概念的泛化。如今，“资本”已与任何特定的生产方式脱离关联；在某些语境下，它催生出了雄心勃勃的实证研究项目，但遗憾的是，这些项目始终难以就“究竟要测量什么”达成共识。我们必须厘清资本概念的演变过程，并评估其对我们理解资本本质所产生的影响。

¹ 作者感谢拉特格·克拉森、弗兰克·柯里、安妮-克莱尔·霍英、克劳斯·尼尔森、乌戈·帕加诺、理查德·范登伯格以及四位匿名评审对本文初稿提出的意见。尽管部分评审对回归资本原始定义的合理性提出质疑，但他们的评论仍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本文所有引用内容中的强调符号均为原文所有。

解释资本含义发生变化的原因固然重要，但这一任务体量庞大，远超本文篇幅。要完整阐释这一问题，不仅需要分析社会经济背景的变迁，还需考察经济学与社会学学科内部的发展变化及学科间的竞争。因此，本文的核心任务是梳理资本含义的关键变化与扩展，并探讨其在理论分析层面的影响。

本文第一部分梳理“资本”一词历史演变中的重要节点；第二部分聚焦“人力资本”概念如何导致资本范畴的扩大；第三部分列举资本概念的其他延伸形式；第四部分详细探讨“社会资本”；第五部分整合前文观点，对比不同资本定义的优劣。

1. “资本”一词的简史

最初，“资本”（capital）指的是牛群的数量（词根“caput”在拉丁语中意为“头”，引申为对牛群的计数）。但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该词含义逐渐拓宽，常泛指一般意义上的财富。不过，若“财富”（wealth）与“资本”含义相同，“资本”一词便失去了存在的必要。800多年前，“资本”获得了更为具体的含义，这一含义（除经济学和社会学领域外）一直沿用至今。

费尔南·布罗代尔（1982年，第232-233页）在其著作《文明与资本主义》中指出，“capitale”一词于1211年在意大利开始使用，1283年出现“商业公司资本资产”的含义。此后，该词逐渐指代“公司或商人的货币资本”，并在西欧传播开来。

16世纪的英国仍沿用该词在意大利语境中的货币含义，商业公司在会计实务中也采用这一用法。1569年，詹姆斯·皮尔在论述“意大利商人会计方法”的文章中，将“与商业贸易相关的所有物品”列为“存货”，并建议商人“核算其自有资金或资本（capitall）”（坎南，1921年，第471页）。欧文·费雪（1904年，第392页）引用了1612年意大利文献中“资本指投入的本金（货币形式）”的表述，以及1694年法国文献中“资本指债务本金”的定义。1635年，英国学者理查德·达福恩在其会计著作中指导读者，“要记录合资公司各合伙人承诺投入的资本（capitall）”（坎南，1921年，第471页）。1697年英国《英格兰银行法案》中，多次提及公司的“普通资本”“本金股本”及“上述股本”（坎南，1921年，第473页）。

费雪（1904年，第393页）引用了1730年、1750年和1759年的英国文献，这些文献均将资本定义为“贸易公司投入的货币总额”或“商人自行投入贸易的初始资金”。根据埃德温·坎南（1921年，第475页）的记载，1751年，波斯尔思韦特颇具影响力的《商业大辞典》中对“资本”的定义如下：

“在商人、银行家及贸易从业者眼中，‘资本’指合伙人在组建合伙企业时投入的资金总额；也可指商人投入自身贸易业务的初始资金；还可指贸易公司或法人团体的基金，在这种情况下，通常会在‘资本’后加上‘股本’（stock）一词。”

由此可见，从13世纪的意大利到18世纪的英国，“资本”一词主要指所有者或股东为创办企业而投入的货币。

不过，我们也能找到该词的第二种含义，即指代商品储备，甚至泛指财富。弗兰克·费特（1930年，第187页）指出，兰德尔·科特格雷夫在其1611年出版的《词典》中，将“资本”定义为“财富、价值；储备、个人的主要财产”。费特评论道：“此处‘价值’的概念（隐含估值意味）与‘财产’的概念完全混淆，而‘财产’无疑指持有的实物资产。如此使用‘资本’，不过是‘财富’‘商品’‘储备’等词多余且易混淆的同义词。”但有证据表明，直至18世纪，货币含义仍是“资本”的主流用法，而作为“财富”同义词的用法则属于次要含义，且“多余且易混淆”。

随后，亚当·斯密登场，此后经济学家对“资本”一词的使用发生了转向。在此，我们无需深入探讨斯密受到的影响（包括安·罗伯特·雅克·杜尔哥及重农学派），关键在于他眼中“崛起的资本主义”是劳动创造并重组实物资产的积累过程。《国富论》开篇便聚焦劳动分工与实物资产生产率的提升，认为财富的本质是实物，通常由其他实物资产生产而来。货币若不被视为具有内在价值（由劳动创造）的金银，便难以融入这一理论框架。于是，“资本”变成了实物资产。

斯密在《国富论》多处提及“储备”（stock）和“资本储备”（capital stock），且这两个术语既指货币，也指商品。最终，他对这些术语进行了更深入的阐释。斯密（1976年，第282页）认为，“固定资本（其特点是无需流通或更换所有者即可带来收入或利润）”包括机器、建筑物、土地以及“个人后天获得的有用能力”。斯密进一步指出：

“要获得这些才能，需在教育、学习或学徒期间投入成本维持学习者的生活，这无疑是一项真实的支出，可视为一项固定在学习者身上的资本。这些才能既是个人财富的一部分，也是其所属社会财富的一部分。工人技能的提升，与简化劳动的贸易机器或工具类似，虽需投入成本，但能带来回报并产生利润。”

尽管斯密并未使用“人力资本”一词，但这一论述成为“资本既适用于实物，也适用于人”这一观点的重要源头。通过将资本概念扩展到人与劳动，斯密将其含义从“货币或货币价值”转变为“生产性资源”。

坎南（1921年，第480页）针对斯密的上述论述评论道：

“这表明斯密对‘资本’的理解与此前的主流概念发生了严重背离。此前，资本被视为拟投入或已投入特定实物资产的货币总额，而斯密却将资本等同于这些实物资产本身；此前，资本是用于购置储备的货币支出，而斯密却将其视为储备的一部分。然而，斯密并未以任何方式向读者指出这一变化……”

对经济学而言，这一含义转向具有开创性意义。“资本”一词从此兼具“货币”和“生产性商品”双重含义，且两者常被混淆，但其侧重点往往偏向后者。斯密还暗示劳动力也是一种资本，但这一延伸含义直到20世纪才得到广泛认可。

尽管大多数经济学家追随斯密，弱化了资本的货币含义，但他们始终无法就资本的准确定义达成共识。纳索·W·西尼尔（1836年，第156页）写道：“经济学家一致认为，凡能带来利润的事物均可称为资本。”但这种“一致”实则是假象。约翰·斯图尔特·穆勒（1848年，第三章）将资本定义为“劳动产品的积累储备”。西尼尔认为资本能产生利润，而穆勒则将资本视为任何已生产且积累的事物。

马克思提出了一个深刻见解：资本主义是一种历史特定的制度，在这一制度中，货币从商品交换的媒介（商品-货币-商品，即C-M-C）转变为生产与交换的最终目标（货币-商品-更多货币，即M-C-M’，其中M’大于M）。货币资本由此成为这一制度的驱动力。但除此之外，马克思并未试图扭转斯密将资本含义转向非货币范畴的趋势。他认为，生产资料只有在成为剥削工人的工具时，才成为资本。他希望“资本”一词能指代资本主义体系中的核心形式与驱动过程，包括阶级剥削与价值创造。因此，马克思（1976a年，第933页）打趣道：“资本不是物，而是以物为媒介建立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同样，在批判古典经济学“资本、土地、劳动”三位一体公式的章节中，马克思（1981年，第953页）指出：

“但资本不是物，而是属于特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它体现在物上，并赋予物特定的社会属性。资本不是生产资料和已生产出来的劳动资料的总和。资本是社会某一阶级垄断的生产资料，是劳动力的产品和活动条件……”

马克思将社会关系纳入资本概念，使资本重新成为一种历史特定现象，但这一理解仍与“资本是投入生产的货币”这一日常含义相去甚远。马克思仍受古典经济学的影响，将生产视为围绕实物实体与力量展开的过程。因此，他的论述在“关系性”“过程性”“实物性”等相互矛盾的含义之间摇摆（英厄姆，2004年，第61-63页）。他沿用前人观点，将资本划分为“固定资本”和“可变资本”，前者指机器等有形生产资源，后者指劳动力。

德国历史学派内部对“资本”一词的用法也存在显著差异。威廉·罗雪尔（1843年）追随斯密和西尼尔，将所有生产性资源都称为“资本”（Kapital）；卡尔·克尼斯（1885年，第40-42页）则将其定义限定为“经济物品”；与之相反，维尔纳·桑巴特（1902年，第二卷，第129页）认识到资本是特定历史时期的现象，并回归斯密之前的含义，将其定义为“作为资本主义企业运营基础的交换价值总额”。但这种观点并不主流。

马克斯·韦伯的立场与桑巴特相近。在其生前未出版的著作《经济与社会》中，韦伯（1968年，第一卷，第91页）写道：“‘资本’指企业在结账时可用于盈利的手段的货币价值。”尽管韦伯（1968年，第一卷，第94页）也使用“资本品”（capital goods）一词，但他将其定义为“基于资本核算进行管理的所有物品”。对韦伯而言，在以货币计量为基础的理性核算时代，“资本”需以货币单位来衡量。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欧根·冯·庞巴维克曾专门著书论述资本。在他看来，资本的定义问题与利率的解释及其数值大小密切相关。庞巴维克（1890年，第6页）认为：

“资本指生产出来的获取手段的总和，即源于先前生产过程、且不用于即时消费、而是用于获取更多物品的商品总和。”

此处完全未提及货币，其关注点是用于生产更多商品的实物资产。在弱化货币含义后，庞巴维克提出了利息的生产率理论。

约翰·贝茨·克拉克担心货币与实物产品的概念混淆，因此区分了“纯资本”（pure capital）和“资本品”（capital goods）。“资本品”一词后来得到广泛使用，但“纯资本”的定义较为模糊，指“资本品的价值”或“蕴含于资本品中的价值基金”，并未被广泛采纳。尽管克拉克做出了努力，“资本”一词仍兼具“货币”和“商品”双重含义。因此，欧文·费雪（1896年、1897年、1904年、1906年）提出了更具影响力的宽泛定义，将资本视为“任何能在一段时间内产生收入流的‘物质’实体”。与克拉克不同，费雪将人也纳入了资本范畴，明确阐释了斯密《国富论》中隐含的观点。

这种宽泛的资本概念遭到了反对。约翰·A·霍布森在其最初出版于1894年的著作（1926年版，第26页）中指出，经济学家在争论资本含义的同时，“忽视了商界对该词清晰且相对稳定的实际用法”。霍布森强调，在“商界”，资本指“货币或货币控制权（有时称为信贷）”，或“所有体现劳动的可交易实物”²。

托斯丹·凡勃伦（1892年、1908a年、1908b年、1908c年、1908d年）批判了克拉克、庞巴维克和欧文·费雪的观点。凡勃伦呼应马克思的看法，指出经济学家未能将资本与现代生产方式明确关联；但与马克思及其他许多学者不同，他认为财富的来源不仅是实物工具与劳动的结合，还包括“无形资产”或“非物质财富”，例如社会中普遍的知识技能。在批判克拉克的观点时，凡勃伦（1908a年，第162-163页）写道：

“在商界的日常用法中，‘资本’无疑是一个金融概念，无法用机械术语来定义；但克拉克先生忠实于享乐主义的分类方法，坚持以机械属性作为划分标准，从实物角度界定资本范畴，这使得任何金融层面的资本概念都无从谈起。无形资产或非物质财富在其理论中毫无立足之地……[其理论中]的资本概念，是将工业设备中的生产性商品序列视为‘持久的实物实体’……”

凡勃伦强调了资本在商界的日常定义，同时指出“资本是实物资产”这一概念与现实中的经济繁荣与萧条周期存在矛盾——经济周期由市场情绪驱动，导致金融资产的扩张与缩水。凡勃伦（1908a年，第164-166页）注意到，经济学家承认商业危机“在一定程度上摧毁了资本”，他进而指出：

“这种‘摧毁’本质上是价值层面的，即估值下降，而非实物资产的显著损耗。若将资本视为实物总和，商业危机并不会导致其大幅减少；但若从所有权角度，并以标准价值单位衡量，资本则会缩水……因此，所有资本的核心实质似乎都是非物质财富，而资本家所有权名义上指向的实物资产，相比之下不过是暂时且偶然的附属物。”

因此，凡勃伦（1908b年，第117页）得出结论：

“古典理论无法合理解释信贷与危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经济学家习惯性地拒绝承认无形资产，而费雪先生的论点实际上加剧了古典理论这一由来已久的缺陷。”

² “体现劳动”这一表述过于局限。若某人购买一片未开垦的荒地，并将其作为抵押品，那么根据商界术语，这片荒地可被视为资本——尽管它几乎未经过劳动开发。

然而，凡勃伦自身的理论也存在局限：他将生产视为主要由技术和实物工程驱动的过程，认为生产“主要依赖人类生活的物质条件”（凡勃伦，1901a年，第205页），应从“物理学及其他物质科学”的角度理解，却忽视了人类组织与动机结构的重要性。因此，他仍保留了主流理论中“资本与实物相关”的部分观点，并未否定“资本是实物”的概念，而是在此基础上增加了“无形资产”的范畴。但资本真的能被理解为“实物资产与无形资产的混合体”吗³？

尽管经济学家竭力推广宽泛的资本概念，但在19世纪及之后的商界与金融领域，“资本”一词始终保留着货币含义⁴。例如，詹姆斯·A·H·默里（1893年，第98页）在《牛津英语词典（历史原则版）》中，将“资本”定义为“与商人、公司或法人团体的初始资金相关的；本金的；作为金融及其他运营基础的”。同样，阿尔弗雷德·米切尔·英尼斯（1914年，第152页）指出：“每一位银行家、每一位商人都清楚，资本只有一种形式，那就是货币。”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在其《经济学原理》中也有类似表述（1920年，第66-67页）：

“市场用语通常将个人资本视为其财富中用于获取货币收入的部分；……这种从商业角度对资本的定义，在日常用法中已根深蒂固……”

但马歇尔（1920年，第76页）随后又“为与经济学家的普遍做法保持一致”重新定义了资本——对他而言，这意味着将资本与土地、劳动并列为生产三要素。最终，马歇尔摒弃了商界用法，选择追随斯密及后世经济学家，而非少数持异议的经济学家。

进入20世纪，美国经济学家弗兰克·费特（同时受奥地利经济学和早期制度主义影响）是少数试图恢复资本原始含义的学者之一。费特（1927年，第156页）意识到资本概念泛化的风险：

“资本本质上是一个与个人获取、金融、投资所有权相关的概念。它并非与作为实物的财富范围一致，而是与作为使用和收入索取权的合法权利相关。资本应当是一个明确指向私有财产和现行价格体系的概念。”

费特（1930年，第190页）坚持认为，资本既是货币概念，也是历史特定现象：

“资本是个人财富的一种表述，仅在其起源的价格体系和市场中具有实际意义，并随着商业实践中金融计算方法的普及而发展。”

³ 琼·罗宾逊（1979年）在剑桥资本争论期间重新发现了凡勃伦对克拉克资本概念的批判——这场争论在很大程度上由斯拉法（1960年）的著作引发。与凡勃伦一致，英国剑桥学派在争论中强调，金融层面的资本与资本品被混淆了，但凡勃伦论点中的其他重要特征却被忽视了。

⁴ 直至今日，许多词典仍强调资本的货币与商业含义。例如，《牛津英语词典》将资本定义为“个人或组织拥有的、或可用于创办公司或投资等目的的财富，通常以货币或其他资产形式存在”。

数年后，经济学界爆发了另一场关于资本的重大争论，争论双方是弗里德里希·A·哈耶克（1934年、1935b年、1936年）与弗兰克·H·奈特（1934年、1935年）。与J·B·克拉克类似，奈特将资本视为一种具有可塑性且持久存在的“价值基金”，认为利率完全由资本品的边际生产率决定，与时间偏好无关。相反，哈耶克追随庞巴维克，强调不同资本投资在“迂回生产程度”和生产周期上的异质性，但他摒弃了庞巴维克的“生存基金利息理论”（瓦连特，1980年；艾哈迈德，1991年；科恩，2003年）。

这场争论中，值得关注的不仅是分歧点，还有共识点。哈耶克与奈特均在均衡框架内展开论述，同时也暗示了该框架的局限性；两人都不将资本视为货币，而是试图将金融层面的问题硬塞进生产技术结构的框架中。与此相反，约瑟夫·A·熊彼特（1954年，第322-323页）坚持认为，“资本”一词应仅适用于金融资产⁵：

“‘资本’一词在经济学家使用之前，早已是法律和商业术语的一部分。在罗马法学家及其继承者的论述中，它指贷款的‘本金’，以区别于利息和贷方的其他附属债权。显然与此相关，该词后来逐渐指代合伙人投入合伙企业或公司的货币或其等价物、公司的资产总额等。因此，这一概念本质上是货币性的，指实际货币、货币索取权，或按货币估值的商品……倘若经济学家当初有常识，坚持资本的这些货币与会计含义，而非试图‘深化’其含义，我们本可避免无数混乱、无用且荒唐的争论！”

经济学家并未采纳这一建议。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60-70年代的剑桥资本争论完全回避了熊彼特等人提出的问题。争论双方都将资本视为实物而非金融现象：英国剑桥学派强调资本品的异质性及其计量与加总问题（斯拉法，1960年；哈考特，1972年；罗宾逊，1979年；科恩与哈考特，2003年），并将利润率与利率混为一谈，却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货币与金融的作用。

若霍布森、桑巴特、韦伯、米切尔·英尼斯、费特、熊彼特等人的观点大致正确，那么经济学家实际上颠覆了一个核心概念。他们之所以无法恰当地理解资本，部分原因在于其社会本体论聚焦于实物资产的占有，另一部分原因在于他们不愿将“资本”这类核心概念视为历史特定现象，而是错误地认为经济学研究的是普适且非历史的规律（霍奇森，2001年）。德国历史学派对这种非历史分析提出了批判，桑巴特作为该学派成员，熊彼特深受该学派影响（施特莱斯勒，1994年；埃布纳，2000年；米哈伊洛普洛斯与米利奥斯，2009年），这并非偶然。米切尔·英尼斯和费特也接触到了该学派的核心思想。

那么，资本究竟是什么？主要有两种定义选择：

第一种选择是追随斯密之后经济学与社会学的趋势，将资本视为任何能满足需求、且具有一定持久性的事物或属性。根据这一定义，资本自人类诞生之初便已存在，不局限于任何特定生产方式。马克思主义对这一定义进行了修正，将资本限定为“在工人受雇且不拥有实物生产资料的情况下的生产要素”。

第二种选择是追随霍布森、桑巴特、韦伯、米切尔·英尼斯、费特、熊彼特的观点，回归13世纪欧洲商业与投资语境中形成的资本含义（如今仍在商业领域沿用）。根据这一定义，资本指个人或企业用于投资某一项目的货币基金，也可指个人或企业拥有的有形与无形资产的货币价值——这些资产原则上可作为抵押品，用于购买或租用资源，以生产用于商品交换的产品或服务。无论哪种情况，资本都以货币金额衡量；若指其他自有资产的货币价值，这些资产可作为获取货币贷款的抵押品。因此，资本是货币，或自有且可抵押财产的可实现货币价值。与斯密及其继承者的观点相反，工资和雇佣劳动都不能算作资本——因为两者都无法作为抵押品。资本涉及社会关系，以及货币、私有财产等社会制度，但与马克思的观点不同，资本不一定涉及资本家对工人的雇佣。

⁵ 基于同样的思路，熊彼特（1956年，第174页）在1917年写道：“资本市场与实务中所说的货币市场是同一现象，不存在其他资本市场。”

2. 人能成为资本吗？

前文提到，斯密将劳动与技能视为资本的一种形式，但并未使用“人力资本”一词。劳动技能作为资本的观点何时开始流行？“人力资本”一词又何时出现？我们需要同时考察该术语的历史和其背后思想的发展⁶。

“人力资本”一词的首次出现，远早于20世纪的相关研究者。威廉·康沃利斯·哈里斯爵士（1807-1848年）是东印度公司的军官，曾在非洲和印度旅行，著述颇丰。他撰写了一份关于“非洲奴隶贸易”的《致孟买政府秘书报告》（哈里斯，1842年）。1844年12月2日，英国支持发展、反对奴隶制的期刊《非洲之友》节选刊登了这份报告。哈里斯在报告中探讨“非洲商业”时，指出非洲的工业和制造业发展滞后，并接着写道：“在非洲用于交换所需的粗糙且有限商品的物品中，极少（若有）是人力资本、劳动或产业的产物。”这是目前已知“人力资本”一词的首次使用。此处该词的准确含义尚不明确，尤其是“人力资本”与“劳动”并列出现——考虑到哈里斯作为资深作家不会无意义地重复用词，这暗示他认为两者含义不同。结合上下文，哈里斯所说的“人力资本”很可能指奴隶。

这一解读有合理依据。如前所述，数个世纪以来，非经济学领域对资本的理解一直是“投入实物资产的货币投资，这些资产用于生产但不被消耗”。这种常见用法排除了原材料和雇佣劳动，但奴隶与机器类似，归所有者所有，因此奴隶（而非雇佣工人）在这一意义上可被视为资本。

38年后，“人力资本”一词再次出现时，已不再涉及奴隶制（多尼斯索普，1880年，第28页）。但五年前，苏格兰裔商人、历史学家、统计学家及澳大利亚政治家威廉·韦斯特加斯（1875年，第23、64页）在其小册子《资本与货币科学》中写道：

“劳动只有在被束缚、从而成为明确的可交换价值对象时，才能成为财富或资本。从这个意义上说，奴隶是真正的资本，而自由人不是。劳动创造财富，但除非以我将提及的各种被束缚形式存在，否则劳动本身并非财富……奴隶是明确的可交易对象，是资本；而自由人不是。”

韦斯特加斯（1875年，第65页）并非支持奴隶制，而是反对将“资本”一词用于“一个国家或其民众的单纯劳动潜力或劳动能力”。本节后续将论证，奴隶制问题与“人力资本”概念的讨论相关，但理由与韦斯特加斯的观点不同，且更具说服力⁷。

“人力资本”一词首次在重要经济学期刊上出现，是在欧文·费雪（1897年）的一篇文章中。费雪主张，所有生产要素（包括机器、土地和劳动）都应被称为资本。凡勃伦（1908b年，第115页）是少数反对这一概念扩展的学者之一：

“一个符合商界思维习惯的实用资本定义，不应将人纳入其中……商人将他人资本化的做法，即便以债务劳役的形式，也不为法律所允许。”

凡勃伦在此暗示，将人视为资本，隐含着奴隶制的非法性。但除此之外，“人力资本”一词几乎未遭反对，并在西奥多·W·舒尔茨（1960年、1971年）和加里·贝克尔（1964年）的开创性著作出版后成为主流概念。在他们的理论中，“人力资本”是一种生产要素，其价值会随着教育和培训投入的增加而提升。经济学家的核心目标是估算人力资本的价值，以便将这种“劳动要素”与其他投入要素一同纳入生产函数，进而“解释”产出规模、教育的贡献、教育需求等问题⁸。

⁶ 克拉斯（2001年）有力地指出，除了研究术语所代表的思想历史，还应考察关键术语在话语中的使用历史。

⁷ 韦斯特加斯（1875年，第28页）写道：“经济学研究的必须是明确的事物。自由人的未就业劳动能力是完全不确定的量，不属于经济学研究范畴。”但当劳动通过协议或奴隶制被束缚时，它就变成了“可明确处理的对象”。他对货币持实物或机械论观点，否认信贷是货币或资本。

⁸ 参见布劳格（1976年）对这一研究领域的经典批判性综述。

现在，我们从术语历史转向其背后关键思想的发展脉络，尤其是舒尔茨和贝克尔研究项目中的相关思想。B·F·基克（1966年）的文章探讨了这些思想的前身，指出经济学界长期存在两种对人的价值进行评估的方法：一种是估算培养一个人所需的照料、营养等成本；另一种是评估一个人未来所有预期收入的现值。基克的研究表明，这些思想有着悠久的历史。

威廉·佩蒂爵士（1690年）提出了一种计算人的货币价值的方法，进而估算疾病和战争导致的生命损失成本。他的方法是，以市场利率计算永续性的未来工资总额现值，但他并未将劳动称为资本，其研究目标与舒尔茨、贝克尔截然不同——佩蒂希望测算国家财富规模、评估雇佣闲置劳动的收益，并为制定公平高效的税收制度提供框架。

基克（1966年，第482页）随后探讨了他所谓的“首个真正科学的人力资本估算方法”，这一方法出自威廉·法尔（1853年）的研究，而法尔的核心关注点是税收问题。法尔认为，一个人未来净收入（收入减去生活开支）的现值，与实物财产一样具有财富属性，应按相同方式征税。这种将未来净收入流资本化的方法，后来由费雪（1907年）进一步发展，并纳入经济学理论体系。但与费雪不同，法尔并未使用“人力资本”一词，也未暗示劳动是资本；相反，他将“人所固有的财产”称为“固有财产”（法尔，1853年，第2页）。基克（同前引）随后评论道：

“法尔的研究……暗示，既然人具有生产性，就应将其视为资本并据此征税。但这将迫使人们为并不实际拥有的财富缴税，可能导致荒谬的结果。”

我们来深入分析基克的观点：他认为，将劳动力“资本化”可能导致“荒谬结果”，因为工人并不“实际拥有”这笔财富。但工厂主及其机器设备的所有者，同样可能不“实际拥有”与其资产估值相当的货币。然而，基克暗示，资本家在这方面处于更有利的地位——他的观点是正确的，但未解释原因。根据法尔的定义，资本家和工人都拥有“财富”，即其资产未来收入流的贴现现值。但关键差异在于：资本家可将其拥有的工厂或机器作为抵押品获取贷款，而工人却没有这样的抵押品。

为何工人无法像资本家那样向银行贷款？银行可能会基于工人的预期未来收入提供有限贷款（如某些学生资助计划），但除非工人能提供抵押品，否则贷款规模通常较小。若要获得接近未来收入流现值的贷款，银行会要求抵押品以对冲违约风险或未来收入低于预期的风险。抵押品的作用是保护贷款人：若借款人未按约定还款，银行可起诉违约者，并在必要时强制出售或占有抵押资产。核心要点在于：工厂和机器可作为贷款抵押品，而雇佣工人的劳动力却不能。当工人拖欠贷款时，除非将自己卖身为奴，否则无法“出售”其未来收入构成的“财富”。为避免基克所说的“荒谬”结果，实现资本家与工人“财富”的对称性，工人必须能够以其作为奴隶的价值作为抵押品获取贷款——若工人违约，可将其在奴隶市场出售以偿还债务。这样一来，对称性在多个方面得以恢复，但代价是工人失去自由。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排除了这种可能性。

早期人力资本理论家曾简要提及这一问题。舒尔茨（1972年，第7页）强调：

“人力资本具有一些独特属性。无论其形式如何，除非在奴隶制存在的情况下，否则不能被买卖。实物资本具有合法财产地位，而人力资本（除奴隶制外）不受这一法律保护。例如，个人在获取教育资本时的选择自由，受到人权与财产权法律地位差异的限制。由于个人不能签订契约将自己束缚，也不能签订损害自身人权的合同，因此，在向学生提供教育贷款时，贷款人向学生转移的资本资金，其财产权无法通过对学生的抵押获得保障。”

保罗·萨缪尔森（1976年，第52页）在其著名教科书中也写道：

“有趣的是，社会的大部分经济收入无法转化为私人财产。自奴隶制被废除后，法律禁止将人的挣钱能力资本化。人甚至不能出售自己，只能通过工资将自己出租。”

但此类论述实属罕见。萨缪尔森和舒尔茨正确地指出，劳动力不能作为抵押品（即不能用于抵押），但他们未能认识到“可抵押性”是“资本”日常含义的核心要素。若认可“人力资本”的存在，我们就需要另一个术语来描述“可抵押资本”。然而，人力资本相关文献并未解决这些概念问题，而是继续推进自身的研究项目，忽视了将“人力资本”与其他“资本”投入一同纳入生产函数时存在的概念局限——这种概念混淆造成的损害已然形成。

这一过程蕴含两个重要启示：

第一，“资本”日常含义的核心，要么是货币，要么是资产的可实现货币价值。“可实现货币价值”意味着该资产可作为获取贷款的抵押品。资本是货币或货币价值，与资本主义债务体系密切相关。

第二，因此，将“资本”一词用于以下资产是严重错误的：非货币资产、无实现货币价值的资产，或仅在非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具有实现货币价值的资产。劳动力属于第三种情况——其全部货币价值仅在奴隶制体系中才能实现。韦斯特加斯（1875年，第64页）的观点是正确的，但理由有误：“奴隶是明确的可交易对象，是资本；而自由人不是。”

读者可能会反驳：我们可以随意定义词汇，经济学家对“资本”的普遍用法是“任何生产性资产”。这一说法本身并无不妥，但问题在于：要理解资本主义的本质，就必须理解货币、债务与抵押机制——忽视这一点，就会掩盖“雇佣工人的‘人力资本’与资本家拥有的‘资本’存在本质差异”这一关键事实。两者虽同为资产，但只要奴隶制被禁止，就只有其中一方能作为抵押品。若我们扩展“资本”一词的用法（至少在未添加限定词以保留其关键货币含义及与抵押、债务关联的情况下），就会掩盖这一至关重要的差异。斯密之后，经济学家改变了其概念工具，导致资本主义崛起过程中的关键特征从其理论视野中消失——这种概念盲区必须以某种方式加以纠正。

马歇尔曾坦率地承认劳动出售与商品出售之间的一些差异。马歇尔（1920年，第569页）指出：“当一个人出售其服务时，必须亲自到场提供服务。砖的卖方无需关心砖块将用于建造宫殿还是下水道，但劳动的卖方却对此极为在意。”这一观察既正确又重要，但马歇尔未能注意到：商品可作为抵押品，而雇佣工人却无法将其劳动力作为抵押品。

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一问题上也存在不足⁹。他们普遍回避使用“人力资本”一词，原因是他们将“资本”（capital）视为从工人身上榨取剩余价值的体系，而非单纯的生产投入要素。但与此同时，他们对“资本”一词的使用（基于对财产、契约、债务等法律现象的弱化），也忽略了货币抵押这一关键特征¹⁰。

回到本节标题提出的问题：人可以成为资本，但前提是处于奴隶状态。马克思有时会误导性地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人称为奴隶（马克思与恩格斯，1989年，第91页），但在《资本论》中，他表达了不同观点（马克思，1976年，第271页）。尽管如此，主流经济学家仍采纳了“人力资本”一词。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主流经济学家，都未强调“可抵押性”，也未关注资本家财产与工人财产之间由此产生的关键差异。

⁹ 尼赞与比希勒（2009年）反复写道：“资本即权力。”这一观点存在诸多问题：权力的历史远比资本悠久，因此权力不能作为资本的唯一定义特征；他们将权力定义为“对服从的信心”（第17页），这一定义也存在缺陷——按照该定义，一个对自身权力抱有错觉的过度自信者，实际上也拥有权力。有权势者往往会变得狂妄自大，但狂妄自大本身并非权力。更为合理的是，他们还写道：“资本是……对未来预期收入的资本化”（第211页），以及“公司资本化的要素……代表……公司所有者的权力”（第8页），并宣称：“所有资本都是金融，且只是金融”（第262页）。

¹⁰ 参见霍奇森（2003年、2014年）和海因索恩与施泰格（2013年）的相关论述。

3. “资本的泛滥”

若“资本”可指代任何有助于生产的事物，那么它就能涵盖范围极广的实物资产与无形资产¹¹。“自然资本”作为“土地与矿产资源”的替代术语，早在1909年就已出现（约翰逊，1909年）。但20世纪60年代后，在舒尔茨、贝克尔等人关于“人力资本”研究的推动下，各类“资本”概念开始大量涌现，并渗透到社会学领域。正如詹姆斯·N·巴伦与迈克尔·T·汉南（1994年，第1123页）所指出的：“社会学界兴起了一个小型研究领域，旨在构建与人力资本相对应的社会学概念”，进而导致“各类资本概念泛滥”。如今，在经济学、社会学及相关学科中，这些“资本”包括：

“自然资本”（约翰逊，1909年）、

“健康资本”（格罗斯曼，1972年）、

“宗教资本”（阿齐与埃亨伯格，1975年）、

“语言资本、文化资本”与“符号资本”（布迪厄，1977年）、

“声誉资本”（维尔亚诺夫斯基与惠兰，1983年）、

“社会资本”（布迪厄，1986年；科尔曼，1988年、1990年；普特南，1995年）、

“组织资本”（托默，1987年；克莱因，1988年）、

“学术资本”（布迪厄，1988年）、

“文化资本或消费资本”（贝克尔与墨菲，1988年）、

“认知资本”（雷谢尔，1989年）、

“符号资本”（布迪厄，1990年）、

“环境资本”（哈特威克，1991年）、

“自我控制资本”（林登伯格，1993年）、

“网络资本”（希克，1994年）、

“个人资本”（德伊·奥塔蒂，1994年；贝克尔，1996年）、

“政治资本、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穆泽利斯，1995年）、

“智力资本”（埃德温森与马龙，1997年）、

“资源资本与制度资本”（奥利弗，1997年）、

“精神资本”（弗特，2003年）、

“个人信任资本（关系资本）”（卡斯泰尔弗兰奇等人，2006年）、

“集体信任资本”（卡斯泰尔弗兰奇等人，2006年）、

“街头资本”（桑德伯格与彼得森，2009年），

甚至“情色资本”（哈基姆，2011年）。

面对如此繁多的文献和形形色色的“资本”形式，人们很难分辨出哪些持久存在的实体或属性不属于某种“资本”。如今，“资本”已泛化为指代“任何具有社会或经济意义的储备或存量”——一切事物都成了资本。

经济学家早已剥离了“资本”的货币关联，使得将“资本”用于描述任何未被消耗的生产性资源成为“正统”做法。如今，社会学家只需“发现”新的“资本”形式，就能获得学术声誉。下一节将聚焦其中最热门的“社会资本”概念，分析其显著的兴起过程——针对“社会资本”的批判，也适用于上述列表中的其他多种“资本”。

¹¹ 德国学者较早尝试扩展资本概念：罗雪尔（1870年，第81-87页）提出“精神资本”（geistige Kapital），尼采（1996年，第258页）在1878年提出“精神与意志资本”（Geist- und Willens-Kapital）。

4. “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一词在马克思《资本论》三卷本和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中均有出现（马克思，1976年、1978年、1981年；马歇尔，1920年），但当时其含义不同——指生产性资产或财富的国家总量¹²。费特（1927年，第156页）在评论马歇尔的用法时指出：“‘社会资本’不过是‘国家财富’的误导性名称。”

但美国社会改革家莉达·J·哈尼范（1916年，第130页）赋予了该词新的含义，将“社会资本”定义为“构成社会单元的个人与家庭之间的善意、伙伴关系、同情心及社会交往”¹³。这一含义在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1986年）、美国芝加哥社会学家詹姆斯·科尔曼（1988年、1990年）和政治学家罗伯特·普特南（1995年、2000年）的推动下得到广泛采纳——他们用“社会资本”描述社会义务、社会纽带或社会网络，认为这些因素能增强社会凝聚力，并可能促进经济发展。这一概念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主要机构中大受欢迎，但迄今为止，支持者们仍未就其准确定义达成共识。“社会资本”被用于指代多维度的社会属性，如不同场景下的互动频率、社会组织参与度、信任水平等。

毫无疑问，社会关系、社会网络与信任会对经济产生影响——事实上，任何社会及其经济的运转，都离不开社会纽带与社会规则。但争议的核心在于：是否应将这些因素视为“资本”的一种形式？这一问题将在本节后续探讨。

另一个问题是：“社会资本”这一标签下，是否真的有新发现？社会学家长期以来一直在研究社会网络、社会组织、信任等现象的本质与影响，但这些研究常被批评为“软性”且“次要”。直到两位顶尖社会学家采纳“社会资本”一词后，相关研究才迅速兴起——该术语既带有“硬核”的经济学色彩，又恰当地凸显了社会因素的重要性。

“社会资本”概念的成功，使其以“后布迪厄时代”的含义重新进入经济学领域。20世纪50年代以来，经济学家一直困扰于一个问题：若将“资本”和“劳动”作为生产函数的投入要素，无法解释大部分经济增长。他们最初将这一“未解释残差”归因于技术变革；随后，道格拉斯·诺思（1971年）、曼瑟尔·奥尔森（1982年）等开创性制度经济学家认为，还应考虑制度的差异与变迁。

在寻找解释经济增长“缺失要素”的迫切需求下，“社会资本”标签发挥了奇效——它暗示存在另一种可测量的“实体”，只要能解决定义、异质性与可测量性问题，就能被纳入生产函数。这一概念在经济学和社会学领域均取得巨大成功，堪称一次“营销胜利”。

但与“人力资本”及其他各类“资本”一样，“社会资本”也面临可测量性问题——英国剑桥学派在资本争论中指出“资本品异质性”的重要性，这一问题也同样适用于“社会资本”（斯拉法，1960年；哈考特，1972年；罗宾逊，1979年；科恩与哈考特，2003年）。

此外，“社会资本”还遭到了主流经济学家与异端经济学家的批判¹⁴。但学者们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资本”含义从“货币”转向“实物”所固有的问题——而“社会资本”的出现，使得这些原有问题进一步加剧。我们来详细分析其中一些批判观点。肯尼斯·阿罗（1999年，第4页）写道：

“‘资本’一词隐含三个特征：（a）具有时间延展性；（b）为获取未来收益而在当下刻意付出代价；（c）可转让性。‘人力资本’不具备第三个特征，部分‘（不可逆的）实物投资’也不完全具备这一特征……但‘社会资本’最不满足的是第二个特征。社会网络的本质在于，其形成原因并非为参与者带来经济价值……”

阿罗试图确立资本的三个特征，并以此评估“社会资本”，但他的批判存在缺陷：第一个特征（a）显然也适用于“社会资本”，因此这一特征无助于区分；他错误地声称“人力资本”不具备可转让性（忽视了奴隶制下“人力资本”可被出售的情况）；且他认为部分实物投资“原则上不可出售”的说法也令人困惑——许多不可逆或不可移动的投资实际上是可以出售的。

阿罗提到“社会资本”的不可转让性（无法出售），但未给予足够重视。若他重视这一点，就必须同时否定“人力资本”概念（至少雇佣劳动的“人力资本”不具备可转让性）；但他并未这样做，因此不得不弱化“可转让性”的重要性，转而强调第二个特征（b）——“为获取未来收益而刻意付出代价”。显然，大多数被称为“社会资本”的事物并非刻意构建的，但如果一个国家遵循世界银行等机构的建议，为提升国家经济表现而刻意构建“社会资本”，那么根据阿罗的定义，“社会资本”就成了资本的一种形式。阿罗对第二个特征的强调缺乏说服力，他本应更重视第三个特征，同时摒弃“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概念。

¹² “公共资本”（public capital）一词在19世纪初开始出现（匿名作者，1819年），此后偶尔被使用，但当时明确指代“公共持有的货币”；其当前“公共基础设施”的实物含义，是后来才形成的。

¹³ 勒南（1899年）此前曾写道：“英雄的历史、伟大的人物与真正的荣耀，是民族观念赖以建立的社会资本。”

¹⁴ 参见阿罗（1999年）、鲍尔斯（1999年）、索洛（1999年）、巴伦、菲尔德与舒勒（2000年）、法因（2001年）、克诺林加与范斯塔弗伦（2007年）的相关批判。

罗伯特·索洛（1999年，第6页）将“社会资本”视为“试图通过拙劣类比获取说服力的概念”，他接着写道：

“一般而言，‘资本’指生产或自然形成的生产要素储备，可在一段时间内提供生产性服务。最初，任何谈论资本的人，脑海中浮现的都是有形、实在且通常具有持久性的事物，如建筑物、机器和存货。”

这一观点进一步否定了“人力资本”概念——劳动力通常既不“有形”也不“实在”。索洛回归了与马克思、马歇尔观点相近的“资本实物概念”，但其定义比斯密的资本概念更狭窄。索洛（第9页）总结道：“我不认为用资本理论的语言和工具来包装这些问题，会对理解有多大帮助。”但他的批判并不充分——索洛声称“最初任何人谈论资本都指实物资产”，这表明他忽视了经济学领域之外“资本”一词的持久含义。

塞缪尔·鲍尔斯（1999年，第6页）在批判“社会资本”时写道：

“‘资本’指个人拥有的事物；即便是鲁滨逊·克鲁索这样的独居者，也拥有斧头和渔网。相反，构成‘社会资本’的属性——如信任、对他人的承诺、遵守社会规范及惩罚违规者——描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但鲍尔斯的观点也存在问题：资本的关键在于“所有权的法律权利”，而非“占有”，但他混淆了两者；他提及鲁滨逊·克鲁索的例子并无助于理解，且忽视了维系资本所需的法律与金融制度；他正确地指出“社会资本”涉及社会关系，但未能进一步聚焦于与“资本”（狭义定义）相关的“历史特定社会关系”。

经济学家与社会学家极大地拓宽了“资本”的含义。阿罗、鲍尔斯、索洛等顶尖经济学家认为“社会资本”是“过度延伸”，但米切尔·英尼斯、费特、熊彼特等人更敏锐地指出：资本概念过度延伸的根源，在于摒弃了其长期（且至今仍在使用）的货币含义。“社会资本”这一模糊概念的出现，进一步加剧了这些问题。与机器、土地和奴隶不同，“社会资本”无法被拥有、借用、购买或出售，因此难以赋予其合理价格；更关键的是，由于“社会资本”本质上难以界定，且无法被拥有或出售，它不能作为获取贷款的抵押品。

“资本”一词的泛化用法忽视了这些关键差异。部分由于公共含义与学术含义的不当混淆，旨在“构建社会资本”的政策可能采用虚假的测量方法，并毫无根据地倾向于采用基于价格或市场的工具。社会科学家应考虑回归那些虽不那么“时髦”但更实用的术语，如“制度”“文化”“网络”“信任”等。

5. 总结与可能的结论

古典经济学家与新古典经济学家的本体论均认为，经济价值源于实物活动、实物实体或感官感受（如物化劳动时间或效用）（米罗夫斯基，1989年；奥雷安，2011年）¹⁵。行动者被视为这些事物或实体的占有者或控制者，而财产的具体法律权利（如转让权或抵押使用权）则被弱化。资本不再指“货币”或“可转化为货币的自有可转让资产”，而是指“任何具有持久性、且能促进产品或服务生产的事物”。除马克思外，“资本”不再被视为与资本主义时代相关的“历史特定货币现象”。

货币的存在，打破了古典与新古典经济学的这一理论图景。货币涉及人与人之间的共识与互动，通过符号或实物载体体现（塞尔，1995年）。根据商界的普遍观点，资本要么是货币，要么是可转让财产的货币价值——这一观点既涉及行动者与物体的关系，也涉及法律权利与制度。

表1总结了“资本”一词的主要不同用法，以及各类“资本”可能具备的属性。表中考察了四类“资本”：（a）作为货币或抵押品的资本；（b）“资本品”；（c）“人力资本”；（d）“社会资本”。

本文从五个标准对这四类“资本”进行评估：（1）其使用权（即使用收益权）能否被拥有或租用？（2）该类资本是否存在市场形成的价格？（3）该类资本能否作为获取贷款的抵押品？（4）该类资本能否被出售（转让全部所有权）？（5）该类资本的价值能否被测量？这五个标准在经济层面具有明显的重要性，能够揭示不同类型“资本”之间的重大差异。

¹⁵ 安德烈·奥雷安（2011年，第12页）写道：“市场价值并非先于交换存在的实体……而应被视为交换关系特有的创造物。”（原文为法语，译文为笔者所加）

资本类型资本品（作为生产要素的实物资产）资本（作为金融或抵押品）人力资本社会资本

概念或思想的首位提出者亚当·斯密 中世纪意大利资本家 亚当·斯密 莉达·J·哈尼范

以指定方式推广该术语的社会科学家J·B·克拉克、欧文·费雪 J·A·霍布森、W·桑巴特、A·米切尔·英尼斯、M·韦伯、J·A·熊彼特 T·W·舒尔茨、G·S·贝克尔 P·布迪厄、J·科尔曼

使用权能否被拥有或租用？是是是否

是否存在市场价格？是是是（在多数情况下，雇佣劳动仅使用权有价格）否

能否作为抵押品？是是否（奴隶除外）否

能否被出售（转让所有权）？是是否（奴隶除外）否

总量能否轻易测量？是（假设存在相关价格清单）否（除非通过……） 否（除非假设存在相关工资清单） 否

表1：“资本”的含义及其属性

该表凸显了不同类型“资本”之间的差异，其中“社会资本”与货币导向型资本的差异最为显著，“人力资本”与货币导向型资本的差异也十分突出；“资本品”与货币导向型资本的差异虽较明显，但程度较轻。值得注意的是，整个剑桥资本争论（斯拉法，1960年；哈考特，1972年；罗宾逊，1979年；科恩与哈考特，2003年）的焦点，仅集中在“资本品”列最下方的单元格。主流经济学家将资本视为一种“实体”，而英国剑桥学派的批判者则强调“资本品的异质性”——资本品的价值可通过设定价格或其他评估向量来测量，再根据该标准进行加总；但由于这类测量标准必须预先设定，因此不存在独立于分配或价格的“资本品”有效测量方法。这一观点很重要，但仅涉及表中一个单元格。英国剑桥学派的批判者还指出，“资本品”与“货币导向型资本”被不当混淆——凡勃伦此前也曾提出过这一批判（凡勃伦，1908a年，第185-186页；1908d年，第121-122页）。

但表1并未完成全部论证，它仅揭示了“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概念的缺陷。“资本品”的问题更为复杂，因为它在除一项标准外的其他所有标准上均符合“资本”属性。核心问题在于：哪种“资本”用法具有合法性？当然，这一问题并无严格规则——因为没有法律禁止人们赋予词汇任意含义。

我们面临选择：

第一种选择，追随经济学与社会学的趋势，将资本视为“任何具有一定持久性、且能满足需求的事物或属性”。马克思主义对这一定义进行修正，将资本限定为“在工人不拥有实物生产资料情况下的生产要素”。

第二种选择，追随霍布森、桑巴特、韦伯、米切尔·英尼斯、费特、熊彼特的观点，回归13世纪欧洲商业与投资语境中形成的资本含义（如今仍在商业领域沿用）——资本指用于投资某一项目的货币基金。

以下六点理由支持将“资本”的含义限定为“可投入生产的货币”或“用于生产的自有、可转让、可抵押资产的货币价值”，即拒绝“人力资本”（奴隶制情况除外）与“社会资本”概念；“资本品”一词若要保留，其含义也需从“生产要素”改为“可作为抵押品的商品”。

第一，资本主义可被视为一种“资本起主导作用的历史特定制度”。马克思、韦伯、霍布森、桑巴特、熊彼特均认为，资本主义自17或18世纪开始存在；而其他所有形式的“资本”，历史都远为悠久。许多被称为“社会资本”的事物（如社会网络、信任）在灵长类动物中就已存在；若“人力资本”指“任何习得的劳动能力”，则可追溯到人类祖先教后代生火的时代；“资本品”的历史可追溯到数百万年前原始人类使用的石器。相比之下，即便将美索不达米亚神庙银行的贷款视为资本，货币导向型资本的历史也仅约五千年；若进一步将资本限定为公元后第二个千年（如意大利城邦出现的资本形式），则其历史不足“社会资本”“人力资本”或“资本品”的千分之一；若以18世纪英国资本主义发展为起点，则差距更大。无论如何划分，货币定义下的资本都比其他所谓“资本”具有更强的历史特定性，因此更有助于界定“资本主义”。

第二，若我们允许“资本”一词超出货币含义，用于其他现象，就需要另一个术语来描述其重要、常用且具有历史相关性的“货币形式”。或许我们可以使用“货币资本”或“金融资本”？但这样一来，我们就得将资本主义制度描述为“货币资本主义”或“金融资本主义”——这两种表述都会错误地暗示存在“更基础的资本主义类型”，而我们实际要描述的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可抵押资本”等替代术语又过于繁琐。因此，更彻底的解决方案是：将“资本”一词仅限定为其日常货币含义。

第三，“资本”一词与各类差异巨大的现象绑定，导致其大量核心含义流失。“社会资本”颠覆了资本的日常用法，“人力资本”存在严重问题，“资本品”与“货币导向型资本”的混淆也引发了诸多麻烦——这些问题均源于“资本”含义的过度延伸。

第四，所有词汇都带有“概念包袱”，其中许多具有意识形态色彩。尽管优秀的经济学家会警惕意识形态偏见，但经济学家所面对的广大公众却缺乏这种训练，理论很容易被扭曲为意识形态表述。鉴于“资本”此前一直被明确视为“金融概念”，且“市场是解决经济社会问题的万能方案”这一意识形态盛行，“资本”一词的滥用可能会给人一种错觉：所有政治、文化、社会、认知和生态现象，都可通过货币衡量和交易，如同金融资本一样进行投资。人们可能会推断：所有被贴上“资本”标签的事物都是可交易的，且具有价格。例如，“环境资本”或“自然资本”等术语，可能会误导政客和政策制定者，使其认为所有环境资产都能（且需要）通过价格进行合理估值，进而聘请高薪专家进行货币评估。但“赋予某物价格”与“确立其所有权和可转让性”并非同一回事——爱、信任、荣誉等许多事物无法轻易交易，也不存在合理或恰当的价格（福克斯，1974年；沃尔泽，1983年；埃勒曼，1992年；萨茨，2010年；桑德尔，2012年）。在某种程度上，自然可能成为“具有货币价值的所有物”和“金融收益来源”，但“追求利润最大化”与“实现生态可持续性”并非同一回事（克拉尔与高迪，2012年）——“自然资本”一词掩盖了这一关键差异。

第五，货币定义的资本所固有的“抵押品问题”，有助于凸显资本家资产与工人劳动力之间的关键差异：资本家可将其资产作为抵押品获取更多贷款，用于进一步投资，从而实现资产的“双重利用”；而工人无法将其劳动力作为抵押品。这一差异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阶级不平等的一个重要方面——资本本身成为资本主义收入与财富不平等的重要根源。

最后，尤其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所有流派的经济学家都应重新审视自身理论。经济学家始终未能将货币纳入其“最高层次、最具普遍性、最负盛名的理论”（哈恩，1965年、1987年、1988年）。正如两位顶尖货币经济学家所言，大多数学院派货币经济学要么“固执地拒绝面对事实”（古德哈特，2009年），要么“不幸地毫无用处”（布伊特，2009年）。我们需要进行彻底改革，考虑采用现实商界中通行的资本术语：用更宽泛的“资本资产”（涵盖无形资产与有形资产）替代“资本品”；用“人力资源”替代“人力资本”；用“社会网络”或“社会信任”替代“社会资本”。如此，“资本”一词将变得更具意义，也更具独特性¹⁶。

另一种选择是维持现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与主流经济学家可能认为其理论体系足够稳固，但或许现在正是质疑某些基础术语的恰当时机。

¹⁶ 皮凯蒂（2014年）的资本定义与此观点一致，他将资本界定为现金、债券、股票、建筑物、土地、机器、知识产权等可抵押资产，但不包括社会资本和非奴隶状态下的人力资本。基于这一定义，他利用数据对经济不平等的驱动因素提出了重要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