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看到那些衣冠楚楚、用着现代文明产出的电脑和手机，却痛斥资本主义的文人，我就想把托马斯·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拍在他们油光水滑的脸上。

这帮蠢货用二十世纪的饱腹，去想象十八世纪的饥荒，用空调房的恒温，去感受前工业时代凛冬的刺骨——这不是研究，这是谋杀，是用温情脉脉的谎言，对亿万已逝亡魂的二次屠杀。

他们的叙事套路恶臭而统一：

工业革命前是“有机共同体”，人与自然和谐共处；

工业革命后是“人的异化”，是冷血的齿轮与黑烟。

这套散发着尸腐气息的鬼话，经不起哪怕最浅薄的历史检视。

在所谓的“和谐”年代，欧洲人的平均寿命在30岁上下徘徊，婴儿死亡率高得令人发指，一场歉收就能让整个教区遍布饿殍。

英格兰在1700年，农业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的近60%，却仍周期性地面临饥馑威胁。

这是哪门子的和谐？

这是马尔萨斯陷阱里永恒的、绝望的挣扎。

米塞斯在《人的行动》中冷酷地指出：

时间偏好——即人们对现在财货相较于未来财货的估值——是人类行动的根本要素。

文明与野蛮的分野，就在于此。

前工业社会的绝大多数人，活在极高的时间偏好中，不是因为他们蠢，而是因为生存的刀刃就抵在喉头。

多生产一蒲式耳粮食？

储蓄？

投资？

明天可能就死于瘟疫或战乱，唯有即时消费才能带来一丝确定的安全感。

这种集体性的高时间偏好，锁死了资本积累的可能，从而也锁死了生产力提升和人口突破生存上限的可能。

那么，是谁打断了这持续万年的死亡循环？

是一群被后世白左文人辱骂为“剥削者”、“贪婪鬼”的时间偏好叛徒。

他们违背了即时享乐的本能，选择了一种近乎自虐的低时间偏好生活方式：

节制消费，忍受当下的匮乏，将有限的资源积攒下来，不是为了买更大的庄园或更华丽的马车，而是投入那些在当时看来稀奇古怪、风险极高的“机器”和“工厂”里。

纺织工场主、冶铁厂老板、运河开凿者——他们中的许多人一生清苦，将利润不断再投资。

他们图的不是当下的享受，而是一个未来更大产出的预期。

这就是熊彼特所说的“企业家精神”的核心：

打破循环流转，进行“创造性破坏”的冒险。

他们不是从既定的社会财富蛋糕中抢走更大的一块，他们是拼命把蛋糕做大，哪怕自己最初只能分到一点碎屑。

霍普在《私有财产的经济学与伦理学》中赤裸裸的论证：

一切经济增长的根源，在于人们通过储蓄形成资本品，延长生产结构。

没有这批“叛徒”的储蓄与投资，就不会有超出基本消费品的、迂回的生产方式。

没有织布机，人们就只能用手摇纺车；

没有炼焦炉，就只能用木炭炼出少量劣质铁。

是资本积累，而不是什么“劳动人民的集体智慧”，拉开了工业革命的序幕。

那些蠢材们哭泣的“田园牧歌”，本质是一个高时间偏好的粪坑。

而打破这个粪坑的，正是第一批系统性实践低时间偏好、进行长远计算的“资本家”。

他们背叛了那个即时享乐的旧世界，也就拯救了那个旧世界里注定要被淘汰的、所谓的“过剩人口”。

历史在这里给出了第一个冷酷的等式：

低时间偏好 + 私有产权保障 = 资本积累 = 生存机会的指数级扩张。

任何抛开这个等式前半部分去谴责后半部分的，非蠢即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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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饿不是选择，工厂才是生路

道德表演家们最津津乐道的“罪证”，是工厂里如蝼蚁般的童工和长达十四、十六小时的工作制。

在他们描绘的画面里，工厂主是手持皮鞭的恶魔，从慈母怀中夺走孩童，扔进黑暗的撒旦磨坊。

呵呵

来，把廉价的眼泪擦干，看看真实的选择是什么。

在工厂出现之前，儿童劳动是普遍且必须的。

他们在家庭农场里帮忙，捡拾柴火，照看牲畜，其劳动是家庭生存不可或缺的边际贡献。

然而，家庭农业的产出有其刚性上限，一旦遭遇危机，儿童便成为最先被放弃的“负资产”。

他们要么沦为街头乞丐，要么被“卖”去当学徒（实为仆役），要么直接饿死。

资料显示，十八世纪伦敦街头孤儿和弃婴的数量触目惊心，其生存率低得可怜。

工厂的出现，恰恰改变了这个残酷的等式。

它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选项：

一份货币工资。

哪怕这份工资微薄，工作时间漫长，但它提供了几个关键转变：

第一，它使儿童的劳动产生了远超家庭农场的、可量化的市场价值；

第二，它使家庭收入来源多元化，降低了对土地的绝对依赖；

第三，它让贫困家庭有了进行最原始储蓄的可能，以应对风险。

张维迎在论述企业家精神时强调，市场是一个发现过程。

工厂主并非全知全能的操控者，他们也是在巨大的不确定性中摸索。

他们开出工资，是在劳动力市场上进行竞价。

如果工资低于工人（包括童工）在其他选择（乞讨、盗窃、死亡）中的主观估值，就不会有人来工作。

童工涌入工厂，不是一个道德沦丧的故事，而是一个在更坏和不那么坏之间，家庭用脚投票选择了后者。

这残酷吗？

残酷至极。

但这残酷的根源，是前工业时代极端的、结构性的贫困，而不是工厂主的人性之恶。

工厂不是贫困的原因，它是贫困的结果，同时也是当时条件下缓解贫困的唯一现实路径。

罗斯巴德的《人、经济与国家》从主观价值论角度给出了致命一击：

工人的工资，最终取决于其劳动的边际生产率。

在工业革命初期，一个未经训练的童工或农民，其边际生产率确实很低，这决定了其工资只能维持基本生存。

怨天尤人毫无意义。

提高工资的唯一途径，不是靠工会的强制（那只会让雇主雇佣更少的人），也不是靠政府的法令（那只会让工厂倒闭或转入地下），而是靠资本积累。

当工厂主不断投资更新设备，当蒸汽机取代水力，当更优的管理方法被采用，每个工人（包括童工）操纵的资本品增加了，其边际生产率才能提升，实际工资才可能上涨。

历史数据无情地支持了这一逻辑。

尽管早期工厂条件恶劣，但工业革命开始后，英国人口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爆发式增长，平均寿命开始缓慢但坚定地上升。

这不是因为生活突然变好了，而是因为活下去的底线被抬高了。

大量的“边际人口”被纳入了生产体系，创造了价值，也换取了生存资料。

工厂的浓烟之下，掩盖的是一场静默的、规模空前的人口大拯救。

那些谴责工厂的蠢货，他们的祖先很可能正是被这“罪恶”的工厂从马尔萨斯陷阱的边缘拉回人间的幸存者。

他们今天能用键盘敲出悲天悯人的句子，正是因为他们不曾真正面对那个在“田园牧歌”中饿死，还是在“黑暗工厂”中存活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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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善的掠夺与进步的引擎

今天的白左和统制经济信徒，继承了昔日浪漫主义文人的衣钵，并给它披上了“社会正义”和“科学规划”的外衣。

他们的指控清单越来越长：

环境污染、经济危机、贫富差距、精神空虚……

所有问题的根源，都被归咎于那个叫“自由市场”或“资本主义”的幽灵。

这帮“计划者”认为自己掌握了足够的知识，可以替代亿万个体分散的、默会的、随时变化的信息，去设计一个更“公平”、更“美好”的社会秩序。

从东德的“经济奇迹”蓝图到委内瑞拉的“玻利瓦尔革命”，这种僭妄的结果无一不是灾难：

短缺、腐败、停滞，以及自由的彻底死亡。

他们规划的，从来不是繁荣，而是控制。

关于贫富差距：

柯兹纳指出，市场是一个企业家不断发现并纠正错误的过程。

不平等是这一过程的必然伴生物。

成功的企业家发现了未被满足的需求，或更有效率的生产方式，从而获得了利润和财富。

这财富是对其Alertness（机敏）的奖赏，是对其服务了消费者的回报。

这种基于才能、冒险和运气的财富差异，不仅是正当的，更是进步的引擎。

它向全社会发出信号：资源应该被配置到能创造更大价值的人手中。

试图用暴力（税收）或强制（法规）抹平这种差异，就是在惩罚成功、奖励平庸，最终拖累整个社会的财富创造。

中国的改革开放史，就是最好的反证：当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即接受一定的不平等），整个国家的贫困人口才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减少。

关于经济危机：

商业周期理论表明：危机不是市场的失败，而是政府对货币和信用进行人为干预、扭曲利率信号（即时间偏好的价格）的必然结果。

当央行滥发货币，人为将利率压制在自然利率之下，就会误导企业家进行过度的、远离消费端的长期投资（资本品生产），造成虚假繁荣。

当信贷无法持续，泡沫破裂，危机来临。

危机的解药不是更多的干预和刺激，而是停止干预，让市场清算错误，回归真实的消费-储蓄比例。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各国的量化宽松和2020年后的天量财政刺激，正是在为下一场更剧烈的危机积蓄能量。

关于环境与福利：

这涉及到最根本的产权问题。

罗斯巴德和霍普认为，许多环境问题恰恰源于产权不清（如空气、河流）。

在清晰的产权界定下，污染就是侵犯他人财产，可以通过法律索赔解决。

而福利制度，本质是政府通过暴力征税，进行财富的强制再分配。

它削弱了储蓄和资本积累（因为被征税），提高了受益者的时间偏好（因为福利降低了为未来储蓄的必要），同时制造了庞大的、僵化的官僚体系。

福利国家不是资本主义的补充，而是它的对立面和掘墓人。

它用短期的“公平”幻觉，透支了长期的增长潜力。

欧洲的高福利与低增长、高债务困境，就是明证。

问题的总根子，在于这帮计划者、煽动家、道德绑架犯，对个体主权和自发秩序的深刻恐惧。

他们无法容忍一个没有中心指挥、却又能产生复杂协作的体系。

他们必须把自己摆在“设计师”、“拯救者”、“分配者”的位置上。

他们的所有政策——高累进税、货币超发、行业管制、最低工资法——无论披着多么华丽的外衣，最终都指向一点：

削弱私有产权，遏制资本积累，打击企业家精神。

而这三点，正是将人类拖出万年贫困泥潭的唯一杠杆。

遗忘即背叛，逻辑即刀锋

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巨大的历史悖论之中：

人类享受着资本主义带来的、前所未有的丰裕、长寿与便利，其精英阶层和知识分子却系统地诋毁、诅咒、阉割这一制度。

他们一边用iPhone组织抗议全球化的游行，一边靠风险投资资助的社交媒体平台传播反资本言论。

这是彻头彻尾的认知失调，是文明史上最精致的忘恩负义。

这种背叛的代价正在显现。

当对资本积累的污名化成为政治正确，当企业家精神在法规的丛林和道德的枷锁中窒息，当储蓄和投资被印钞机和福利支票替代，我们便悄然拧慢了，甚至开始反转那个让文明上升的飞轮。

经济增长放缓，创新变得迟滞，社会流动固化，政治极端主义抬头——这一切都不是偶然，它们是背离奥派所揭示的基本经济逻辑的必然苦果。

文明的底色，从来不是圣母的眼泪，而是产权的界碑。

进步的动力，从来不是群体的呐喊，而是个体的计算与积累。

拯救穷人的，从来不是诗人的悲悯，而是企业家对利润的冷酷追逐所驱动的生产力狂飙。

历史的逻辑就躺在那儿，像一把淬火的刀，冰冷、坚硬、不掺感情。

它不关心你的情怀，只在乎你的行动是否符合生存与繁荣的定律。

那帮糊涂蛋用浆糊般的思维涂抹历史，用情感的泡沫淹没理性，他们正在将我们的文明拖向一个温水煮青蛙的、缓慢窒息的“新中世纪”。

你将要选择什么？

是做被他们用糖衣包裹的谎言所喂养的认知奴隶，还是做一个敢于直面冰冷现实、捍卫让生命得以可能的基本逻辑的理性叛逆者？

记住，并且重复：

不是资本主义需要辩护，而是人类需要资本主义才能生存与发展。

遗忘这一点的文明，没有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