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对等

文/巴斯夏　译/刘伟池

圣克里克先生曾质问：“我们有什么把握能保证，外国人卖给我们多少，就一定会从我们这儿买回多少？”

东巴勒先生也质疑道：“我们凭什么认为，英国生产者在需要采购时，会放着全球其他国家不顾，偏偏跑到我们这里来？又凭什么相信，他们向我们采购的总值，恰好等于他们向法国出口的总值？”

真令人佩服！这些自诩“务实至上”的人，思考问题却完全脱离实际！

试问在现实世界中，一百次、一千次、甚至一万次交易里，能有一次是直接的“以物易物”吗？自从世界上出现了货币，难道有过任何一位耕种者会对自己说：“我若要购买鞋履、帽饰、法律咨询或授课服务，我只会找那些恰好能向我购买等值小麦的鞋匠、帽匠、律师或教授”？——既然个人尚且如此，国家又为何非要作茧自缚，强加给自己这种限制呢？

那么，真实的情况究竟是如何运作的呢？

让我们设想一个与世隔绝的国家。——有个人生产了小麦。他把小麦投入到国内的流通中，以他能寻得的最高行市卖出，作为交换，他得到了什么？是埃居（银币）。换言之，他得到的是一种凭证，一种可以无限分割的票据。凭借这些票据，他便有权在自己认为合适的时候，在应有数额范围内，从国内流通中提取他所需要或渴望的物品。归根结底，在整个过程结束时，他从社会总库中提取的，恰好等价于他向其中注入的；而且，就其价值而言，他的消费量精确地等于他的生产量。

如果这个国家与外部的交换是自由的，那么每个人注入产品并汲取消费的场所，就不再局限于国内的流通，而是置身于全球的流通。他完全不必操心：他交付给大流通的产品，究竟是被同胞买走了还是被外国人买走了；他收到的“票据”，究竟是来自法国人还是英国人；他日后用这些票据按需换取的物品，究竟是产自莱茵河或比利牛斯山的这一边还是那一边。无论如何，对于每个个体而言，他在这个巨大的公共蓄水池中所注入的和所汲取的之间，始终存在着精确的平衡；既然这对每个个体都成立，那么对于由个体组成的整个国家来说，自然也是如此。

在上述两种情形之间，唯一的区别就在于：在全球流通的情况下，每个人无论是进行购买还是销售，面对的都是一个更为广阔的市场，因此也就更有机会把买卖都做得更好。

有人提出了这样的反对意见：如果所有人都串通一气，拒绝从流通中购买某个特定个体的产品，那么这个人也就无法从社会总库中获取任何东西。对一个国家而言也是如此。

我的回答是：如果这个国家无法从全球流通中获取任何东西，那它也就不会再向其中注入任何东西；它只能退回自给自足的状态。也就是说，这个国家将被迫陷入你们想要预先强加给它的那种状态——孤立。

而这正是禁止性体制梦寐以求的状态。

这难道不可笑吗？仅仅因为害怕这个国家离了你们可能有一天会遭遇孤立，于是现在就抢先一步将它推入孤立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