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连载 | 《经济诡辩》第一系列，“番外篇”

（本文应该是中文首译）

法文版编者注：

在1850年度财政开支总预算的讨论中，莫甘先生于议会讲坛上天真地阐述了陈旧的贸易差额谬论（见3月27日《导报》）。巴斯夏早已在《经济诡辩》中驳斥过这一理论，此处他认为有必要再次进行批驳；但因健康状况不允许他登台发言，遂于1850年3月29日，将文本投寄一家日报发表，现予以转载。值得注意的是，为阐明论点，作者简化了假设性计算，略去了1845年曾使用的若干要素（参见第四卷第52页）。

贸易差额

文/巴斯夏　译/刘伟池

贸易差额论已被奉为神圣信条。

其内涵人所共知：一国若进口多于出口，其差额即为亏损；反之，若出口超过进口，其超出部分便构成利润。此说被奉为公理，立法亦以此为圭臬。

就在前天，莫甘先生手拿数据，义正辞严地警告我们：法兰西居然在自愿地、无端地做着亏本生意，每年在对外贸易中白白损失2亿法郎。

“你们听着！在过去十一年的贸易中，你们已经亏损了20亿！”

接着，他将这套万无一失的准则应用于细目，又告诉我们：“在1847年，你们在制成品方面的出口额为6.05亿，进口额仅1.52亿。因此，你们赚了4.5亿。”

“而在天然物产方面，你们的进口额达8.04亿，出口额却只有1.14亿，因此，你们亏了6.9亿。”

一个人竟能如此天真而又无畏地，将一个荒谬原则的所有推论都演绎出来！莫甘先生竟有如此本事，让贸易差额理论沦为笑柄，连达布莱先生和勒伯夫先生都为之捧腹。这真是了不起的成就，实在令我不禁心生妒羡。

那么，就让我来领教一下，莫甘先生及所有禁令主义者奉行那套损益算法，究竟有何高明之处。我将通过讲述自己亲身经历的两笔商业交易来阐明这一点。

那时我在波尔多，手头有一桶价值50法郎的葡萄酒。我将其发运至利物浦，海关在登记册上记录了一笔50法郎的出口。

抵达利物浦后，这桶酒卖了70法郎。我的代理人将这70法郎换成了煤炭，而这批煤炭运回波尔多时，市价为90法郎。海关随即又记录了一笔90法郎的进口。

贸易差额显示：进口超额，40法郎。

根据我的账簿记录，我始终确信这40法郎是盈利。但莫甘先生却教导我这是亏损，并且法兰西也因我而亏损了40法郎。

莫甘先生为何会认为这是一笔亏损呢？因为他认定，任何进口对出口的超额，都必然意味着有一笔差额需要用真金白银来支付。可是在我讲述的这笔交易中——而这恰恰是所有盈利性商业活动的缩影——需要支付的差额又在哪里呢？一个商人会比较不同市场的通行价格，只有当他确定——或至少有机会——能让出口价值以增值的形式收回时，他才会决定进行交易。这个道理就那么难懂吗？因此，莫甘先生所谓的亏损，实应称之为盈利。

在那笔交易完成没几天，我竟天真地萌生悔意，懊恼自己当时没把交易推迟些。原来，葡萄酒的价格在波尔多下跌了，而在利物浦却上涨了。要是我没那么仓促，本可以用40法郎买入，再以100法郎卖出。说实话，我原以为这样一来，我的利润会更丰厚。但经莫甘先生点拨才明白，要是真那样，亏损只会更加惨重。

尊敬的编辑先生，我的第二笔交易，结局就完全不同了。

我从佩里戈尔采购了一批松露，成本100法郎。这本是为两位著名的英国大臣准备的，可以卖个极高的价钱，我盘算着换回一批好书。天晓得！早知如此，我还不如自己把它们吃了呢（我说的是松露，不是书籍，也不是托利党人）。那样的话，至少不会像后来那般血本无归。只因那艘载着松露的船，在刚驶出港口时便沉没了。海关当时记录了一笔100法郎的出口，之后却再也未能登记任何相应的进口。

于是，莫甘先生会说，法兰西净赚100法郎！因为多亏了这场沉船事故，出口足足比进口多出了100法郎。要是事情没这样发展，要是我真换回来价值两三百法郎的书籍，那反而会让贸易平衡变得“不利”，法国也会因此 “亏损”。

从科学的角度来看，这实在可悲：所有商人眼中明明白白的亏损，到了那群天天把“反对理论”挂在嘴边的理论家口中，竟然就成了盈利。

而从实践的角度来看，这就更加可悲了，因为这会导致什么后果呢？

不妨设想一下，假如莫甘先生有权力（在某种程度上，他通过其议会投票确实拥有这种权力），用他自己的计算和意志去取代商人的计算和意志，并按照他的说法，“为国家建立完善的工商业体系，为国民劳动注入强劲的推动力”，那么他会怎么做呢？

凡涉及国内低价采购、国外高价售出，并将销售所得换成国内紧俏商品的交易活动，莫甘先生都会通过立法予以取缔——因为这些活动恰恰会导致进口价值超过出口价值。

与之相对，凡是符合以下模式的企业，他则会予以容忍，必要时甚至会通过发放补贴（即向公众征税）来加以扶持。这个模式就是：在法国高价买入，再到国外低价卖出；换言之，出口对我们有用的东西，换回对我们无用的东西。于是乎，在这方面他会赐予我们百分之百的自由，让我们把巴黎的奶酪运到阿姆斯特丹，再把阿姆斯特丹的时尚玩意运回巴黎。因为可以肯定，在这类贸易中，贸易差额绝对会有利于我们。

是的，这很可悲，我甚至敢说，这是一种有辱人格的行径——立法者居然不让利益当事人自己去决策、自己去行动，自己去承担那份风险和回报。如果放手让他们自己去做，每个人至少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犯了错的人会受到惩罚，并自行纠正。可一旦立法者跳出来发号施令、横加干预，万一他头脑中盘踞着一个骇人的谬误，那么这个谬误就必然会成为整个伟大民族的行为准则。在法国，我们深爱自由，但我们却鲜少理解自由。啊！让我们努力去更好地理解自由吧，这样我们对它的热爱只会有增无减。

莫甘先生以一种不容置喙的笃定断言，在英国没有一个政治家不信奉贸易差额学说。在计算出我国因进口超过出口而造成的所谓亏损之后，他大声说道：“要是把这么一张报表摆在英国人面前，他们定会吓得瑟瑟发抖，下议院里每个议员都会感到自己席位不保！”

而我则要断言，倘若有人跑到英国下议院去说：“我们国家的出口总值超过了进口总值”，那才会让他们感到岌岌可危。而且我敢打赌，你绝对找不到一个演说家，敢站出来补上一句：“这笔差额正是我们的利润。”

在英国，人们深信：一个国家，收到的比付出的多，才是至关重要的。他们更洞察到，这恰恰是所有商人的天然倾向。正因如此，英国人最终选择了“任其自然”（laisser faire），还给贸易以“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