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购买力变稳定的念头，不是因为人们试图使经济计算更正确而引起的。该念头的根源，是人们希望创造出一个和不断流动、变迁的人间世事隔开的范畴，一个不受历史过程影响的领域。为了永远供应生活费给某个教会团体、慈善机构或家族而设立的基金，很早以前是以捐赠土地或实物支付农产品的方式设置的。后来加入了以货币给付的年金模式，那些捐赠者和受益人预期，按一定数量的贵金属给付的年金所能维持的生活，不会受到经济情况变动的影响。但是，这些希望其实是虚幻的，后来的世代发现祖辈的计划没能实现。受到这种经验的刺激，人们开始研究怎样才能达成所追求的目的；于是，着手测量货币购买力的变动，并且试图消除这种变动。

在各级政府启动长期不可赎回和无期借款的政策后，这个问题变得更为重要。国家，这个邦国崇拜发轫时期的新上帝、这个没沾染到任何尘世弱点的永恒超凡机构，给公民提供了一个机会，让个人可以把财富放在安全、又可以享有稳定收入的地方，不受任何尘世变迁的影响。它打开了一个途径，使得个人不再为了又一次取得既有的财富与收入，而需要天天在资本主义市场里承担新的风险。一个人若是把自己的资金投资在政府和所属单位发行的债券上，就不再受制于不可避免的市场法则和消费者至上的权力。换言之，他不再需要担心他的投资方式是否最能满足消费者的需要和希望。他是安全的、得到保护，免于市场竞争的危险，无需顾虑因为无效率而导致他遭到财富损失的惩罚；永恒的国家已经把他纳入羽翼之下，保证他不受干扰、安静地享受他的资金收益。此后，他的收入，将不再源自于以尽可能最好的方式，供应消费者需求的市场过程，而是源自于国家这个强制与胁迫机构所课征的税收。他不再是同胞的一个仆人，受制于他们的至高权力；他是政府的一个伙伴，一起统治人民、一起向人民强取贡品。政府支付的所谓利息，低于市场的利率。但是这个利息差额，和债务人——其收入不靠满足公众而是靠强迫公众纳税的国家——无可置疑的偿债能力相比，不值一哂。

尽管早期的公债经验并不美好，人们还是不吝地倾向于信任十九世纪的现代化国家。当时人们普遍认为，这种新国家将严格履行自愿签订的债务契约。资本家和企业家充分知道，在市场社会里，其实没有别的办法保全曾经取得的财富，除了每天和每一个人，包括已经存在的企业，以及“小本经营”的新手企业，艰苦地竞争，设法重新取得它。企业家，逐渐老了、疲倦了，不再倾向于以他辛苦得到的财富做赌注，尝试以新的方式满足消费者的需求，而他人财富的继承者既懒惰、又充分意识到本身没能力，会偏好投资于政府公债，因为他们都希望从市场法则解脱出来。

且说，不可赎回的无期公债是以货币购买力的稳定为其先决条件的。虽然国家和它的强制力也许是永恒的，公债所支付的利息却不见得同样永恒，除非按某一价值不变的标准支付。就这样，为了安全的缘故，避开市场、避开企业家功能、避开投资于自由企业、而偏好政府公债的投资者，再度面临所有人间世事的易变性问题。他发现，在一个市场社会的框架里，绝不会有任何空间供不受市场影响的财富停泊。他奋力寻找一个永不枯竭的收入来源，结果失败了。

在这个世界，没有稳定与安全这种东西；而人的努力，也没强大到足以创造出这种东西。在市场社会体制里，除了继续成功服务消费者，没有别的办法取得和保持财富。国家当然能够强求辖下的人民纳税，也能够借到资金。然而，长期而言，即使是最坚定不移的政府，也不可能违抗决定人的生活与行为的那些法则。如果政府把借来的资金投资在最符合消费者需要的一些生产事业上，又如果政府在这些产业活动上，成功地和所有私人企业家进行自由、公平的竞争，那么，它就和任何商人没什么两样；它能支付利息，因为它获得利润。但是，如果政府的投资没成功、没获利，或者它把借来的钱用在经常支出上，那么，借来的资金就会萎缩或完全消失，没有开发出任何新财源来支付利息和本金。于是，向人民课税变成唯一可用来履行借贷契约的办法。政府要求人民纳税以应付这种支付，等于是要求人民为政府过去所浪费的金钱负责。人民所纳的税，没获得政府机器提供任何当期服务作为回报，而是作为利息，由政府支付给已经消耗掉（所以不再存在）的资本。国库于是承担先前政策的不幸后果。

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政府发行公债筹款有很好的理由。当然，时下流行的，为战争贷款辩护的理由，是荒谬的。进行一次战争所需的一切材料，必须由限制民间消费、用掉一部分以前累积起来的资本，以及要求人民更努力工作……等手段来提供。战争的全部负担着落在战争世代的肩膀上。而后来的世代受到的影响范围，仅限于：因为战争支出，他们从目前存活的世代手中继承到的财富，将少于战争没开打的情况下可望继承到的财富。以贷款支应战争花费，不至于把负担转移到后代身上。如果全部战费都由税款提供，便只有流动性财源的拥有者才可能被课税；其余人民将被豁免适当的牺牲贡献。短期贷款可用来消除这种不公平，因为它让政府有比较宽裕的时间，对固定资本的拥有者进行公平的估价、以便课税。

在市场社会的框架里，长期公债和准公债是一个外来的干扰因素。公债的设立是一个无效的尝试，尝试超越人的行为能力限制，妄想远离转瞬无常的人间世事，创造出一个永恒、牢固的领域。这是多么傲慢的一种心态：永生永世的金钱借贷、永远有效的契约、为永远的未来约定怎样行为。就这一点而言，这种贷款在形式上究竟可赎回或不可赎回，是无关紧要的问题；在意向上和实际上，它们通常被认为是不可赎回的，并且当成这样在处理。在古典自由主义的全盛时期，有些西方国家真的诚实支付现金，赎回部分它们的长期负债；但是，大多数国家在大多数时候，总是把新的债务堆栈在旧的债务上。十九世纪的金融史显示，公债金额逐步稳定增加。没人相信国家将永远背负这些愈来愈沉重的利息支出；很明显的，所有这些负债迟早将被设法以某种方式清偿掉，但肯定不是按照合约的规定支付利息和本金。而一大群善于诡辩的论述者，也早已忙着为最后结账的日子，推敲、铺陈各种理由，以缓解政府可能受到的道德责难。

有些人为了建立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稳定范畴，一个远离人的行为不可避免的一些限制、并提供永恒安全的领域，而设想出一些虚幻的方案。以货币为依据的经济计算，对于这些虚幻的方案所指派的任务，根本没有能力完成。我们不能说这个事实是经济计算的一个缺陷。这世界没有永恒、绝对与不变的价值这种东西；为这种价值寻求某个标准，是白费工夫的。有些人渴望有一稳定的、不倚赖人们的生产过程的收入；经济计算倒不会因为和这些人的这种胡涂观念不契合，而变得不完美。

——摘自路德维希·冯·米塞斯《人的行为》第十二章：经济计算的范围，第五节“稳定化观念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