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经常听到一些政客、专家学者和社会正义人士说：贫富差距过大，财富高度集中。世界上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的前总统奥巴马就反复说“如今，收入前10%的人占总收入的比例，不再是1/3，而是一半”。纽约新当选的市长马姆达尼也不断渲染贫富差距，必须让穷人都能看得起病、上得起学，要让那些富人付出代价；美国民主党内的左翼参议员桑德斯，则为他站台，把这些话重复一遍。

这种论调将富人一竿子打翻，为他们贴上了原罪的标签。它暗含了一个前提：穷人的穷，是富人造成的；一部分人收入的增加，减少了其他人的收入；贫富差距是一个非正常现象，是一个需要被解决的问题。它还暗戳戳地告诉人们：这世界上有一个固定的富人阶级，盘踞在社会顶端，霸占着生产资料，让穷人永远无法翻身。

它是剥削理论和剩余价值学说的另一种表达，意思是：如果不是富人的压迫，穷人本来不会这么穷，而是会和富人一样富有。它的下一步的必然推论就是，国家作为正义的化身，必须实行收入再分配，将富人的财产拿走交给穷人，就可以创造一个人人平等的理想世界。

富人是怎么变富的

一个社会中，总是有富有的人，也有挣扎在贫困线上的人。这在许多道德标兵和社会工程师眼里，是不可容忍的现象。但是他们从来不愿意回答的一个问题是：富人，到底是怎么变富的？

在古代身份社会中，超级富有的人是那些高级种姓，他们依靠掠夺而变富；底层人民从生下来那一刻，就决定了他们终生受穷的命运，因为他们被剥夺了生产资料，不被允许自行安排自己的生活，选择自己的职业。

但是“从身份到契约”的伟大革命，让全人类来到了市场社会，阶层等级被打破，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决定自己的生活，选择自己的职业，创造属于自己的财富。市场社会是一个文明社会，文明社会的标志就是：人类放弃了掠夺性、寄生性的生活方式。一个人要想变富，唯一的办法是以最有效的方式服务社会公众，满足大众需求，争取他们的“金钱投票”。

日常的用语，混淆了许多本质。人们经常说，某某是水果大王、汽车大王、玻璃大王等等，积聚了巨额的财富。但是这只是一个不恰当的比喻性说法。强制行为与自愿行为泾渭分明，绝不可混为一谈。

水果大王也好，汽车大王也罢，他们手里既没有枪也没有炮，不能强迫任何人去购买他们的产品。他们只能通过制造优质的产品去打动消费者，让消费者自愿掏腰包，才能变富。

而消费者之所以愿意掏腰包，是因为他们为自己创造了价值，他提供的商品在边际价值上高于他们手里的金钱，因此他们才付费，否则他们就不买，也就没有了各种“大王”。简言之，是消费者支持他们成为富人。

因此这与真正的大王——政治性大王——有着本质的区别。政治性的大王是可以不生产而消费的，即依靠抢夺。它手里有枪炮。现代世界完成了国家主义教育，知识分子发挥了核心作用，他们把将其叫做税收，并且说这是我们换取公共服务的代价，甚至还有一份神秘的契约。

可是从来没有过这份契约，服务也从来不应当依靠强制力胁迫：你可以像面对市场上的商业大王那样自由选择吗？不可以。你可以不接受它的服务，从而不上交贡赋吗？不可能。仅仅是依靠强迫这一点，就证明了不义。

而且，与商业大王的情况截然不同，这种服务没有市场中的对应关系。它不会像商业大王那样，你给我一百块钱，我就给你一定数量的水果。在强迫交易中，必定有人付出比得到的多，另一部分人恰恰相反。因此这是一种转移支付，前者是税收的净贡献者，后者是税收的净消费者。后者在剥削前者。

与无视消费者真实需求的强迫交易不同，市场中的商业精英，永远唯消费者马首是瞻，他们只是消费者委托的财富临时代管人。

是因为他们以最有效率的方式满足了大众需求，因此大众通过金钱投票的方式授权他们掌控巨额资产，以便更好的服务于他们。这是一份财产“授权”，使财产总能在消费者的选择下流转到能最有效地配置它们、使其发挥最大效益、也即最能满足消费者需求的人手中。

简单说，谁最会服务消费者，消费者就让谁变富。那些商业巨擘，若是稍有懈怠，不能很好地满足消费者需求，那么消费者就会收回这个授权，让他由富变穷，将财产交给更能满足消费者需求的人掌控。办法很简单，不给他金钱投票即可。

因此，市场上的富人，并没有形成一个“富人阶级”。财富排行榜上的富豪，年年都在发生变化，有些富人，失去了富人的身份，退出了企业家行列，有些穷人，则跃升至富人的位置，让过去的富人为他打工。就是因为，消费者有高度的选择性，可以自主决定谁变穷谁变富。

人们嫉妒那些富二代。可是要清楚，他们之所以富，恰恰是因为他们的父辈通过企业家才能争取到了最多的金钱投票，然后将财富传承给了他。他若想继续保有这些财富，就必须像他的父亲那样殚精竭虑服务于消费者，否则财富很快就会消散，让他泯然众人。

市场经济，是“经济民主”的制度，只有那些为最多的人提供最有价值的商品和服务的人，才能成为最富裕的人。这必须依靠他们判断消费者需求的远见卓识，也即企业家才能，才可以做到。

穷人的穷，是富人造成的吗？

乌托邦主义者不承认一个天然的事实：人与人之间，是有差异的。每个人的父母不同、智力不同、出生地不同、企业家才能不同，这当然会造成财富状况的不同。

他们总是喜欢把一个经济问题，转化成道德问题。他们认为穷人之所以穷，总是因为社会中有一部分道德败坏的人压榨了他们；人人生来平等，是有人搞破坏，是“社会”造下的孽，才造成了贫富的分野。似乎只要高喊道德口号，就能解决一切问题。

我们要问：一个没有受过严格训练、没有独特技能的普通人，拿着普通的工薪阶层收入，这是富人造成的吗？一个身体残疾的人，没有劳动能力，只能接受救济，过着仅能温饱的生活，这是富人的过错吗？一个出生在上海中产家庭的人，一出生就拥有千万资产，而一个出生在农村的小孩，则根本没有什么资产，难道他的贫困是中产造成的，是因为上海人道德败坏？

当然不是。贫穷是一个经济问题，不是道德问题。

贫困，曾经是人类的常态。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食不果腹、大规模饿死，穷得一样平等，全世界都概莫能外。1500年的人穿越回到1000年，会发现他们的生活没有太大变化，世界在几千年内几乎是静态的，根本没有什么经济发展。

人类在“马尔萨斯陷阱”中痛苦挣扎，人口与资源问题的矛盾总是无法解决，让许多人成为“多余的人”。原始部落的生活绝对不是卢梭和波兰尼主义者的岁月静好田园牧歌，而是战乱频仍的，原因很简单，资源有限而人口增长，必须通过战争方式抢夺地盘和资源才能解决，它为战争行为提供了巨大激励。原始部落人的生活，始终处于军事训练之中，随时准备把别人干掉，把他们的口粮和资源据为己有。

这种情况下，毫无经济进步的可能，因为满足温饱已经是奢求，根本不可能有资本积累。没有资本积累就没有技术进步，就不可能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供养更多的人口。因此，那个时代全世界的杀婴、弃婴的现象是非常普遍的，并且不会受到太多的道德谴责；一场瘟疫下来，没有任何应对措施，动辄夺走数百万生命。人均寿命三四十岁。

在这漫长的历史时期中，人们的普遍贫穷是因为他们没有支持繁荣的意识形态。人们认同阶层等级，反对商业活动，每个人的理想就是做人上人、做神职人员、做骑士。中国是士农工商，西方是打击高利贷（高利贷的含义不是收取过高的利息，而是任何收息行为都是打击对象）。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变富裕呢。

所以贫穷是观念造成的，不是富人造成的。若说穷人的穷，都是富人的错，那么几千年来人类的穷，难道都是富人作恶的结果？

到了工业革命，一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工业革命是一场思想革命，是古典经济学们发起和主导的。它让产权得到了保护，它打破了重商主义信条，它摧毁了阶级社会，它让自由贸易（包括国内的自由贸易和国际的自由贸易）变成了思想主流，它促进了劳动分工与合作，由此打破了施加在经济之上的重重观念枷锁，让每个人的企业家才能迸发，让稀缺要素得到了有效配置，由此促进了资本的不断积累，实现了财富的爆炸式增长，并且发现了更多的可用资源，让人口不断增长，人均寿命不断延长，但是生活水平不降反升。

这里面，并没有什么道德叙事。它就是经济动机、利润追求和冷静的经济计算。

工业革命中的“血汗工厂”，让知识分子恨之入骨，觉得那些老板道德败坏，是他们剥削压榨工人，导致了工人的贫穷。马牌说这是“工资铁律”，资本家注定要把工人压榨到仅仅能维持生命的地步。现代知识分子则崇尚这种学说，他们也认为工人处境不好，都是资本家剥削的结果。

可是他们既没有理论，也无视历史。

工资不是资本家单方定价的，它是劳动供需关系决定的。工资率的高度，最终取决于劳动者的边际生产力，它是资本积累所决定的技术水平的结果。没有资本的支持，没有技术的进步，无法创造出相应的边际价值产品，资本家不可能为工人支付超过其边际贡献的工资。

“工资铁律”更是无稽之谈。既然是“铁律”，那么恰好证明这与资本家的道德素质没有关系，即无论如何工人的工资都会停留在仅够糊口的水平上。这显然不是事实。工业革命以来的历史证明了，劳动者取得了远远超过生存基本水平的工资，早已否定了所谓的工资铁律。

不论是过去的所谓血汗工厂，还是现在让知识分子咬牙切齿的条件差的工厂，工厂老板采取任何强制手段了吗？他们是用锁链绑着、用刀枪逼着让工人来自己工厂做工的吗？是用皮鞭抽打着让工人干活吗？是树立高墙电网禁止他们离开了吗？都没有。既然没有任何强制手段的使用，是劳动者和企业家之间的自愿契约，你到底如何从一个自愿的、即有利于双方的交换中找到剥削呢？难道仅仅因为你看着不爽，所以就是剥削？你问过那些劳动者的意见了吗，你凭什么代表他们发言？

实际上，在工业革命中，正是这些“血汗工厂”，收留了大量过剩的劳动力，让他们得以存活。如果不是这些工厂，那些过剩的劳动力只有死路一条。

这些过剩的人口，难道是工厂主和富人们创造出来的？那些童工的父母，难道道德败坏，都不爱自己的孩子？不，他们知道，即便在工厂劳作是悲苦的生活，那也好过过去让孩子直接饿死。

我们要知道“行动展示偏好”的基本原理。工人只不过是在两种处境之间选择：是留在家里无人雇佣、没有收入而饿死，还是到工厂打工赚钱改善生活，宁愿忍受较差的工作条件？这世间没有既要又要还要的事情，他的真实行动证明了他偏好后者，因此这是他处境的改善。换句话说，如果消灭血汗工厂，工人的处境并不会变好，而是变得更差。

随着资本的不断积累，技术不断的进步，资本家终于可以投资更多的产业、招录更多的工人，让他们摆脱贫穷，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他们也可以不断地改善劳动条件，提升工人工资，以此从劳动力市场中竞争人才。其竞争的过程，正是提升劳动者工资率的过程。因为竞争的办法就是开出更高的工资和提供更好的劳动条件（其实也是毛工资率的一部分）。这一切，都依赖于资本，它由储蓄——产出大于消费——转化而来。

也正是资本推动的技术进步，提升了劳动生产率，让供给几何式增长，商品的边际效用降低，价格降低，因此“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穷人也能买得起工厂大规模生产的产品，以改善自身生活条件了。要知道，工厂里的劳动者，正是他们生产的产品的最大消费者。

所以，请那些社民主义者回答：是富人造成了遍地饥肠辘辘的穷人吗？难道是亨利·福特让福特汽车厂的工人们变穷并流落街头吗？难道是工会运动让工人工资率提升了吗？难道喊两句道德口号，就能推动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了吗？

穷人的穷，不是富人的过错，富人不是造成穷人贫困的原因。恰恰相反，是他们在不断改善穷人的生存状态，提升他们的生活水准。

贫富差距，不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当知识分子言之凿凿地谈起贫困问题，用他们假装科学的“基尼系数”来论述贫富差距问题的时候，他们预设的一个观念就是，这是一个需要被解决的问题。

当然，在他们的观念中，解决的办法是永远是干预主义，而不是市场经济。在这些人眼中，利维坦就像天使加百列，可以点石成金，没有它办不成的事。

可是他们彻底误解了市场经济，也彻底误解了人类社会。

市场经济的一个显著特征恰恰是收入存在差距。市场经济承认人天然的不平等，因此承认财富的不均等。它既激励人们变富，也不会削足适履地故意让富人变穷。只有在全盘计划下，所有人都交由一个计划机构控制，没有私有财产，没有择业的自由，没有迁徙的自由，没有创业的自由，一切都靠分配，才会变得收入平等。

当然，总有一部分人掌握着这个分配机构，这些动物比另一部分动物更平等。这难道就是这些知识分子所要求的平等吗？可能正是。在他们设计中的理想国中，自己就是哲学王，是《动物庄园》里的高等动物。

如果我们非要用平等这个已经腐败的词汇，我们可以说，市场经济才最平等，因为它依照人们服务他人的能力来决定财富的分配，这是最公平正义的分配。而这些乌托邦分子追求的平等主义，就是给一个能力强的人套上锁链，不准他变富，让能力强的人和能力弱的人都一样穷，难道这是平等吗？这才是最大的不平等。

在市场社会中，财富，是永远不可能平等的。当你把所有人的财富完全平均，过不了多久，财富的差距又会立即显现，因为每个人服务他人的能力不同。所以这些平等主义者到底意欲何为？难道要像普洛克儒斯忒之床那样，把腿长的人锯掉，让所有人比烂，来实现他们所谓的平等吗？难道要消灭工业革命以来的财富不均等状态，回到旧时代那种人人穷得一样平等的状态，他们才满意吗？

贫困线这个概念，就是这些左翼知识分子发明出来的，这是一个非常坏的概念，以满足他们的政治议程。

问题就出在，你可以任意、武断地定义贫困。如果按照当今购买力，人均收入已经100万美元了，你当然可以把收入在100万美元以下的人划入贫困行列。如果你已经有了一艘游艇，你也可以将自己定义为穷人，因为毕竟还有人拥有五艘游艇并且拥有私人飞机，而你没有。

所以，只要想划贫困线，就总是能画出来，哪怕人人都住别墅开奔驰，照样可以划，只看想把哪些人作为照顾的对象，哪些人作为打击的对象。

而且，这个概念是国家主义的，它总是在一国之内划线。

按照当今世界各国的生活水平，美国的贫困人口，放到非洲，都是富裕阶层。为什么不在全世界划一个贫困线，然后让非洲人来再分配美国人的财富呢？既然美国知识分子和政客总在推广民主，那为什么不让印度人和美国人一块投票呢？这难道不是更民主？

贫困线概念还有另一个致命的误导性，它从来不对比人们在生活水平上提高的绝对值，而只是在人群之间进行横向相对值的对比。所有的穷人如今生活水平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提高，社会整体的富裕程度水平在不断提升，他们视而不见，他们只是在不断地重复：你跟比尔盖茨相比，穷得要命，这不公平！

他们从来没有回答过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贫富差距的存在，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吗？

这根本就不是问题，所以不需要被解决。人生来不同，财富有差距，这就是自然规律，就是宇宙法则，为什么要解决呢？他们会因为一个人和另一个人身高不同、长相不同是个问题，因此需要被解决吗？

假如一个村社，大家都很穷，很平等，现在来了几个富豪，贫富差距一下子拉大了，财富集中在1%手里了。这是天大的好事啊，因为他们的钱必将用来为这个村社投资。那为什么要“解决”这个问题呢？

知识分子给出的方案，到底想怎么解决呢？

无非就是把富人的财富分一部分给穷人，直至完全平均化。这能让穷人变富吗？不。只要富人预期财产权不保，他就会减少生产，就会提前消费，就吓得不来了，你拿什么分？

这道理一点都不难懂，然而他们为什么反复渲染贫富差距的议题呢？

因为政治的需要。

在阶层等级社会，一个人的贫穷和处境不佳，还可以找借口，都是因为自己身份低贱、受人压迫和盘剥。然而到了市场契约社会，财富的大门向任何人敞开，那么贫穷就没有理由，它只能是个人能力低下的结果。你不够富裕，只不过是消费者在通过金钱投票告诉你：你不行。

但是要让一个人承认自己不行，实在是太难了，必须找到一个替罪羊，为他们的贫困找到理由。把自己的贫穷归罪于他人，是一个方便的办法。这个时候，市场经济、富人就成了靶子：为什么我这么穷而你这么富，这一切都不是我的错，而是富人剥削了我，是社会不公，自己没有责任，因此若是把富人的财富分一部分给我，我就心里舒坦了。

知识分子和各国政客人为地划定贫困线，就是精准地给穷人投喂了一剂心灵按摩毒药，让他们找到逃避自身责任的出口。它诱发了人的嫉妒心，而嫉妒，正是破坏市场经济的一个核心心理动机，它足以带来全盘计划。

紧接着，他们说，自己可以借助强制力实现这个理想蓝图，让穷人可以少生产而多消费，变得富裕。只要你们给我投票，问题就会得到解决。因此，宣扬贫富差距问题，一直是他们发动底层，为自己争取选票、扩张权力的办法。当福利变成了一种权利，就更能让那些穷人俯首帖耳，成为他们的附庸，进而授权他们向任何人的财产发动攻击。

这些国际主流知识分子和西方政客们其实从来没有关心过穷人。煽动群体之间的对立，正是扩张权力、转移矛盾和视线、掩盖自己干预失败的办法；如今这个民主时代，人们会投票给那些承诺给他们最多福利的人。这就是他们的真实动机。

让富人变多，才能解决贫困问题

推动经济进步的唯一可行途径，是提升人均占有资本量。世界各地劳动者生活水平的差异，就是由于在无法自由移民的情况下，资本存量的差异造成的：那些资本相对于人口丰裕的地方，生活水平就高，反之则低。

资本，都是由储蓄转化而来。必须产出大于消费，才有储蓄的可能。这要求人们要降低时间偏好，节制欲望（不把所有产出都挥霍），并且增加生产，才能实现。

在资本的加持下，技术进步了，劳动生产率提升了，生产供给增加了，工资率就高；同时带来物价的下降，又积累了新的储蓄，投资到更加长远、更加迂回的生产过程之中。这就是经济进步螺旋上升的进程。

很明显，降低人们的时间偏好、增加储蓄和资本投资的根源是保障产权，激励人们做长期打算，通过诚实生产而不断积累财富。总之要奉行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

只有这样，那些更具企业家才能的富人才会越来越多，才会减少穷人的数量。这简直就像一句废话：减少穷人的办法，不就是让更多人变富吗？

富人是资本的供给者。他们赚来的钱，自己用来消费的，总是占比极小。他们把大量的钱都用来投资了。事实上，这些钱不用来投资，也没有什么用处。他们不投资而储蓄，这些钱也并没有从经济中消失，而是通过信贷系统被其他人借走了，也会转化为投资；即便把钱压箱底，这些钱也在发挥货币的效用——其储蓄行为让货币供应量降低，由此降低了物价，造福了所有人。

通过他们的投资行为，他们不但造福了消费者，而且造福了土地、资本品所有者和劳动者，因为他们总是要把资金预付给这些生产要素的所有者，才能开展生产，由此，富人的投资行为让所有要素的持有者资产升值，工资率提升。

市场社会中的富人和穷人之间，从来不是对立关系。一个社会只有拥有越来越多的富人，穷人的处境才能改善。

所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是经济学原理的正确、通俗表达。

这世界上造福穷人阶层最多的，不是那些高喊口号的知识分子和马姆达尼奥巴马，而是那些默默无闻、脚踏实地的企业家。能提供物美价廉的产品并卖给穷人的人，才是对穷人帮助最大的人，雇佣大量穷人的人，才是改善他们处境的人。

任何再分配政策，都是在侵犯产权，任何管制和干预的增加，都将毁灭资本，任何对富人的打击，最不利于的恰恰是穷人。一个社会，怎么可能靠打击那些最会服务消费者的人而变好呢，怎么可能靠消灭最聪慧的人，扶持最愚钝的人而变富呢？

缅甸的放贷人群体切蒂亚尔人，1948年财产被没收充公，许多人被赶出了缅甸，这些财产迅速被缅甸政客挥霍一空，穷人根本没机会享受；1970年代，乌干达政府驱逐亚洲人，经济迅速崩溃；菲律宾曾经杀害和驱逐华人，中国制造商品立即短缺，穷人最遭殃；欧洲基督教徒经常驱逐犹太人，可是犹太人走后，他们的处境更差了，经常又被请回去。马来西亚是东南亚国家中最歧视华人的国家，华人创办任何企业都要让马来人占股30%，华人在教育、就业、从政等方面备受歧视，可是华人通过坚韧的意志和灵活的变通，成为马来社会最富裕的阶层，可以想见，一旦把这些华人赶走，遭殃的就是马来人中最贫困的群体，他们将失业、物价将飞涨、生活物资短缺将立即上演。

更不用说委内瑞拉和阿根廷，对富人的仇视，对财产的没收，给穷人发福利，导致的结果是整个国家陷入崩溃，他们成了坐在金矿上的穷鬼。

这世界上最大的神话莫过于，把一部分人的钱抢走交给另一部分人，就能实现繁荣，造福所有人。

经济学原理和无数历史事实都告诉我们，一个保障产权，激励储蓄的社会，才能让人变富，而富人更多的国家，穷人生活也更好。富人不是通过剥削穷人而变富的，其他人的好运不是你的厄运。

任何一人变富，都对自己有利，因为他提升了资本存量，为其他人提供了更多的工作和交换机会；反之任何一人变穷，都对自己不利。把这个道理扩展到全球国家关系中，也照样成立，即任何一国变好，都对全世界有利；任何一国变差，都对全世界不利。朝鲜闭关锁国，并不仅仅对朝鲜人不利，而是对全世界所有国家和人民都不利。因为它减少了全球劳动分工，其国内资源得不到有效利用，你想把东西卖给朝鲜人，他们穷得也没啥东西可以和你交换。

多盼别人好，别国好，这完全都不用上升到什么人道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的高度上来，只需要知道：这样对自己才是最有利的。

穷人应当正视现实，诚实地面对自己。当今市场社会，没有任何人阻挡你变富，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企业家。制约你成为企业家的，是你高企的时间偏好，是你没有判断消费者未来需求的远见卓识。这并不丢人，大部分人都是普通人，都难以承受企业家面对的巨大风险，就适合打工。只要富人足够多，投资足够旺盛，打工也能打出好生活。

穷人更不应当听从知识分子和政客们的煽动，不要被嫉妒心蒙蔽双眼。打土豪的快意的结果是，富人将撤离，生产将萎缩，将没有人雇佣你工作，没有人为你提供物美价廉的商品，没有人为你发工资，也即没有劳动分工，回到自给自足。

贪图那些福利的蝇头小利、呼吁再分配的结果是，它会强化和扩张权力。但是富人当然并不比穷人笨，他们更有能力去接触权力，更善于利用扩张后的权力造福自己。最终是反向的再分配，他们收获巨额的通胀、管制利益，收割穷人，同时给穷人撒下一点面包屑罢了。这就是当今美国“公司国家”、压力集团主导政策的现状。

永远不要抱怨贫富差距，而要看整体生活水平是否提升。要拥抱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清除一切阻碍人们变富的管制和干预措施，这才是解决贫困问题的唯一出路。

须知市场经济的贫富差距，只不过是他开奔驰宝马，你开五菱宏光的差距，但都能到达目的地；而一旦你允许利维坦对每个人的财产动手脚，最终通往计划社会，那时候的差距就不是贫与富的差距，而是生与死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