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听着有点傻的问题

1892 年，奥地利的卡尔·门格尔在英国《经济学刊》上发了一篇论文，题目叫《论货币的起源》。

他要回答的问题听上去有点傻：一个人为什么会接受一件他自己并不需要的东西？

要明白这问题为什么重要，得先知道当时欧洲经济学界在打一场什么架。

十九世纪后期的德语世界，有两拨人不对付。一边是历史学派，主张经济学没有普遍规律，只能一个时代一个时代地描述历史。另一边是门格尔这一路，主张经济现象背后有可以推演的一般原理。这场争论在文献里叫方法论之争，前后持续了几十年。

货币的起源，正好是这场架的一个战场。

历史学派那边倾向于说，货币不是自然长出来的东西，它是国家立的规矩，是法律或者约定创造出来的。门格尔要反驳的就是这个。

他的办法很特别。他不去找历史证据，他做逻辑推演。

他先立一个观察：商品和商品之间不平等。有的东西一拿出来就有人要，有的东西挂出去半年无人问津。他给这个性质起了个名字，中译一般叫“适销性”，说的是件东西在市场上转手时的顺畅程度。

然后他往下推。一件东西越容易转手，人就越愿意先收下它，哪怕自己暂时用不着，因为拿着它，回头能换到别的东西。这个念头要是被少数机灵人先想到，就会传开。多数人跟着少数人做，重复的交换变成本能，本能沉淀成习惯。到最后，所有市场里最容易转手的那一种东西，就成了所有人默认的交换媒介。

按这个推法，货币是长出来的，不是谁发明出来的。没有会议，没有敕令，没有投票。

门格尔还补了一句很有力的话。他的原话大意是：像建立一个普遍交换媒介这样影响如此之大、又如此广为人知的事，如果真是由法律或者约定确立的，一定会留在人类的记忆里。

可是没有。留下来的记载全是另一类：君主开始铸币，开始规定重量，开始规定成色。也就是说，国家的那些动作，都发生在货币已经存在之后。

这个论证方式后来被叫作因果发生法。它不靠史料，靠的是逻辑上说得通。

还有一件小事值得一提。门格尔写这篇论文的时候，弗内斯还没登上雅浦岛，那位人类学家要再过十一年才出发。也就是说，这套关于货币怎么长出来的推理，是先被想出来的，后来才在太平洋的一座小岛上，撞见了一个活的例子。

对面那套说法的来头

得先把话说清楚：温铁军那句“货币的信用本源于国家强权”，不是他拍脑袋想出来的。

这个判断有来路，而且来路很正经。

1905 年，德国经济学家克纳普出了一本书，叫《货币国定论》。他在书里提了一个主张：货币是法律的创造物。他的意思是，货币就是国家发的一种票，它的效力来自法律，跟它用什么材料做的无关。他还给货币下了一个判定标准：在公共支付处被接受的东西，就是货币。

克纳普要对着干的是另一派，他管那派叫金属主义，也就是认为货币的价值来自它含多少金银。

凯恩斯本人对这个思路是有好感的。他在 1930 年的《货币论》开篇就提到了克纳普。更有意思的是，凯恩斯在那本书里专门讲了雅浦岛的石币，说那套做法比很多现代人的想法更有逻辑。他惦记的一件事是：货币最本质的功能也许是记账，而不是被搬来搬去。

这条线往下还很长。1914 年，因尼斯提出货币的信用理论，说货币不是交换媒介，而是一种延期支付的标准；政府发的钱，本质上是政府可以用税收收回的一笔债。1947 年，勒纳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就叫《货币是国家创造物》。再往下，明斯基、古德哈特，一直到今天的现代货币理论，莫斯勒、雷、凯尔顿、米切尔这一批人，都是这条线上的。

现代货币理论里最有力的一条，叫税收驱动货币。它的意思很直白：国家凭什么让别人需要它发的纸？因为它规定，税必须用它交。你欠它一笔税，你就得先去市场上弄到那种纸。需求就这么被造出来了。

这一条是真的。它不是一个空想。

这条线到今天还活着，而且活得不差。现代货币理论有完整的著作体系，有政策圈的支持者，也有自己的学术刊物。这一支的共同判断是：现代货币早就不是商品了，它就是国家的负债，是一张记账的凭证，能不能流通，看国家收不收、认不认。这个判断在今天的法币世界里并不荒谬，甚至相当贴近现实。

到这里，这场争论的格局就清楚了。一边说货币是国家造的工具，另一边说货币是市场上长出来的东西。两边都有一百多年的师承，都不是外行话。

所以真正要问的不是谁的说法更时髦，而是：这两套说法各自能解释什么，又在什么地方解释不动。

货币是长出来的

先把门格尔这一路讲透。

他的核心概念是适销性。这个地方容易读滑过去，值得停一下。他说的不是东西好不好，也不是东西贵不贵，而是一件东西在市场上换出去有多容易。一头牛和一把斧头，价值可能差不多，但斧头随时能换出去，牛得找对人。斧头的适销性高。

这个性质一旦被认出来，就会产生一个后果：人开始有意地去收那些适销性高的东西，哪怕自己不用。这一步很关键。到此为止，人们交换是为了用；从这一步起，交换开始为了再交换。

这就不一样了。第一种交换是消费，第二种交换是持有一个通道。货币就是从第二种行为里长出来的。

接着是习惯。一个人这么做，旁边的人看着，发现他总能用那种东西换回别的东西，就跟着学。学的人越多，那种东西就越好用；越好用，学的人就越多。这个循环一旦转起来，最容易被转手的那样东西就会脱颖而出，最后大家默认它就是要收的东西。

历史上真的当过这种东西的，五花八门：牛、盐块、布匹、贝壳、茶砖、铁钉。它们长得完全不一样，分布在天南地北，彼此之间毫无往来。可它们有一个共同点：都是当时当地最容易转手的东西。

这件事本身就说明问题。如果货币真是某个聪明人设计出来的，各地该出现相似的方案，或者至少看得出传播的痕迹。可实际上，各地长出的是什么，取决于当地有什么、缺什么、什么东西不好搬。是环境在筛选，不是人在设计。

整个过程中，没有谁下命令，也没有谁能预见结果。

这一路上还有一层，是后来米塞斯补上的，叫回归定理。这道题问的是：一种东西变成货币的第一天，它的价值从哪来？

答案不能是“因为它是货币”。这等于绕圈子。米塞斯的回答是：它必须从它作为普通商品时就已经有的购买力借来。

拿纸来说。纸本身不值钱，纸能买一头羊，这件事不可能凭空发生。历史上所有的纸币，最早都是某种能换到东西的凭证，能换金、能换银、能换粮食。人们收下它，不是因为它是纸，是因为它背后那个承诺。等到兑换的承诺断了，纸还能继续流通，靠的是另一件事：人们记得它昨天还能换到什么。

这件事在历史上被验证过很多次。第一次世界大战开打，交战国纷纷停止兑换，纸币不能再换金子。可这些纸没有立刻变成废纸，人们在市场里照样收它，因为昨天还能用它买面包。英格兰银行 1797 年暂停兑付，一停就是二十多年，英镑一直在用。

支撑它的是记忆，不是命令。记忆会磨损，所以纸的信用还需要别的东西来维持：节制的发行、可信的财政、能兑现的承诺。一旦这些都没有了，记忆也撑不了太久。

这个“昨天”是可以一直往前推的。罗斯巴德给了它一个说法，叫以物易物的最后一天。推到尽头，就是那样一天：货币还不存在，所有东西都还只是东西，人们在直接交换它们。

回归定理的意思是，货币的价值是一条链子，一节扣一节，一直扣到商品那里去。链子可以很长，但中间断不掉。

现在把这条推理用到那个判断上。

国家能做的事，前面列过：起名字、定税、垄断发行。这三件事都是真的，而且分量不轻。特别是定税这一条，它让一种本来没人要的纸，突然变得人人都得去弄。

但强权做不到的是给这串链子开一个头。它可以接管一个已经值钱的东西，不能凭空让一个从来不值钱的东西变得值钱。

一张标着“元”的纸之所以有人收，是因为昨天有人收，前天也有人收，这个链条的尽头是一个能换到实物的承诺。声明能保证这个链条的延续，声明不能替代这个链条。

这就回到那个词上了。中文的“信用”底下压着两个不一样的英文词。

一个是 credit，指的是票券的效力，是“你必须收”，是法偿。这个确实由国家给。

另一个是 trust，指的是信任，是“你愿意留”，是愿意把一段时间的收入换成它，然后放着不动。这个只能由人给。

强权能规定你必须收，规定不了你愿意存。

这两件事之间隔着一道墙。命令可以当天生效，也可以当天废除；评价只能慢慢长出来，长出来之后，也没人下得了令把它撤掉。

先把他的强版本摆出来

下判断之前，得把对面说得最硬的那几版摆上来。不然就是打稻草人。

税收驱动货币这一条，我说了是真的，现在把它讲清楚。它的力量在于解释了需求的起点。一张纸能当钱，首先得有人肯收；人要肯收，得先有需要的理由。国家能造出这个理由，因为它一边规定税用它的票交，一边只收自己的票。这不是骗术，这是制度上真实存在的机制。这一条，门格尔那套自发演化说回应得不够好。它讲了货币怎么长，没怎么讲一个既有的货币体系怎么被替换。

有一处得先澄清：门格尔自己并没有说国家没用。他那篇论文里有一节专门讲国家权力的影响，他承认到了发达阶段，国家会介入，会认证、会规范。所以拿“货币自发”去反对一切国家动作，不是门格尔的主张，是别人替他主张的。

再往近处看一层，今天的货币跟门格尔那时候也不是一回事了。他面对的是金银，今天是纯法币，背后没有可兑换的承诺。这个批评成立，所以要看今天的情况，就得看今天有没有案例。

最容易滑过去的是苏联那个例子，它其实有两个读法。温铁军看到的是政权倒了、卢布跟着倒，所以政权是货币靠的东西。但也可以这样读：政权倒的过程中，财政先失控，税收收不上来，强制力也没了，于是货币超发、没人再要。也就是说，政权倒和货币倒，可能不是原因和结果，而是同一个原因的两个后果。相关不等于因果，这一条得他自己来回答。

而最锋利的一处，得单独说。

他说苏联，其实是在说另一件事：既然货币的信用来自强权，那么强权一旦松动，货币就保不住。这个推论要成立，前提得是“没有强权就没有货币”。注意这个前提的形状，它是个全称判断，一个例外就能推翻。

而这样的例外不难找。这也是下面要做的事：不是去证明国家跟货币没关系，那太便宜了，国家跟货币的关系明摆着。要做的是看看在那些关系断掉的地方，货币还剩多少。

几份留下来的记录

1970 年，爱尔兰的银行关了将近半年。

那年5月，爱尔兰的几家联合银行因为劳资纠纷停业，一直到11月才恢复。整整六个月，全国没有银行开门，没有支票清算中心，没有地方能把一张支票换成现金。

按常理，这该是一场灾难。工资发不出来，生意做不下去。

可实际情况是，交易照做。人们用支票付账，拿着支票去商店、去酒吧、去加油站。这些支票开始在人手里转手，甲拿它付给乙，乙拿它付给丙，丙再拿它去交学费。更妙的是，酒吧和店主慢慢干起了银行的活：他们替人辨认支票真假，衡量出票人的信誉，然后按一个折扣收下，等于是给支票贴现。

那半年里，全国流通的支票金额以亿计。没有央行，没有清算所，一套功能相似的清算系统自己搭起来了。

这件事说明的，不是“货币可以没有机构”，而是：当货币没了通道，人会立刻把通道重新造出来。造它的动力不在命令里，在交易本身需要它。

再看一个反过来的例子：罗马的银币。

从奥古斯都开始，罗马第纳尔银币的含银量是一路往下走的。尼禄的时候降到九成左右，图拉真八十多，马可·奥勒留七十五，到塞维鲁只剩一半。三世纪中叶，含银量掉到个位数，基本就是一块镀了层银的铜。

这段历史最值得琢磨的地方在于：那时候罗马的强权是完好的，甚至可以说是更强的。疆域没丢，军团还在，税收照收，法律照发。国家把货币牢牢握在手里，它想掺多少铜就掺多少铜。

结果不是货币更硬，是货币更烂。掺到后来，物价飞涨，税收变得没有意义，军饷要靠实物发。三世纪危机爆发。

政权的强度，和货币的硬度，在这里正好是反着走的。

第三个例子在阿根廷。

2001年底，阿根廷的银行体系撑不住了。政府先出台限令，限制每个人从银行取钱的数量，接着在2002年初废掉了比索和美元一比一的兑换。联邦的钱一下子没法用了：取不出来，也没人敢收。

接下来发生的事有点出人意料。十几个省自己开始印票子。布宜诺斯艾利斯省发了帕塔贡，科尔多瓦省发了莱科尔，图库曼省发了博卡德。这些票子不是玩具，它们在本地被普遍接受，能买东西，能交税，能发工资。最多的时候，全国有十几种这样的省级票子同时在市面上转。

联邦政府当然不高兴。可它一时没有办法。人们要的是一个能用的东西，而不是一个应该用的东西。

这几份记录放在一起，指向的意思很一致。货币可以没有银行（爱尔兰），也可以在强权完好无损的时候垮掉（罗马），还可以在没人给它授权的地方被重新造出来（阿根廷）。强权能做的是决定谁的名字印在上面，做不了的是决定人们信不信那货币。

命令到不了的地方

最后回到那个判断本身。

温铁军说信用来自强权。这句话如果拆开看，一半是真的，一半是滑过去的。

真的那半是：国家能给货币一套架子。单位、法偿、税收、垄断发行，这些都是它的权限之内，而且它做得比谁都彻底。这一点，克纳普、凯恩斯、勒纳到今天的现代货币理论，都说得不错。门格尔本人也没有反对过。

滑过去的那半是：把“能规定你必须收”，偷换成了“能决定它值多少”。前者是权力，后者是评价。这两样东西的性质完全不同。权力可以授予，也可以收回；评价只能被说服，不能被规定。

评价还有一个特点：它形成得慢，滑落得快。一种东西被普遍接受，往往要经过好几代人的重复；可它被普遍放弃，有时只要几个星期。这个不对称，正好跟国家擅长的事情反着来。命令下得快，改得也快，可它没有本事把几十年的习惯压缩进一份文件里。

还有一层，是把顺序搞反了。

政权强弱和货币强弱看着相关，但这种相关更像是同一面镜子的两面。币值是一国治理能力最诚实的一项指标，因为它不撒谎：税能不能收上来，财政有没有失控，承诺有没有兑现，最后都会记在币值上。所以币值崩的时候，看到的往往不是货币先出了问题，而是它背后的东西先出了问题。卢布在1991年的崩落，与其说是强权消失导致的，不如说是财政与承诺先失效了，货币只是最先把这件事说了出来。

历史上所有试图用命令去托住币值的努力，结局都一样。不是被更狠的命令打败的，是被人们的脚步打败的。他们换一种东西去存钱，换成外币，换成实物，换成一个看起来更靠得住的承诺。津巴布韦的政府最后放弃本国货币，不是因为它被谁推翻了，是因为它自己的人民先放弃了它。

所以那个问题还留在原地。

一块沉在海底的石头凭什么还是钱，我前面已经试着答了一半。没答完的那一半是这样的：如果一群人真心不用某样东西了，还有谁能让他们重新用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