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越强，不等于社会越富；真正的因果顺序不能颠倒

8月21日，国新办举行财政政策新闻发布会。

发布会上提到，2021年至2025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合计106万亿元，支出合计135万亿元。面向“十五五”，财政方面提出，要努力构建一个“更为强大、稳固、平衡、可持续的财政”。

这些数字很大。“强大财政”听起来也天然正确。财政有钱，似乎就可以办更多事，修更多项目，发更多补贴，解决更多问题。

但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反而很少有人追问：

财政实力，到底从哪里来？

财政没有一只会生钱的钱包

很多人说到财政支出，习惯说“国家出钱”。

这句话很容易制造幻觉，仿佛存在一个独立于社会之外的钱包，可以源源不断地拿出资金，而不需要任何人承担成本。

实际上，财政资金无非来自几类渠道：税收和收费、国有资本和资产收益、土地等资源收入，以及债务。税收是从个人和企业已经取得的收入中拿走一部分；债务是先支出，再由未来的税收、资产收入或者货币购买力承担；国有资本、土地和其他资产收益，则来自公共部门已经控制的资源。

这些渠道的法律形式不同，但有一点相同：财政账户里每增加一元可支配资源，社会中的其他主体就少支配一元资源，或者未来要为这一元承担成本。

钱从企业账户进入财政账户，统计上叫财政收入。可这个动作本身没有生产出一台机器，没有多种出一斤粮食，也没有多写出一行有用的代码。

财富只能来自生产。生产依赖劳动、储蓄、资本和企业家的判断。改变一笔钱由谁支配，不等于增加财富。

先有市场，后有财政

当然，财政收入增长并不必然意味着提高税率。

如果企业利润增加，劳动者收入提高，交易规模扩大，即使税率不变，财政收入也可能增长。此时，增长的是税基。财政收入增加，是市场经济扩大以后出现的结果。

这正好说明，因果顺序不能颠倒。

不是财政收入增加，社会才变得富裕；而是企业生产了更多产品，劳动者创造了更多价值，消费者完成了更多自愿交易，财政才有收入可以取得。

企业家先判断消费者需要什么，投入自己的资本，承担失败风险。产品有人买，他才有收入；扣除成本以后还有利润，他才能继续扩大生产。员工、供应商和投资者由此获得收入，财政才可能在这些收入和交易中征税。

没有前面的生产过程，后面的财政收入就是无源之水。

因此，“财政实力增强”最多只能是经济发展的结果之一，不能被当成经济发展的发动机。把结果误认成原因，就很容易得出一个危险结论：财政收入越多越好，公共部门掌握的资源越多越好。

可渔网更大，不会让鱼群自动增加。相反，如果捕捞速度超过鱼群繁殖速度，最后连渔网也会闲下来。

花了钱，不等于创造了价值

有人会说，财政拿到钱以后并没有消失，最终还是用于教育、医疗、道路、科技和民生，怎么能说它减少了社会财富？

问题从来不是钱有没有被花掉，而是资源被用到哪里，以及它是否创造了高于成本的价值。

一家企业花一亿元建设工厂，不能仅凭“投资一亿元”证明项目有价值。产品卖不出去，企业就会亏损；持续亏损，投资者的资本就会减少，项目最终必须收缩或退出。

利润与亏损不是会计游戏。它们在告诉企业家：消费者是否愿意为这项资源配置支付足够的价格。

公共支出缺少同样的检验。

一个项目完成了预算，按时竣工，也有人使用，只能证明它被建出来了，不能证明消费者认为它的价值高于所消耗的土地、钢材、设备和劳动。免费使用当然可以制造庞大的“需求”，但不能回答：如果让使用者承担全部成本，他还愿不愿意付钱？

米塞斯在《官僚制》中讲得很清楚。企业管理可以依靠利润与亏损校验决策，官僚组织却无法用市场收入衡量成败，只能依靠预算、命令、程序和指标运行。

这不是因为官员一定比企业家愚蠢，而是因为他们面对的制度不同。企业家判断错误，自己的资本会受损；公共部门判断错误，最常见的结果却是预算不足、继续追加，或者再制定一套规则修补上一套规则。

所以，“集中财力办大事”只说明资源被集中起来了。大事是否值得办，成本是否过高，有没有更好的替代方案，仍然需要回答。规模本身不能代替经济核算。

“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没有消灭成本

还有一句常见的话：财政收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所以公共支出并没有真正拿走谁的钱。

这同样混淆了所有权与用途。

一笔钱原来属于某个具体的人，他可以储蓄，可以投资，可以消费，也可以什么都不做。征收以后，决定权转移给了另一个组织。即使这笔钱后来被用于某种公共项目，也不能否认原所有者已经失去了选择。

更何况，“取之于民”和“用之于民”中的两个“民”，通常不是同一个人。缴税的人、获得补贴的人、承接项目的人和享受服务的人，既不是同一群体，承担的金额也不会自动相等。

罗斯巴德在《权力与市场》中指出，税收与市场价格有根本区别。市场交易中，买方可以拒绝，可以比较，也可以选择竞争者。税收没有这种退出权。它不是购买公共服务的价格，而是依靠强制完成的财产转移。

用途再受欢迎，也不能改变取得方式的性质。人数再多，也不能自动获得支配另一个人财产的权利。

财政扩张最容易吃掉未来

财政扩张真正昂贵的地方，还不只是减少了个人今天的消费。

它会减少社会的储蓄和资本积累。

一个人没有把收入立即消费掉，而是存下来、购买设备、投入企业，意味着他放弃今天的享受，把资源留给更长的生产过程。机器更多、工具更好、技术进步，劳动者的生产率才会提高，工资才有持续上涨的基础，消费者才会得到更多、更便宜的商品。

税收从这笔收入中拿走一部分，能够转化为私人资本的资源就减少了。政府举债同样不会凭空增加真实资源。公共部门多使用一批钢材、机器和工程师，私人生产就少使用同一批资源。今天发行的债务，还会变成未来的税收义务。

当然，公共支出也可能形成有用的设施。但“有用”不等于“值得这个成本”，更不等于由财政投资一定优于由企业和消费者决定。没有市场价格、利润和亏损，就无法完成这种比较。

看得见的是一项财政支出和一座建成的项目。看不见的是那家没有扩建的工厂、没有出现的新企业、没有购买的设备，以及本来可能被创造出来的工作岗位。

财政越强大，如果对应的是私人资本越弱小，社会未来的生产能力就会受到损害。最后，财政赖以存在的税基也会缩小。

任何组织都想让自己变得更强

公共选择理论提醒我们，不要把公共机构想象成没有自身激励的抽象机器。

企业希望扩大收入和利润，部门也会希望扩大预算、人员、权力和职责。区别在于，企业扩大收入，通常需要消费者自愿付款；部门扩大预算，却可能通过增加征收、举债和扩大管理范围实现。

一项支出设立以后，就会产生管理部门、执行机构、项目承包者和受益群体。所有人都有动力证明这项支出不能削减。至于成本由谁承担，往往分散在数量庞大的纳税人和未来人身上。

于是，削减一项支出会遇到具体而集中的反对；增加一点税费，成本却被分散到无数人的工资、商品价格、企业利润和未来收入里。

这就是为什么财政规模容易扩张，却很难收缩。也是为什么讨论“增强财政实力”时，不能只问还能办多少事，更要问公共权力的边界在哪里。

真正需要强大的，是私人经济

一个社会当然可能同时拥有富裕的居民、强大的企业和稳定的财政。但这三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只有一条：先有受到保护的私有产权、自由交易和企业家精神，才有生产、收入与税基。

最可持续的财政，不是征收无孔不入、债务不断扩张的财政，而是职责有限、支出克制、不需要从社会抽取太多资源的财政。

真正值得追求的，也不是财政收入跑得比居民收入更快，而是企业能够保留更多利润，劳动者能够保留更多工资，家庭能够积累更多储蓄，企业家愿意进行更长期的投资。

方向其实并不复杂。

减税，让生产者保留更多劳动成果；减支，停止那些无法通过经济核算证明价值的项目；减债，不把今天的支出交给未来纳税人；减权，让企业家而不是行政机构决定资本投向哪里。

私人资本增加，机器、技术和企业才会增加。生产率提高，商品才会更丰富，工资才会更高。一个由富裕居民和强大企业组成的社会，自然有能力承担有限而必要的公共事务。

反过来，却不成立。

把更多钱集中到财政账户，不会自动创造一个富裕社会。财政可以集中财富，可以转移财富，可以消耗财富，但它不能替代企业家创造财富。

所以，下次再听到“增强财政实力”，不妨先追问一句：

增强的是谁支配资源的能力？代价又由谁承担？

真正需要强大的，从来不是那只伸向市场的钱包，而是市场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