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瓜滞销烂在地里，瓜农将西瓜倒入鱼塘。前些年还有海南的蕉农，把滞销的香蕉直接喂猪。这种事情往往会引发众多富有悲悯之心的人士的同情。对农民的同情之心，没有错，当他们自己出钱买瓜农和蕉农的产品，这自然值得赞赏，但是事情往往就会走向呼吁政府出面帮助的方向，这就是完全错误的做法。

当地政府打算从谁手里征税，去帮助这些瓜农呢？这样强制别人出钱去帮助瓜农的做法，正当性何在呢？农民，是市场中的企业家，企业家对市场的判断出现错误，应当责任自负，而不是政府来帮扶。如果农民亏损了要政府帮助，那么企业亏损了政府要不要帮助呢？

如果企业亏损了政府就帮助，例如进行补贴、贴息贷款、价格干预，其结果是什么？

市场经济是消费者主权的制度，生产什么、如何生产，是消费者在指挥。凡是判断正确了消费者的偏好，满足了他们需求的企业，消费者就给他们金钱投票，其出价高于企业家的投入，因此企业盈利。反之，消费者就不给他们金钱投票，让他们亏损甚至破产，将资源释放出来，让更能满足他们需求的企业家接手。

正是这种“市场民主”机制，实现了消费者对企业家的驯服，他们必须始终把消费者需求放在首要位置去考量，办法就是开动脑筋，将资源正确地配置到满足消费者迫切需求的领域之中。那些盈利的企业，就是满足了消费者需求的企业，也就是正确进行了资源配置的企业——否则它的利润从何而来的呢？

盈亏机制在市场经济中至关重要。正是盈亏机制，引导企业家将稀缺资源进行经济利用，用来满足消费者迫切需求，那些最能判断消费者偏好、最能满足消费者最迫切需求的企业家会赢得最多利润，而那些差劲的企业家则被淘汰出局，市场经济就是这样高效运作，不断提升所有人福祉的。

如果一家企业亏损了，就由政府来帮扶，那就是消灭了盈亏机制，这家企业将由此不再受到市场利润机制的约束。可以想见，这样的企业，何必在乎成本呢？何必开动脑筋进行技术升级呢？又何必殚精竭虑地服务消费者呢？

由此，消费者主权就丧失了，企业将只需要听从政府的命令，这不就是国企吗？所以，政府对企业的帮助，最终的结果就是国有化，全盘计划经济。

农民不易，世界各国都会针对农民出台多种多样的补贴政策。罗斯福在这方面一马当先，一手给农民发补贴，一手限制供给以抬高价格，其结果就是，一方面生产越多补贴就领的越多，市场到底需要不需要根本不重要；一方面政府组织把多生产的产品销毁，以维持市场高价。在他的左右手互搏之下，发生了生产过剩——倒牛奶；然后几百万人失业饥肠辘辘领救济的荒谬一幕。

所以，自由市场哪里有“生产过剩”？所有的生产过剩，都是破坏市场的结果。

那么，一模一样的道理，如果对瓜农进行补贴，本来他将为自己今年的错误投资付出代价，由此在价格机制的作用下，市场主体迅速调整生产结构，不断达成相对均衡。然而补贴的出现将消灭价格信号，让其不再有调整的动力，一直过剩下去，并要求高于市场决定的价格。

所以，一切补贴政策，就是在鼓励错误的生产，消解市场主体自负其责的机制，由此造成资源配置的不断扭曲，所有人福利的减损。

日本的大米，价格高到人们买不起，不让外国大米进入本国市场，就是所谓保护农民的干预主义政策的结果。而干预主义政策，总是压力集团催生的，它就是日本农协。

我们要警惕这种压力集团的出现，他们的目标都是，以牺牲消费者福祉为代价，维护自己的垄断利益。压力集团总是将自己的利润“私有化”，而将自己的亏损社会化。挣了钱是自己的，损失了就是别人来承担。

假如中国像日本那样民主化了，农民就极有可能从一个被损害的群体，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压力集团，这才是需要高度警惕的。

董宇辉这种意林读多了的人，会说“谷贱伤农”，以此作为国家照顾农民的理由。问题在于，谷贵了伤谁呢？伤的是消费者。而农民，其实正是他们自己生产的产品的最大消费者。当他们生产的农产品被保护起来，享受了高价的时候，名义收入提高了，可是所有农产品和其他商品价格都提高了，所以真实的购买力反而下降了。我们到底看的是收入能够买多少东西，还是看它的名义数额有多大呢？认为价格越高越好，是反市场的重商主义。因为市场经济正是不断降低价格，让奢侈品变成必需品，由此造福贫困阶层的制度。

农民不需要被特殊照顾，只需要给他们松绑。解除压在他们头上的土地管制、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社保制度等种种制约，让他们可以自由地发挥企业家精神。当整个社会产权更有保障，资本积累节节攀升，农民自然能够获得更好的就业岗位和更高的工资率，以及更低的物价，享受市场经济的“正外部性”。

不解除种种管制，却在细枝末叶的问题上表现的照顾农民，就是本末倒置，说白了就是骗术，打断你的腿给你一副拐杖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