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主流经济学教科书告诉我们，十九世纪末的美国是一个被“强盗大亨”和“猖獗垄断”所统治的黑暗丛林。

据说，不受约束的市场催生了吞噬一切的托拉斯巨兽，它们通过限制产量、操纵价格，肆意吮吸着人民的骨髓。

在这幅末日图景中，英勇的联邦政府于1890年高举《谢尔曼反托拉斯法》的圣剑降临，斩断资本锁链，拯救了无辜的消费者。

这个故事简洁、道德分明，充满了戏剧张力——也因此，它彻头彻尾是狗屎。

这不仅仅是一个学术错误，而是一场精心策划、持续了一个多世纪的政治宣传。

它的目的，是构建一个“市场失灵”的恐怖故事，从而为政府权力的无限扩张铺平道路，并将公众对真正掠夺者的怒火，转移到那些最成功的生产者身上。

呵呵

这堪称历史上最成功的“嫁祸于人”之作：

将政府与裙带商人合谋制造的行政垄断之罪，巧妙地转嫁给了通过效率取胜的市场竞争者。

奥派经济学剥去一切聚合数据的迷惑，直指问题的核心：

市场是一个动态过程，而非静态均衡。

在这个由无数个体行动构成的纷繁世界里，所谓的“垄断价格”在自由进入的条件下根本无法持久。

企业家精神驱动的创新与竞争，时刻在瓦解任何看似稳固的优势。

唯一能长期维持垄断地位的，不是卓越的效率，而是政府用暴力设置的准入壁垒。

而谢尔曼法案的出台，恰恰不是为了拆除这些壁垒，而是为了保护那些在竞争中失利的、拥有政治关系的失败者所倚靠的壁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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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限制？谁在繁荣？

翻开历史，看看参议员约翰·谢尔曼们声嘶力竭地指控盐、钢铁、石油、制糖等行业“限制贸易”的19世纪80年代，究竟发生了什么？

产量数据，是扇在谎言脸上最响亮的耳光。

从1880年到1890年，美国实际GDP增长了24%，这是一个健康扩张的年代。

然而，那些被指控为“垄断”的行业，其产量的爆炸式增长，足以让任何“限制产出”的指控显得荒诞绝伦：

钢铁业增长258%；

煤炭业增长153%；

钢轨业增长142%；

石油业增长79%。

这些被钉在“垄断”耻辱柱上的行业，整体产量增速高达175%，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七倍以上！

请问，人类历史上，哪个“卡特尔”会疯狂地、持续地将自己的产出提升到如此程度？

这不是限制，这是将产品像洪水般倾泻到市场上的生产力革命！

价格数据，则彻底戳穿了“哄抬物价”的鬼话。

同一时期，美国处于通货紧缩时代，消费者物价指数（CPI）下降7%。

而“垄断巨头”们产品的价格下跌得更狠：

钢轨价格暴跌53%；

精制糖价格从每磅9美分腰斩至4.5美分；

洛克菲勒的标准石油，将煤油价格打到地板，让数百万普通家庭告别黑暗，用上了廉价、安全的照明。

产量狂飙，价格暴跌——这就是谢尔曼们口中“剥削消费者”的“垄断”行为！

罗斯巴德的论述一针见血：

在自由市场上，任何试图通过减少销量来提高价格的企业，都是在向潜在的和现有的竞争对手发出最诱人的邀请函。

标准石油的市场份额从19世纪80年代的90%以上，下降到1910年的64%，并非因为政府的拆分，而是因为市场本身的竞争力量——新的油田被发现，新的竞争者不断涌入。

真正的垄断，根本无惧竞争，也无需疯狂增产降价。

只有那些在市场竞争的刀锋上跳舞的企业，才会拼命改进技术、扩大规模、压低价格，以维持其暂时的领先。

这就是市场过程的本质：

今天的“垄断者”，很可能是明天被淘汰的失败者。

那么，究竟是谁在咆哮着要“反垄断”？

真相丑陋而简单：

是那些在公平市场竞争中输掉裤子的失败者，是那些无法跟上创新节奏、成本高企、管理僵化的旧势力。

他们打不赢市场上的价格战与技术战，便掉转方向，发动了一场阴险的政治战争。

他们跑到华盛顿，哭诉那个“不守规矩”的对手“太有效率”、“价格太低”，正在“破坏行业秩序”（即让他们无法维持暴利）。

谢尔曼法案正是这群政治投机者与无能商人的救命稻草，一部用法律武器制裁更优者的“竞争取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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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垄断遮羞布下的关税抢劫

政治阴谋的深渊，比保护失败者更为深邃。

谢尔曼法案最核心、最肮脏的功能，是充当一块巨大的政治遮羞布，用以转移公众对当时美国最大、最合法的垄断堡垒的视线——联邦政府赖以生存的高关税壁垒。

自林肯时代起，控制联邦政府的共和党就建立了以贸易保护主义、国家银行和铁路补贴为核心的“公司福利国家”体系。

其中，平均税率接近50%的关税墙，是这套体系的基石。

它用国家暴力禁止美国消费者购买更便宜的国外商品，合法地强迫他们为国内效率低下的制造商支付高昂溢价。

这，才是教科书定义中真正教科书般的“垄断”：

利用强制力排除竞争者，人为维持高价。

米塞斯指出，所有政府干预都会导致非意图后果，而政客的本能则是制造新的干预来掩盖旧问题引发的愤怒。

谢尔曼法案正是这一规律的完美演绎。

谢尔曼参议员本人在国会辩论中不慎泄露天机：

他抱怨新兴的托拉斯正在“破坏被设计来保护……美国工业的关税系统”。

这句话需要翻译：

关税墙的目的是让国内制造商能安享高价。

但像标准石油、卡内基钢铁这样的公司，通过惊人的效率提升，把价格降到比受关税保护的本国产品还低，甚至能冲击国际市场！

这简直是大逆不道——他们竟然用真正的市场竞争，破坏了政府精心安排的垄断盛宴！

所以，谢尔曼法案的真正目标，是惩罚那些“降价太多”、“进步太快”，以至于威胁到关税保护体系合理性的企业。

这出戏的高潮，充满了无耻的嘲讽。

《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在1890年7月通过。

仅仅三个月后，谢尔曼本人就在参议院主导通过了《麦金莱关税法》，将平均关税税率从38%进一步提高到49.5%！

当时的《纽约时报》早已看透，其社论犀利地写道：

“通过所谓的反托拉斯法，是为了欺骗民众，并为制定这部……和关税有关的法律开路。……推出这一法案，是为了党报可以对关税敲诈的反对者说，‘看吧！我们已经攻击托拉斯了。共和党是所有这些圈子的敌人。’”

呵呵

多么完美的政治魔术！

一只手高举“反垄断”的正义火炬，吸引所有公众的注目与欢呼；

另一只手却趁机将真正的垄断枷锁——高关税——勒得更紧。

反垄断是戏，关税才是税。

这就是汉斯-赫尔曼·霍普所揭示的国家统治术：

创造出一个虚拟的“人民公敌”（市场垄断者），以巩固国家作为“保护者”的角色，从而更安全地进行其本质工作——剥削与掠夺。

*反垄断之剑，永远不会斩向真正的垄断*

历史的讽刺剧从未落幕，谢尔曼法案开创的范式在全球不断重演。

只要将“关税”替换为任何形式的行政准入壁垒、特许经营权、补贴或管制，剧本几乎一模一样。

看看中国历史上的“盐铁专卖”。

汉武帝及其继任者，何曾指控民营盐商和铁匠“垄断”？

他们直接由国家暴力建立终极垄断，禁止民间经营，攫取惊人暴利。

后世王朝的“平准均输”、“市易法”，无不是以“平抑物价、防止豪商垄断”为名，行国家统购统销、与民争利之实。

王安石若活在今日，必定是反垄断机构的狂热支持者——用他的话说，是为了打击“兼并之徒”，而实际效果则是强化朝廷的汲取能力。

再看当代的“平台经济反垄断”。

一些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通过创新和卓越服务赢得了大量用户，旋即被扣上“垄断”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帽子。

它们被指控的“罪行”是什么？

往往是“补贴消费者导致价格太低”（掠夺性定价）或“创新整合导致体验太好”（排除竞争）。

这简直是19世纪80年代剧本的数码复刻：

你太成功、太有效率、对消费者太友好，所以你威胁到了那些效率低下、无法适应数字时代的既得利益者（可能是传统商业，也可能是其他竞争对手）。

于是，反垄断大棒落下，不是为了保护消费者——消费者正享受着廉价便捷的服务——而是为了“保护竞争”（实为保护竞争者）。

欧盟对美国科技巨头的天价罚款，其本质亦是欧洲本土企业在数字战场上无法取胜后，发起的政治围剿。

这无关正义，而是穿着法律外衣的贸易保护主义2.0。

真正的垄断，永远安然无恙：

邮政系统的法定专营权，禁止你竞争寄信业务。

出租车行业的牌照管制，人为制造稀缺，抬高出租车费和牌照价格。

烟草、食盐等行业的专卖制度。

在教育、医疗等关键领域极高的行政准入壁垒。

这些由政府许可制造的、排他性的垄断，何曾见到反垄断机构真正动刀？

因为它们本身就是政治权力的造物和禁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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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垄断法本身就是对市场秩序的垄断

所谓的“反垄断法”在概念上就是一场骗局，在实践上则是一场灾难。

首先，它预设了政府有能力且适宜于识别“合理的”市场价格与产量。

这犯了哈耶克所批判的“知识的狂妄”。

政府根本无从知道，在动态变化的市场中，怎样的企业规模是“过大”，怎样的价格是“过低”，怎样的合同安排是“排斥竞争”。

这些信息分散在亿万市场参与者心中，只能通过竞争过程自身来发现和调整。

反垄断机构的任何裁决，都是基于静态的、武断的模型，是对鲜活经济过程的粗暴干预。

其次，它把市场结构的某种瞬间状态（如较高的市场份额）错误地等同于垄断权力。

在自由市场中，份额只是消费者昨日投票的结果。

只要准入自由，今天的巨头明天就可能被颠覆。

反垄断行动打击的，恰恰是那些因最受消费者欢迎而获得高份额的企业，这等于惩罚成功，鼓励平庸。

最后，也是最根本的，反垄断法赋予了政府一项可怕且任意的权力：定义什么是“合法”的竞争，什么不是。

这实质上是对竞争规则的垄断。

企业从此必须在两条战线上作战：

一是应对市场的不确定性，二是揣摩反垄断官员变幻莫测的旨意。

这极大地增加了企业面临的“制度性不确定性”，扼杀了长期投资与创新。

正如米塞斯所言，政府干预会制造出一种“永久的、无处不在的不安全感”，而这正是经济繁荣的毒药。

谢尔曼法案并非经济学的产物，而是政治阴谋的杰作。

它起源于失败商人的嫉妒，成熟于政客转移视线的骗术，最终成为政府权力扩张、干预市场的一把万能钥匙。

它用“反垄断”这一崇高口号，系统性地污名化了效率、规模、创新和降价这些对消费者最有利的市场行为，同时小心翼翼地避开了关税、管制、特许经营这些真正的垄断之源。

一部基于谎言、服务于掠夺的法律，竟被包装成自由市场的守护神，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黑色幽默。

历史已经用数据作出了无情审判：

在反垄断的大旗下，消费者从未被拯救，他们只是在政治戏剧中，一次次从“市场垄断”的假想敌手中，被移交到“行政垄断”的真强盗手里。

打破这个持续百年的神话，不仅是经济学认知上的正本清源，更是对自由与繁荣的真正捍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