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作诗老师，若干年前，曾因为发表了一个要有一妻多夫制解决光棍问题，引发争议。这几天，他也论述了一个芝派观点，叫作一夫多妻制有利于女人。

这个观点来源于芝派法律经济学家波斯纳，在他的名著《法律的经济学分析》中他提出过一个著名论断。

他说，一夫一妻制实际上就是一种对成功男人限购的政策，它的效果是财富转移。

什么意思呢？波斯纳的逻辑是，如果允许一夫多妻，那么最有钱、最有权的男人会娶走大量女人，剩下大量底层男人找不到老婆，社会就会不稳定。所以，一夫一妻制是为了“限购”，不让成功男人垄断女性资源。

你看，波斯纳是从性关系的角度理解一夫一妻制的。

谢老师在这个基础上用供需理论解释，说如果一个优秀的男人可以娶走多个女人，那么可以婚配的女人就变少了，她们可选择的男人就变多了。

于是得出结论，一夫多妻制有利于女人。

但，两位经济学家对这件事的理解，都错了。

错在哪儿？错在他们把一夫一妻制当成了对性的管制，而不是对产权的介定。

一）

假设你是一位古代贵族，家财万贯，良田千顷。你娶了第一位妻子。按照当时的法律，妻子对家庭财产享有一定的权利，虽然不是完整的所有权，但至少，她和你共同生活期间积累的财富，她有份。

然后，你又娶了第二位妻子。

问题就来了，第一位妻子的财产份额，是不是从二分之一变成了三分之一？

再娶第三位呢？第四位呢？

第一位妻子嫁给你的时候，以为自己未来的财产份额是二分之一。结果几年之后，变成了四分之一，甚至五分之一。她当初嫁给你的时候，根本不知道未来会有多少个姐妹进来分这杯羹。

这种不确定性，才是问题的核心。

一夫一妻或一夫多妻，是一种财产的制定性安排问题，而不是性关系、爱情问题。

全世界，都没有办法避免包养。

禁止嫖娼很多国家都在执行，但包养，没法执行，因为这得监控每一个人的行踪，不管观念上允许不允许，这个就是执行不了。

也就是说，在全世界大多数国家，一个男人，家里有个妻子，外面有一堆情人，法律是不管的。

这是一夫多妻吗？不是。因为男人在外面包养的情人，与这个男人之间不具备有稳定的契约性的财产关系，他不是妻。

好了，中国古代的一夫多妻是说多妾，妾在古代定义为买来的女人，她是财产本身，更不具备财产权利。

但妻是享有部分财产权利的，虽然古代的妻也不能分走丈夫的钱，但是个人嫁妆是私有财产，得到的馈赠（也叫私房）也是私有财产，同时，财产由子女继承但妻必须受到赡养，这也是一种财产权利。

如果夫亡无子，那就可以继承财产。

而妾，如果无子，那夫死后，完全看继承者的心情了，可能赡养，也可能驱逐，还可以被发卖和殉葬，你看， 性关系上，妾是妻，但是财产关系上，妾不如一条狗。

因此，古代不是一夫多妻制，还是一夫一妻制。

要站在财产关系上理解，妾不是妻。

02

因此，一夫一妻制的核心，是财产关系的设计。

我们说，某国实施了一夫一妻制，是在说，法律不允许，男人与多个女人建立财产为基础的共同生活关系。

这不是指禁止他包养情人，外出嫖娼，或是禁止他爱上别人。

法律能管的，就是财产契约问题。

你看欧洲古代一直实施一夫一妻制，是在说性关系吗？

不！欧洲贵族，情妇成群，私生子遍地，那是公开的秘密。

性关系上的一夫多妻，从来就没有消失过，也从来就没有被真正禁止过。

那法律禁止的是什么？禁止的是让多个女人同时拥有“妻子”这个法律身份。

为什么？因为“妻子这个身份，绑定的不是性，是财产权。

在欧洲和中国古代，在有子女的情况下，妻或妾或情人，都没有继承财产的直接能力，子女继承制才是主流。

现代一夫一妻制，实际上是否定了强制性的子女继承制，而是将家庭财产共享主体，从丈夫一人，变成了夫妻二人。

所以两位经济学家理解的角度是不对的。

在子女继承上，欧洲的制度是否定私生子的继承权的。

古罗马的法律就明确规定，私生子没有任何继承权。后期罗马法虽然承认男子可以有一个妾，但妾所生的儿子在法律上等同于私生子，同样没有法定继承权。

中世纪教会法进一步强化了这一原则，非婚生子女被普遍剥夺了财产与头衔的继承权。直到《拿破仑法典》，仍然明确规定：“非婚生子决不得为继承人”。

你看，欧洲的私生子不具备继承权。

与中国不同，欧洲的私生子连“庶子”这个名分都没有。为什么？因为欧洲的婚姻制度不允许妾这个法律身份存在。一旦承认了妾的身份，就等于承认了多妻的合法性，那产权关系就会陷入混乱，到底谁的孩子有继承权？到底哪个妻子有权分财产？

所以欧洲的选择更彻底，干脆不承认任何“非婚生”的财产权利。

中国古代则有不同。

但有意思的是——妻妾所生的子女，在财产继承上反而相对平等。唐代《户令》规定父亲死后财物“诸子均分”，明代《大明令》规定“不问妻、妾、婢生……止依子数均分”。财产可以平分，但身份不能平等，庶子在爵位和宗族继承权上受到严格限制。

这就是部分继承权的区别对待。一来是因为古代婴幼儿死亡率高，二来因为正妻生男生女不能预判，很多正妻哪怕生了，长大了，不少就是个女性，而中国古代是严格禁止女性继承财产的，所以，中国的庶子（也就是欧洲的私生子）有继承权，而欧洲相对男女要平等一些，妻生了女孩，那就女孩继承，什么都可以继承，皇位都可以继承。

你看，这些问题的处理，依然是要解决财产传递的稳定性问题，也就是产权清晰划分，减少纠纷的问题，而不是一个性道德的问题。

“庶子”这个名分都没有。为什么？因为欧洲的婚姻制度不允许“妾”这个法律身份存在。一旦承认了妾的身份，就等于承认了多妻的合法性，那产权关系就会陷入混乱——到底谁的孩子有继承权？到底哪个妻子有权分财产？

所以欧洲的选择更彻底：干脆不承认任何“非婚生”的财产权利。

这本质上是一个产权清晰化的问题，不是一个性道德的问题。

03

再看看伊斯兰法。

《古兰经》规定，男子可以娶两个、三个或四个妻子，但前提是必须公平对待所有妻子。各妻在法律地位上平等，都有独立的财产权，结婚时男方给女方的聘礼属于女方独有的财产。

丈夫去世后，各妻按法定份额继承——无子女时继承四分之一，有子女时继承八分之一。

但问题来了，什么叫“公平对待”？财产怎么分才叫公平？各妻的子女如何分配遗产？

伊斯兰法用法定份额制度来解决这个问题，在法律中，每个人都有一份固定的、法定的比例。这个制度比中国的“诸子均分”和欧洲的“私生子无继承权”更复杂。

因为，一夫多妻制本身的财产逻辑困境，并没有被法定份额制度真正解决。

你想啊，第一位妻子嫁进来的时候，以为自己能分到四分之一。结果丈夫又娶了第二个，她的份额变成了八分之一。再娶第三个，变成十二分之一。再娶第四个，变成十六分之一。

她的财产预期，从一开始就是不确定的。

伊斯兰法之所以有这类规定，因为伊斯兰教脱胎于战争，他的很多教义和规则，都是从战争场景中发展出来的，这种财产制度安排，最早是为了解决死去士兵的遗孀，鼓励其他男人娶这些女人，用宗教法形式来解决战死男人的后事问题。

所以，在执行时，依然面临产权不清，于是，如何又符合教义，又适应现代男女财产权趋近的现实呢，比如伊朗，你可以多妻，但得第一任妻子同意。

于是，当地也只有2-5%左右的男人娶了多妻。现实上，其实是一种罕见的情况。

04

当家庭成员，夫妻双方的劳动力经济价值趋等时，这种财产关系的稳定性，当然是家庭能存在的基础。

婚姻制度的本质，是国家强制性契约，也就是国家对某一些契约进行禁止，比如，中国不允许一妻多妻，就是不允许一个男人同时与两个女人建立财产契约。

这种管制假设没有的话，民间一夫多妻要怎么执行呢？

依然要谈清楚财产关系，既然婚姻制度的本质不是性关系，不是爱情，而是财产关系，那么，双方的契约，依然会追求稳定的财产权。

假设婚姻制度由民间自主约定，没有任何法律强制，也就是说，大家可以自由选择一夫一妻、一夫多妻、一妻多夫，或者不结婚。请问，最终会演化出什么样的主流制度？

我的判断是，一夫一妻制依然是主流。

为什么？不是因为道德，不是因为宗教，不是因为“爱情应该是专一的”——这些都不是根本原因。

根本原因是，男女赚钱的能力在趋向于接近，对于绝大多数普通人来说，他们不是巨富，他们需要一种确定性的财产分配机制，才能放心地进入婚姻。

你想想，一个普通男人，一辈子攒了一套房、一点存款。他要结婚，女方问：婚后财产怎么分？如果法律允许一夫多妻，女方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以后会不会再娶？如果再娶，我的份额变成多少？

这个问题，男人回答不了。因为他自己也不知道未来会不会再娶，也许遇到更年轻的呢？

女方也无法接受一个不确定的答案。她嫁过来，是要跟你过日子的，是要生儿育女的，她需要知道，如果她为这个家庭付出了青春和劳动，未来她能拿到什么。

一夫一妻制提供的，恰恰就是这种确定性：妻子就是唯一的合法配偶，她的财产权利是清晰的、可预期的、不受后续婚姻影响的。

这就是一夫一妻制作为产权制度的本质，它把婚姻中的财产关系，从“多主体博弈”变成了“双边契约”。

从这个角度来看，除非事前有约定，否则私生子不得继承财产，情人接受夫妻财产的大额馈赠要退回，这些法律是建立在一定的产权规则下的。

现在很多国家都有“小三财产追回”和“私生子继承权”的争论。

支持“小三财产追回”的人说：丈夫用夫妻共同财产养情人，侵犯了妻子的财产权，应该追回。

支持“私生子有继承权”的人说：孩子是无辜的，不能因为父母的过错就剥夺孩子的继承权。

如果私生子有继承权，那正妻的财产份额就被稀释了，她原本以为自己的子女能继承全部，结果突然冒出来一个私生子要分走一份。

那小三的私生子，男人不应该负责吗？要！

要处理这类问题，就必须划分财产，从共有财产划分为各自私有的财产，这就能处理了，你不能拿另一个人的钱为你买单。

要么有婚前契约，介定双方财产，要么离婚，在模糊的共有财产下，必须对方同意，你才能用共有财产支付私生子的养育费。

这些矛盾的本质，都是一夫一妻制作为产权制度的内在张力。当性关系上的“多妻”试图侵入共有财产关系上的“一妻”时，产权就会变得模糊，纠纷就会产生。

所以你会发现，越是保护正妻财产权的法律体系，对私生子的继承权限制就越严格——这不是道德歧视，这是产权清晰的需要。

其实在中国，男人要一夫多妻，是做得到的。

那就是在签一份婚前契约，比如，约定一个月就给XXXX钱妻子，妻子的财产权利仅限于这一部分钱，余下的财产关系与妻子无关，这时他再与另一个情人签订馈赠财产契约，比如，一个月也给她多少钱，在法律上，是允许的。

因为这一契约下，男人除去给妻子的钱，就是他自己的私有财产了，他想送给谁，法律管不着。

因为中国法律允许自主签婚前契约。

当然，真有纠纷时，法官也不一定守法。

所以，波斯纳和谢作诗理解错了，

一夫一妻制从来就不是为了限制男人，而是为了保护女人，保护她们在婚姻中的财产权利不被后续的姐妹稀释。

古代女人保护财产的手段是，生下儿女（中国是儿子），透过子女继承权来间接得到共有财产。

现代女性保护产权的手段，她们拥有了制约男人的手段，你不忠，我可以离婚，分走一半财产。

所以，一夫一妻制，就是进步，他肯定了女性的财产权，而在古代的一夫多妻制，是建立在否定女性财产权利的基础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