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要我批一下谢作诗为商鞅翻案的内容，本来呢，我是不想理这个事情的。

为什么不想理了呢？因为，一旦经济学者的方法论错误，他的理论必然错误。理论错误，怎么看历史也必然错误。这都是意料中的事情。

谢的方法论问题，我早已写了几篇文章批判了，在此就不必赘述了。

但朋友认为，我们还是应该批一下，这种错误非常典型。所以，我捏着鼻子看完了他的说话。

以下是他讲的内容：

谢作诗在他的发言中试图为商鞅翻案，认为很多人对商鞅的解读是错误的，尤其是所谓“愚民、弱民、疲民、辱民、贫民”的说法。

他用经济学尤其是激励机制的视角，结合对《商君书》的阅读，提出商鞅变法并非压迫人民，而是通过激励让秦国强大，最终统一六国。

他甚至引用了福格尔的《十字架的黄昏》，拿奴隶制下的激励机制来类比商鞅变法。

谢作诗显然连福格尔的著作名称都搞错了。

福格尔与诺斯合著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作品是《十字架上的岁月：美国奴隶制经济学》（Time on the Cross: The Economics of American Negro Slavery），而非什么“十字架的黄昏”。

这种基本的常识性错误，已使其后续论证的可信度大打折扣。更重要的是对福格尔研究的断章取义和恶意引申，这个我们后面会讲。

在未批之前，我实在忍不住要先下个结论：开除了支持秦制、支持民主强拆的谢作诗教授，实在是学校的英明之举！

商鞅变法：不是你想的那样简单

在批谢作诗之前，我们得先搞清楚商鞅变法到底是怎么回事。

商鞅是战国时期秦国的改革家，他在秦孝公的支持下推行了一系列变法，核心目标是让秦国富起来、强起来，最终打败其他六国。

这不是什么慈善活动，而是赤裸裸的国家战略。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包括：

1、土地改革：废除井田制，承认土地私有，允许买卖。这让农民有了自己的地，看似挺好，但后面有坑。

2、奖励耕战：鼓励种地和打仗，搞了个军功爵位制度，谁打仗厉害谁就能升官发财。

3、中央集权：废除分封制，改成郡县制，地方官员由中央直接任命，权力收上来。

4、法律体系：制定严苛的法律，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这“平等”更多是“大家都怕”。

5、重农抑商：把资源都砸到农业上，限制商业发展，商人被压得喘不过气。

这些改革确实让秦国从一个偏僻小国变成了战国霸主，最终为秦始皇统一六国打下了基础。但这过程可不是什么温馨和谐的励志故事，而是充满了铁血和高压。

谢作诗却说，这里面没有“愚民、弱民、疲民、辱民、贫民”，全靠激励机制撑起来的。真的吗？咱们慢慢拆开看。

谢作诗的逻辑：站不住脚的“常识”

谢作诗的发言核心是这么个逻辑：一个国家要是让老百姓过得不好，愚、弱、疲、辱、贫全占了，那它不可能强大，更别提统一六国了。

他觉得这是“常识”，因为“人是个主动资产”，光靠压迫成本太高，奴隶都会偷懒，何况秦国农民和士兵。

所以商鞅肯定是用激励机制把大家积极性调动起来的。

他还拿福格尔的奴隶制研究当证据，说奴隶主都得给奴隶分红，商鞅肯定也得这么干。

听起来好像有点道理，但仔细一琢磨，这逻辑漏洞百出，简直是把复杂的现实塞进一个简陋的经济学模型里，硬拗出来的结论。

下面我们用奥派的理论，结合商鞅变法的实际情况，把他的观点撕开看看。

\1. 误解一：把商鞅变法当成了“激励经济学实验”

谢作诗说，商鞅变法靠的是激励，比如军功爵位制度，让士兵打仗有回报，农民种地有盼头。这话不全错，但太片面了。

奥地利经济学讲究个人自由、市场自发秩序和主观价值，强调通过自由选择实现资源配置效率。

商鞅变法里哪有这些东西？军功爵位是激励没错，但它不是自由选择的结果，而是国家强加的规则。

你打仗立功就能升官发财，不打就得受罚，甚至掉脑袋。这叫“激励”？这明明是拿鞭子抽着你跑，跑赢了给块糖，不跑就挨打。

再看看农民。土地私有是给了盼头，但“重农抑商”政策把人死死绑在土地上，商业被掐死，致富路被堵死。

奥派大师米塞斯说，市场经济的核心是自由交易和企业家精神，商鞅这套政策恰恰是反其道而行之，把市场扼杀在摇篮里，逼着人只能种地打仗。

这哪是什么激励，分明是把人当工具使唤。

\2. 误解二：忽视了高压控制的“连坐”制度

谢作诗压根没提商鞅变法里的“连坐”制度，这可是商鞅思想的精髓之一。

一家犯法，邻里全得跟着受罚，连坐的目的就是让大家互相监督，谁也别想偷懒或者造反。

这制度确实管用，秦国社会秩序硬得像块铁板，但代价是什么？人民自由被剥夺殆尽，人人活得提心吊胆，生怕邻居拖自己下水。

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里早就警告过，中央计划和高强度控制会毁掉个人自由和创造力。

谢作诗却视而不见，硬说商鞅没搞“疲民、贫民”。拜托，连坐制度下的人民连喘口气的自由都没有，每天活得像个监控器，这还不叫 “疲民”？你拿什么激励能抵消这种压迫感？

\3. 误解三：福格尔类比，驴唇不对马嘴

谢作诗还拿福格尔的研究成果来类比，说奴隶制下奴隶生活没那么惨，奴隶主靠分红调动积极性，所以商鞅肯定也这么干。这比喻简直离谱得让人想笑。

福格尔的计量史学研究，旨在修正传统上对奴隶制简单粗暴的道德谴责，通过大数据分析揭示奴隶经济运行的复杂性。

他确实指出，为了维持奴隶的劳动效率，奴隶主在某些方面会给予奴隶一定的物质保障，甚至可能存在一些“激励机制”（如超额完成任务的奖励），这在某种程度上改善了部分奴隶的物质生活。

然而，福格尔的研究绝非为奴隶制“正名”或“美化”，他从未否认奴隶制的非人道本质——即剥夺人身自由、强制劳动和人格侮辱。

奴隶制的根本罪恶在于其反人类性，在于将人视为可以买卖的“物”，而不是有独立意志和尊严的个体。任何物质上的“改善”都无法弥补自由的丧失。

福格尔研究的是美国南方奴隶制，那是个经济体系，奴隶是私有财产，奴隶主当然得考虑成本收益，喂饱奴隶是为了让他们多干活。

但商鞅变法是国家层面的政治改革，目标是富国强兵，人民不是“财产”，而是国家的棋子。

秦国不靠分红，而是靠法律和军功把人逼上战场，逼到田间。你见过秦国给农民发奖金吗？没有，只有“种不好就罚，打不好就死”的铁律。

其次，奥派压根不认同这种“压迫加激励”的模式。

米塞斯和哈耶克反复强调，人的积极性来自自由选择，不是被国家拿枪顶着逼出来的。谢作诗拿奴隶制的例子硬套商鞅，逻辑混乱得让人无语。

\4. 误解四：国家强大不等于人民幸福

谢作诗最离谱的“常识”是：老百姓过不好，国家就不可能强大。这话听起来挺顺耳，但完全经不起推敲。

秦国确实强大了，统一六国了，但老百姓过得好吗？《史记》里记载，秦法严苛，动不动就腰斩、车裂，人民负担沉重，赋税和徭役压得喘不过气。

秦始皇修长城、建阿房宫，多少人累死在工地上？秦国强大是靠军事机器和高压统治撑起来的，不是什么“激励机制”的功劳。

奥派告诉我们，国家的强盛和人民的福祉不是一回事。哈耶克说过，中央集权的极权国家可能短期内很高效，但长远看必然崩盘。

因为那是在搞资本消耗，不搞市场经济、不搞自由贸易，资本总有消耗完那一天。

秦朝不就是最好的例子？统一六国后才15年就亡了，人民揭竿而起，陈胜吴广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直接把秦朝掀翻。

谢作诗却天真地以为，国家强了，老百姓肯定过得好，这不是经济学，这是幼儿园级别的幻想。

学术水平这个鸟样，还混了个博士，可见中国的学术教育有多失败！

从奥地利经济学看商鞅：压迫大于激励

奥派理论的核心是个人自由、市场自发秩序和主观价值理论。商鞅变法跟这套理论几乎是完全对立的。咱们一条条来看：

个人自由：商鞅变法通过连坐、重农抑商、严刑峻法，把人民死死捆在国家机器上，自由？不存在的。奥派认为，没有自由就没有真正的经济活力，商鞅这套高压政策短期凑效，长期却是死路一条。

市场自发秩序：哈耶克说，社会秩序应该来自个人的自发行动，而不是国家强加。商鞅变法却是彻头彻尾的中央计划，重农抑商扼杀了商业，土地私有也只是个幌子，农民的命运还是被国家操控。市场在哪里？被商鞅掐死了。

主观价值：奥派强调每个人对价值的判断不同，应该通过自由交易实现资源配置。商鞅变法却把所有人的价值统一成“耕战”，你不想种地打仗？对不起，法律伺候。这种“一刀切”完全违背了主观价值原则。

谢作诗口口声声说经济学给了他“定海神针”，但他压根没搞经济学的精髓，反而拿福格尔的奴隶制研究来强行贴金，简直是南辕北辙。说他一直在黑暗中摸瞎，一点没有冤枉他。

商鞅变法的真相：铁血功利主义

谢作诗读了《商君书》后觉得商鞅被冤枉了，但真相是，商鞅的思想就是赤裸裸的法家功利主义。

《商君书》里明确说：“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商鞅眼里，人民就是国家的工具，变法的目的不是让老百姓过得好，而是让秦国打赢战争。

军功爵位是激励，但背后是“赏罚分明”的铁律：赏你是为了让你卖命，罚你是为了让你不敢不卖命。

比如《商君书·去强篇》里说：“民弱则国强，民强则国弱。”这不就是“弱民”吗？

商鞅就是要让人民老实听话，别有自己的想法，这样国家才能集中力量干大事。谢作诗却硬说没“弱民”，你到底读没读懂《商君书》啊？

再比如“愚民”，商鞅主张禁诗书、废礼乐，统一思想，让人民只知道种地打仗，别瞎琢磨。

这不就是“愚民”吗？谢作诗却说这是激励，激励你个头啊，这是把人当机器使唤！

历史结局：秦朝的短命戳穿谎言

谢作诗说，一个“愚弱疲辱贫”的国家不可能强大，可秦朝的结局恰恰证明，强大不代表可持续。商鞅变法让秦国成了战争机器，但人民被压榨得太狠，秦朝统一后暴政变本加厉，最终民不聊生，起义四起。

陈胜吴广一句“天下苦秦久矣”，道尽了人民的愤怒。秦朝15年就亡国，不是偶然，而是商鞅变法埋下的恶果。

奥派学者早就预料到，高压统治和中央计划迟早会崩。

秦朝就是活生生的例子，谢作诗却视而不见，还在那儿自鸣得意地说“他们曲解商鞅”，你才是真没看透历史吧！

谢作诗，别拿经济学当遮羞布了！你真的不配！

谢作诗的发言看似有理，其实是东拼西凑的胡扯。

他拿经济学当“定海神针”，却连经济学的基本原则都没搞懂，方法论完全错误，所以处处提出可笑的结论，看历史也必然会漏洞百出；

他读了《商君书》，却只看到自己想看的，把商鞅变法的铁血本质美化成“激励故事”；他拿福格尔的奴隶制强行类比，逻辑乱得像一团麻。

商鞅变法确实让秦国暂时看似强大，但那是用人民自由和血汗换来的，哪是什么温馨的激励实验。

从奥派看来，商鞅变法是反自由、反市场的典型，反倒证明了高压统治的代价有多大。

谢作诗想为商鞅翻案，却把自己绕进了一个自以为是的死胡同。

奉劝一句：别拿经济学当遮羞布，商鞅的真相比你想的冷酷得多！

商鞅变法，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彻底的法家实践，其本质正是对个体自由的系统性摧毁，对国家权力边界的无限扩张。

它成功地将秦国打造成了一部高效的战争机器，但也因此付出了沉重的人道代价，并最终导致了自身的速朽。

将商鞅的“愚民、弱民、疲民、辱民、贫民”政策，解读为某种“经济学智慧”，甚至为其辩护，这不仅是对历史的无知，更是对经济学基本原则的背叛，是对人类文明底线的挑战。

谢先生的“经济学”如果真的能够成为“定海神针”，那它所定住的，恐怕不是百姓的福祉，而是专制主义的铁锚，将社会牢牢禁锢在国家利维坦的阴影之下。

我们必须警惕这种将经济学异化为“统治术”的企图，捍卫经济学作为一门追求真理、服务人类自由与繁荣的学问的纯洁性。

对商鞅的批判，不仅是对历史的审视，更是对当下社会中可能存在的“强国”迷思的警钟——真正的强大，永远不可能建立在对国民的压迫和剥削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