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杀死查理柯克的真正凶手?
公元2025年,犹他州。
这一天,阳光很好,和历史上的很多大事件发生时一样,好得让人心里发慌。
查理·柯克正坐在台上,他穿了件简单的白色圆领衫,看起来就像个邻家大男孩,但所有人都知道,这个年轻人身体里藏着一头猛兽。他的嘴,就是他的武器。
他正在进行他“美国复兴之旅”巡回演讲的第一站,台下人头攒动,有的是他的铁杆粉丝,眼神里闪着光;有的是他的死对头,眼神里冒着火。
对于查理·柯克而言,这早已是家常便饭。
他18岁出道,创立“美国转折点”,十几年间,靠着一张利嘴和清晰的保守派立场,从一个无名小卒,硬生生把自己打造成了特朗普阵营最具影响力的“网红”之一,一个让左派精英们恨得牙痒痒的“MAGA旗手”。
他正讲到兴头上,和台下互动,突然,一声沉闷的枪响,划破了喧嚣的空气。
这一枪,打得很讲究。
没有多余的火力覆盖,没有疯狂的扫射,就只有一枪。子弹从远处一座建筑的屋顶飞来,精准、冷酷,切开了查理·柯克的脖子。
大量鲜血喷出,随即,这个在舆论场上叱咤风云的年轻人,像一袋被抽空了空气的麻袋,重重地倒了下去。
现场死寂了一秒,然后,是火山爆发般的混乱和尖叫。
查理·柯克,死了。
一个人的生命终结了,但这并不是故事的结局,恰恰相反,这只是一个更加疯狂、更加撕裂的故事的开始。
(二)两种葬礼
查理·柯克的尸体还没凉透,整个美国就已经迫不及待地分裂成了两个世界,一个在为他举行国葬,另一个,在为他开香槟。
我们先看第一个世界。
特朗普,第一时间发文,悲痛之情溢于言表。他称柯克是“真理和自由的殉道者”,是“为美国而战的伟大士兵”,并且毫不犹豫地将矛头指向了他的政治对手——是你们,是你们这些左派媒体和政客,用恶毒的言语制造了仇恨,最终杀死了这个年轻人!
紧接着,他下令全国降半旗致哀,并宣布要追授查理·柯克“总统自由勋章”。这可是美国平民的最高荣誉,通常是给那些为国家做出巨大贡献的科学家、艺术家或人权领袖的。现在,它要被授予一个“网红”。
特朗普的支持者们,那些“红脖子”们,瞬间被点燃了。社交媒体上,蜡烛和祈祷的图标刷了屏。他们称柯克为“我们的旗帜”,发誓要让凶手血债血偿。悲伤、愤怒、复仇的情绪,像野火一样在红色州蔓延。
好了,我们再切换镜头,看看另一个世界。
在左派控制的媒体和网络社区里,那真是一片喜气洋洋,锣鼓喧天。他们非但没有一丝同情,反而充满了幸灾乐祸的狂欢。
“他终于得到了报应!” “这家伙天天散播仇恨言论,煽动分裂,现在,仇恨反噬了他自己。” “一颗子弹,让世界清净了不少。”
在许多街头采访中,当记者问及对柯克遇刺的看法时,很多年轻人毫不掩饰他们的轻蔑和快意:“同情?我为什么要同情一个法西斯主义者?他活着,就是对我们所有人的威胁。”
这种赤裸裸的“弹冠相庆”,让中间派的民众看得目瞪口呆,脊背发凉。一个人,被如此残忍地当众枪杀,无论你多么不认同他的观点,最基本的人性,难道不该是同情和对暴力的谴责吗?
显然,这种“人性”已经不存在了。
最精彩的一幕,发生在了国会山。
议长提议,我们为不幸遇难的查理·柯克先生,默哀一分钟。 这本是一个惯例,一个文明社会最后的体面。
但民主党议员们不干了。共和党这边一看,好啊,你们连装都懒得装了?行,那我们要求,必须“有声祈祷”,大家一起念出来,让上帝听到我们的声音!
民主党更怒了:凭什么?这是公共场合,你们搞宗教仪式,有没有考虑过我们这些无神论者的感受?
然后民主党反手一击:要默哀可以,最近发生了校园枪击案,死了好几个孩子,我们应该先为那些无辜的孩子默哀!
于是,庄严肃穆的国会大厅,瞬间变成了菜市场。
两帮人马,为了“该给谁默哀”、“该怎么默哀”这种问题,吵得是面红耳赤,唾沫横飞。最后,谁的哀也没默成,大家不欢而散。
这一幕,实在是太有象征意义了。
它活脱脱地告诉全世界:我们,美利坚合众国,已经彻底完蛋了。我们连“共同为一场悲剧哀悼”这种最基本的情感共识,都达不成了。
说到这里,你可能会想起中国明朝末年的党争。
东林党和阉党,在朝堂之上,为了各自的理念和利益,互相攻击,不死不休。国家大事、民生疾苦,全都可以放在一边,唯一重要的,就是把对方搞倒、搞臭、搞死。
今天美国的景象,何其相似。
一个人的死,不再是一场单纯的悲剧,而成了一个政治符号,一面哈哈镜,照出了两个美国——一个视他为英雄,一个视他为恶魔。
(三)谁是真凶?
FBI很快抓到了一个嫌犯,但又很快因为“证据不足”给放了。
谁才是真正的凶手,在美国社会,很容易搞成一个阴谋论。
但我们今天不聊阴谋论,我们聊点更根本的。
到底谁是杀害查理·柯克的真凶?是那个躲在屋顶的枪手吗?是他,但又不完全是。他只是那个扣动扳机的人。
真正的凶手,是一种制度,一个思想的幽灵。这个幽灵,叫做“中央集权”。
我知道,很多人一听这词就皱眉头。美国不是联邦制吗?三权分立,讲究的就是一个分权,怎么会是中央集权呢?
此言差矣。
我们说的“中央集权”,不是指形式上的,而是指权力实质上的运作方式。
今天的美国,虽然名义上是联邦,但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那个中央政府的权力,已经膨胀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地步。
从教育、医疗,到环保、能源,再到你家厕所的马桶冲水量,几乎所有的事情,联邦政府都得插一杠子。
总统通过行政令,国会通过法案,最高法院通过判例,可以为全国三亿人制定统一的标准。
这就带来了一个致命的问题:赢家通吃,输者全无。
一旦某一派,比如左派,赢得了大选,控制了白宫和国会,他们就会立刻开始推动自己的价值观议程,并将其强制施加于每一个人。
他们会说:堕胎是女性的基本权利,全国都必须保障。
他们会说:性别是流动的,厕所应该男女通用,学校必须教孩子们认识几十种性别。
他们会说:为了应对气候变化,我们要限制你的燃油车,淘汰你的燃煤电厂。
反过来,如果右派上台,他们也会做同样的事情,只不过方向相反。
他们会说:生命始于受精卵,堕胎就是谋杀,全国都应该禁止。
他们会说:性别只有男女两种,变性人是精神疾病。
他们会说:化石能源是美国强大的基石,我们要加大开采力度。
你看,问题就出在这里。在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体系下,政治斗争不再是“我们该如何更好地合作管理国家”,而是变成了“我必须强迫你按照我的价值观去生活”。
这是一种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
加州人觉得,德州人天天抱着本两千年前的破书(圣经)治国,简直是愚昧野蛮。
德州人觉得,加州人搞的那些性别流动、毒品合法化,纯粹是索多玛和蛾摩拉在世,是在毁灭人类文明。
当分歧大到这种程度时,双方已经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了。
因为这不再是普通的政策分歧,而是上升到了世界观、价值观和信仰层面的根本对立。
对于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来说,让他接受堕胎,就等于让他接受谋杀;
对于一个左派精英来说,让他放弃气候议程,就等于让他接受地球毁灭。
这种矛盾,是不可调和的。
当体制内的斗争(选举)已经无法解决这种根本矛盾时,当一方感觉到自己即将被另一方彻底压制、永世不得翻身时,体制外的暴力,就成了唯一可能的选项。
查理·柯克,就是这种矛盾的产物。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是右派价值观的一个喇叭,一个符号。
杀死他,并不能消灭这些价值观,但可以恐吓、可以羞辱、可以打击整个右派的士气。
从这个角度看,刺杀查理·柯克的真凶,正是那个强迫三亿人必须用同一个标准、同一种价值观生活的“大一统”中央集权体制。
它把所有人都绑在了一起,让原本可以井水不犯河水的两群人,变成了不死不休的仇敌。
(四)唯一的解药
讲到这里,我们似乎陷入了一个死局。既然矛盾不可调和,暴力又已经发生,那下一步是不是就是很多人担心的——内战?
米塞斯一生致力于研究人的行为和社会的规律,他早就预见到了我们今天面临的困境。在他看来,解决这种因价值观冲突而产生的社会矛盾,办法只有一个,简单到令人难以置信。
这个办法,叫做“不断脱离”,或者说,自治权。
米塞斯说,在一个自由的国度里,不同的城市、最小的行政单元,应该可以分治。这个分治,是防止多数人暴政的终极武器。
很多人一听“分治”、“自治”,就觉得分裂,其实不是的,市场依然是要统一的,人们依然是要可以自由迁徙的,对于普通人的生活,米塞斯的分治理念,不是当代以国界为壑的隔离。
而是指,允许不同地方的人自由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
其实,这恰恰是最高级的智慧。
我们来打个比方。你和你的邻居,生活习惯、价值观念完全不同。你喜欢早睡早起,他喜欢半夜开派对;你觉得家里要一尘不染,他觉得垃圾堆着更有生活气息。
现在,你们俩被强行规定,必须共用一个客厅,而且客厅的所有规则,都必须统一。要么按你的来,要么按他的来。结果可想而知,你们俩不打个头破血流才怪。
但是,如果有一个选择,允许你们俩把中间的墙砌起来,客厅一人一半,各过各的。
他的派对再吵,也吵不到你;你的洁癖再重,也碍不着他。你们之间还会有深仇大恨吗?大概率不会了,甚至见了面还能点个头,说句“hello”。
国家也是一个道理。
米塞斯的“分离自治”思想,核心就是:只要我们不生活在一起,你有任何主张,与我有什么关系呢?
如果加州人想建立一个“进步主义乌托邦”,在那里,人人都可以自由选择性别,堕胎就像剪指甲一样平常,绿色能源是唯一的信仰——那好,没问题,你们自己建国,或者成为一个高度自治的政治单元,祝你们成功。
同样,如果德州人想建立一个“基督教共和国”,在那里,圣经是法律的基石,持枪是上帝赋予的权利,家庭是一男一女的结合——那也好,请便,你们也去过你们想要的生活。
当德州和加州分开之后,他们之间还会有现在这种不共戴天之仇吗?不会了。
因为加州的法律,再也管不到德州人头上;德州的价值观,也无法强加给加州人。他们甚至可以成为很好的贸易伙伴。
这就是分权优于中央集权的根本逻辑。
它不是要分裂国家,而是要化解矛盾。它承认一个基本事实:人与人是不同的,强求所有人都用一种方式思考和生活,本身就是一种暴政,必然导致无穷无尽的冲突。
更妙的是,分权和自由脱离,还提供了一种和平的“试错机制”。
在一个庞大的中央集权国家里,如果政府推行了一个错误的政策,比如委内瑞拉的国有化,那后果就是全国人民一起遭殃,而且很难掉头。
但在一个由许多小型政治单元组成的邦联或联邦里,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如果加州共和国的“进步主义”政策搞得天怒人怨,经济崩溃,企业倒闭,人们会怎么办?
他们会用脚投票。
工程师会搬到德州,企业家会搬到佛罗里达,资本会流向政策更友好的地方。
加州会因为自己错误的观念,而承受实实在在的衰落后果。这就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反制力量,逼迫它必须反思和修正自己的错误,否则就只能等着人去楼空。
这个过程,不需要枪炮,不需要暗杀,更不需要内战。人们通过和平的、理性的选择,就自然而然地淘汰了坏的制度,奖励了好的制度。
有人会说,政治单元太小,就没有能力抵御外敌了。
这依然是用静态的观念在看世界,小的政治单元更有动力团结起来形成安保联盟,完全可以形成强大的武力。
有人会说,这是分裂。
错了,小的政治单元,由于不可能自给自足,更倾向于与其他政治单元合作在一起,形成统一的商品、人员流动的市场。
只有较大面积国土的国家,更容易发展为自给自足、封闭的政治单元。
(五)结语
查理·柯克的死,像一声惊雷,炸醒了许多浑浑噩噩的美国人。他们终于开始直面那个最可怕的问题:我们,还能不能在同一个国家里生活下去?
这个问题的答案,或许是否定的。
杀死查理·柯克的,不是那一颗子弹,而是那个强行把所有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的陈旧观念。这个观念认为,国家越大越好,权力越集中越好,价值观越统一越好。
但历史和理论都告诉我们,这恰恰是通往奴役和仇恨的道路。
真正的秘密,不在于谁开了那一枪,而在于我们为什么非要把所有人都绑在同一艘正在漏水的大船上,眼睁睁地看着它在无尽的争吵中,缓缓撞向那座名为“内战”的冰山。
与其在同一艘船上打得你死我活,不如各自准备自己的救生艇,和平分手,各自珍重。
这也许才是避免下一场悲剧唯一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