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血汗工厂”的整个叙事大厦，是建立在一个腐朽不堪的理论地基之上——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及其衍生的“剥削论”。

这套学说宣称，商品存在某种“客观价值”，此价值由生产它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

资本家支付给工人的工资，仅相当于维持其生存所需的“劳动力价值”，而工人创造的“价值”远高于此，其差额即“剩余价值”被资本家无偿占有，此谓“剥削”。

这是彻头彻尾的智力欺诈。

价值并非客观存在于商品之中，它纯粹是行动人主观评判的结果。

一杯水对沙漠旅人和海边居民的价值天差地别；

一份工作对纽约律师和孟加拉乡村青年的意义截然不同。

所谓“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一个无法测量、毫无操作性的幽灵概念。

在真实的市场过程中，没有任何“客观”尺度能判定一个工人的劳动“应该”值多少钱。

价格，包括工资，是在无数个体主观 valuations（估值）的互动中，通过自由议价和企业家竞争而发现的。

举例：一个孟加拉国农村青年，他的替代选择是在自家贫瘠的土地上劳作，日均收入可能不足1美元，且朝不保夕。

此时，一家外资服装厂提供了一份日均3美元、在室内工作、按月支付现金的岗位。

他自愿接受了这份合约。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神话，他被“剥削”了，因为他的劳动创造了（比方说）10美元的价值。

但请问，这“10美元”从何而来？

是谁定义的？

如果没有这位资本家企业家投入资本、承担风险、组织生产、建立供应链并找到市场，这位青年的劳动在市场上根本一文不值——他的劳动原本只能产生不足1美元的价值。

企业家支付给他的3美元，并非对其预设“价值”的部分窃取，而是对其劳动在企业家构建的全新框架下所创造的新增价值的慷慨分享。

资本家赚取的利润，是对其成功协调生产要素、预判市场、承担无限责任的企业家才能的报酬，这能算盗窃？

如果非要定义为盗窃，那我希望这种盗窃越多越好。

纵观历史，这一逻辑颠扑不破。

18世纪英国曼彻斯特的棉纺厂被狄更斯们描绘成地狱，但为何无数农民离乡背井涌入城市？

因为工厂的工资和稳定性，远胜于在庄园依附领主或在小块土地上挣扎求存。

条件艰苦吗？

以今人标准看，是的。

但这是与过去比较，还是与乌托邦幻想比较？

奥派要求我们进行边际比较。

对当时的工人而言，工厂是更优的选择，否则他们不会用脚投票。

同样，20世纪80年代中国深圳的“三来一补”工厂，被西方左派谴责为“血汗工厂”，但为何从中西部贫困地区涌来数百万“打工妹”、“打工仔”？

因为每月数百元人民币的工资，是他们在内陆农村年收入都无法企及的数字，并且给了他们储蓄、学习、甚至未来创业的第一桶金。

这正是罗斯巴德所指出的：

自由市场的每一次自愿交换，都改善了双方的福利（根据他们自己的主观判断），否则交换不会发生。

所谓“仅能糊口”的工资，对当事人而言，常常意味着从“难以糊口”到“能够糊口并略有结余”的巨大飞跃。

那些谴责“血汗工厂”的知识分子，犯下了霍普所批判的理性狂妄。

他们将自己的价值排序——舒适的工作环境、八小时工作制、丰富的业余生活——强加于处于完全不同生存境遇的个体身上。

他们坐在哈佛的图书馆里，武断地判定达卡工厂里那位为子女挣学费的母亲“被剥削了”，却完全无视她本人对这份工作的珍视。

这是一种道德上的帝国主义，是智力与情感的双重傲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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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善的联盟：工会、左派与“反血汗工厂”运动的寻租本质

既然“血汗工厂”在经济学上是穷人的福音，在道德上是自愿的互惠，为何针对它的讨伐运动如此声势浩大、经久不衰？

运用奥派经济学原则，特别是公共选择理论和干预主义理论的分析，为我们提供了清晰的答案：

这是一场由特殊利益集团——主要是发达国家的工会组织——发起并驱动，由无知且充满道德虚荣感的“白左”知识分子充当打手，旨在进行贸易保护和政治寻租的卑劣合谋。

工会，正如米塞斯在《人的行动》中犀利指出的，其本质是一个劳动力卡特尔。

它的核心目的绝非提高所有工人的福祉，而是通过限制劳动力供给（排斥非工会成员、推动限制移民法、要求强制入会）、以及通过政治游说实施最低工资法（这实际上将低技能工人排挤出市场），来人为抬高其会员的工资，使之高于自由市场竞争下的水平。

这高出部分的工资，并非更高生产率的体现，而是一种特权租金。

全球化与资本的自由流动，彻底动摇了这个卡特尔的基础。

当资本家发现，在美国支付给工会工人每小时30美元工资的工作，在墨西哥或越南只需3美元就能找到同样勤奋、甚至更守纪律的工人完成时，资本用脚投票了。

工厂外迁，工会会员的饭碗受到威胁。

这时，工会大佬们怎么办？

是要求会员提高效率、降低薪资要求以竞争吗？

不。

这违背了卡特尔的本性。

他们的标准操作程序永远是：

寻求政治权力，阻止竞争。

于是，“反血汗工厂”运动这场大戏拉开了帷幕。

其剧本充满了精巧的伪装：他们不再赤裸裸地喊“保护我们的高工资”（这太明显），而是披上了“人权”、“劳工权益”、“道德采购”的华丽外袍。

他们指责海外工厂“工资过低”、“工时过长”、“条件恶劣”。

这些指控，如上所述，在经济学上站不住脚，因为它拒绝进行边际比较。

但其政治效果是显著的：

它成功地将一个经济问题（全球范围内的要素禀赋差异导致的比较优势和分工），偷换成了一个道德问题。

美国的工会组织与那些寄生在学术界、媒体和非政府组织的左派知识分子，构成了一个完美的共生体系。

工会提供资金、政治人脉和组织能力；

知识分子提供理论包装、道德光环和舆论造势。

他们联手向跨国公司、大学（要求其特许商品必须“符合道德标准”）、乃至政府施压，要求其制定“企业社会责任”标准，对海外供应商进行认证和监督。

这套体系的实质是什么？

是人为提高海外竞争对手的生产成本。

柯兹纳所强调的企业家发现过程，本应致力于以更优方式服务消费者，现在却被扭曲为企业家耗费巨资应对无穷无尽的政治合规和公关危机。

历史一再重演这出丑剧。

19世纪末，美国工会就曾推动排华法案，理由正是中国工人“工资过低”、“生活标准低下”，会“拉低美国工人的生活水平”。

其本质与今天无异：

排挤竞争者。

20世纪70-80年代，美国纺织业工会疯狂攻击从亚洲进口的纺织品，用的同样是“血汗工厂”的说辞。

结果是保护主义政策保住了少数工会成员的岗位，却让美国消费者付出了高昂的服装成本，并严重阻碍了韩国、台湾等地的早期工业化进程。

若非这些地区顶住压力，凭借出口加工实现了原始积累，何来日后之经济腾飞？

更邪恶的是，这些“反血汗工厂”的圣战士们，对其主张将导致的致命后果完全漠不关心，或故意视而不见。

哈耶克警告过“致命的自负”，即计划者自以为能比分散的市场个体更明智地安排他人的生活。

当他们的运动成功迫使一家工厂因成本上升或舆论压力而关闭时，他们会在发布会上举杯庆祝，宣称“为正义赢得了一场胜利”。

而在洪都拉斯或柬埔寨，成千上万失去工作的工人及其家庭，瞬间坠回赤贫的深渊。

这些工人不会出现在《纽约时报》的头版。

这不是无心之失，这是基于错误理论与伪善动机的、可预见的道德谋杀。

张维迎教授曾深刻指出，许多坏政策的出台，恰恰源于决策者和舆论鼓吹者“不懂得起码的市场逻辑”，却怀有“强烈的道德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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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的阶梯：为什么“血汗工厂”是穷国发展的唯一现实希望

对于深陷“贫困陷阱”的最不发达国家而言，“血汗工厂”——更准确地说，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企业——绝非诅咒，而是上帝抛下的唯一救生索。

从发展经济学的视角看，它扮演着无可替代的、为经济起飞积累初始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关键角色。

首先，它是资本输入的载体。

穷国最缺的不是劳动力，而是资本。

熊彼特将经济发展的核心定义为“新组合”的实现，而新组合需要资本。

外国直接投资（FDI）建立的工厂，直接将宝贵的资本——机器、设备、技术、管理知识——从资本富裕国转移到资本稀缺国。

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馈赠。

这些资本与当地丰裕的劳动力结合，立即创造出更高的生产率。

而更高的工资不过是更高生产率的反映。

其次，它是市场经济的实践课堂。

罗斯巴德和霍普都强调，资本主义不仅是一套物质生产体系，更是一套基于私有产权、契约精神、时间偏好和企业家精神的行为与认知模式。

一个从未经历过现代工业社会的农民，通过进入工厂，学到了纪律、守时、协作、对质量标准的重视、以及对货币经济的深度参与。

他学会了储蓄（因为有了可储蓄的剩余），学会了为未来规划。

这种人力资本的提升，其价值甚至超过工资本身。

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在“血汗工厂”里完成的，正是一场规模空前的、从传统农民向现代产业工人和市民的“市场化启蒙”。

这种知识扩散效应，是任何世界银行的扶贫项目都无法提供的。

第三，它引爆“集聚经济”与企业家精神。

一家大型外资工厂的落地，就像在经济的死水中投入一块巨石。

它首先创造出对本地服务的需求，包括餐饮、住宿、运输、维修等。

本地小企业家应运而生，开始了他们的创业试错。

柯兹纳所描绘的“警觉的企业家”开始在周边涌现，捕捉利润机会。

进一步，它可能催生上游的原材料供应商、下游的包装和物流企业。

一个初级的工业生态群落由此形成。

中国珠三角、长三角地区星罗棋布的产业集群，无一不是从几个关键的“三来一补”或外资工厂起步，通过这种市场自发的繁衍、模仿和竞争，最终形成世界级的制造业基地。

第四，也是最重要的，它发送了最关键的信号。

一个外国工厂的成功运营，向全球资本释放出一个强烈的信号：

该国政治基本稳定，产权得到一定尊重，劳动力勤勉可靠，投资能够获利。

这个信号的价值无法估量。

它会吸引更多的资本接踵而至，从制衣制鞋，到电子装配，再到更复杂的制造业。

资本的持续流入，会不断抬高当地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从而持续推动工资上涨。

这正是“亚洲四小龙”走过的道路：

从60-70年代的廉价劳动力出口加工区起步，随着资本积累、技术学习和产业升级，工资水平稳步上升，最终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试图跳过“血汗工厂”阶段，直接通过福利分配或强制高工资实现“体面劳动”，无异于拔苗助长，结果只能是吓跑资本，让国家永困于自给自足的农业贫困。

哈耶克强调，秩序是自生自发的，而非人为设计的。

发展路径亦然。

历史是最终的裁判。

看看那些积极拥抱全球产业链分工，不怕被贴上“血汗工厂”标签的国家和地区：韩国、台湾、新加坡、香港，以及后来的中国大陆、越南、孟加拉国。

数十年来，亿万人口借此摆脱了绝对贫困。

再看看那些在左派意识形态和民粹主义影响下，仇视外资、抵制“剥削”、大搞福利主义和贸易保护的国家：

许多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

它们得到了什么？

持续的动荡、腐败和贫困。

数据不会撒谎：

过去三十年全球贫困人口的惊人减少，主要归功于全球化背景下，资本、技术与发展中国家劳动力的结合，而绝非任何“公平贸易”运动或国际劳工组织的标准。

真正的道德：支持资本流动，抵制伪善干扰

因此，基于奥派清晰无误的逻辑与历史验证的事实，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毋庸置疑的结论：

任何真正具有人道主义情怀、关心全球穷人福祉的人，其道德义务不是去抵制所谓的“血汗工厂”，而是应该全力支持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并激烈反对一切阻碍这种流动的工会保护主义、左派道德讹诈和政府干预。

你的道德感应该建立在现实后果之上，而非虚幻的自我感动。

当你穿着一件由美国工会工人生产的、售价80美元的T恤时，你并没有帮助任何穷人，你只是在补贴一个低效的卡特尔组织。

而当你选择一件由越南工人生产的、售价15美元的同类T恤时，你完成了一次高尚的全球合作：

你作为消费者获得了实惠，美国零售和设计环节获得了利润，而最关键的是，你将一部分购买力直接注入了越南的经济循环，为那位工人提供了就业，为他的国家带来了资本和技术，并激励着更多企业家去那里投资，创造更多岗位。

这就是张维迎所言的“市场是最有效的扶贫机制”。

它默默无闻，没有游行呐喊，没有道德标语，却通过亿万人基于自身利益的自由选择，实现了资源的最优配置和福利的普遍增进。

它比所有对外援助、慈善捐款和联合国发展计划加起来，都要有效千万倍。

所以，行动起来。

用你的钱包投票，购买全球化生产的商品。

鄙视并揭露那些“反血汗工厂”运动背后的保护主义私心与知识分子的虚伪。

向身边的人传播资本自由流动与自愿交换的真谛。

支持削减关税、打破贸易壁垒的政治候选人。

这不仅仅是为了经济效率，更是一场关乎全球最贫困人口生存与发展权利的道德圣战。

记住，当你下一次听到有人高谈阔论“抵制血汗工厂”时，你看到的不是一个悲天悯人的圣徒，而是一个可能正在策划砸碎穷人生存饭碗的、被错误理论和自私利益驱动的合谋者。

你的任务，就是用奥派理论武装起来的、不容辩驳的逻辑与事实，去揭穿他，击溃他。

因为，这关乎真理，更关乎亿万挣扎在生存线上的人们的希望与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