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看社交媒体，常常会刷到一类文章和视频。它们通常有一个固定的套路，一张模糊的街景配图，几段被放大了的艰辛故事，最后加上一句情绪浓度极高的诘问，这个社会，到底怎么了？

然后，底下的评论区就会迅速分化为两种阵营，一种宣泄愤怒，一种表达悲悯。

而这两种情绪，最后都会汇集到同一个词上面，这个词就叫做，底层。

我们似乎已经习惯了用这个词来切割世界。

听到底层两个字，脑海里立马就会浮现出一些特定的面孔、特定的职业、特定的生活场景。

然后，一种混合着同情、焦虑和道德优越感的复杂情绪，就油然而生了。这个词在公共语境里，简直拥有了一种不言自明的正义性。谁关心底层，谁似乎就天然占据了良心的高地；谁要是不跟着一起叹息、一起愤怒，谁就好像冷血麻木。

但是，这种关心，不一定有什么良心。甚至可以说，将底层从社会大众中剥离出来，硬生生地做成一个独立的概念，这本身就是一种最大的错误。

因为，一旦你定义了所谓的底层，你就等于在暗示，社会上还存在一个上层，存在着一群利益与底层截然相反的既得利益者。.

这是一种极其隐蔽，但破坏力极强的撕裂。

我们先来拆解一下，底层这个概念，到底错在哪里。

一）

所有的概念，本质上都是一种思维的工具。

当一个知识分子、一个媒体人或者一个意见领袖，在键盘上敲下底层这两个字的时候，他其实在做一件什么事？他是在用一种上帝视角，把几千万乃至上亿活生生的、各不相同的人，强行按进一个统一的模具里。这个模具上刻着几个大字，弱势、无助、被剥夺。

更可怕的是，这个概念一旦被创造出来，它就具有了自我繁殖的能力。它会诱导人们不再把自己看作一个普通的劳动者、一个市场的参与者，而是把自己代入到这个受害者的叙事里去。哦，原来我是底层，难怪我过得不如意，原来是上面有人抢走了本该属于我的东西。

你看，愤怒的对象被精准地制造出来了，对立就这么被煽动起来了。

如果我们是针对税收太高，那受害的不仅是普通人，还有企业主，甚至企业主承担的税收远远高于普通人。如果我们是针对某一种特权机制，那么，除了特权机制之外的人，全部是另一群人。

但底层这个概念，是有特殊的针对性的，比如，他可不包括一些企业主。

而真实的世界是这样运行的吗？

市场是什么？市场从来不是一个零和博弈的斗兽场，不是说一个馒头你吃了我就没得吃。市场是一个典型的正和博弈的协作网。

在自由市场里，每一次交易的发生，都是基于一个前提——买卖双方都觉得这事划算。你去楼下买个煎饼，你付了五块钱，是因为你觉得那个煎饼带给你的饱腹感和满足感，大于你口袋里的五块钱。而大妈把煎饼卖给你，是因为她觉得那五块钱能买到的其他东西，比她手里的面和鸡蛋更有价值。交易完成，你们两个的利益都增加了。在这个瞬间，谁剥削了谁？没有。你们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是互相成就的。

在市场经济里面，买者和卖者之间的利益没有任何冲突。亏损和不如意，不是因为谁在刻意压榨谁，而是因为大家对未来的预测出了偏差，是因为我们的无知和错误预期。如果人人都能预知一切，那所有的资源都不会有一丝一毫的浪费。

所以，当你把社会切割成底层和上层的时候，你就在无形中否认了这个基本的正和博弈逻辑。你在暗示，世界是一块固定的蛋糕，有人拿多了，就必然有人饿肚子。

但真实的世界是，那块蛋糕本身就是我们所有人一起做大的。今天哪怕是一个在大城市里送外卖的小哥，他的收入放到三十年前，可能比一个国营工厂的八级钳工还要高。

这不是因为谁发了善心，而是因为整个中国市场的生产力在急剧膨胀，是因为有无数企业家搭建了平台、无数的工程师优化了算法、无数的商家创造了需求，才让一个人的奔跑有了变现的可能。在这个系统里，所有人的长期利益，是绑在一根绳子上的。

二、没有永恒的上层

我们之所以会对底层这个概念深信不疑，往往是因为我们被短期的画面刺痛了双眼。我们看到了贫富的差距，看到了消费水平的不同，于是就在脑海里脑补出了一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永恒戏剧。

但是，如果把时间的尺度拉长，你会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从长期来看，市场存在一种强大的均衡趋势，大部分的短期利润，最终都会倾向于消失，并惠及到社会的所有成员。这听起来好像有点反常识。

你看，如果某个行业特别赚钱，比如早年的共享出行、前几年的直播带货，你猜会怎么样？资本会像闻到血腥味的鲨鱼一样，疯狂地涌入。

无数竞争对手会杀进来，价格战会打起来，利润会被迅速摊薄。那些最先吃螃蟹的人，确实获得了一笔企业家利润，但这笔钱在历史的长河里，只是一种临时的奖赏，是对他们敢于承担风险、满足未知需求的回报。

一旦市场成熟，这笔超额利润就会转化为更便宜的产品、更优质的服务，流向每一个普通消费者。

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哪怕是一个月薪几千块的年轻人，拿一部千元手机拍出来的短视频，其画质可能比二十年前电视台的专业摄像机还要清晰。这就是为什么，过去只有富豪才坐得起的四轮马车，今天变成了人人扫码就能上的网约车。

快递公司打得你死我活，各家公司去年都在亏损，但是快递价格降到了1块多，义乌送到东北才一块多钱，这是什么效率？

滴滴打车投资几千亿，中国还有几十家网约车公司，无一例外全部亏损，但是中国人从此告别了打车难，打车贵的时代。

这样的行业无数个。

市场的本质，就是一个把昔日上层的奢侈品，源源不断地变成今天底层日用品的巨大机器。

在这个过程中，到底谁是上层？

八十年代进厂的中国农民工和现在进厂的农民工，干的活差不太多，但为什么收入以及购买力却千差地别？因为在竞争下，不提升工资，你企业的效率就无法提升，你就找不到足够多稳定的高效率的劳动力。

这不是因为老板心善了，而是因为老板追求效率的必然选择。

老板和工人的利益在长期来看，哪里有什么本质的冲突？

从长期来看，生产力的每一提高都绝对有利于工人。工业革命初期，英国出现了捣毁机器的卢德分子。那时候，那些工人和站在他们背后的某些知识分子，都认为机器是让工人陷入贫困的元凶，是资本家压迫底层的工具。

他们愤怒、他们破坏，他们用一种悲壮的方式去对抗轰鸣的蒸汽机。

但是，两百年过去了，我们再回头看，是谁最终获得了工业革命最大的红利？恰恰是工人的后代。

机器有没有消灭工作？没有，它消灭的是繁重、危险、低效的体力劳动，创造的是需要头脑、需要操作技能、且报酬高得多的工作岗位。当时那些为底层呐喊、反对机器的人，他们的良心，实际上在阻碍历史的进步，在剥夺这些工人后代过上更好生活的可能性。

工业革命时代，无数知识分子骂血汗工厂，无数工人起来反抗机器对工人收入的剥夺，但是工业革命时代，却是所有的工人人均寿命增加、婴儿死亡率大幅下降，蛋白质、衣服、工业品购买能力突飞猛进的时代。

这个逻辑放在今天的中国，同样振聋发聩。这些年来，每当平台经济遇到风波，比如外卖骑手的时间压力，或者网约车司机的收入波动，总有一种声音会跳出来，把平台描绘成敲骨吸髓的上层，把骑手和司机描绘成受苦受难的底层。

一篇现象级的文章《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出来，无数人落泪、愤怒、声讨。这种情绪当然可以理解，但是，容我追问一句，然后呢？如果我们真的听从了那种对立的叙事，把平台一关了之，把这些算法全部取缔，那几百万个靠着接单来养家糊口、来攒首付、来给孩子凑学费的骑手，他们的出路在哪里？

让他们回到流水线上去做重复的机械劳动吗？

那些煽动对立的人，不会告诉你的是，大部分骑手是自己主动选择离开工厂的。因为在时间相对自由的配送工作里，他们有更自由的工作空间和更高的收入。

他们不是平台的对立面，他们是平台生态里至关重要的协作者。没有他们，平台的商业帝国一天都运转不了；但同样的，没有平台搭建的那个庞大订单网络，他们一身力气和那份愿意吃苦的劲头，也无处兑现。这才是真实世界的利益缠绕。看不见这种缠绕，只抽刀断水地搞对立，这叫什么良心？

三、知识分子如何用概念筑墙

既然市场里所有人的长期利益趋于一致，为什么底层与上层的对立叙事，在今天还是这么有市场呢？这就不得不提一个群体，那就是掌握着定义权和话筒的知识分子。

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托马斯·索维尔，写过一本非常辛辣的书，叫《知识分子与社会》。他在书里通过大量的案例，揭示了一个真相，很多知识分子热衷于构建概念、批评社会，本质上并不是为了解决问题，而是为了给自己的理念构建一个被拯救者的客体。

他们需要底层这个概念，就像牧师需要忏悔者一样。如果这个社会没有底层了，所有人都变成了复杂而自治的市场参与者，那他们的那些包治百病的宏观药方，要开给谁吃呢？

19世纪描写伦敦东区悲惨生活的查尔斯·狄更斯，到20世纪写出《另一个美国》、直接推动了美国福利战争的那个迈克尔·哈灵顿，他们的笔触都带着深切的人道关怀。

但是，他们也不自觉地开启了一个危险的思维范式，把社会的某个切面，当作社会的全部；把某个群体的暂时困顿，定义为整个制度的永恒罪恶。

狄更斯在《雾都孤儿》里，把济贫院描写成了人间地狱，让无数读者为奥利弗的遭遇揪心。这种文学的力量直接推动了英国社会福利制度的建立。

它同时在大众心里种下了一个刻板印象，工业化和市场经济，就是一场对弱者的围猎。

可真实的历史是什么呢？恰恰是在狄更斯笔下的那个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人均寿命开始显著延长，普通人的蛋白质摄入量大幅度增加，肥皂、棉布衣服这些过去只有中产以上才用得起的日用品，开始飞入寻常百姓家。

市场本身就在做着最伟大、最静默无声的扶贫，而那些知识分子，却用一种悲天悯人的姿态，把人们的目光引向了阶级的仇恨。

20世纪60年代，美国知识界对底层的发现和渲染，直接催生了约翰逊总统的向贫困宣战计划。大量的福利项目被设计出来，给单亲妈妈发补贴，给失业者发食品券。

设计这些项目的知识分子，哪一个不是揣着一颗滚烫的良心？结果怎么样呢？正如索维尔用海量数据所揭示的，这些福利项目，恰恰是黑人社群在后续几十年里，家庭结构走向瓦解、工作意愿大幅下降、陷入贫困陷阱恶性循环的头号推手。

因为福利补贴的发放规则，本身就是一种负向激励，它让单亲妈妈为了不失去补贴，而选择不与孩子的父亲结婚；它让一个年轻人在面临一份低薪工作的时候，算一笔账发现还不如躺着领救济。

你看，这种所谓的关心底层，最终的结果是什么？是把一个原本拥有自我奋斗动能的人，活生生地按进了一个名叫底层的格子里，然后用纳税人的钱，买断了他们向上攀爬的梯子。

这种关心，满足的是知识分子自己那副心忧天下的圣徒画像，却实实在在地毁掉了无数个具体的人改变命运的可能。这哪里是什么良心？这是一种披着善良外衣的傲慢和残忍。

类似的故事，我们身边少吗？一点也不少。每当经济遇到周期性波动，总有人跳出来，炮制各种底层互害阶层固化的焦虑文章。他们最大的话语策略，就是刻意的抽离语境。他们会举一个极端个例，比如一个连续加班后猝死的年轻人，然后直接推导出一个结论，这是资本的罪，这是系统的恶，这是上层对底层的绞杀。

他们从来不告诉你，这个年轻人在他的老家，可能曾经面对着要么种地一年收入几千、要么外出打工月薪几千的处境，他出来拼搏，是为了给家人更好的生活；他们也从来不分析，这种悲剧背后复杂的行业周期、企业管理、个人健康甚至仅仅是命运无常的因素。

他们只需要一个完美的受害者，和一群完美的恶魔，然后挑动起大众的情绪，收获流量和道德的桂冠。

这就是典型的煽动对立。他们把整个社会想象成一个静态的金字塔，塔尖的人永远在塔尖，塔底的人永无出头之日。

在市场化的今天，用底层这个标签去固化一个人，是对这个时代最蓬勃的流动性的最大不敬。

四、消费者主权

那么，抛开底层这个有毒的概念，我们应该怎么来理解一个正常社会里人与人的关系呢？

消费者主权才是最好理解市场经济的思维概念。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这个市场社会里，无论你是穿西装打领带的投行精英，还是在街头巷尾跑单的外卖小哥，你们最终都要服务于同一个人——消费者。

而在座的每一个人，脱下你的职业外衣，你都是消费者。你买一杯咖啡的时候，你就是那些种咖啡豆的农民、加工咖啡豆的工人、运输咖啡豆的司机的老板，你的需求指导着他们的全部生产活动。反过来，当你明天去上班，坐在工位上写代码或者打电话的时候，你又变成了那个为其他消费者服务的生产者。

这是一个巨大的、覆盖全球的、无比精密的协作网络。在这个网络里，没有绝对的底层，因为每个人都拥有一个至高无上的身份，那就是消费者。米塞斯曾经说过一句很深刻的话，在市场经济里，是那些买面包的家庭主妇，决定着面粉应该被磨得多细。而不是那些磨坊主，更不是政府的官员。

早年间，很多一线城市的精英知识分子是看不上拼多多的，他们嘲笑里面的商品山寨、土味。他们认为这是一个服务五环外底层的平台，言语之间，充满了一种自上而下的俯瞰。

但是，他们完全搞错了。拼多多的成功，不是因为它抓住了什么底层，恰恰相反，是它通过一种全新的商业模式，把原本被忽视的、成千上万普通消费者的真实需求，变成了指挥生产的指令。

那些在流水线上为拼多多生产抽纸的工人，他们在下班之后，自己也会上拼多多，用自己赚来的工资，去买另一家工厂生产的廉价T恤。

在这一来一回之间，谁是上层？谁是底层？所有人都只是在服务别人，然后被别人服务。

那些制造对立的知识分子最大的盲区，就在于他们只看到生产环节里表面的支配关系，却看不到在整个消费链条里，所有人都互为手段，也互为目的。

当滴滴司机在深夜把你安全送回家的时候，他不是你的底层仆人，他是一个利用自己的资产和时间，为你提供了一次关乎你人身安全的高价值服务的合作伙伴。

当保洁阿姨把你的办公室擦得一尘不染的时候，她不是底层，她是用她专业的劳动，为你创造了一个舒适工作环境的技能提供者。

这是两个平等的市场主体之间，一次再正常不过的价值交换，里面充满了尊严与互惠，唯独不该有的，就是谁在施舍谁、谁在剥削谁的扭曲想象。

如果我们能真正理解消费者主权这个概念，我们就会明白，任何人的长期利益受损，最终都会通过复杂的社会分工传导到所有人头上。如果一个社会里的企业家，天天被当作上层恶人来批判，没有人再敢去冒险、去创新、去组织生产，那么最终，受伤害最深的是谁？是一无所有的劳动者。因为他们连出卖劳动来换取美好生活的机会，都会被一并葬送。

反过来也一样，如果劳动者的权益真的被系统性、长期性地压制，导致他们失去了消费能力，那么生产出来的海量商品就会堆积在仓库里，企业的利润照样会归零，所谓上层的财富，瞬间就会变成一堆废铜烂铁。

所以，优秀的社会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底层的利益和上层的利益。这两个词本身就是一种语言的腐败。在一条汪洋中的船上，有水手的利益和船长的利益吗？没有。有的只是这整条船的命运，和一个共同的目标——平安、快速地抵达彼岸。

五、拆除这堵墙，才是最大的善良

什么才是真正的良心？

真正的良心，不是那种廉价的、在朋友圈里转发一篇苦难叙事然后配上一根蜡烛的自我感动。这种行为，本质上只是在消费底层这个概念，来抚平自己内心的一丝焦虑。这是小善，甚至是伪善。

真正的大善，是拆掉我们头脑里那些用概念筑成的墙。是拒绝使用底层这个词汇去描述任何一个活生生的人。

这需要我们具备一种能力，能从长远和所有人的角度去理解利益的能力。也就是巴斯夏所说的，要看见看不见的东西。你看见了一个工厂倒闭，一百个工人失业，这很痛苦。

但你也要能看见，如果这个工厂是因为生产效率低下、产品不再被消费者需要而倒闭的，那么阻止它倒闭，用贷款和救济给它续命，表面上是救了这一百个工人，实际上是在让整个社会背负一个沉重的、没有效率的包袱。

这些被浪费的资本和资源，本可以流入到新兴的产业里，创造出两百个、一千个报酬更高、未来更好的岗位。把这些看不见的机会统统扼杀，去维持一个看得见的关怀假象，这不是良心，这是愚蠢。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说过，我们之所以能有晚餐，不是因为屠夫、酿酒师和面包师的仁慈，而是因为他们关心自己的利益。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让每一个追逐私利的人，都在为一个他根本没想过要追求的公共福祉做贡献。

反过来，如果一个人天天把公共利益、关心底层挂在嘴边，却干着撕裂共识、制造对立、用静态的分配正义来否定动态的生产正义的事，那么，不管他的言辞有多么动人，他的眼泪有多么真挚，他都在做着伤害这个社会长期利益的事情。

一个健康的社会，应该是一个所有人都能感受到自己与这个共同体休戚与共的社会。在这个共同体里，一个企业家破产了，他不会觉得自己变成了底层，他会复盘、会蛰伏、会寻找下一次东山再起的机会。

一个年轻人初入职场，做着最基础的工作，他不会觉得自己是底层，他清楚地知道，这是积累人力资本的必经阶段，他今天服务别人，是为了有一天能让千千万万的人为他搭建的平台付费。

一个清洁工在下班后，坐在城市中心广场喝一杯自己犒赏自己的奶茶时，他不是什么底层，他是这座城市的主人，他正享受着自己用汗水换来的、与其他所有人一样的繁华和便利。

如果你真的心存善良，想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那么，请你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底层这个词，从你的词汇库里永远地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