萝卜快跑其实刚刚起步，在武汉今年计划的投放总量，也就是一千台而已，但是，这段时间萝卜快跑要取代司机的文章，却是天量的。

是司机们不爽了吗？当然不是。

这一波批评AI抢人的工作的舆论风潮，来源于自媒体大V们。

各种自媒体，有格隆这种财经大V，有胡锡进这种时政大V，还有转行做自媒体的前当当老板李国庆，都加入了声讨行列。

司机们，没有几个能写文章的，他们可不是舆论的主力。

那问题来了，自媒体中的知识分子们，为什么喜欢这个话题呢？

这就是自媒体的特点，自媒体渴望名声，渴望负面题材，一众大V想获得为民呐喊的美名，这是他们在这类事件中冲出来的利益考虑。

只要代表“底层人民”的利益，那么，就会有无数的叫好声。

这是自媒体流量获取的不二法宝。

事件的起因，是武汉出租车公司向政府提交的一封请愿信。

出租车公司是个什么性质？是牌照垄断制企业。

至今，他们依然拥有垄断地位，有了网约车，但是巡游拉客的职能，网约车不能有，只有他们有。

在全世界，出租车公司和拥有出租车牌照的个体出租车司机，都是垄断的一分子。

这个行业，不管在哪里，都引发了人们强烈的吐槽。

在香港，低质高价的出租车，让消费者无比痛苦。在日本，普通人根本打不起出租车，从东京机场到市区，有时价格超过了机票。

以每公里平均价格为衡量标准，瑞士出租车费最高，达到22.68欧元，其次是日本和德国，价位分别在15.64欧元和13.8欧元左右。从第四到第十名的国家依次为荷兰（13.4欧元）、比利时（12.9欧元）、奥地利（11.6欧元）、新西兰（10.53欧元）、英国（10.08欧元）、法国（10欧元）以及瑞典（9.91欧元）。

之所以这么高，因为他们都是垄断者。

在非中国的地区，由于行会的存在，这一群人的力量无比强大，他们用各种手段，包括罢工、请愿、雇佣知识分子造舆论等方法，阻止竞争对手的进入，以保护他们的垄断利益。

至今，香港网约车是非法的、台湾的网约车也长期在合法与非法中反复，日本网约车也是非法的。

即使有了网约车，也受到严格地管控，以防止其降价影响出租车的收益。

可以说，垄断牌照制的出租车，就是全球毒瘤，早就应该消灭。

在城市中生活久的人，没有几个没受过他们的气。随意开价，绕路，拒载，怒骂乘客，宰客，都是这一行的常态，原因无他，垄断者而已。

同情他们干什么？

技术进步，会让人失业，是大V们构想出来的，是他们为了自己的“美名”编造 出来的。

过往四十年，中国没有发生技术进步吗？

我小时候在酒厂，那些酒瓶是需要回收到工厂，然后让一大群工人，用刷子清洗瓶子的，那个场面很壮观，因为一个车间有几百人在洗瓶。

这个职业还存在吗？

你到各类生产机械展去看一下，现在的生产设备发展到了什么程度 ，取代了多少人工？

鞋厂，这一类难以彻底自动化生产的工厂，已经从中国大量转移到了越南，无数鞋厂工人早就“失业”了。

过往建筑工地上的小工们，早已被各种机械取代了，现在还要用人力去运沙运砖了吗？

可以说，每一天，都在发生技术进步，每一天都在取代旧职业，创造新职业。

但是被取代者，不会这么矫情。

农民工们，今天这个鞋厂关门了，明天他们就换一个电子厂去上班了，后天就去汽车厂上班了。

他们可从来没有认为自己被淘汰了，因为通用型劳动力，在各行各业都能找到工作。

今天那些洗脚城里的洗脚大妈，大多数就是从电子厂出来的，她们的收入甚至远超过工人们，只要经过一点训练和学习，就成为按摩大师，月入大几千，是一个常态。

那为什么会出现洗脚城呢？因为别的产品便宜了，消费者就有钱去消费休闲服务了，于是新的职业就创造出来了。

市场中，劳动力永远是稀缺资源，通用型劳动力的价格，是随着经济的起伏进行变化，他们从来不缺市场，他们永远不会淘汰。

是那些坐在书房里的知识分子们，天天以为有人会被淘汰了。不好意思，这个世界上，应该淘汰的是你们这些胡说八道的知识分子。

我想起了二十多年前的国企工人下岗。

在九十年代末，国企工人开始下岗，起初，大部分国企工人是安然接受的，因为，自己不过是国企雇员，既然国企倒闭了，那另谋生路就是了。

当时的农民工，难道不面临“下岗”吗？他们所在的企业就永远不倒？当然市场上天天有因为经营不善倒闭的企业，这些农民工们，会认为自己下岗了吗？不会！

他们摸摸鼻子，马上去另一家厂报道上班就是了。

但2000年之后，一大群知识分子开始在舆论上造势，他们打着各种旗号，比如“国有资产流失”，比如“国企工人找不到工作”等等各种煽动国企工人的情绪用语，引发了巨大的舆论争论。

这种舆论争论，让国企工人们开始理直气壮起来了，他们开始认为自己是受害者，他们把当年他们是特权者的身份一下就忘在脑后了，开始组织起各种大规模的活动，阻止国企改革，试图保住自己的垄断特权地位。

在他们心里，像农民工这样去外出打工，是不可接受的。作为特权阶层的一分子，他们不能接受普通人的命运。

于是在2000年之后，开始了大规模对于下岗职工的帮扶，请了明星唱《从头再来》，搞了各种下岗工人就业、创业帮扶政策，还给他们过往的工龄计入社保，给予保障，还给予各种补贴和赔偿。

即使这样，最后依然发生了通钢事件这样的恶性事件，导致国企改革最终终止。

这个过程中，就是知识分子们先在舆论上造势，给国企工人们以某种正当性，最后让中国失去了最佳改革时机。

不要小看这种舆论造势。

舆论造势，会把一些人变成“悲情人物”，比如现在的司机们，当年的国企工人们。

这种悲情，就会让他们自己认为，我必须得干出租这一行，是我的权利，那我就得为我的权利去抗争，你看，全社会都有人支持我们。

一旦成为舆论政治正确，那么，他们采取各种群体手段来抗争，就会成为一种必然。

出租车司机们，没少砸过共享单车，共享电动车，甚至殴打过网约车司机。在大V们的煽动下，砸萝卜快跑，不可能吗？

实体店老板们无法顺着网线去砸淘宝，只要舆论上政治正确，他们一样敢砸，人们只要认为自己有理，就没有不敢干的事。

事实上，砸掉出租车饭碗的不是无人出租车，是消费者们。

巡游出租车、网约车，不会被禁止，一样会存在于市场。如果这种普通消费者愿意选择有人出租车，那他们一样可以保有这种既有的职业，但消费者显然会基于消费利益决策 。

这个过程中，冲突的不是无人出租车或是有人出租车，冲突的是，消费者们有没有权利得到更低价的服务？出租车司机群体，用向政府诉求向权力诉求的方式，阻止消费者得到低价服务，是不是合理的。

绝大多数消费者，不看这一类的新闻，什么无人出租取代有人出租造成失业，他们更关心自己的消费利益，能不能消费更便宜一点，让自己的实际可得多一点。

是消费者选择了电商，淘汰了实体店。

是消费者选择了多用自动化生产的企业，淘汰了多用人工低效率生产的企业。

是消费者用不购买的方式淘汰了国企，国企改革起于国企大面积的亏损，这是消费者决定的。

是消费者在发动淘汰战，他们决定是有人出租车，还是无人出租车。如果有人出租车可以服务更好，质量更高，也一样有人依然选择有人的出租车。

中国一天租车出行的人次大约在5000万次左右，假设平均单价20元，如果无人驾驶能降价一半，那么，中国所有的消费者一天能节省5亿的支出。

保护所谓出租车的结果，就是中国消费者们得多支出5亿元，这个代价是由消费者们去承担的，凭什么呢？

要想在这个市场继续服务于消费者，不是天天想着去砸萝卜快跑，而是思考一下，有没有更好的基于人的服务提升消费者体验的方式。

不要试图与消费者的利益对抗，这些大V们，不要做消费者的敌人，不要试图煽动行会组织保护自己的垄断利益，市场中从长久来说，人人利益一致，只要不涉及到行政管制行动，市场中的交易，就是有利于所有人的。

中国不能向韩国学习。

韩国医生们骑在消费者脖子上拉屎拉尿，可以用勒索的方式阻止新医生的增加，以保护他们的垄断地位。

如果出租车司机要保护，那么，鞋厂工人要保护，设计师要保护，文案人员要保护，科研人员要保护，程序员要保护，AI冲击的行业多着呢！

如果人人都保护是一个什么结果？那就是所有的物价越来越高，最终全民贫困。

至于武汉出租车公司，这是个什么鬼东西，垄断牌照的企业，到现在还没死，就是一件怪事，你们赚饱了呀，还嫌不够？

早死早升天吧，你们的存在，是对市场经济的羞辱！

技术进步，不是社会达尔文主义

在武汉萝卜快跑自动驾驶出行服务问题上，许多人对我们支持技术进步的主张表达出了强烈反对意见，甚至开始站在道德制高点上予以攻击：你们这些人都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不关心弱者的“生存权”，任由他们在“优胜劣汰”中自生自灭。

当一个人无法用逻辑来反驳，那就诉诸道德。这是常见的逻辑谬误。一个人到底关心不关心弱者，并不是看他喊出了多么高尚的口号，而是看他所采用和主张的手段能不能达成提升弱者福祉的目的。而将所谓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扣在自由放任经济学的头上，也完全是不着边际，反映了他们的经济学无知。

让我们首先追问他们一个问题：面对市场竞争，道德卫士们你们认为这些弱者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应该阻碍技术进步，让弱者有饭吃对吗？

但是立即有几个问题需要回答：第一，你以什么样的价值判断，认为旧饭碗的利益就一定高于新饭碗呢？为什么这些“弱者”的权利就一定高于“强者”呢？你又以什么样的标准，来划分强者和弱者呢？

如果你回答，因为弱者人多。那么人多就有理吗？5000万人认为600万犹太人应该被关进毒气室，是不是就合理呢？

如果你回答，底层民众应该有“生存权”。对不起，没有人有“生存权”，并没有“生存权”这样的权利。所谓的生存权，不过是罗斯福式的“免于匮乏的权利”的翻版，就是抢劫他人财产让自己不匮乏的权利，是流氓和抢劫犯的“权利”。

这世界不欠任何人的“生存”，你不能以你的生存向他人主张权利，危害别人的生存。每个人的生存，都是自己奋斗出来的，不是靠别人照顾出来的。

这很“达尔文”吗？一点都不。如果每个人为了自己的生存，都可以禁止别人做事，向别人的财产主张权利，那才是相互劫掠的丛林。

如果保护弱者的生存权，以强者的财产权利受损为代价，那么你们所谓的强弱划分就明显是自相矛盾的。因为这时候的弱者一点都不弱，他们已经拥有了拿走别人的财产的权利，实际上就是给他们颁发了一张“抢劫执照”，变成了高级种姓，即真正的强者。

第二，不“淘汰”市场竞争中的弱者，难道应当淘汰市场竞争中的强者吗？这到底是与谁为敌？

“淘汰”，之所以打引号，是因为这只是在说，他无法从事原有的旧饭碗了，并不是说他就没有饭碗了，更不是说他就像达尔文主义者想的那样，被大鱼吃掉了死掉了。

谁“存活”，谁被“淘汰”，都是消费者选择的结果。是消费者通过购买与不购买，决定了谁应当存活，谁应当被淘汰。广阔的市场，只要你愿意迎合消费者需求，消费者就会通过金钱投票的办法给你一个新饭碗。

资源是稀缺的，用在这里就用不到那里。如果把稀缺的资源用在低效的生产上，意味着消费者迫切的需求无法得到满足，即所有人生活水平的下降。

每个人都是消费者，所以，阻碍先进的生产，高效的生产，保护落后和低效的生产，你们为什么与消费者为敌，站在所有人的对立面？

谁来保护他们呢？国家是吗？那么又必须回答一个问题，国家以什么理由去打击先进，鼓励后进？国家以什么理由惩罚那些造福于消费者的生产者，保护那些抢劫消费者的生产者？国家以什么理由从消费者的口袋里掏钱，补贴那些落后的生产者呢？

当你要保护网约车而反对自动驾驶，你又如何反对国有企业呢？如何反对产业政策呢？这跟要保护落后的产能，搞贸易保护主义的人有什么区别呢？

任何竞争中都有失败者，竞争失败的企业会直接破产。如果秉持道德家的观念，那么一个濒临破产的企业，也完全有理由说，你必须保护我，因为我落后我有理。一个享受特权的受保护的企业，也可以说，我抢劫我有理。

第三，一个人竞争中的失败者，难道不需要反躬自省，而是迁怒于他人吗？

技术进步可能会造成短期失业，注意，也只是可能。但是绝对不会造成大规模失业。

因为旧的生产项目仍然有存在的价值，仍然有消费者为它金钱投票，那么淘汰它反倒是不经济的。

我们不会因为有一款新手机的出现，而立即将旧手机扔出窗外，因为旧手机完全可以满足使用。自动挡的汽车出现了，手动挡的汽车照样有需求，并且保留了生产线。

这是我们反对大跃进的技术升级和产业政策的原因所在。因为它恰恰是违背消费者主权的，意味着消费者的需求将无法以经济的方式被满足。

这同时表明，技术进步总有一个过程，有时候这个过程长达几十年——例如蒸汽机代替手工作业——它总是为人们提供了充足的调整时间。

那么，那些抱残守缺，墨守成规，不愿做出任何改变的人，能怪谁呢？难道他们不应该检视自身，反倒一味地怪罪技术吗？难道技术只对别人开放，没有对他们开放吗？

如果一个人就是要采取遁世的办法逃避现实，永远不愿意对自己做出调整，那么谁有什么办法呢？没有。那是他的自由，是他自己的选择。既然如此，就不应该像个巨婴一样怪罪别人，怪罪技术。

米塞斯教导他们：生活的真谛在于阅世如是和以己适世，而不是沉湎于一厢情愿的幻梦中。面对病毒，医生不会问：病毒你可知罪？而是会寻求消灭病毒的办法。

第四，道德家们真的关心弱者吗？

并没有。他们都是嘴炮党，口惠而不实。

他们的行动比他们的言语更加真实地展示了自己的偏好。当新的技术出现的时候，他们总是会充满好奇和热情地去应用新技术设备，而不是去购买旧的方法和设备。是他们自己的行为，淘汰了那些落后的生产者。

如果他们真的关心那些落后的生产者，自由市场绝对不会干预他们。自己去购买这些落后生产者的商品和服务就可以了。电灯出现了，没有人阻碍他们去买蜡烛；汽车出现了，也没有人阻碍他们买马车。然而他们并没有这样做。

指责经济学的自由放任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这是社会主义者常用的手法。这些人精神分裂又极端虚伪，一方面享受着自由市场的成果，一方面攻击自由市场，期望按照他们的理想去规划社会，指导他人的生活。

他们说，我们承认市场经济在创造物质财富上的优越性，但是它无法实现公平和平等的目标，那些社会底层的人将会被剥夺，贫富差距会扩大，导致他们的生活陷入困境。

这是经济学无知的表现，而且也极其不诚实。

首先是，自由主义不为任何群体代言，它为所有人代言，无条件地尊重每个人的自由。

当我们说要保护产权的时候，尤其是说要保护企业产权的时候，总有经济学文盲会说，你们是资本家的代言人。因为穷人并没有什么财产，无套裤汗和流氓无产者两手空空，有什么好捍卫的呢？

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自由意志主义为所有人的自由代言，捍卫每个人的产权。

穷人的产权同样需要保护，甚至，如果我们真的要对比，保护穷人的产权比保护富人的产权更重要。因为富人相对于穷人，总是有更多保护自己的办法。把穷人的产权保护好，才是穷人实现阶层跃升的根本办法。

所谓的产权问题，并不是单指有形财货——它当然也至关重要——但是更根本的在于，保障每个人不受限制的行动自由。每个人都有自由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利，只要他不侵犯他人的产权；每个人都有权根据自己的特长去选择职业，而不是等级社会的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从你出生的那一刻起，一切都已经注定。

市场经济正是打破这种阶层等级的制度。它让每个人不论出身、种族和信仰，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特长规划自己的人生，它通过服务消费者的能力取胜。由此，为穷人实现阶层跃升铺就了广阔的通道。

其次，市场经济是最有利于穷人的经济制度。

当人们看到市场经济中的财富不平等时，总会抱怨自由市场带来的贫富差距，道德家们出来说，要实现结果均等、“共同富裕”。

但贫富差距是一个问题吗？并不是。贫富差距是市场经济的根本特征。每个人的天赋能力都不同，服务消费者的能力不同，怎么可能做到结果和财富的平等呢？如果让每一个能力不同的人财富平等，反倒是最大的不平等。

我们可以设想，一个社会可以实现再分配的政策，只要一个人比别人财产多，那么就均贫富。但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经过一段时间，那些更具企业家才能的人又会重新占有更多的财富。难道我们要像希腊的普洛克路斯忒斯之床那样，把长腿的人锯短，实现所谓的平等吗？

市场经济中的贫富差距，大不了就是你开玛莎拉蒂，我开五菱宏光的差距。差距必然存在，但是每个人的处境都得到了改善。这才叫真正的共同富裕。

计划经济平等吗？计划经济是一部分动物比另一部分动物更平等。是一部分人钟鸣鼎食的平等，另外大部分人穷困潦倒的平等，饿死的平等。

市场上的大企业，必定是面对人口中占多数的贫困阶层服务的企业。他们千方百计推动技术进步，以最低的成本生产，以最低的价格供给，让穷人阶层也买得起，由此改善了贫困阶层的处境。

市场经济，对贫困阶层更友好。计划经济，贫困阶层永远不会有出路。

最后，人类社会中的优胜劣汰，即生存竞争的概念，完全是一个比喻，并不是动物世界里你死我活的斗争。

生存竞争的概念，意思是一个生物对于危害它生命的力量积极抵抗。这种抵抗若成功，那就一定要适宜于这个生物所赖以生活的环境。这并不是毁灭性的战争。

对于人类社会，改善生活条件最好的办法，是分工合作。分工合作比起自给自足有更高的生产效率。李嘉图协作法则揭示，即便一个人在任何方面强于另一个人，那么发挥比较优势相互合作，对自己仍然是有利的，所有的弱者，也从人类分工合作中得到了益处，改善了自身的处境。

人类能够通过理性认识到这一点，由此组织起了分工合作的和平合作秩序。这才是人类“生存竞争”的最佳路径。绝对不是那些无知的人所描述的你死我活的动物丛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