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的搞钱妙计

历朝历代政府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搞钱。搞钱的方式，无非三种，一是税收；二是举债；三是印钱。

税收有痛感，征太多容易激起民变，加上古代不像现在，能把你每一笔收入都监控得密不透风，征税手段有限；举债，只能向地方豪族和财阀借钱，他们动辄就讲条件；所以最方便的办法就是印钱，悄无声息地，就把购买力从民众那里搞到了朝廷手里。

诸葛亮就是给刘备朝廷搞钱的小能手。

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益州的新主人刘备上台后头等大事就是想方设法搜刮民间财富，让自己壮大。刘巴和诸葛亮献出了锦囊妙计：第一就是实行全盘计划经济，由官府直接接管市场，控制物价；第二条就是印钱。

但那个时代实行的是金属商品货币，不像现在的纸钞，所以办法就是先垄断货币铸造，民间和私人铸造货币是严重犯罪，只允许官方铸造；然后“剪币”，即降低货币成色，实际上就是掺假，在贵金属中掺入贱金属；更加简单粗暴的是，用新铸造的掺假货币代替旧货币，并规定金属含量不足的新币的价值。

在刘备之前的刘璋父子统治益州的时候，他们铸造的五铢钱，用铜铸造，重量一般为2.5克。刘巴和诸葛亮则重新铸造“直百五铢”，直接往里面掺入铅和铁，重量为8-9.5克，然后就明目张胆（臭不要脸）地规定其价值等同于100枚旧五铢钱。

也就是说，他们铸造的新钱，重量相当于旧钱的3-4倍，但是法定价值是旧钱的100倍。

这个吸血大法简直不要太爽，一手造假钱，一手控制物价，迅速将民众财富洗劫一空，国库充盈了。

这种钱币甚至大量流入曹魏境内，“格雷欣法则”发生作用，导致劣币驱逐良币，挤占了当地的五铢钱市场，对曹魏经济也发生了巨大影响。

诸葛亮为了保障这项政策的顺利实施，颁布了针对益州百姓的严刑峻法，称之为“蜀科”。引发了民众的强烈不满，官僚集团内部也对此颇有微词。

法正就给诸葛亮说：当初刘邦入关，约法三章，轻徭薄赋，现在主公刘备作为外来势力，应该学习刘邦，拉拢本土益州世家大族，不应该法令如此严苛。

诸葛亮说：你懂个啥啊，形势不同了。刘璋父子跟豪族合作，根本就没有了君臣之道。现在如果我们也跟他们一样，拿官职爵位财富笼络他们，根本就显示不出区别，人家也不会在意。所以需要的就是严刑峻法，只有狠狠收拾他们，那么稍微对他们好一点，他们就感恩戴德；只有让他们升官难上加难，官位的荣耀才令他们倍加珍惜。（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

诸葛亮是深得商鞅和法家之道的。人为制造稀缺性，用较高的价格才能筛选出最忠实和俯首帖耳的奴才。这跟极端宗教势力筛选教徒的办法是一致的，就是要经历最大的磨难和严酷的考验，代价最大化，才能将意志不坚定的人淘汰出局，拣选出最极端、最忠心耿耿、最不假思索、不惜当炮灰的“骨干分子”。

在这套严酷的管制威慑之下，蜀汉政权的搜刮能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政出一门、利出一孔，一架高效运作的抢劫机器碾压着一切。

到了诸葛亮辅佐刘禅时，他要出兵北伐，更需要源源不断的财力支持，于是变本加厉，又铸造了“太平百钱”“定平一百”等劣币，直接放民众的血。刘备时期的直百五铢，是8-9克，太平百钱的重量下跌到1克，极端的时候，铜含量仅有0.4克。

这个贬值程度和抢劫力度，简直就是丧心病狂！非洲独裁者阿明说：印300亿，给自己留100亿。跟诸葛亮比起来，就是个渣。

鲁迅曾评价诸葛亮的经济政策“近于妖”！导致的结果，老百姓被搜刮一空，物价涨上天，经济崩溃，每天只能吃一顿饭，真是“人人平等”——穷的一样平等，饿死得一样平等。

这才是诸葛亮给刘氏蜀汉政权献上的锦囊妙计。诸葛亮生的太早了，要是现在，连0.4克铜都能省下，直接能把印钞机开动得冒火星；他要是看到当今世界抢钱这么方便，一大帮经济学家给他论证印钱的好处，民众还那么支持，得羡慕得从阴曹地府地爬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