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市教育局最近向家长和培训机构发了两份暑假告知书。其中写得很清楚：暑假期间，任何机构或者个人面向中小学生开展学科类培训，包括“一对一”“住家教师”“众筹私教”“托管自习”等形式，均属违法违规。

也就是说，一位父亲花自己的钱，请一位老师在暑假给孩子补数学；双方自愿，价格自定，没有欺诈，也没有侵害邻居，这件事仍然要被列入禁止之列。

请问，这桩交易的受害者是谁？

支持禁令的人会说，家长太焦虑，孩子太辛苦，培训制造内卷。听起来都是为了孩子。但风险不能自动产生权力，焦虑更不能成为禁止别人交易的理由。

家长负责，就要让家长选择

未成年人需要监护，这一点没有争议。问题是，谁是第一责任人？

罗斯巴德从私有产权伦理出发，把儿童看作逐渐形成独立行动能力的人，而不是父母或者国家的财产。父母拥有的是监护责任，不是任意支配孩子的权力；国家也不能借“保护孩子”取得对所有家庭的普遍监护权。

责任与选择必须放在同一个人身上。父母决定孩子是否补课、选择哪位老师、花多少钱，也承担选择错误的后果。他们了解孩子的基础、兴趣、性格和家庭条件。教育部门面对的却只是抽象的“学生”和一张统一日历。

有些家长确实会逼迫孩子，有些补习也确实毫无价值。但这只能说明家长可能犯错，不能说明官员更懂每一个孩子。自由的含义，本来就包括允许人作出别人不赞成的选择，并承担相应后果。

孩子也不是考试机器。随着年龄增长，他们的意见应当得到更多尊重。如果父母以补课之名实施伤害，应当处理具体伤害。可是，不能因为一些家庭关系有问题，就禁止所有家庭请老师。

禁令不会消灭补课

中考、高考和名校学位仍然稀缺，家长对补习的需求就不会因为一纸通知消失。禁止供给，并没有消除需求，只会改变交易方式。

公开的培训班会变成住宅里的小班，正规合同会变成私下转账，公开价格会变成熟人报价，能够被评价的老师会转入地下。供给减少，风险增加，价格当然会上升。

“众筹私教”原本是几个普通家庭共同分担教师成本。现在连这种形式也被点名，最先失去选择的恰恰不是富裕家庭，而是收入普通、只能通过分摊成本购买教育服务的家庭。

富裕家庭仍然更有能力把老师聘进家里，可以通过熟人找到名师，也可以把教育包装成游学、咨询或者家庭服务。普通家庭没有这些渠道，只能接受更贵、更隐蔽、信息更少的供给。

这就是禁令经常产生的后果：名义上追求公平，实际上提高门槛；名义上保护家长，实际上削弱合同和声誉机制；名义上减轻负担，实际上让同样的服务变得更贵。

公开市场并不完美，但老师至少要靠教学效果、家长口碑和重复购买获得收入。教得不好，家长可以退课；收费过高，竞争者会出现；发生欺诈，可以根据合同追责。把交易赶到地下，恰恰破坏了这些约束。

“减负”没有改变竞争

所谓教育内卷，本质上不是家长突然集体发疯，而是优质学校、升学名额和就业机会稀缺。只要录取仍按相对成绩排序，家长就会寻找提高成绩的办法。

禁止补课，只是拿走一种手段，并没有改变目标。有人不能补课，便会增加刷题时间；不能公开请老师，便会寻找地下老师；实在没有条件，就只能依赖家庭自身的知识和关系。

行政部门无法让所有孩子同时在竞争中领先。这在逻辑上就不可能。它能做的，只是决定哪些学习方式合法，哪些学习方式必须躲起来。

米塞斯早就解释过，干预主义不会停在第一步。禁掉培训机构后，需求转向一对一；于是继续禁一对一。需求转向住家教师，又要查住家教师。每一次干预制造新现象，新现象又成为下一次扩权的理由。

深圳不该成为管制前沿

其他地方如此管制已经值得批评，深圳如此积极地执行，更让人遗憾。

深圳是改革开放的前沿。它真正宝贵的遗产，不是高楼和口号，而是曾经允许普通人离开原有安排，到这里做生意、找工作、承担风险。深圳的繁荣，来自无数个人的行动，不是来自官员替每个人安排正确生活。

可是近几年，深圳在不少领域越来越习惯用行政规则替代个人判断。2021年，深圳建立二手住房成交参考价格机制；到2026年，购房资格仍按户籍、社保年限和家庭持有套数划线。现在，管制又进入家庭教育，连家长暑假请谁教孩子，都要列出禁止清单。

这些事情表面上毫不相干，背后的观念却相同：管理者认为自己比所有者更懂房子该怎么买，比父母更懂孩子该怎么教，比交易双方更懂什么价格和服务才算合理。

这不是改革，也不是创新。监管技术更先进、表格更细、平台更完整，不代表权力边界更合理。改革的方向应当是减少审批、承认选择、允许试错，而不是把“监管创新”当成改革成果。

深圳不能一边要求企业家敢闯敢试，一边告诉家长孩子在什么月份可以学数学。一个城市若只允许官员认可的创新，只允许行政计划内的选择，它保留的只是改革前沿的名声，不是改革的精神。

最该减掉的是权力

真正的教育市场，应当允许不同学校、教师和课程公开竞争。有人主张快乐教育，有人重视考试成绩；有人暑假休息，有人愿意提前学习。只要没有欺诈和侵害，选择属于家庭。

家长认为补课没用，可以不买。孩子已经疲惫，父母也应听取他的意见。但任何人都无权因为自己反对补课，就借助行政力量禁止别的家庭购买。

父母更不能一边把教育责任交给政府，一边抱怨政府管得太多。责任不是一句口号。真正承担责任，就要亲自判断、亲自选择、亲自付费，也亲自面对结果。

霍普的制度分析提醒我们，家庭判断错误，代价直接落在家庭身上；教师判断错误，会失去学生和收入；监管者判断错误，却不需要赔偿孩子失去的学习机会，也不需要承担地下交易涨价的成本。

因此，最不该拥有统一决定权的，恰恰是那个最不了解具体孩子、也最不承担具体后果的人。

深圳需要重新记住，改革从来不是让权力更聪明地管理社会，而是承认权力不知道答案，把选择还给个人。

如果连父母花自己的钱请一位老师，都必须偷偷摸摸，那么被减掉的不是孩子的负担，而是家庭的选择权；被培养出来的，也很难是能够为自己负责的成年人。

暑假真正应该减掉的，不是家教，而是伸进家庭的那只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