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不少外国人来华就医数量增加的新闻出现了。

不少人认为，相对于欧美的医疗，中国医疗有巨大的优势 ，这能否成为一个庞大的产业呢？

难！

现有的数据，其实在跨境医疗旅游需求中，根本算不了什么。

中国这么大的国家，跨境医疗收入还不如泰国这么一个小国的四分之一。中国的跨境医疗收入，可能还包括了香港、澳门人到大陆的医疗收入、还包括了部分东南亚的人来中国看病的收入。

纯为了治疗到中国来的欧美医疗收入，可能还要更低。

我们假设，中国的医疗需要这个蛋糕。

那就需要对比一下，中国相对于印度和泰国的优势在哪？

印度模式的杀伤力，来自于两大武器的致命组合，一个是极端的价格优势，另一个是语言和医疗体系的无缝对接。

印度的医疗市场化，是全世界做得最好的。

得益于其成熟的仿制药产业链和极其极发达的市场化医疗体系，一台在美国需要十万美元的心脏搭桥手术，在印度顶尖的私立医院可能只需要一万美元，甚至更低。

这种数量级上的成本差异，足以让任何一个需要自费的欧美中产阶级心动。

更关键的是，印度的精英医疗体系几乎就是英美体系的翻版。他们的顶尖医生大多拥有英美留学或工作背景，英语是他们的工作语言，从诊断书到手术流程，完全遵循西方标准。

一个美国病人飞到新德里，除了地理位置的改变，他所面对的医疗环境几乎没有文化和沟通上的障碍。

这道由语言和体系构筑起来的护城河，中国在未来十年、甚至二十年内都难以填平。

再看泰国模式，它的成功则建立在另一种极致的软实力和地缘气候的独特性之上。

泰国人将服务业的基因深深地刻在了民族文化之中，他们能够将医疗服务做到一种令人惊叹的“度假化”水平。

曼谷的康民国际医院，看上去更像是一座融合了五星级酒店和大型购物中心的综合体。

病人在那里感受不到传统医院的冰冷与焦虑，而是体验一种带有疗愈功能的奢华假期。

除此之外，泰国地处热带，常年阳光普照，这对于渴望逃离漫长冬季和阴冷天气的欧洲人，尤其是北欧和俄罗斯人，具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

他们可以上午做完理疗，下午就在泳池边享受日光浴。

甚至，泰国还存在一些心照不宣的灰色服务生态，比如所谓的“租妻业务”，为一些单身的西方中老年男性提供长期的生活伴侣和情感陪护。

你看，印度和泰国的优势，中国都没有。

中国仅有一个海南，挨上了一点热带，甚至冬天还是不怎么热的，下海都下不了的。中国也没有这么大规模英语说得很好的医生。

但中国有没有优势呢？有！

并且中国有全世界国家都没有办法比拟的独特优势，就看能不能发挥出来了。

中国市场如果渴望外国人来中国看病，那么，需要的方案不是去与印度人拼英语，与泰国人拼气候，而是要利用中国的优势，为欧美发达国家老人提供一个完整的“晚年生活解决方案”。

在“医疗旅游”这条狭窄的赛道上，印度和泰国已经构筑了难以逾越的壁垒。

如果我们继续沿着这条路走下去，试图在价格上卷过印度，在服务上拼过泰国，结果必然是惨淡的。

正确的做法，是掀翻棋盘，重新定义游戏规则。

我们应该将竞争的维度，从单一的“治病”，瞬间拉升到“生活”的全部范畴。一旦进入这个维度，中国市场的优势王牌才会显现出来。

第一项优势，就是生活的便利性。

移动支付，外卖、快递、餐饮，买菜，城市公共交通，跨城流动这些基本服务领域，中国最为便利，且价格低。

在美国点一份外卖，三十美元起步，中国拼好饭，八块钱起步。

第二项，治安条件不错。

一个外国老太太可以在中国任何一个中等城市的午夜时分，安心地出门散步而不用担心被抢劫。

第三项，是对于持有美元、欧元等强势货币的外国人而言，极具魔力的购买力平价，他们的每一块钱在中国能买到的商品和服务的数量与质量，远超其在本国。

这三张王牌组合在一起，就构成了一个对全球退休人群的“降维打击”体系。我们的目标，不应该是吸引一个德国工程师飞到上海来换个膝关节就匆匆回国，而是应该创造一个让他心甘情愿卖掉慕尼黑的公寓，带着他一辈子的积蓄和丰厚的养老金，到中国的云南昆明或者广西巴马，舒舒服服地度过他人生的最后二十年。

这不叫医疗旅游，这叫全生命周期的财富置换与生活套利。

我们可以算一笔极其具体的经济账。

以一对普通的美国普通退休夫妻为例，假设他们每月的养老金、社会保障金加起来，总共是三千美元。

这个数字在美国，尤其是在加州、纽约这些生活成本高昂的地区，意味着一个相当窘迫的晚年。

他们可能只能住在郊区一个老旧的小公寓里，每天精打细算地去逛折扣超市，购买临期的冷冻食品。

他们更不敢奢望雇人打扫卫生或做饭，晚年生活很可能是在孤独和对未来的焦虑中度过。

大量的美国老人退休后还得工作，因为养老金不足以支付生活支出。

如果这对夫妻带着同样的三千美元，来到中国的一个三四线城市，比如气候宜人的四川攀枝花，或者风光秀丽的贵州兴义，他们的生活会发生怎样的化学反应呢？

首先是居住。他们可以用不到两百美元的月租，在当地一个高档的康养社区里，租到一套一百多平米的精装修公寓，带全套家具家电，窗外就是青山绿水。

这笔钱在美国，可能连一个单间的地下室都租不到。其次是服务。他们可以再花五百美元，雇佣一位全职的住家保姆。

即使开放会说英语的菲佣过来，她们的月工资，也不过六百美元。

这位保姆会负责他们的一日三餐，买菜做饭，打扫卫生，清洗衣物，带他们去逛本地的市场。

这在美国是只有富豪才能享受到的待遇。这两项最大的开支加起来，才不过一千美元。

剩下的两千美元，将开启他们全新的生活。

他们可以彻底告别冷冻食品，每天都吃到最新鲜的有机蔬菜、水果和肉类。他们可以每周都去专业的理疗中心做几次按摩和康复训练，调理身体。

他们还可以每个月都留出一笔预算，乘坐干净、快速、准时的高速铁路，去探索一个他们从未去过的中国城市，看看兵马俑，逛逛西湖，尝尝地道的北京烤鸭。

这种生活品质的巨大飞跃，才是能够提供给欧美老人最无法抗拒的核心产品。这不仅仅是物质层面的改善，更是精神层面的解放。

3000美元，拿到中国来就变成了2.1万人民币，两夫妻拿2万退休金的中国老人，天天在旅游。

所以，他们只要来到中国，他们就会成为手握强大消费能力的“外宾”，是能给当地经济注入活力的“贵宾”。

这种从社会底层到生活“皇帝”般的身份跃迁，所带来的心理满足感，你说欧美老人动不动心。

更重要的是，承接这股全球“银发浪潮”所需要的物理空间和基础设施，中国不仅拥有，甚至可以说是严重过剩。

过去十几年的房地产高速发展，在许多风景优美、气候宜人的三四线城市，留下了海量的空置房产和规划超前的康养小镇。

这些地方环境一流，道路宽阔，绿化完善，但因为本地缺乏足够的产业支撑，无法吸引和留住年轻人口，导致入住率极低，在很多媒体的报道中被贴上了“鬼城”的标签。

这些沉睡的资产，对于地方政府而言是沉重的财政包袱，每年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进行维护，却无法产生效益。

但是，对于我们设想中的全球退休移民来说，这里就是为他们量身定做的天堂。他们不需要通勤，不需要考虑子女的学区，他们唯一需要的就是优美的自然环境、安全的社会秩序和便捷的生活配套，而这些，“鬼城”恰恰都能提供。

这些外国退休人士的规模化涌入，可以一把神奇的钥匙，瞬间激活三大沉睡已久的国内市场，将巨大的存量负债，转化为澎湃的增量利润。

第一，它将以一种市场化的、可持续的方式，直接消化掉中国巨大的房地产库存。

那些空置的房屋不再是无人问津的钢筋水泥，而是变成了能够持续产生租金收入的“现金奶牛”，变成了能够稳定赚取外汇的优质资产。

每一套租出去的公寓，都在为我们的国际收支平衡表做出贡献。

这不需要国家再投入一分钱的基本建设，只需要一个开放包容的政策，就能让这些沉睡的资产开始为国创汇，这是一个一本万利的生意。

第二，它将拯救大量处于亏损边缘的医疗机构，尤其是三四线城市的公立医院和部分一二线城市的私立医院。

中国医疗体系的一个结构性矛盾是，资源过度集中于少数顶级医院，而大量中基层医院则面临着“设备闲置、床位空置”的窘境。他们可能花巨资购买了先进的核磁共振仪、CT机，但因为缺乏足够多的、有支付能力的病人，这些设备常年处于低负荷运转状态。

而这些手握退休金、并且被强制要求购买中国商业医疗保险的外国老人，恰恰是这些医院最理想的客户群体。

他们需要的不是攻克疑难杂症的顶级专家，而是大量的、常规性的慢性病管理、康复理疗、功能性检查和健康咨询。这些医疗服务的技术难度不高，但需求稳定，利润可观，正好可以填满这些医院的闲置产能，让它们从常年亏损转为健康盈利。

这不仅不会挤占国内民众宝贵的医疗资源，反而会因为医院整体盈利能力的增强，而有更多资金去引进人才、更新设备、提升服务水平，最终惠及所有本地居民。

第三，也是最关键的一点，它将在中国创造出海量的、高质量的、无法被人工智能替代的服务业就业岗位。

我们必须认识到，一个富裕的外国退休家庭，他们所需要的绝不仅仅是一个做饭打扫的保姆。

他们需要语言翻译，帮助他们处理日常的沟通问题。他们需要本地生活向导，带他们熟悉周围的环境，告诉他们哪个菜市场的菜最新鲜。

他们需要各种兴趣班的老师，教他们打太极拳、写中国书法、画水墨画。他们需要为他们打理花园的园丁，需要接送他们去机场的专车司机。他们还会频繁光顾本地的餐馆、茶馆、零售店和旅游景点。

可以毫不夸张地估算，一对外国退休夫妻在本地的稳定生活，就能直接或间接支撑起三到五个本地居民的就业。

如果未来有千万级别的外国老人选择来中国养老，那将是在中国的内陆地区，凭空创造出几千万个有温度、有尊严、就在家门口的服务业岗位。

这将极大地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让那些曾经的“鬼城”真正变成充满消费活力和文化交流的“不夜城”。

实现这一切的战略构想，其最大的障碍，既不在于资金，也不在于技术，而在于我们头脑中的观念和纸面上的政策。

我们目前的签证政策，很大程度上依然停留在一种“严防死守”的工业时代旧思维里，总担心外国人来抢工作、占福利。

我们需要做的，仅仅是撬动一个微小但精准的政策杠杆，那就是为六十岁以上的发达国家公民，单方面提供一个五年期、可续签的“康养居留许可”。

申请这个许可的门槛可以设置得非常清晰务实。

第一是年龄门槛，六十岁以上，这确保了他们是纯粹的消费者，没有任何与本国年轻人竞争劳动岗位的可能性。

第二是财务门槛，申请人必须提供文件，证明自己拥有每月三千美元以上的稳定退休金收入，或者在银行拥有一定额度的存款。

你看，不难吧。

如果要做还要快，发达国家还在持续提高退休年龄，很多国家已经是67岁，甚至要向着七十岁才能退休的方向发展了。

再晚个十年八年，恐怕欧美老人跑不动了。

唯一的问题是，他们怎么上网？怎么和家人朋友联系？

写到这里，发现这是个问题，我就不评论了。

好了，以上四千字，算我白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