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真理与遵循惯例，是人们从事社会活动的两条线。笔者并不是说两者是对立的，但是两者之间的张力是存在的。

遵循惯例，并不总是“对的”，或者说，对惯例的遵循，不一定是符合真理的要求的。比如有的惯例，很大程度上是服从于“方便某些人管理（统治）”的需要，而不是与真理的要求相一致。比如，“大一统”是中国人遵循了两千年的“惯例”，它在统治或管理上有便利性。还比如高校的科研管理体制，根据在期刊上发表的论文统计科研成果，计算科研分，也已经变成一种惯例。然而，这样的惯例，却是与真理的要求相冲突的。比如“大一统”，作为一种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限制了个体的自发性，导致以人为的立法取代自发的产生的法律（真正意义上的法律），即它与自发秩序的真理是相违背的，而上述科研管理模式，违背了价值是主观的，不能被统计的“真理”。

事物的本质指的是它的“功能”，当功能与名称相一致时，我们认为它是“真的”，否则是假的，比如是一种“语言腐败”。惯例只是事物的表面形式，它未必具有相应的功能。比如货币，我们不能说“国家发行的”就是货币，只有不受政府干预，被普遍充当交易媒介的，才是真正的货币。同样，我们不能说拿到文凭的就是大学生，披着袈裟的就是和尚，拿到教授职称证书的就是教授等等。惯例可能自带光坏，假如对真理无知，那么就容易被它迷惑。比如“谁是合格的经济学家”这样的问题，普通大众往往是用名气、职称、地位、获奖等等去判断一个人是不是一名经济学家，然而，这样的标准是不成立的。一个人是不是经济学家，只能用他对经济学真理的掌握程度去判断，而不能用上述那些标准去判断。一个人，即便是拿到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也不能说他就是“经济学家”。

根据真理的判断，对个体的认知当然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因为在对真理无知的情况下，人们往往只会根据惯例做出判断，变成了“群氓”或“乌合之众”。所以，启蒙状态与蒙昧状态的区别，很大程度上就是是不是认识了真理，是根据真理做出判断，还是只是根据惯例做出判断。

“是什么”，不是谁说了算，也不是谁任命的，而是以不断被认可的方式自发产生的，这时，事物更可能具有相应的“功能”。比如某个词汇之所以构成语言的一部分，是因为这个词汇被普遍使用，而具有了表达某种意思的功能。但是，被普遍使用的事物，也并不意味着它必然与事物的本质相一致，即具有相应的功能，比如“大一统”这种国家模式，被中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普遍使用，但是，它并不符合“国家”这种事物的本质，即执行一般性规则，促使自发秩序得以出现这种“功能”。

当事物具有相应的、它应该有的功能时，我们说该事物与真理是一致的。就此而言，我们可以把惯例分为两种。一种是具有相应功能的惯例，比如真正的法律、道德、货币、语言等等，我们可以称这样的惯例为“真的”。另一种是不具有或只是部分具有相应功能的惯例，比如前提提到的“大一统”国家与流行于高校中的科研体制，这样的惯例是“假的”，因为它们的作用只是方便某些人的管理，而不具有它应该有的功能。比如这种科研体制，并不具有促进它本来应该具有的、创造新知识的功能。

惯例是处在演化中的。有的惯例，在历史上曾经存在，但是后来消失了，比如女人裹小脚，男人留辫子，就消失了，还有奴隶制也曾经是惯例，也消失了。它们的消失，都可以视为人们认识真理的直接或间接的结果。比如米塞斯认为奴隶制的消失，是因为奴隶的生产力相对于自由劳工来说低得多，也就是市场的发展促进了奴隶制的解体，而市场的发展，又是因为自由市场的相关原理被人发现与认识，人们认识到私有产权，自由贸易更有效率，即更能够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从而普遍地接受了它。

惯例只有作为真理的表现形式时才有价值。对真理的认识是一种重要的“理性”，它对于“惯例”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如前所述，有的“坏的”惯例已经消失了，但是仍然有很多坏的“惯例”保留着，比如前面提到的“大一统”。假如要使这些坏的、根深蒂固的惯例消失，被更好的惯例取代，那么就需要人们继续去认识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