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作者：瑞安·麦克马肯翻译+编辑：AI 梁洋睿

当我们谈论“自由”时，你最先想到的是什么？是担心被公司解雇，还是害怕在社交媒体上被大V拉黑？这些或许会让我们感到不快，但有一种古老而深刻的政治经济学思想——古典自由主义（也被称为自由至上主义）——提醒我们，这些与真正的威胁相比，都只是小巫见大巫。

自17世纪诞生以来，这些自由主义的先驱们就将目光牢牢锁定在一个目标上：限制国家的权力。在他们看来，无论是教会、家族还是雇主，其权力都无法与国家相提并论。因为从根本上说，只有国家，才掌握着终极的、合法的暴力与强制手段。

国家的“强制” vs. 私人的“拒绝”

让我们先来做一个思想实验，区分两种截然不同的“权力”。

国家的权力是强制性的。 它通过法律、警察和军队来执行意志。如果你不交税，等待你的是罚款甚至监禁；如果你不遵守政府的某项产业管制，你的企业可能被勒令关停。这种权力是单方面的，你几乎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因为它本质上是一个区域内的垄断者。正如历史学家拉尔夫·赖科所说，古典自由主义的理想，就是一个“大体上能自我运转的公民社会”，政府的角色应该被限制到最小。

而私人的权力，本质上是“拒绝”的权力。 你的老板不能用手铐把你锁在工位上，他能做的最坏的事，不过是解雇你——也就是拒绝继续与你交易。面包店老板可以拒绝卖给你蛋糕，房东可以拒绝租给你房子。这些行为可能会让你失望或愤怒，但它们并非暴力强制。你仍然可以去另一家公司找工作，去另一家面包店买蛋糕。

自由主义者很早就明白，私人团体（无论是商业利益集团还是宗教组织）要想作恶，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勾结”国家，利用国家权力来打压对手。一旦没有了国家这柄“大锤”作为后盾，私人组织的力量其实非常有限。

一场“自由派”的内部争论：谁才是自由的敌人？

然而，有趣的是，如今一些自称“自由派”的人，似乎把矛头搞错了方向。

他们认为，我们不仅要警惕国家的强制，还要警惕来自私人部门的“威胁”。一位名叫马特·兹沃林斯基的学者就撰文指出，自由主义者也应该致力于“将个人从一切形式的强制中解放出来，无论是公共的还是私人的”，并指责传统自由主义者忽视了企业、教会等“地方恶霸”对自由的威胁。

这种论调听起来很高尚，但仔细一想，问题就来了。

小店主才是自由的真正威胁吗？

兹沃林斯KI所说的“威胁”究竟是什么呢？他举了一个经典的例子：支持1964年的《民权法案》。该法案禁止私人企业（如餐厅、旅馆）因种族、肤色等原因拒绝提供服务。

在他看来，这个法案限制了那些搞歧视的“私人恶霸”，从而为数百万人扩大了选择范围，是自由的胜利。

这个逻辑听起来是不是很耳熟？这正是今天许多社会活动家主张的“必须为我烤蛋糕”的逻辑——如果一个基督徒面包师因为信仰原因，拒绝为同性婚礼制作蛋糕，那么他就“强制”了这对伴侣，侵犯了他们的权利。因此，国家应该介入，强迫面包师完成这笔交易，否则就让他关门大吉。

你看，吊诡之处就在这里：为了“增加”一部分人的自由（在这里是选择任何一家店消费的自由），却要通过赋予国家巨大的监管权力，来剥夺另一部分人（店主）的自由（在这里是选择与谁交易的自由）。

古典自由主义者，如罗斯巴德，坚决反对这种做法。他们认为，这不过是打着“民权”的旗号，行扩大联邦政府权力之实。为了确保每个人都能买到政府认可的三明治，我们就要派更多的政府雇员去微观管理千千万万的小企业。

称这种主张为“自由主义”，实在有些奇怪。难道街角的婚礼摄影师和物业经理，比一个每年征收数万亿美元税收、动辄发动战争的庞大政府，对自由的威胁更大吗？

我们真的需要担心“国家能力不足”吗？

兹沃林斯基的另一个论点，是担忧政府的“国家能力”被削弱。他批评某些削减政府开支的做法，认为这并非总是有利于自由。他提到，削减“美国之音”（宣传机构）、“美国国际开发署”（对外援助机构）等，并不会有意义地增进美国公民的自由。

这种担忧，在一个每年政府预算高达7万亿美元的国家面前，显得有些多余。

事实上，美国政府的“国家能力”何曾真正受限过？当华盛顿认为某件事重要时，钱总能像变魔术一样出现。疫情期间，联邦预算几乎在一夜之间从4.5万亿飙升到6.7万亿美元。对外军事援助，动辄就是几千亿美元。一个能够如此调动资源的政府，说它“能力不足”，实在是令人难以信服。

真正的问题从来不是国家能力不足，而是它的能力太强，强到可以随意侵犯个人生活和财产。

结论：永远要警惕的，是国家这头“巨兽”

将私人企业和个人描绘成自由的主要威胁，这并不是什么新观点，只不过这更像是社会主义者的主张，而非自由主义的传统。

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从本杰明·贡斯当到路德维希·冯·米塞斯，都清醒地认识到，国家才是自由“天生的敌人”。他们很少浪费笔墨去警告人们提防街边的面包师。

米塞斯在1944年写下的一段话，至今读来仍振聋发聩，它完美地总结了我们应该警惕的对象：

“当一个人说‘国家’时，他指的就是强制与压迫。当一个人说‘这件事应该立法’时，他的意思是：政府的武装人员应该强迫人们去做他们不想做的事，或禁止他们做自己喜欢的事。当一个人说‘法律应被更好地执行’时，他的意思是：警察应该强迫人们遵守这项法律。

崇拜国家，就是崇拜暴力。对文明最大的威胁，莫过于一个由无能、腐败或卑劣之人组成的政府。人类历史上所承受的最深重的苦难，恰恰都来自坏政府之手。国家可以，也常常是灾难与祸害的主要来源。”

所以，下次当你为自由感到担忧时，请分清主次。真正值得我们终生警惕的，不是那个可能拒绝为你服务的面包店老板，而是那个手握枪杆子、监狱和印钞机的庞然大物。。